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论文

壮哉我大南邮！

1、论文《诚信：现代公共关系的灵魂》2004年12月获得2003年度“公关与信用安徽”征文优秀成果一等奖（排名第一），安徽省公共关系学会；该论文2004年8月又获得“新世纪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发现》杂志、北京国际交流中心；2、论文《构建以<西游记>文化为主框架的连云港城市文化》2006年12月获江苏省社科联2005年度“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优秀成果二等奖；3、论文《新思想新体系新方法——关于高职高专<公共关系学>创新教学新探》2007年2月获中国公关核心期刊《公关世界》2006年度优秀论文二等奖。4、主持教学成果——“高职高专《公共关系》创新教学实践”，获得安徽省教学成果二等奖，安徽省教育厅，2008年10月。5、论文《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高职公共关系学创新教育与课程体系改革新探 》于2008年10月获得“中国·安徽职教论坛”优秀论文三等奖，安徽省职业与成人教育学会。6、担任副主编的《公共关系原理与实务》（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于2008年9月获得教育部“2008年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7、论文《基于国家精品教材建设下的高职公共关系课程体系改革与创新》，获得优秀高等公共关系教育研究成果二等奖，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公共关系教育专业委员会，2009年3月。8、主持《公共关系学》于2009年9月获得安徽省精品课程荣誉。9、论文《探索高职财经类院校产学研结合教育模式——解密江西财经职业学院办学模式》于2009年9月获得教育部职业与成人教育司、中国职教学会、《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杂志联合举办的全国第11届职业教育论文三等奖；10、论文《中职教师继续教育问题的调查与研究》于2009年9月获得教育部职业与成人教育司、中国职教学会、《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杂志联合举办的全国第11届职业教育论文三等奖；11、论文《基于国家级精品教材建设下的高职高专<公共关系>课程体系改革与创新》于2009年9月获得教育部职业与成人教育司、中国职教学会、《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杂志联合举办的全国第11届职业教育论文优秀奖。12、论文《整合、融通、变革与创新——信息技术与<公共关系学>课程整合新探》于2010年1月18日获得芜湖信息技术职业学院2009职教论文特等奖。13、全国高等学校公共关系课程教学观摩比赛二等奖，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公共关系教育专业委员会，2010年7月。14、多媒体课件《新型实用公共关系教程》，全国高等教育公共关系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公共关系教育专业委员会，2010年7月15、论文《基于网络环境下的公共关系学教学模式构建与创新》，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2010年学术年会“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与教学制度建设”专题论坛优秀论文二等奖，2010年11月；16、主编教材《新型实用公关实践教材》获得全国第二届基础课教学研究成果一等奖。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2010年10月。26、《基于职业能力本位的6+1高职课程体系改革与创新——以精品课程<公共关系学>为例证》，安徽省高等教学成果一等奖，安徽省教育厅，2010年10月。17、《信息化背景下高职文秘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与创新》，安徽省高等教学成果三等奖，安徽省教育厅，2010年10月。18、论文《基于能力本位的“6+1”高职课程体系改革与创新》获2010全国职教优秀论文二等奖，教育部职教研究中心、中国职教学会、《中国职业教育研究》杂志社，2010年10月。19、论文《高等职业教育精品课程思考》获2010全国职教优秀论文优秀奖，教育部职教研究中心、中国职教学会、《中国职业教育研究》杂志社，2010年10月。20、论文《基于职业能力本位的6+1高职课程体系改革与创新》获2010年度职教论坛优秀论文二等奖，安徽省职业与成人教育学会，2010年10月。21、论文《信息技术在<公共关系实务>课程中的应用》获得2010全国“虚拟技术与职业教育”论坛二等奖，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职教师资专业委员会，2010年11月。22、课题《网络化背景下基于能力本位的“6+1”高职课程体系改革与创新——以精品课程<公共关系学>建设为例证》获得2010年 优秀课题奖，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会，2010年12月。23、论文《<公共关系学>课程立体化、数字化教学改革与创新建设》获得全国“十一五”教科研成果一等奖，教育部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国家教师科研基金管理办公室、《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杂志社，2011年7月。24、主编《新型实用公关实践教程》获得2009年1月——2010年12月优秀研究成果著作二等奖，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公共关系教育专业委员会，2011年7月26日；25、论文《科学 人文 艺术——公共关系教学与高校素质教育》获得2009年1月——2010年12月优秀研究成果论文三等奖，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公共关系教育专业委员会，2011年7月26日；26、论文《公关危机新探》获安徽省2009——2010年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安徽省社科联，2012年4月；

浅谈高等教育改革与人才培养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积淀，我国高等教育在世纪之交经历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跨越：从精英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这个转变不仅圆了千万个家庭的“大学梦”，也使我国高等教育的培养规模和水平跃上了一个新台阶，我国已经成为高校在校生人数居世界首位的高等教育大国。　　作为高等教育来说，随着其 发展 速度不断加快，水平越来越高，高等教育的分工必然越来越细，分层越来越明确，不同类型的高等院校都以追求和发展自身的特色为荣。特别是在美国，有名闻全球的哈佛、耶鲁这样的常春藤名校或是一些名声稍逊的州立大学。由于它们各自明确了自身在整个高等教育分层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能够根据自身的情况尽可能地展示自身的特色。各高校对自身特色的不懈追求，恰恰体现了全美高等教育的特色，那就是趋异性越来越强。反过来，这种分层又进一步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发展。着名高等教育学家克尔十分中肯地指出：各高校都应该根据自身条件来发展,“模仿将是毁灭性的”。可以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分层将越来越细，不同高校有必要根据自身特点定位于某个层次并尽显自身特色，形成百花齐放的高等教育格局，这也许是美国高等教育对我们的重要启示。�　　在如何发挥我国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校特色方面， 中国 当代高等教育学的奠基人潘懋元先生进行了深入的 研究 ，其基本观点便是明确各高校的定位，充分发挥各高校的不同作用和功能。他特别指出：如何引导全国高校分类发展 ，解决多样化的社会需求与单一化的发展目标的矛盾 ，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难题 ，也是一项复杂而困难的工作。类型划分是高校定位及确定发展方向的前提。而从高等教育的发展 规律 看，特色正是任何高校不断发展和繁荣的基本要求。特色化有利于构成各高校独特的人才市场体系；特色化是指高校在办学过程中对那些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符合教育规律，有利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特色”的自觉追求。而特色化的前提必然是高等教育的分层和各高校在分层基础上的合理定位。��　　新中国成立伊始，由于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短缺，我国高等教育仿照前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细化专业，大力加强专业人才培养，适应了当时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进入90年代后，我国则以西方（主要是美国）高等教育模式为蓝本来设计中国的高等教育。 学习 先进的高等教育理念是提高自身水平的大趋势。学习是深入领会其内涵和实质，并结合我们的具体国情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的前提。然而，我们现在却常常不顾国情、校情去竭力追赶世界一流高校。由于政府主导了高校自身的定位，导致资源配置严重不平衡，政府在资金投入上出现了多者越多、少者越少的“马太效应”。相应地，社会公共资源的配置也出现严重倾斜，各高校只有“力争上游”，才能获得更多的资源配置。�　　这种“赶超”现象也是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赶超情结”和“赶超思维定势”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反映。在国内一流高校追赶世界一流高校的浪潮中，国内许多二流、三流高校也忽视了自身的基础条件和办学水平，同样地追赶国内一流高校，形成了一股蔚为大观的追赶潮，因而出现了高等教育发展的“路径依赖”偏差，概括起来便是追求“高、大、全”。�　　所谓“高”，就是不论什么类型的高校，都仰头望高，以北大、清华为追赶目标。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其实已经存在事实上的分层：首先是处于顶尖水平的，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985工程”大学；其次是“211工程”大学；第三是各省、市、自治区重点建设的大学；第四是省市共建、以地级市为主的地方性院校。这种分层是办学水平、投资方向、学校特色和发展趋势的集中体现。不同类型的高校都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特色体现，都能够在符合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办成名校，成为一流，相互不可替代。�　　然而，在求“高”的 影响 下，许多高校放弃了自身之长。例如，一些刚刚升本的学校明确提出要抓住重点，加大投入，在若干年内争取拿下硕士学位点，并在此基础上经过若干年建设拿下博士点，导致最重要的本、专科教育质量急剧下滑。当这些目标短时期内无法实现时，许多高校便期望通过开展大规模的考研活动来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和办学层次，成为名副其实的“考研基地”。�　　所谓“大”，也是近年来许多高校片面追求的目标。这种“大”，一是体现在校园面积大。许多高校想方设法多征地，多盖楼，建造具有标致性意义的国际会议中心和超大型广场，建设豪华型校园等。为此，他们不惜大规模举债，美其名“超常规发展”。二是不切实际地扩大招生规模。由于学生人数迅速增加，师资力量匮乏，许多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都是若干个班级合在一起上课，甚至连专业课也是如此。这种“外延式”而非“内涵式”发展思路以外在数量的增加掩盖了内在质量的下降，数量越多，质量下降越快。　　所谓“全”，就是不论哪个层次的高校，都以学科门类齐全为荣为乐。第一、二层次的高校以其特有的 影响 力和国家的行政干预，形成“名校+名校”的“强强联合”，迅速地将学科门类整合齐全，而第三、四层次的高校也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采取了这一方式，短期内变成了综合性高校，反正学科门类越多越好，越全越显得气派。一些过去颇具专业和学科特色的高校因追求学科门类齐全，即综合性，变得面目全非。 “全”的结果是面面俱到，但却是样样不精。　　由于处在不同层次的高校都往“一流高校”这条“单行道”上行驶，并未各归其道、各安其位，从而造成严重“阻塞”，造成了我国高等教育内部的混乱，出现了同质化趋向，导致高等教育的投入产出失调，人才培养质量下降。　　目前，这种层次不明、同质化趋向严重的现象培养了越来越多“雷同”的“产品”。自从1999年我国高校开始扩招以来，高等教育逐步从过去的“精英化”向“大众化”过渡并逐渐形成“大众化”的高等教育格局。数据显示，截止2004年，我国毛入学率为19%，处于世界上第60多位。扩招的结果也导致了就业难问题的出现，对于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便是不同层次高校人才培养的模式趋同、趋高，特色不明显。　　以我国现有的较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中低端技术实用型人才的市场需要量很大。而趋高、趋同教育所培养的“产品”，面对市场多样化需求时无法找到匹配的工作岗位，只得被迫挤占更低职位的岗位，使求职者的满意度降低，进而出现广泛的不正常流动，频繁“跳槽”，导致用人单位不满，进而导致整个市场“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同时，他们的薪金期望也引发了整个社会工资水平上涨，使我国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在这一点上，上个世纪60年代许多发展 中国 家高等教育出现的挫折和失败就是明证。�　　社会需要的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人才。研制“神五”、“神六”的是人才，生产锅碗瓢盆的也是人才；设计汽车的是人才，在汽车工厂第一线进行操作的同样是人才，两者不可相互取代，也都不可或缺。只有前者而缺乏后者，人才的“链条”就会断裂。当高校培养的人才不能适合社会发展的多样化、多层次需求时，社会便会“持币观望”，高校的作用和影响就会逐步下降，无法彰显其足够的张力。� 高校应与社会发展相衔接，否则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导致数量的增长无助于发展。高等学校的教学管理模式和管理体制直接制约着人才培养模式，要改变人才培养模式，首先应当从改革学校的教学管理模式和管理体制入手。比如说实行学分制，学分制是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教学管理模式，它致力于培养具有自觉主体意识的、高素质 “适应型的”创新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实行学分制可以使学生在选学规定课程的基础上，获得规定的学分，进入更高层的学习阶段，对修满学分的优秀学生可以提前毕业，有利于快出人才，提高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效率。为了给学生更多的时间、精力来自由选择课程，拓展其自由发展空间，极大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教学培养计划中应增加选修课的比重，压缩必修课。同时可实行文、理科的相互渗透，理工结合、专业交叉，打破专业壁垒，这样可以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解决社会与自然结合较密切的综合性问题的能力。加强学生应用实践能力的培养，对学生的考核应把考核知识和考核能力结合起来，全面衡量学生的能力。引导学生广泛地参与教学改革，注重学习知识的方法和能力的提高，注重参加各种科研活动，学会运用所学知识参加社会实践，有意识地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自学和科研的能力、独立工作和社会实践的能力。只有那些能够把科学知识同整个社会的生活紧密结合起来的人，才是有作为的人。专业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相结合，依据现有专业，建立起新型的高等教育制度，增开那些随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随第三产业兴起而发展起来的产业和行业所需的课程，增开那些适应科学技术综合化、一体化发展趋势的综合性课程，使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综合化。同时高等教育还要面向世界，按照国际化标准培养所需人才，采取加强高等教育协作的国际化战略，积极倡导各国联合创办高技术的大学和研究生院，交流高校管理经验，交流信息资料，参加国际学术活动和合作项目，互派访问学者和留学生等，奠定向国际化办学模式的基础。只有建立开放式的办学体制，才能利用社会和国际力量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具有国际化标准的合格人才。新时期，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是德、才、识、学兼备的综合性人才，应该是有理想、有科学文化、有求实态度、有创新精神、有国际化视野的人才，应该是促进社会向更高层次方向发展所需的人才。　　所以，在社会需求多样化的今天，高等教育同样要走向多样化的道路。作为不同层次的高校，必须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所处的层次上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特色，当不同层次的高校特色得以充分体现时，其办学效益才能真正体现，自身发展才能具有可持续性。也只有当高校自身准确定位时，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高校的人才培养才能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即具有“人无我有”的专业特长；各高校的毕业生才能根据自身情况和社会发展需要进行准确定位，形成多元化的知识结构和多元化、多层次的就业取向，进行错位就业，最终，人尽其才的局面才可能真正成为一种现实。

摘要 中国的教育现状，有一个很令人费解的现象：几乎全社会的人都知道现行的教育制度存在很严重的问题，但人们还是义无反顾的服从于他，就像明知前面有一个坑，但还是心甘情愿的往里跳。人们明明知道考上大学，并不意味着就业。然而在残酷的“唯学历论”面前，人们又不得不涌向大学，被那一纸文凭绑架着匍匐前进。中国人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在考试问题上如此清醒而无奈地纠结着，毫无反抗地行走于生活的悖论中。关键词高考、大学、教育、反思正文 二十一世纪悄然翻开行的篇章，中国将如何面对新世纪的挑战和机遇？我们党高瞻远瞩地指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早在1977年9月，邓小平刚刚复出就深谋远虑地把教育问题突出地提到全国全党人民面前，语重心长地说：“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1 到1985年5月，又提出：“现在小学一年级的娃娃，经过十几年的学校教育，将成为开创21世纪大业的生力军”。2 今天的教育就是明天的政治，明天的经济。可以这么说，教育乃立国之本。因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投入到国民建设的各行各业中去，才能实现国家的繁荣与富强。在21世纪这个号称信息，知识的时代，不重视教育民族只能等待的淘汰的命运。然而今天的中国，高考已经俨然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仪式，每年的高考新闻总是饶有趣味地制造着新的舆论场。家长孔庙烧香祈求孩子高分，高三女生喊楼“邀睡”减压，衡水二中“高考誓师大会”激情上演，为让迟到女儿进场考试母亲甘愿下跪……在现实环境下，这些新闻迫使人们去反思些什么，但似乎又有其合理的一部分，因为高考为大，一切逻辑为高考让路。”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3 “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教育工作不仅要抓，并且要抓紧、抓好，严格要求，少讲空话，多干实事。”4 通过高考改变命运，这依然是绝大多数中国孩子的必经之路。高考创设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特殊情景，因为那里安放着难以抹去的故事和细节，而且浓缩了“中国式奋斗”的全部精髓和灵魂。　　十年磨一剑，只为在这个六月“一考定乾坤”。在由“竞争”二字所诠释的逻辑体系中，高考是举起生命重托的最佳路径，“黑色六月”成为一种恒定而牢固的社会现象。竞争，不单单是高三学生的血酬定律，更是被早早地推向了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由高考卷起的这场竞争注定是深远的，是彻底的，是社会性的。它悄无声息地接管了应试教育的全部逻辑，所有关于素质教育的美丽愿景被狠狠地打入冷宫，动弹不得。　　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在中国文化那里，从科举开始，读书更像是一场精心布局的政治安排，而考试是一个人改变命运必须经历的一种仪式性的“程序”。“官本位”、“知识贵族”、“学而优则仕”隐隐地揭示了知识与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文化心理一直延续至今，高考被有意无意地赋予了类似的社会功能。从1999年开始，扩招政策圆了更多学生的大学梦，然而在教育振兴、拉动内需、维护稳定、阶层流动等话语编织的复杂逻辑中，大学生面临着极大的就业压力。残酷的现实击溃了人们对高考的美丽想象，以致无法接受“北大毕业生卖猪肉”这样的事实，知识与命运被迫脱离了对方的解释逻辑。 “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以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5曾经饱含希望的汗水，偏偏埋葬了世人的期许和信心。如果说“高考之门”还相对公平的话，“社会阶层世袭制”、“寒门难出贵子”、“父辈就业时代”等现象则剑指“工作之门”的是是非非。　　高考，这个曾经承载着教育良心的选拔方式，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一个极为纠结的符号表象，最终失去了它原本强大的象征交换功能。在为人诟病的“工作之门”面前，扩招某种程度上给了富裕家庭的孩子更多的工作机会。他们轻松地越过高考，而后凭借发达的人脉关系挤占了原本属于优秀孩子的工作岗位。“高考之门”这道关卡在托起“中国式奋斗”的集体期许下步履蹒跚。在极具幻灭感的“工作之门”面前，“高考之门”并没有被历史性地架空，这条路上依旧“人满为患”。这不能不提到我们时代普遍浮躁的“唯学历论”用人机制。如今，保姆、服务员等工作几乎清一色地转向大学生学历。当“人才贬值”成为事实，学历将能力逼向了死角，这进一步激活了大学文凭的“市场需求”。其结果是，有些民办大学、独立院校堂而皇之地兜售文凭，艺术类招生更是遍地开花，艺术热仅仅因为艺术专业“好考”。诸如此类的“泡沫教育”已经泛滥成灾，间接地稀释了大学文凭的“含金量”。 “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或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6 我现在就在大学中学习，说实话，当我亲身经历了大学之后，这与我心目中的那座圣洁的象牙塔真的相差很远。我仅仅是一个学生我没有资格对中国的大学教育数三道四。在这里我就引用耶鲁大学前校长小贝诺•施密德特的几句话来谈谈中国的大学教育吧：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他们的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他们计划术，更是把教研者当鞋匠。难怪他们喜欢自诩为园丁。我们尊重名副其实的园丁，却鄙视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教师。很多人还以为自己真的在搞教育，他们参加一些我们会议，我们基本是出于礼貌，他们不获礼遇。 这位校长对中国大学教育的评论还有很多。当然这只是一些个人的观点，但也足以引起我们的反思了。为什么中国可以在那些国际奥数等比赛中获得一次次金牌，而十几亿的中国人却很少有人获得诺贝尔奖这个学术上的最高荣誉呢？难道这就是中国教育？ 另外中国的教育现状不仅仅存在这些问题，还有一些问题也是很值得人们去反思的。英语强制化的学习，小学时期创造思维的扼杀等。反思一下为什么我们学着所谓国际化的语言，却被韩国申请了中国的文化遗产，这也就是所谓的崇洋媚外吧。当然，中国的教育问题，不止这些，但以我的水平只能想到这些了。　 也许有人会反驳难道高考真的就一无是处吗？否则为何国家还要持续三十多年实行高考制度呢？我想高考还是有一些优点的： 首先，方便统一实施考试，招生，录取。管理教育的人省事，学校省事，大学也省事。至少大学不用费尽心思的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选拔学生，全国都采用统一的标准，不管跟国外比怎么样，在国内大家都是一样的。 另外，高考还有一个优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公平。可以说公平是很难做到的，几乎时间的一切纷争都源于不公平。而高考却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公平。不管那些作弊和暗箱操作，至少大家的起点一样，时间一样，机会平等。我想这一点也是高考能够实行至今的最主要的原因吧。 高考纵然有许多弊端，但在新的选拔制度出现之前，它恐怕还会在中国的教育史上存在很长的时间。因为就目前中国的基本国情来看，它真的比其他的制度要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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