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待遇好吗

王仲闻：一位不应被忘却的学者徐 俊予生也晚，王仲闻先生在我现在服务的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上班的时候，我还是个未开蒙的孩童。到了上大学，读中文系，同学少年，于古代作品最钟情于词，“豪放”不论，单说“婉约”，无过于南唐后主李煜和易安居士李清照了。但那个时候读书只知寻章摘句，手捧《南唐二主词》与《李清照集》，哪里懂得它校订的精审、注解的翔实，更不理会两书的整理者王仲闻为何许人了。到中华书局工作后，先知道周振甫、杨伯峻先生这些熟悉的名字竟都是中华的同事，慢慢地又知道了一些故去的人，其中就有文革前担任文学组组长的徐调孚先生和在文学组工作过的王仲闻先生。同事中的前辈经常地说起他们，比如关于王先生，中华版《全唐诗》点校本卷首的点校说明，写于1959年4月，署名“王全”，前辈们告诉我们，“王全”者，王仲闻、傅璇琮二位先生也（浙江话“璇”、“全”音近，徐调孚先生代拟的署名）。中华版《全唐诗》是清编《全唐诗》的第一个整理本，王仲闻先生负责全稿的审订，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一些不法出版者将中华版改换标点版式，却声称所据为扬州诗局本，实不知二者之间的区别在在皆是也。中华版文学类图书中，不少部帙和难度都很大的书都经过王仲闻先生的加工，甚至由他直接承担整理，如《元诗选》、《古典文学资料汇编》各卷，特别是王先生倾注了两年时间全部精力参与修订的《全宋词》。“文革”伊始，1966年9月25日，王仲闻先生在当面交代完所承担工作后的第三天，又给文学组写了下面这封信：文学组：前日依照电话来局并照你们提出的办法，将经办东西交代。觉得当时手续过于简单。如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后，万一其中有一种仍可考虑出版，则新接手之人不明经过，工作不免要麻烦一些。我想将各种稿件情况说明一下，请不要嫌我啰嗦：（1）夷坚志：断句已全部复核改正。未办完者，为补遗。补遗仅就《永乐大典》补了若干则。宋人书中还有，能忆及者有《方舆胜览》、《景定建康志》、《咸淳临安志》等等，此外还有《异闻杂录》、《清波杂志》。以上仅仅是我平时读书所知道的，不能完备。（2）元诗选：大约已复核了初、二两集。有些有疑问（文字），未曾查各家集子；有些墨钉可以补，也没有查。（3）陆游集：原拟考虑作注，尚未决定，也没有动手。（4）李杜资料：杜甫仅剩清代没有编。李白则全部未编（唐宋编了一部分）。（5）唐五代词：原来在编引用书目，没有完成。目录也没有确定。内容取舍，我想从严，把一些伪作以及后人依托之神仙词，或虽是词而不能算作文学作品者，一律不收。今年学习紧张，没有能够提出来在组内讨论。原稿还需要加工（主要是复核作品之出处，原稿有错误），最好以《唐音统签》参考，出自《全唐诗》者可以改为《唐音统签》。原来我私人编了一张《唐五代词人年表》，记得放在稿内供词人小传参考（生年卒年登第年大都可凭此表，不必另行搜罗），前日没有见到。我手边并没有。小传还没有全部注明来源。我还有一些自己的废稿，一部分是《兵要望江南》里的词，没有抄过。因为想整个不收。现在也寄给你们。如其没有什么用处，将来退还我好了。致敬礼王仲闻 25在信封的背面，王先生工整地抄录了毛主席语录四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现在读这封信的感觉不免有些悲凉，“文革”没有像王先生期望的那样很快结束，而王先生却在1969年离开了这个世界。现在王先生信中提到的书稿有的已经出版，除了《唐五代词》稿于文革后期遗失。但在中华书局的出版物上，没有王仲闻的名字。他生前出版的《南唐二主词校订》和校注《蕙风词话·人间词话》（署名王幼安，与徐调孚合作），出版者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李清照集校注》，1964年已经打好纸型，到1979年才由人文社正式出版（署名王学初）。王仲闻的名字已渐渐不为人所知。最近，中华书局出版了《全宋词》的增订简体本，在该书的作者栏里郑重地补上了“王仲闻参订”的署名。即使是专门研究词学的人，对《全宋词》四十年代的初印本和六十年代的修订本之间的差异，也不会关注了。但要说及本世纪词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全宋词》的修订出版实为绕不开的大事，其本身的价值和对此后词学研究的意义，同类书中有哪一本可以相比呢！前后两版的《全宋词》可以说判若二书，当然其中唐圭璋先生作为编者贡献最大，这也是唐先生词学生涯中最重要的成果。另外从中华书局的书稿档案中我们也不难看到王仲闻先生在修订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王先生的参与，《全宋词》难臻如此完美之境。这里从王、唐二先生往返商榷的原始记录中随手摘出两则，以见一斑。以下是王先生的话：《至元嘉禾志》卷三十一有吴潜《效东坡作醉翁操》一首，前有序云：“予甥法真禅师以子瞻内相所作《醉翁操》见寄，予以为未工也，倚其声作之，写呈法师，知可意否。谢山醉吟先生书。”此谢山醉吟先生，不知何人，不似吴潜自号。按陆放翁《入蜀记》卷一言本觉寺（为抵秀州上一日午后泊本觉寺，殆在嘉禾境内）有小碑，乃郭功甫元祐中所作《醉翁操》，后自跋云：“见子瞻所作未工，故赋之。”元祐中人称东坡为内相，南宋人无以此称东坡者。（内相乃翰林学士之别称，与内翰同，始于唐。）疑此词乃郭功甫所作，非吴潜作。故彊村曾据《至元嘉禾志》录履斋佚词，而不及此首。谢山醉吟先生之称，不见于《自号录》，疑是功甫自号。最後王先生问：“如先生同意此说，当补作郭功甫词。”唐先生答云：“同意补作郭功甫词。原来我看序与标题不合，曾怀疑过，但不能知何人之误。”这是王先生在辑补佚词、鉴别作者方面所做工作的例子。再看一则关于宋代另一位女词人朱淑真的时代编次的例子：朱淑真不知为何时人。《全宋词》原编在卷151，在李石之后、刘学箕之前，似有问题。朱之时代至少在淳熙以前（其时朱早已死，此据魏端礼《断肠诗集序》），而刘学箕则为庆元间人（有己未年所作词，即庆元五年所作）。唐先生答云：“知在淳熙以前，当据此提前。”关于朱淑真的时代，后来王先生续有所得，在另一则记录中王先生说：朱淑真为何时人，迄无有人考定。蕙风据诗集中“魏夫人”，定为曾布同时人，也不一定可恃，以曾布妻魏夫人以外，或另有其他魏夫人也。惟魏端礼编其遗集《断肠集》乃在淳熙年间，可为朱卒于淳熙以前之铁证。兹查《乐府雅词》卷首“九重传出”之集句《调笑》，内有“黄昏更下潇潇雨”句，殆即朱《蝶恋花》中“黄昏却下潇潇雨”句。是朱虽未必与曾布同时，其为北宋人，殆无可疑。兹据编于北宋崇观年后、宣政年前，虽无确据，或无大谬。近几年学术界对朱淑真的研究成果多了起来，其诗词集也已有多种整理出版。关于她生活时代的考证虽有所深入，但南宋说、北宋说，仍然未成定说。我曾粗略地看过各家的举证，竟没有提到《乐府雅词》集句《调笑》的，而这恰恰是《全宋词》编次的依据。像上面这样的加工记录，保存下来的约在千条左右，近十万言。王先生将审读加工中发现的问题逐一条列，寄请唐先生阅复，大凡全书体例、编次、词人小传、词集版本、存佚互见、辑佚补缺等等，有关《全宋词》的方方面面，无不涉及。征引浩博翔实，态度谦虚审慎，让我们这些后来者叹服之外，唯有愧汗。在我们的作者之中，已很少见到如此精熟文献的人；在我们的同行和同事中，又哪里还有这样为一本书的审读投入如此多的学识、智慧和精力的人呢！《全宋词》修订出版前，中华书局与唐圭璋先生以及当时的南京师院党委商定，采用“唐圭璋编，王仲闻订补”的署名方式，唐先生欣然同意。但时不多久，“文武之道”弛而复张，文化部下达了某项条例，规定若干种人的名字不得见诸社会主义的出版物中。这样，一位学者一生的积累和两年的辛勤劳动，就如此这般地被一笔抹净。在至今已经重印七次六万馀册的《全宋词》中，一直没有“王仲闻”三字的踪影。这次简体本的署名，可以说是还了历史一个真实。在前面这些传之口耳、录自档案的文字之后，往下似应将一般个人履历中不该遗漏的姓名字号生卒年里作点归纳，好为现代学人“录鬼簿”提供点素材。王仲闻（1901－1969），名高明，以字行。笔名王学初、王幼安，据说都是为不得已避用真名而所取之号；台湾曾大量翻印其书，改其名为王次聪。浙江海宁人，王国维次子。长相酷似静安先生，已故沈玉成先生首次见到他时，曾取《观堂集林》中那张相片来印证，非常传神地说“子之于父，如明翻宋本，唐临晋帖”。令人感慨的是，时不过三十年，我们现在却只能从静安先生的遗像来缅想幼安先生的模样了。王先生幼承家学，但中学毕业即入邮局工作。解放初期供职于北京地安门邮局。1957年因参与创办同人刊物《艺文志》而成为右派，遭开除。后经由徐调孚先生推荐，被爱才若渴的中华书局金灿然总经理请到中华，成为一位不在编的临时编辑，一直工作到写下前面那封给文学组信的那个时候。王先生精熟唐宋文献，以“宋人”自诩。尤长于词学，其著述除前已述及的三书外，还有《渚山堂词话·词品》点校（署名王幼安）、《诗人玉屑》点校。他用力最勤、真正代表他学术水平的还有两部书稿：一是《唐五代词》，文革中遗失，其前言后记幸存于档案中，经程毅中先生整理，已经发表。二是《读词识小》，约20万言。钱钟书先生曾受中华书局之请看过全稿，称“这是一部奇书，一定要快出版”。但就在中华决定出版并已完成了审读加工的时候，因为与《全宋词》署名同样的原因而暂停付印。文革中遗失。现在我们从《全宋词》的审读加工记录中，可以约略看到《读词识小》的影子。最后我想借此机会许一个私愿，以作本文的结束。但愿这份凝聚了王仲闻先生学识和劳动的珍贵的审读加工记录有机会整理出版，一方面《全宋词》中不少的结论，其所以然者，均保留其中，对词学研究自有其本身的价值；另一方面，像王仲闻先生这样的学者、这样的编辑，大而言之对学术的贡献、小而言之对中华书局的遗泽，实在是值得后人缅怀和追慕的，谁说不是呢？六里桥自称“宋朝人”的王仲闻先生沈玉成1960年春，我在门头沟山区下放劳动一年之后回到东总布胡同中华书局．在办公室坐下没有几天，就听有人在闲谈，说今天王仲闻要来。我并不知道王仲闻是何许人，所以并不在意。坐在对面的傅璇琮兄看我茫无所知，特意提醒我说：“他是王国维的儿子，在这里搞《全宋词》。”我这才有点吃惊，打起精神要看看这位先生究竟是什么样子，以弥补一点没有见过王静安先生的遗憾。过不多久，来了。是个老头儿，身穿人字呢夹大衣，手提一个书包，步子挺轻健。进门以后就正襟危坐在徐调老的桌子边，谈了一些我不甚了然的事，接着就拿起书包走了。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长得很象他父亲。为了印证，我还特地跑到图书馆找出《观堂集林》中那张相片看了一下，果然子之于父，如明翻宋本，唐临晋帖，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的好奇心。当时他大约是一星期来一趟，交几本《全宋词》，又取走几本。每次来去匆匆，加之听说他是丁酉同榜，于是乎我就很有戒心，没有和他交谈过一句话，以避嫌疑。约摸来过十趟八趟，有一天他又来了，神情颇为颓丧，告诉调老说：“我不能做了。街道上要我丁乡劳动去唉。”调老一听也傻了眼，说：“你不要忙。今天先回去，等我找领导反映一下。”过了几天，一上班，调老就召集全室人员，以一种有节制的高兴宣布：“从今天起，王仲闻就要来上班了。这个人政治上有问题，不过学问是很好的。大家业务上有问题可以问他。”从此，王仲闻先生就成了中华书局的“长期临时工”，每天上下班。关于王仲闻先生之所以来中华以及他的“政治问题”，开头颇为神秘，尤其对我和璇琮兄这样的人来说，更属于不应该知道的范围。只是后来跟王先生熟了，听他自己讲一点，又从调老和赵元珠同志情绪高兴的时候听说一点，这才了解一个梗概。情况大致是，这位先生1901年生人，名高明，以字行。幼年很调皮，静安先生认为这个儿子没有什么出息，就在他中学毕业以后送他进了号称“铁饭碗”的邮局。在邮局因为工作认真，被提拔到邮检部门工作。这个部门向由中统控制，与反动政治的关系较为紧密，凡是干这一行的都要进一个什么训练班。于是这位王先生就和“特务”两个字沾上了很难说清楚的关系。解放后，他被留用，作为一个普通职员在地安门邮局卖邮票。然而锥处囊中，王仲闻先生的价值由于他的《人间词话校释》而开始被人认识。也由此，他就有点不安分了，心里老惦着做学问，1957年居然要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位同志办一个同人刊物《艺文志》。当时凡是牵涉“同人刊物”四个字的人，统统被疏而不漏的天网打尽，成为右派。邮局对王仲闻本来就极不顺眼，碰上这一案，干跪一脚踢开。被开除以后，断了经济收入，可是人是要吃饭的，就免不了作些奔走。不知道由于什么关系，他的情况竟然被爱才若渴的齐燕铭同志知道了，并推荐给了另一位爱才若渴的金灿然同志，这才把他找来审核《全唐诗》的标点。时隔不久，唐圭璋先生修订《全宋词》的工作完成，稿子交到中华书局。唐先生和王先生是旧交，唐先生在来信中提出，有些资料在南京看不到，希望王先生帮他在北京查找一下，同时尽可能地复核全稿。其时《全唐诗》已经完成，王先生接着就搞《全宋词》。街道要他下乡劳动，调老一着急，跑去找金灿然同志。灿然同志当即让人事部门告诉街道，这个人是我们的临时工，不能下乡。为名正言顺起见，王仲闻先生就来到中华书局上班了。中华书局敢于使用王仲闻，使我对燕铭、灿然、调孚同志增加了一层敬佩。尤其是灿然同志有一句朴素的名言：“他有这个能力，我们为什么不让他干?”这个“他” 是泛指，不仅对王先生一个人，也包括了像我这样能力不大而还肯干点事情的人。明知要担风险，可是出于对事业的责任感、对学术的尊重和对人的理解，他就是要那么干。灿然同志在“文革”中的一条大罪是“招降纳叛，重用牛鬼蛇神”，为此被迫作了不知多少次的认罪检查。不过我想他口头上可以认罪，心里却一定是异常坦然的。还有一个小插曲也值得一提。王先生被“开除公职”，究竟是根据什么罪状，戴的什么“帽子”，他自己也稀里糊涂。不过他一直以“右派分子”自居，开会自报政治家门，发言还很踊跃，然而往往文不对题。到1962年，有关的同志把他叫去，告诉他；“你不是右派分子，以后不要说了。”他这才如梦方醒，回到办公室，告诉别人说：“我原来不是右派分子唉。”我们在窃笑之余，又不免有点辛酸，原来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可以近似于玩笑式地处理!至于和“特务”的关系，至今仍然是一本糊涂账。不过我当时确曾想过，找这么一个不知世事、只会念书的人当特务，这就无怪乎国民党要完蛋了。时至今日，证之以“右派分子”的滑稽剧，这顶“特务”帽子从何处飞来，也不难想见。不知怎么搞的，每当我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总要和“文革”中把我一位号称“老夫子”的学长打成“五·一六”联系起来，因为我坚决相信，“五·一六”这个组织如果确实存在，哪怕中国人都死绝了，它也不会去找这么一位把高邮王氏父子奉为偶像的迂拙学者。话说回来，王仲闻先生端坐在办公室里，开头震于他是“名父之子”和怵于他的政治身分，大家都敬而远之．不过硬安上去的“政治”常常经不起“人情”的销融。逐渐，大家发现这个人对人并无戒心，更无架子，还喜欢用他的海宁官话说几句不很可笑的笑话，因此就熟悉起来，并尊称为“王先生”，包括调老、赵元珠同志也都这样称呼。当时我们刚从大学毕业不久，自以为见过世面，加上少不更事，都或多或少有些狂妄。对王先生，起初也认为他不过从小受到静安先生的启蒙熏陶，基础厚实，但长期在邮局，学术上的成就不能很高。但是没有多久，王先生深厚到令人吃惊的学力就把我们完全“镇”住了。可以不夸大地说，凡是有关唐、宋两代的文学史料，尤其是宋词、宋人笔记，只要向他提出问题，无不应答如响。一句宋词，他能告诉你词牌、作者；一个宋人笔记的书名，他能告诉你作者、卷数、版本。他不但熟于宋朝，而且喜爱宋朝近于入迷。我们和他开玩笑，说他是“宋朝人”，他毫不以为忤，反而非常自得，以后就经常自称“宋朝人”。对唐诗也同样熟悉，有一次李思敬兄搜集了一些有关标点的材料，有一句“滴露研朱点《周易》”，出处遍找不得，拿去问他。他拿起笔来就写出了这首唐人律诗的全文。这首诗的作者既非名人，诗中也无佳句，从来没有人提过，当时我们面面相觑，感到真亏他怎么记得的。后来从东总布搬到翠微路，他因为回家路远，常常睡在四楼集体宿舍里，我和他晚上总一起在办公室看书。有一次他看我在背《北征》和《韩碑》，就说：“我年轻时候也背过，现在不知道记得不记得了。我们一人背一句试试看。”我心里不服气，要他背上句，我背下句。试验的结果，他竟是一句不差。时隔二十余年，我自己很少再接触过老杜和李义山，两首长篇古诗也忘得差不多了，可是王先生和我对背这两首诗的情景却仍历历如昨。王先生对经部和史部也很熟悉，《尚书》和《周易》可以随口背诵。《辛亥革命烈士诗文选》的注释，是一位中年学者做的，由于一无依傍，难度比较大，但成果可以称得上平妥精当。发稿前请王先生通读一遍，还是被他找出好几处不易发现的问题。现在记得的，“太白”，旂名，原注引《国策》，当引《逸周书》；“豺狼当道，安问狐狸”，原注引《后汉书·张纲传》，当引《汉书·孙宝传》。这显然是全凭记忆，因为工具书上所引出处都作《国策》和《后汉书》。王先生在中华书局所付出劳动最多的工作无疑是《全宋词》的订补。自从唐先生交稿以后，王先生就接手这一工作。唐先生以一人之力，在解放前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钩沉索隐，编纂了这一部有宋一代的词总集；解放后又以更高的要求和更严肃的态度重新编定。这种献身于学术的精神，可以与前此的严可均和后此的逯钦立先生鼎足而三，《全宋词》也将永远成为古籍整理史上的一块丰碑。然而知也无涯，而个人的力量有限，唐先生的严肃和虚心正是在主动约请王先生为之订补而得到了更完美的体现。据我所知，在王先生订补期间，这两位学者之间的书函往来一直不断，商量切磋，无非都是为了把这部书出得更好。王先生没有辜负老友的嘱托，倾其全部心力足足工作了四年，几乎踏破了北京图书馆的门槛，举凡有关的总集、别集、史籍、方志、类书、笔记、道藏、佛典，几乎一网打尽，只要翻一下卷首所列的引用书目，任何人都会理解到需要花费多少日以继夜的辛勤。王先生的劳动，补充了唐先生所不及见到或无法见到的不少材料，并且以他山之石的精神，和唐先生共同修订了原稿中的若干考据结论。应当实事求是地说，新版《全宋词》较之旧版的优胜之处，是唐、王两位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学术工作需要这样真正的合作和切磋。学无止境，任何人也不可能到达真理的终点。以唐、王两位先生的学力和功力，在新版《全宋词》之后，不是又有孔凡礼先生从《诗渊》中辑补了若干首没有收入的宋词么?这里还需要再一次提到唐先生的严肃和虚心。在新版《全宋词》问世后，唐先生曾不止一次地在文章和谈话中提到王先生的贡献。“文革”以后，还几次向中华书局询问王先生身后家里有无困难，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老辈风范，高情厚谊，确实令后学如我辈十分感动。关于《全宋词》的署名也有过一段波折。原先约请王先生修订加工，当然不会考虑署名方式，可是当修订接近完成，王先生对提高质量所付出的劳动已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编辑加工所能相比，再加上当时的政治形势属于“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中相对地“弛”的阶段。于是就有人提出王先生应当署名的意见。按照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且王仲闻又不是什么“右派分子”，所以灿然同志和调老经过反复考虑，以文学组的名义向唐先生和南师党委提出采用“唐圭璋编，王仲闻订补”的署名方式。唐先生以他一贯的虚心与宽厚欣然同意，听说南师有的同志不以为然，但唐先生既已表态，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然而时不多久，“文武之道”又弛而复张，文化部特意为此制定了一个什么条例，大约类似于后来的“公安六条”，明确规定有若干种人的名字不得见于我们社会主义出版物的作者栏内。这样，一位学者几十年的辛勤积累并在四年的艰苦劳动中所体现的成果，呜呼，就一笔抹得干干净净。我愿意借这个机会向中华书局诸执事提一个衷心的希望，王仲闻先生的署名当时既经商定，现在拨乱反正已近十年，以后如果重版《全宋词》，应该恢复这历史的真实。最后还要提到一件无法弥补的憾事。王先生在订补《全宋词》的过程中，曾写下了大量宋词考据的笔记。调老这位内行的老编辑，曾一再非正式地鼓励他整理出来。大约经过一年时间，王先生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终于整理出了二十余万字的《读词识小》。内容全部是有关作家生平、作品真伪、作品归属、词牌、版本的考订，其谨严和精审，和以往任何一种高水平的词学考订专著相比都毫无逊色。当时调老指定我当责任编辑，我虽然无力承担这个责任，但按规定总得有这么一个人，非此即彼。好在大家心里默契，书是高质量的，总要出，不过在发稿单上签个名而已。我向调老建议，技术工作我可以做，学术质量我审查不了，最好请高人审读，哪怕只是估一下价。这个高人，最合适的是钱钟书先生。于是调老请冀勤同志专门走访了钱先生，钱先生在百忙中挤出时间，很快读完了全稿，让冀勤同志带口信回来说： “这是一部奇书，一定要快出版。”钱先生的评价不仅使王先生非常高兴，也使编辑部加快动作。我连稿子都没有通读，就拿起红笔边读边加工，满以为一遍读完，发稿工作也随之完成。殊不知事出意外，他在笔记中除了申述自己的意见外，还对当代的学者颇多讥评，即超出一般正常的学术批评之外的不够心平气和的语言。我理解他不能自已的心情，满腹文章而蹭蹬一世，眼见和他水平近似或与他相差甚远的都享名于学术界，他这位真正的“实力派”却依然在中华书局当一名“长期临时工”，牢骚溢于笔端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了。然而，为学术界的团结计、为当时政治形势下王先生本人的利害计、也为我这个责任编辑的责任计，我都应当劝王先生删去这些话。在反复的劝喻之后，王先生同意删去，但向调老提出就请沈玉成执笔。大约调老考虑到由我来做可以更彻底一点，于是采取这一方式，不过其时已经到 1964年了。当我的加工工作完成，那个文化部条例业已下达。在《全宋词》上署名尚且不可，焉能出版专著?王先生本人的心情自不必说，我们也同样不好受。调老这位忠厚长者最后表示，稿子先放一放。意思很明白，想等风头过去、张而复弛的时候再出。谁想得到，当时的风力还不过是比青萍之末稍稍强一点，两年之后的大灾难才是真正的台风。大约在1965年，王先生见出版无望，就以修改为名把稿子要了回去。这真是一个不可挽回的失着。如果稿子存在中华；“文革”虽乱，存稿、档案却侥幸全部未遭毁损。《读词识小》在1966年随着王先生出了中华书局大门，王先生被迫害致死，此稿就杳无踪影。“文革”后，中华书局曾不止一次向他的家属询问稿子的下落，却遍觅不得，看来是已经荡为烟云了。这是词学研究领域中无可弥补的损失。王先生有校注词话、词集行世，但《全宋词》的修订却是其毕生学力和心血之所萃，而这部《读词识小》又是把他所经手的考订过程奉献于学术界。就我读后的印象而言，我要凭良心说，其材料的丰富、见解的深刻、结论的精确，在在都无愧于第一流的著作，无怪乎钱先生这样渊博的学者也要誉为“奇书”。听说“文革”中不乏这样的事，一位学者死了，遗稿不知下落，过些时候又赫然问世，不过署名却是另一个人。我倒真希望这部《读词识小》当时为一个雅贼挟之而去，今后不管用什么名义和形式发表，我都决不置一辞，因为让它留在人间总比归于天上要好。这种想法自然近于荒唐，不过却是我的真实心情。王先生生前的健康情况很好，如果他今天还在世，虽然已过八十高龄，还应当是能做而且会愉快地去做不少事情的。几年前编纂《全宋诗》的倡议一经提出，我和毅中、璇琮二兄就一再想到王先生，慨叹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学者了。中华书局因为我当时和王先生接近较多，所以要我写一点回忆。对王先生的学识，后学如我不足以窥其堂奥，不过就我所知道的这一鳞半爪，如果还不写出来，我会永远引为内疚。一位名声很大的学者去世，会有许多纪念文章，即使是只得过学者一封信的人也会谬托知己，去写什么某某先生对自己的教导之类。王仲闻先生一生落寞，谢世以后没有见到任何形式的纪念，因此写了这些话，聊当心祭，也许算不得是辞费的。1986年5月于文学研究所

李侃，1945年参加革命，历任本溪市民主青年联合会主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科长、办公室副主任。1957年任高等教育出版社副秘书主任。1958年8月调中华书局，先后任编辑室副主任、副总编辑。　　李侃1958年7月进入中华书局，同时也开始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其充分利用“业余”时间，有系统地阅读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对各种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论文和学术动态，也留心阅读。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国内报刊上已发表了一百几十篇文章。　　1983年12月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担负的社会工作主要有，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孙中山研究学会理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分编委及清史(下)卷主编、《中国史学年鉴》主编、《真理的追求》杂志兼任主编。　　于2010年7月1日18时2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拜托，面试的时候不是可以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