《汉学研究》期刊有哪些专著呢

谢和耐教授在汉学领域内一直勤耕不辍、著述颇多，已出版的著作有以下九种：《菏泽神会禅师（668－760）语录》（1949）、《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1956）、《蒙古入主中原前夕中国中原的日常生活》（1959）、《前帝国时代的古代中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1卷（与吴其昱先生合作）（1970）、《中国社会史》（1972）、《中国和基督教》（1982）、《唐甑的<潜书>》翻译及作序和注释（1991）、《中国的智慧，社会与心理》（1994）等。这些著作每部都有多次重版或修订再版，并大都被译成西方多种文字出版，其中以《中国社会史》（1972）和《中国和基督教》（1982）两部著作获国际汉学界好评。除专著外，谢和耐教授还有汉学方面的大量论文，计约80多篇。 谢和耐的博士论文《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于1956年由法国远东学术院于西贡出版，至今仍是法国研究敦煌经济文书唯一的一部重要著作，此书曾于1977年在巴黎重印。书中以社会学的观点，根据汉籍、印度佛经、敦煌和其他西域文书，分析了从南北朝到五代期间的中国寺院经济。书中对佛图户、寺户、僧祇户、常住百姓、碨户、梁户、长生库、社邑、斋供、三阶教无尽藏都做了深入探讨。对整个佛教寺院经济现象所做的社会考察和可能的解释，不仅仅局限于某些问题的具体研究上，是本书值得注意的主要特点。谢和耐没有把佛教寺院经济看成一个孤立的现象，进行就事论事的研究，而是把它放在广阔的大背景下，视为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加以综合考察，许多方面发前人之所未发。对于这种方法论的革新，谢和耐在为中译本写的序中称，他采纳的那种首先把佛教现象看成是社会现象的社会学观点至今仍不是论述中国寺院经济的著作中普遍采纳的出发点。这是因为这种社会学的方法并不像历史学的方法那样，操作起来相对困难一些，尤其是广阔的社会现象，往往不是能一览无余的，它需要大量的广泛的调查和分析工作。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此书也是具有较大的创新意义的。在谢和耐之前，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尝试利用敦煌卷子研究佛教寺院经济，但很多人因为未见原卷，效果也不尽理想。而谢和耐曾亲自参与编写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伯希和敦煌汉文卷子的详细目录，亲眼目睹原卷，利用了第一手资料：碑铭和写本，这在当时是领先的。除了这些以外，作者还利用了历史、佛教史料中有关的记载，在资料的丰富和详细上也是西方学者中首屈一指的，就利用敦煌卷子的全面和深入上，较之中日学者在很多地方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鉴于以上，蒲立本（EPulleyblank）于1957年在莱顿出版的《东方经济社会史学报》第1卷第1期中发表书评，给予该书很高评价。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芮沃寿（AF Wright）于1957年在《亚洲研究杂志》中发表书评，称此书“为用现代科学标准来编写中国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日本学者也十分重视，多次发表书评。法国学者也将此书与戴密微先生的《吐蕃僧诤记》并列为两大敦煌学名著。谢和耐关于敦煌学的论文主要还有《从9至10世纪的敦煌文契看中国的销售制度》和《敦煌写本中的租骆驼旅行契》两文，耿升先生已经把它们译为汉文，收在《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一书中。 谢和耐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巴黎大学文学院讲授的课程有中国实用文学、中国文学，此后逐渐转向了宋元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他在这方面主要是从白乐日教授治学，白教授对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癸辛杂识》等很感兴趣，他在高等研究实验学院所开的课程就有吴自牧的《梦粱录》，谢和耐的《蒙古入主中原前夕中国中原的日常生活》一书与此兴趣有缘，它是法国出版的一套有关各个国家日常生活丛书的一种，关于中国的只有两部，其中一部就是此书。另外一部是有关清代日常生活的。谢和耐选定了南宋王朝末年（1227－1279）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来描绘中国的日常生活，这正好是其国都于1276年起陷入蒙古人之手以前的数十年，他挑选的区域是杭州地区，尤以杭州城本身为主，当时这个大都市称为临安，是南宋的都城所在，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最富庶的大都会。此书研究范围较广，包括城市、社会、衣、食、住、生活周期、四时节令与天地万象、消闲时光等各个方面，许多是前人没有注意过的，如火灾与消防、交通与供应等，还没有人作过专门的研究，其他如衣、食、住等，虽然中外都有人做过一些研究，但是具体到一个时期的综合研究，则还没有这么深入地进行过。 《中国社会史》作于1964－1972年间，1972年由阿尔芒·科兰出版社首次刊行，立即在西方汉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史学杂志》（Revue historique）曾称赞此书为“一部巨著，是东西方语言中的第一部通史，是一种坚实的、光辉灿烂的、完美的综合。” 此书出版后，立即被译成英、罗（罗马尼亚）、意、韩、葡、德、西等国文字。当时这部通史的英译本名为《中国社会文明史》（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sation），JR Foster译，曾多次再版。德文译本也曾再版。该书曾荣获圣杜尔奖（Prix Saintour），这是法国最高学术奖，并被英、美以及西方许多大学用为中国通史的教科书。此书有两个特点：一是注重技术史，谢和耐认为技术与社会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对于改变历史起着决定影响；二是注重中外文化交流史，谢和耐反驳了中国文化是孤立、封闭的论点。如此，既克服了旧史学缺乏洞察力的弱点，又避免了新史学忽视历史表象的特征，标志着作者新、旧史学方法的打通和兼容。《中国社会史》是以一人之力写作中国通史的第一次尝试，由于是教科书性质，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作者思想的发挥。 （1）《中国和基督教》1982年值此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入华传教400周年之时，谢和耐在巴黎伽利马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名著《中国和基督教》（Chineet Christianisme），这部著作一出版就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先后被译为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英文，汉译本有两种。在中国文明中，存在着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东西，西方信奉某个上帝作为精神支柱，而中国文明中，存在着一种并不依靠对某个上帝的信奉却仍得到高度发展的文明，这就引起谢和耐对中国研究的浓厚兴趣。《中国和基督教》一书并非传统的传教史，而是研究传教过程中的中西文化冲突，以此来研究中西文化的特质。全书分为五章：由同情到敌视；宗教态度与同化现象；宗教与政治；中国人的道德与基督教道德；中国人的天，基督教的上帝。谢和耐在本书中详细分析了明清鼎革之际中国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在政治、历史、社会、思想、文化，尤其是世界观和伦理方面的异同，主要对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各个方面加以比较研究，通过中国人和传教士的自述，对比宗教以及社会形态、道德规范、政治、哲学、语言等方面的差异，表现了中西文化在第一次真正接触时所发生的强烈碰撞。在《中国和基督教》中，谢和耐没有叙述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而把重点放在中国人对于基督教的反应上，从而指出中西方对人、对世界概念的根本不同。他指出，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中，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而并不需要一个作为创始者的上帝。他认为中国虽然可以与基督教世界接触和交流，有些中国人可能从表面上被归化为基督徒，但中国永远不可能被彻底“基督教化”，中国人也很难具有西方基督徒们的那种思想意识，而是始终都顽固地执著于他们自己所特有的文化和伦理传统，这就使那些雄心勃勃企图使全世界都“福音化”的基督教神学家们感到不快。谢和耐在基督教研究方面除了《中国和基督教》一书外，还有一些论文，有些已经由耿升先生译出，收在《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中，如《论17和18世纪的中欧交流》、《利玛窦的归化政策和1600年左右中国文化生活的演变》、《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的中国哲学和基督教》、《中国对基督教的第一次冲突》、《论1584年的第一部中文教理书的不同文本》、《17世纪的基督徒和中国人的世界观》、《利玛窦时代的中国文化形势》、《基督教在中国的首次同化尝试》等。谢和耐的基督教研究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关于中欧文化比较。谢和耐在《中国和基督教》一书中特别比较了中国人的伦理与基督教的伦理，中国的天与基督教的上帝的异同，指出基督教士入华传教的困难在于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二是注重技术史的影响，如对于基督教传教士所带来的科学技术的研究。他指出，传教士传教而带来的科学知识对中国科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基督教所传入的并非是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而且其传授科学技术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广泛的传播宗教。（2）《中国人的智慧：社会与心理》此书是由法国巴黎加里玛尔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它是作者的一部论文集，收入作者从1955－1992年的一些文章。本书分为“导论”，“政治与社会”，“人类学与宗教”，“思维方式”，“文字”等五部分。其中“政治与社会”部分收有“中国城市考”、“关于国家”、“历史与农业”、“人或文牍”、“论责任概念”、“儒教改革”、“16与17世纪的宴集、社团与交际”、“教育”等论文。“人类学与宗教”部分收有“论蛮夷的道德”、“他者的形象”、“裸葬”、“5至10世纪的中国佛教徒的焚身自杀”、“基督教在中国的同化问题”、“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第一次接触时的政治与宗教”等论文。“思维模式”部分收有“社会与思想史”、“论形神”、“冥想的技术、宗教与哲学”、“王夫之的哲学与智慧”、“怎样读史”、“论变化概念”、“中国与欧洲碰撞中的时空、科学与宗教（17－18世纪）”等论文；“文字”部分收有“文书与历史”、“文字的外形及心理学功能”、“灵佑语录”、“近海集”等论文。这些全都发表过。谢和耐的这本书内容很广，包括有：反映中国农业变化发展；研究唐甄及明末清初思想；研究唐律；论述宋代及明清思想史；研究明代的集会及结社；研究中国的一系列教育制度；研究佛教徒自焚；论述基督教归化；研究基督教入华时的政治及宗教形势；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概述；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的探讨等等。 诚如谢和耐在《中国社会史》的汉译本序中所说，他非常注重技术史，他认为技术与社会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对于改变历史起着决定影响。因此他于1984年创立了798研究组，简称GDR798，即“中国、朝鲜、日本科学技术史研究组”。GDR是研究组(Groupe de recherche)的缩写，798是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备案和支持的众多科研团体中的编号。GDR798组筹备成立之初，谢和耐曾提议开展一种“有提纲的合作研究”。这种研究未必纳入国家科研中心的固定计划，然而，它应该围绕中国及其文明圈的历史，并就若干以科学为基础的观念展开综合思考。他的倡议，很快就获准实施。一个以研究中国、朝鲜和日本科技史为中心任务的研究组，正式在巴黎出现。谢和耐本人，便是该组的第一任领导，任期为1984年至1992年10月。1990年，谢和耐与荷兰汉学家许理和一起，又提出一个研究课题：“从17至18世纪东西方科学宗教文化的相互影响，看欧洲与中国的关系”这一研究课题，后来被称为“欧洲计划”。计划的实施，势必引导人们重新关注当年天主教士的特殊历史作用——即他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作用。计划的开展，不仅囊括了德、比、荷兰等国的大量研究人员，而且也吸引了其他地区的专家学者。

具体是哪个专业的呢？我只能告诉你大概怎么写了①做了什么事情(研究的题目)。 ②是谁做的(课题组成员--课题负责人、组员是谁?)。 ③为什么要做(课题的目的、意义、来源及背景)。 ④怎样做的(课题研究的过程)。 ③做得怎样(课题研究的结果)。 ⑥讨论或体会(有哪些尚待解决的问题需要和同行探讨；有哪些感受向同行交流)。 ⑦参考文献(要注明参考文章的作者、名称、著作或刊物的名称、出版社名称、期刊号及发表或再版时间以及文章所在页码，如果是网上查寻的，还应注明网址)。

《秦汉史论稿》（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邢义田译著，《西洋古代史参考数据（一）》（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邢义田译著，《古罗马的荣光》（台北：远流出版社，1997）。邢义田、萧璠、刘增贵、林素清合编，《居延汉简补编》（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邢义田、文物图象研究室汉代拓本整理小组合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汉代石刻画象拓本精选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邢义田、黄宽重、邓小南总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全13册。秦汉史论著系列·《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地不爱宝——汉代简牍》、《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12月）。 〈据《明实录》校正《明史》等书所载「土木之变」之误〉，《史绎》4 (1967)：97-104。〈从涵化观点看府兵制〉，《史绎》6 (1969)：1-13。〈契丹与五代政权更迭之关系〉，《食货月刊》6 (1971)：10-17。〈汉武帝伐大宛原因之再检讨〉，《食货月刊》9 (1972)：31-35。〈汉武帝伐大宛原因之再检讨一文的补白〉，《史绎》10 (1973)：32-37。〈东汉的胡兵〉，《国立政治大学学报》28 (1973)：143-166。〈汉代的以夷制夷论〉，《史原》5 (1974)：9-54。〈云梦秦简简介──附：对「为吏之道」及墓主喜职务性质的臆测〉，《食货月刊》4 (1979)：33-39。〈Social Life of the Babylonians as Seen in the Code of Hammurabi〉，《国立政治大学学报》44 (1981)：17-26。〈试释汉代的关东、关西与山东、山西〉，《食货月刊》1 (1982)：15-30。〈试释汉代的关东、关西与山东、山西补遗〉，《食货月刊》3 (1983)：44-46。〈东汉孝廉的身分背景〉，收入许倬云、毛汉光、刘翠溶同编，《第二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资料及服务中心，1983），页1-56。〈东汉察举孝廉的年龄限制〉，《大陆杂志》4 (1983)：176-185。〈秦汉的律令学──兼论曹魏律博士的出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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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1-31。〈汉简中人名与《急就篇》人名之相合者〉，《汉简研究现状と展望》（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1993），页274-289。〈汉代边塞军队的给假、休沐与功劳制──读《居延新简》札记之二〉，收入李学勤主编，《简帛研究·第一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页192-205。〈汉代边塞吏卒的军中教育──读《居延新简》札记之三〉，《大陆杂志》3 (1993)：1-3。后收入李学勤主编，《简帛研究·第二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页273-278。〈傅斯年、胡适与居延汉简的运美及返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 (1995)：921-952。〈汉碑、汉画和石工的关系〉，《故宫文物月刊》4 (1996)：44-59。〈汉代画象内容与榜题的关系〉，《故宫文物月刊》5 (1996)：70-83。〈读居延汉简札记〉，见简牍学会编辑部主编，《劳贞一先生九秩荣庆论文集》（收入《简牍学报》〔台北：兰台出版社，1997〕，第16期），页55-65。〈东汉的方士与求仙风气──肥致碑读记〉，《大陆杂志》2 (1997)：1-13。〈秦汉帝国与「西方世界」〉，《大阪府立近つ飞鸟博物馆馆报》2 (1997)：7-11。〈尹湾汉墓木牍文书的名称和性质──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出土简牍读记之一〉，《大陆杂志》3 (1997)：1-13。〈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关系的再检讨 (1985-95)〉，《汉学研究》1 (1997)：1-31。后收入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第12卷，页169-202。〈月令和西汉政治──从尹湾集簿中的「以春令成户」说起〉，《新史学》1 (1998)：1-54。〈居延出土的汉代刻辞箭干〉，《居延汉简补编》（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页20-29。〈古代罗马的公共澡堂〉，《西洋史集刊》8 (1998)：71-109。〈从简牍看汉代的行政文书范本──「式」〉，《严耕望先生纪念论文集》（台北：稻香出版社，1998），页387-404。后转载中国社会科学简帛研究中心编辑，《简帛研究·第三辑》（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页295-311。另收入孙敦恒、钱竞编，《纪念王国维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论文集》（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页90-107。〈汉代书佐、文书用语「它如某某」及「建武三年候粟君责寇恩事」简册档案的构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 (1999)：559-588。〈汉代画象中的「射爵射侯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 (2000)：1-66。〈汉长安未央宫前殿遗址出土木简的性质〉，《大陆杂志》6 (2000)：1-4。〈古代中国及欧亚文献、图像与考古数据中的「胡人」外貌〉，《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所集刊》9 (2000)：15-99。〈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从尹湾出土简牍看汉代的「种树」与「养老」〉，收入宋文熏、李亦园、张光直主编，《石璋如院士百岁祝寿论文集：考古‧历史‧文化》（台北：南天书局，2002），页531-551。〈格套、榜题、文献与画象解释──以失传的「七女为父报仇」汉画故事为例〉，收入氏编，《中世纪以前的地域文化、宗教与艺术──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组》（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2），页183-234。〈从古代天下观看秦汉长城的象征意义〉，《燕京学报》新13 (2002)：15-64。〈行役尚未已，日暮居延城──劳干先生的汉简因缘〉，《古今论衡》8 (2002)：43-62。〈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论秦汉的刑期问题〉，《台大历史学报》31 (2003)：311-323。〈张家山〈二年律令〉读记〉，《燕京学报》新15 (2003)：1-46。〈夏鼐发现敦煌汉简和晋泰始石刻的经过〉，《古今论衡》10 (2003)：61-69。经修订另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硏究所编，《夏鼐先生纪念文集：纪念夏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页332-338。〈允文允武：汉代官吏的一种典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 (2004)：1-66。〈汉画象孔子见老子图过眼录──日本篇〉，《九州岛学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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