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湾的历史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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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王朝最后一任朝天使---金堉使行研究》，张伯伟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六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5月，页219-242；《朝鲜王朝关王庙创设之本末与关王崇拜之演变》，《东疆学刊》，2010年第2期，页1-13；《<皇明通纪>及其续补诸书对朝鲜之影响》，《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2期，页157-176；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9年第11期全文转载；《试论清初朝鲜之“复仇雪耻”理念及其演变：以宋时烈为中心》，《九州学林》（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春季号，7卷1期，第66-100页。《日本宝历辛巳版<明史朝鲜传>考论》，张伯伟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五辑，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5月，页441-455。《朝鲜入明海上贡道考》，北京大学韩国学中心举办《韩国学论文集》第17辑，2009年3月；又见曲金良主编《中国海洋文化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2008年12月）第6卷，页138-151；《历史、传说与认同：檀君朝鲜与箕子朝鲜历史的塑造与演变》，《复旦学报》，2008年第5期，页19-32；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2009年第1期全文转载；《清修<明史>与朝鲜的反应》，《学术月刊》，2008年第4期，页124－133；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8年第7期全文转载；《文史知识》转摘提要；《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考论》，《历史档案》，2008年第1期，页109-115；《试论朝鲜王朝之慕华思想》，《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1期，页25-31；《义理与现实的冲突：从丁未漂流人事件看朝鲜王朝之尊明贬清文化心态》，《汉学研究》（台湾，2007年12月），第25卷第2期，页187-210；《清乾嘉时期中朝士人之学术交谊》，《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7年11月第47期，页191－216；《朝鲜<韩客巾衍集>之西传清朝及其影响》，北京大学韩国学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第七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年4月），第15辑，页40－47； “Different Types of Scholar-Official in Sixteenth-Century China: The Interlaced Careers of Wang Shizhen and Zhang Juzheng”, Ming Studies明史研究（美国明史研究会会刊）, N53 (Spring, 2006), 4-50;《清对朝鲜宗藩政策的演变及其效果》，《东方文化》（香港大学与美国史丹福大学合办），41卷1期（2006年6月），页91－122；《王世贞及其著作对朝鲜的影响》，《文史知识》，2006年第1期（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全文转载），页94－100；《试论入关前清与朝鲜关系的演变历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2期，页98－107；《满洲之道与满族化的清史－读欧立德教授的<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清代民族认同>》，《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6年10月）总第七卷，页399－410；《朝鲜燕行士人与清朝儒生：以洪大容与严诚、潘庭筠、陆飞交往为中心》，杨龙主编：《东北亚社会经济文化与区域合作》（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页351－371；《明实录与李朝实录之比较研究》，《求是学刊》，2005年第2期。（被《新华文摘》2005年第10期摘录提要），页117－122；《朝鲜吴庆元<小华外史>考论》(与乔治忠先生合著)，《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2期，页63－70；《登莱事变及其对明、后金与朝鲜的影响》，陈尚胜主编《登州港与中韩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页119－142。《王世贞未完成之明史与<弇州史料>》，《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5年11月；《十六世纪两类士大夫的代表：文人王世贞与相臣张居正》，《中国社会史评论》，（2005年）第6期；《王世贞<史乘考误>对<明实录>之辨证及其影响》，《成大历史学报》（台湾成功大学），2005年10月总第29号《淝水之战：初唐史家们的虚构？——对迈克尔·罗杰斯用后现代方法解构中国官修正史个案的解构》，《河北学刊》2004年第1期，页77－83【被《新华文摘》2004年第10期摘录提要，《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第2期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2004年第2期转载】；《王世贞明史研究之成就与特点》，《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1期，页28－35；《略述美国史学评论与总结机制》，《南开学报》2004年第2期，页92－99【被《新华文摘》2004年第12期摘录提要】；《试论朝鲜王朝尊明贬清的理论基础》，《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页44-50；《从正朔看朝鲜王朝尊明反清的文化心态》，《汉学研究》（台湾），2004年6月，页191－218；《试论朝鲜王朝崇祀明朝东征将领的祠庙》，北京大学韩国学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2003年12月总第11辑，页25-33；《试论明遗民之东去朝鲜及其后裔世代对明朝之思怀》，北京大学韩国学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2003年总第10辑，页144-167；《试论多尔衮与朝鲜的几个问题》(与郑克晟先生合著)，朱诚如主编《清史论集：庆贺王锺翰教授九十华诞》（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8月），页247-262；《历史主义对“史学革命”的一次反拨》，《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被教育部委办《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3年第3期转摘提要，第180页；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历史学》2003年第8期全文转载）2003年第1期，页12-19；《西方书籍史研究漫谈》，《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3期；《朝鲜王朝大报坛创设之本末及其象征意义》，《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新第11期，页247-272；《朝鲜<皇明遗民传>的作者及其成书》，《汉学研究》（台湾），2002年第20卷第1期，页163-188；《朝鲜王朝尊周攘夷及其对清关系》，《韩国学报》（台湾），2002年第17辑，页255-281；《试论事大主义与朝鲜王朝对明关系》，《南开学报》，2002年第4期；，页66-73；《<明实录>之东传朝鲜及其影响》，《文献》，2002年第1期，页237-247；《<朝天录>与<燕行录>--朝鲜使臣的中国使行纪录》，《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第1期，页74-80；《朝鲜王朝所编之中国史书》，《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2期，页66-75；《试论朝鲜儒林之尊周思明—以华阳洞万东庙为中心》，北京大学韩国学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第9辑，页37-57；《朝鲜王朝尊周史书论略》，南开大学古籍所编《文史论集》第二集，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页406-428；《试论王世贞的史学思想》（下），《大陆杂志》（台湾），2001年元月，第102卷第1期，页6-14；《试论王世贞的史学思想》（上），《大陆杂志》（台湾），2000年12月，第101卷第6期，页277-287；《钱谦益与王世贞》，《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页120-127；《“土木之变与倪谦使朝》，陈尚胜主编《第三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214-244；《清修<明史>与王世贞》(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历史学》1999年6期全文转载)，《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页78-88；《沈德符与王世贞》，《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第1期，页98－101；《试论王世贞的史学批评》，《纪念南开大学建校八十周年暨古籍所成立十六周年文史论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页146-163；《人性演变与文学发展—读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署名黎正衡），《书目季刊》(台湾)1999年第33卷第1期，页73-84；《<明季辑略>之东传及其引发之事件—中韩书籍交流史研究之一例》，《书目季刊》(台湾)，1998年第2期，页60-65；《试论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对<史记>的模拟》(被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历史学》1998年6期全文转载),《南开学报》,1998年第2期，页74-80；《试论朝鲜李玄锡<明史纲目>之编撰、史源、刊行与评价》，《清华学报》(台湾，1997年）新第27卷第3期，页313-345；《试论丽末鲜初的中韩关系》，《韩国学论文集》第6期，1997年，页33-41；《朝鲜王朝的一部明史著作--<明史纲目>之研究》，《中国历史与史学—祝贺杨翼骧先生八十寿辰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页346-359；《丙辰京察与嘉靖后期党争》(与郑克晟先生合著)，王春瑜主编《明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页120-140；《陈璘与李舜臣》，北京大学韩国学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第一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0月，页224-233；《翁万达在广西》，《翁万达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深圳：海天出版社，1995年，页129-140；《试论明初的宦官外交》，《南开学报》1994年第2期，页34-42；《朝鲜入明贡道考》，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1994年第2集，页39－47；《胡适之与明实录》，《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年第2期，页21-24；《试说明代行人》，《史学集刊》，1994年第1期，页11-16；《试论明代监察官的考选制度》(与关汉华先生合著)，《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页116-124；《嘉靖中叶第一边臣---翁万达》，《文史知识》，1993年第6期，页56-60；《史学至精微，微处见大义---浅谈郑天挺先生的治史方法》，《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第2期，页30－34；《明代宦官与中朝交往》，《韩国学报》(台湾)，1992年总第11期，页135－149；《明代使臣述论》，《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页69-74；《试论崇祯皇帝的用人观》，《历史教学》，1990年1期，页3－12。

远古时代，台湾与大陆相连，后来因地壳运动，相连接的部分沉入海中，形成海峡，出现台湾岛。　　台湾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230年。当时三国吴王孙权曾派一万官兵到达“夷洲”（即现在的台湾）。　　隋唐时期（公元589-618年）称台湾为“流求”，隋王朝曾三次出师台湾。据史籍记载，610年（隋大业六年），汉族人民开始移居澎湖地区。　　到宋元时期（公元960-1368年），汉族人民在澎湖地区已有相当数量。公元12世纪中叶，宋朝将澎湖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并派兵戍守。元朝也曾派兵前往台湾。　　元、明两朝政府在澎湖设巡检司，负责巡逻、查缉罪犯，并兼办盐课。明朝后期开始出现台湾的名称。　　16世纪，西班牙、荷兰等殖民势力曾先后侵占台湾。　　1662年2月，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了中国领土台湾。　　1683年，清兵入台湾，迫使郑氏政权瓦解归顺清政府。　　19世纪中叶，清朝孱弱，西方列强再度涉足台湾。　　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翌年清政府战败，于4月17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　　1945年8月，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台湾、澎湖重归中国主权管辖之下。　　1949年，蒋介石集团率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员退据台湾。

一、 地理与居民 台湾位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地处东经119°18′03〃至124°34′30〃，北纬20°45′25〃至25°56′30〃之间。台湾东临太平洋，东北邻琉球群岛，相隔约600公里；南界巴士海峡，与菲律宾相隔约300公里；西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相望，最窄处为130公里。台湾扼西太平洋航道的中心，是太平洋地区各国海上联系的重要交通枢纽。 台湾海峡呈东北向西南走向，北通东海，南接南海，长约200海里，宽约70至221海里，平均宽度约108海里，是海上交通要道，也是国际海上交通要道。中国东海和南海之间往返的船只从这里通过。从欧洲、非洲、南亚和大洋洲到中国东部沿海的船只也从这里通过。从大西洋、地中海、波斯湾和印度洋到日本海的船只一般也经过这里。 台湾位于中国东南海面，面积6万平方公里，包括台湾岛(面积58万平方公里)、澎湖列岛、绿岛、钓鱼岛、兰屿、彭佳屿、赤尾屿。全省共划7市16县。 台湾岛多山，高山和丘陵面积占全部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台湾山系与台湾岛的东北——西南走向平行，竖卧于台湾岛中部偏东位置，形成本岛东部多山脉、中部多丘陵、西部多平原的地形特征。台湾岛有五大山脉、四大平原、三大盆地、分别是中央山脉、雪山山脉、玉山山脉、阿里山山脉和台东山脉，宜兰平原、嘉南平原、屏东平原和台东纵谷平原，台北盆地、台中盆地和埔里盆地。中央山脉纵贯南北，玉山海拔3952米，是我国东部最高峰。台湾岛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和火山带上，地壳不稳，是一个多震的地区。 台湾气候冬季温暖，夏季炎热，雨量充沛，夏秋多台风暴雨。北回归线穿过台湾岛中部，北部为亚热带气候，南部属热带气候，年平均气温（高山除外）为22℃，年降水量多在2000毫米以上。充沛的雨量给岛上的河流发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独流入海的大小河川达608条，且水势湍急，多瀑布，水力资源极为丰富。其中长度超过100公里以上的河流有浊水溪（4公里）、高屏溪（9公里）、淡水河（7公里），大甲溪（3公里）、曾文溪（5公里）、乌溪（8公里）。 台湾农耕面积约占土地面积的四分之一，盛产稻米，一年有二至三熟，米质好，产量高；主要经济作物是蔗糖和茶。蔬菜品种超过90种，栽种面积仅次于稻谷。台湾素有“水果王国”美称，水果种类繁多。花卉产值也相当可观。 台湾森林面积约占全境面积的52%，台北的太平山、台中的八仙山和嘉义的阿里山是著名的三大林区，木材储量多达26亿立方米，树木种类近4000种，其中尤以台湾杉、红桧、樟、楠等名贵木材闻名于世，樟树提取物更居世界之冠，樟脑和樟油产量约占世界总量的70%。 台湾四面环海，海岸线总长达1600公里，因地处寒暖流交界，渔业资源丰富。东部沿海岸峻水深，渔期终年不绝；西部海底为大陆架的延伸，较为平坦，底栖鱼和贝类丰富，近海渔业、养殖业都比较发达。远洋渔业也较发达。 台湾除有丰富的水力、森林、渔业资源外，其它自然资源有限，自产能源只有少量煤、天然气，金、银、铜、铁等金属矿产也较少，主要储藏于北部火山岩地区及中央山脉。 台湾六十年代起注重发展工业，现已形成以加工外销为主的海岛型工商经济。工业有纺织、电子、制糖、塑胶、电力等，开辟有高雄、台中、楠梓等加工出口区。北起基隆，南至高雄有电气化铁路和高速公路，海上和空中航线可达世界五大洲。 据台湾有关方面统计，截止1998年8月，台湾省人口为2181万多人，加金门、马祖人口，总数为2186万多人；人口年增长率约为31%。人口主要集中在西部平原，东部人口仅占全部人口的4%。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为83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第一大城市台北市的人口密度已达每平方公里1万人。 台湾居民中，汉族约占总人口的98%；少数民族占2%，约38万人。根据语言、风俗的不同，台湾少数民族分为阿美、泰雅、排湾、布农、卑南、鲁凯、曹、雅美和赛夏等9族，分居全省各地。 在行政区划上，台湾省辖基隆、新竹、台中、嘉义、台南5个省辖市，台北、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台东、花莲、澎湖16个县。台湾当局于1967年将台北市、于1979年将高雄市定为“行政院院辖市”。此外，还设有所谓“福建省政府”，辖金门、连江（马祖）2个县。 宝岛名胜有日月潭、阿里山、阳明山、北投温泉、台南赤嵌楼、北港妈祖庙等。 厦门与台湾隔海相望，其地理位置优越且有良好的深水港湾，自古有“扼台湾之要，为东南门户”之称。自宋代以来厦门与台湾同属一个行政单位，大陆移民始从厦门移往台湾。相似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与生活习性沟通了厦门与台湾人民密切关系与往来，正如《台湾府志》所载：“台郡与厦门如鸟之两翼，土俗谓厦即台，台即厦”。台湾人民70％的祖籍地源于闽南地区，两地人民情同手足故乡情。这种特定的地理与历史渊源关系使厦门成为与台湾各项交流交往的中转站和交通要道，更是经贸交往的集中地。 二、 历史概况 远古时代，台湾与大陆相连，后来因地壳运动，相连接的部分沉入海中，形成海峡，出现台湾岛。 台湾早期住民中，大部分是从中国大陆直接或间接移居而来的。1971年和1974年，两次在台南县左镇乡发现了迄今为止台湾最早的人类化石，被命名为“左镇人”。考古学家认为，“左镇人”是在3万年前从大陆到台湾的，与福建考古发现的“清流人”、“东山人”同属中国旧石器时代南部地区的晚期智人，有着共同的起源，都继承了中国直立人的一些特性。台湾早期住民中，还有少部属于尼格利陀人种的矮黑人和属于琉球人种的琅峤人。上述台湾早期住民是现今台湾少数民族的祖先。 台湾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230年。当时三国吴王孙权派1万官兵到达“夷洲”（台湾），吴人沈莹的《临海水土志》留下了世界上对台湾最早的记述。隋唐时期（公元589—618年）称台湾为“流求”。隋王朝曾三次出师台湾。据史籍记载，610年（隋大业六年）汉族人民开始移居澎湖地区。到宋元时期（公元960—1368年），汉族人民在澎湖地区已有相当数量。汉人开拓澎湖以后，开始向台湾发展，带去了当时先进的生产技术，公元12世纪中叶，宋朝将澎湖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并派兵戌守。元朝也曾派兵前往台湾。元、明两朝政府在澎湖设巡检司，负责巡逻、查缉罪犯，并兼办盐课。明朝后期开拓的规模越来越大。在战乱和灾荒的年代，明朝政府的福建当局和郑芝龙集团曾经有组织地移民台湾。 16世纪，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殖民势力迅速发展，开始把触角伸向东方。17世纪初，荷兰殖民者乘明末农民起义和东北满族势力日益强大，明政府处境艰难之时，侵入台湾。不久，西班牙人侵占了台湾北部和东部的一些地区，后于1642年被荷兰人赶走，台湾沦为荷兰的殖民地。荷兰殖民者实行强制统治，把土地据为已有，强迫人民缴纳各种租税，掠夺台湾的米、糖，把其收购到的中国生丝、糖和瓷器经台湾转口运往各国，牟取高额利润。荷兰殖民者的统治，激起了台湾人民的反抗。1652年9月，农民领袖郭怀一领导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这次武装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它表明荷兰的殖民统治已经出现危机。 1644年，清军入关，在北京建立清朝政权。1661年4月，郑成功以南明王朝招讨大将军的名义，率5万将士及数百艘战舰，由金门进军台湾。郑成功在进军台湾时，向荷兰殖民者表示，台湾“一向属于中国”，台湾和澎湖这两个“岛屿的居民都是中国人，他们自古以来占有和耕种这一土地”，荷兰“自应把它归还原主。”经过激烈战斗和围困，1662年2月，郑成功迫使荷兰总督揆一签字投降。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了中国领土台湾，成为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受到广大人民的敬仰。 1684年，清政府设置分巡台厦兵备道及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至1811年，台湾人口已达190万，其中多数是来自福建、广东的移民。移民大量开垦荒地，使台湾成为一个新兴的农业区域，并向大陆提供大量稻米和蔗糖，由大陆输入的日用消费品和建筑材料等，使台湾的经济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这个时期，台湾与福建、广东的来往十分密切，中华文化更加全面地传入台湾。 由于西方列强向中国边疆侵逼，中国出现了边疆危机。1884—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法军进攻台湾，遭刘铭传率军重创，到1885年6月《中法新约》签定，法军被迫撤出台湾。 中法战争以后，清政府为了加强海防，于1885年将台湾划为单一行省，台湾成为中国第20个行省。首任台湾省巡抚刘铭传积极推行自强新政，清理田赋，增加财政收入，购买轮船，架设电报线，设立邮电总局，建造铁路；购买军舰，增设炮台，设立机器局自造武器；成立煤务局，安装新式采煤机器；设立兴市公司，建街造路；创立西学堂、电报学堂，培养建设人才。刘铭传把众多新式事业集中于一省，使台湾成为当时中国的先进省份之一。 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翌年清政府战败，于4月17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消息传出后，举国同愤，反对割台；台湾全省“哭声震天”，鸣锣罢市。协理台湾军务的清军将领刘永福等率军民反抗日本的侵占，坚持了5个多月的战斗，历经大小百余仗，使日本侵略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终遭失败。从此，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达50年之久。 台湾人民从未屈服日本的殖民统治，在日据初期，以农民为主体的抗日武装进行了长达20年的斗争。后来，文化协会、民众党、共产党等还组织领导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民族抵抗运动。 1937年7月日本制造“七七事变“，中国人民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在抗日战争时期，不少台湾同胞回到祖国参加抗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台湾的光复作出了贡献。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2月9日，中国政府发出《中国对日宣战布告》，明确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之间关系者，一律废止。” 1945年8月，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8年英勇的抗日战争，终于收复了台湾。台湾同胞欢天喜地，庆祝回归祖国。10月25日，同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于台北举行，受降主官代表中国政府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至此，台湾、澎湖重归中国主权管辖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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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6至17世纪，日本就曾数次出兵窥伺台湾。19世纪后半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力图跻身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1894年它发动了中日战争（甲午之战），翌年3月攻占澎湖。腐败的清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台湾从而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开始了长达50年的日据时期。 日本占据台湾后，在台北设有总督府，作为统治台湾的最高机构。并在各地建立乡镇公所，实行警察、保甲制度，对台湾实施殖民统治和“皇民化”教育。同时，基于发展本国经济的需要，初时把台湾作为其发展农业和农产品加工基地，使台湾加工工业和交通运输逐步得到发展。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为配合军国主义的南进政策，又进一步在台湾发展与军事有关的各类工业，扩大了工业在全岛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使台湾开始由传统的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逐步向半资本主义半封建的以工商业为主的社会形态转变。据统计，抗战结束前夕，台湾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由20世纪初期的约占7%上升到约占18%。与此同时，台湾劳工阶级也在此转变中逐步萌芽发展起来。1920年，台湾约有劳工4万多人；至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增至8万余人；到了1943年，台湾劳工已达20余万人。 从1895年台湾沦失，到1945年重新光复的整整半个世纪中，不堪忍受亡国奴生活的台湾同胞，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保疆卫国，光复失地，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从而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谱写了光辉而壮丽的篇章。 反对割台议和的斗争 1895年割让台湾的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举国哗然，人人“痛心疾首”，万分愤慨。康有为、梁启超等集十八省举人千余人“公车上书”，反对割地求和，主张变法图强。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台籍进士、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都察院，痛陈：“数千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以全台之地使之战而陷，全台之民使之战而亡……虽肝胆涂地而无所悔。”清廷各级官吏亦纷纷上书，陈述台湾为中国东南七省藩篱，“今日无台湾，明日即可无南洋；中国虽大，虽一日之间，可以瓜剖立尽”。谭嗣同怒斥清廷“一旦苟以自救”，举疆土而赠之于人，“其视华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台湾绅民电奏清廷：“割地议和，全台震骇。……臣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署誓死守御。设战而不胜，请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 马关条约签订之次日，全省同胞哭声震天，悲愤无可抑制的台北人民鸣锣罢市，民众拥围抚署，反对割台，并要求饷银不准运出，军械制造局不准停工，税收全部留作抗击日寇之用。丘逢甲等一批台籍士绅还试图以“自主”的办法抵抗日本的占领，建立“台湾民主国”，并要请政府台湾巡抚唐景崧任总统。《自主宣言》中称：“推拥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朝，作何办理。”但随着唐景崧私自逃回大陆，12天之后，这个“民主国”即告解体。 武装抗击日寇占领 日军侵占台湾后，清政府敕令其驻台巡抚唐景崧等官员离台。台湾同胞纷纷拿起武器，自行组织抗日民军，保卫祖国疆土。他们持续进行了前后长达7年之久的武装斗争。 初时，台湾同胞在各地配合一度拒不奉诏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等清军官兵在新竹、大甲溪、彰化、嘉义和台南一带与日寇拼死搏斗。他们手拿土枪和长矛，凭血肉之驱，前赴后继，猛扑敌寇。其中尤以彰化和嘉义保卫战最为激烈、悲壮，抗日民军首领徐骧等人、黑旗军的将领以及刘永福新军七星队的大部都壮烈牺牲。一个日本人当时记载道：“不论何时，只要我军（日军）一被打败，附近村民便立刻变成我们的敌人。每个人，甚至年轻妇女都拿起武器来，一面呼喊着，一面投入战斗。我们的对手非常顽强，丝毫不怕死。他们隐藏在村舍里，当一所房子被炮火摧毁，他们就镇静地转移到另一所房子里去，等一有机会就发动进攻。” 台南抗敌的最后阶段极为艰苦。清政府一再严令禁绝大陆各地支援台湾，黑旗军和民众军械粮饷俱绝，队伍饿极不能起。在此情况下，刘永福坚持抗日5个月后，不得不被迫登轮退返大陆。台南遂于1895年10月20日沦陷。至台南失守时止，台湾军民总共毙伤敌2万余人，占日寇侵占初期兵力的一半以上。 台南失陷后，台湾各地人民继续坚持武装抗日。他们在台北的深坑、云林铁国山，嘉义台南之间的番仔山、凤山附近及屏东潮州等山区先后建立抗日据点。抗日民军队伍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人。他们进攻日寇军营，袭击日寇官署，抗击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扫荡，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简大狮是台北农民抗日武装的领袖之一。1896年元旦，他率领队伍同其他民众武装一道直袭台北，攻入市区。其后，简辗转至厦门。日寇杀其妻以泄愤，并向清政府将他本人索去。简就义前慷慨陈词：“我简大狮，系清国台湾之民。……日人虽目我为土匪，而清人应目我为义民。况自台湾归日，大小官员内渡一空，无一人敢出首创义举，唯我一介小民，犹能取胜众万余，血战百次。自谓无负于清。……愿生为大清之民，死为大清之鬼”。 辛亥革命前后的武装起义 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镇压之下，台湾人民的武装抗日斗争经历了一个短暂的低潮时期。1906年以后，在祖国大陆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台湾同胞又不断地举行爱国武装起义，反对日本的殖民统治。著名的有：1907年新竹的北埔起义；1912年南投的林圮埔起义；1913年的苗栗起义； 915年台南的西来庵起义等。其中苗栗起义是辛亥革命直接影响下较大的一次爱国抗日斗争。领导人罗福星是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派赴台湾的人员之一。罗以其家乡苗栗为据点，建立中国革命党台湾支部，在台北、基隆、桃园、台南等地发展组织，宣传革命，筹划起义。事败后近千人被捕，20余人惨遭杀害。罗福星就义前的绝命诗说：“海外烟氛突一岛，吾民今日赋同仇，牺牲血肉寻常事，莫怕生平爱自由。……背乡离井赴瀛州，扫空东庭指顾间，世界腥膻应涤尽，男儿不误大刀还。弹丸如雨炮如雷，喇叭声声战鼓催，大好头颅谁取去，何须马革裹尸回。”西来庵起义是爱国志士八清芳、江定、罗俊等人组织的。他们以台南西来庵等处为据点，训练骨干，筹划起义，号召全省同胞“奋勇争先，尽忠报国，恢复台湾”。参加者遍及台北、台中、南投、嘉义、屏东等地。因事机为日警获悉，余、江等率千余人临时举事，血战七昼夜。起义失败后八清芳等九百多人被处死刑，被日寇滥杀的群众竟达数万人，引起了世界震惊。 “五·四”以后的民族解放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俄国十月革命和祖国大陆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巨大潮流影响下，台湾同胞进一步掀起了有组织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并和祖国的革命斗争密切相联系，成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一环。1920年1月，受“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留日台湾籍青年学生产上先在东京创立“新民会”，并仿照北京的《新青年》发刊《台湾青年》杂志，进行民族主义思想的启蒙宣传。随后，留日和旅居北京、上海、广东、厦门、南京等地的台湾籍学生相继成立“台湾青年会”、“台湾学生联合会”，“中台同志会”等组织。1921年10月以蒋渭水为主联合林献堂等人于台北成立旨在“唤起汉民族自觉、反对日本民族压迫”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启蒙团体“台湾文化协会”，提出“反对民族差别”、“反对奴化教育”，“获得参政权”等口号。广东中山大学等校的台籍学生在郭沫若等人影响下，建立“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在该团发表的《告中国同胞书》中呼吁：“勿忘台湾”，“台湾乃中国之台湾，民族乃中国之民族，土地乃中国之土地”。在这同时，台湾各地农会和各种工会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起来。1928年4月，在大陆的台湾籍中国共产党党员和留学日本的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上海成立了台湾的党组织，即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台湾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民众党亦登上政治舞台。各派政治力量急速组合。台湾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局面。同年底“台湾农民联合会”领导下的会员达3万多人。各种工潮此起彼伏，工人的阶级意识迅速提高。他们把自身的经济利益同民族的阶级的利益结合起来，提出了“支持中国工农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鲜明的战斗口号。 在台湾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形势鼓舞下，居住在台中浊水溪上游雾社的高山族同胞，因不堪日寇的奴役和压迫，于1930年10月27日举行武装暴动。这就是震憾中外的雾社起义。他们在捣毁十几处日寇警察分所之后，退入深山，同6000多名日本军警激战20余天。许多高山族妇女，为激励丈夫杀敌而无后顾之忧，集体跳下悬崖。最后高山族同胞弹尽粮绝，起义领袖等自戕以殉。 高涨的民族民主运动猛烈地冲击着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1931年夏，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台湾同胞开始全面大镇压，实行白色恐怖。无数台湾同胞、爱国进步人士被囚人铁牢，惨遭迫害。但是，台湾人民并没有被法西斯暴行所征服，他们继续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根据历史的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协定重新肯定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的《开罗宣言》中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后又有苏联参加签署的《波茨坦公告》中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8年的艰苦抗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同全世界人民一道，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使台湾重新回归祖国的怀抱，结束了台湾同胞蒙受日本帝国主义奴役的屈辱历史。同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北举行台湾省日军受降仪式。会后台湾省行政长官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所属的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置于中国主权之下。台湾全省同胞欣喜若狂，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祭告祖先，通宵欢饮。台北市各界民众数万人举行环市大游行，欢呼回到祖国的怀抱，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实现民主，建设独立、自主和富强的新中国；但是依附于美国的国民党政府却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共内战。它一方面大举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解放区，一方面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疯狂搜刮、大肆迫害，企图把中国重新拖回黑暗的世界。这就不能不激怒了全国人民，迫使人民起来与之进行坚决斗争。1947年2月28日，在全国民主革命的高潮下，台湾全省人民举行了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武装起义。“二·二八起义”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深切同情。中共中央给予热烈支持，指出：“台湾人民的武装自卫乃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义的，是正确的”；宣布“解放区军民必定以自己的奋斗来声援你们，帮助你们。”“二·二八起义”在国民党政府的血腥镇压下虽然失败了，但它又一次表现了台湾同胞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1949年10月1日，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国民党政府，新中国宣告诞生。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在祖国大陆解放的前夕，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的部分军政人员跑到台湾，他们依靠美国的庇护与支持，在台湾维持偏安局面，使台湾与祖国大陆再度处于分裂状态之中。

台湾海峡两岸目前的分离状态，是中华民族的不幸。所有中国人无不殷切盼望早日结束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 为了实现两岸人民正常往来和国家统一，中国政府在提出和平统一主张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措施： 政治方面，调整有关政策措施，化解敌对情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不再追诉去台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犯罪行为。 军事方面，主动缓和海峡两岸军事对峙状态，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并把福建沿海一些前沿阵地、观察所开辟为经济开发区和旅游点。 经济方面，敞开门户，促进交流，欢迎台商来大陆投资和从事贸易活动，并为之提供优惠条件和法律保障。 其他如人员往来、邮电交通以及科技、文化、体育、学术、新闻等方面，中国政府亦持积极态度，采取了相应措施，鼓励发展两岸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还成立了得到政府授权的民间团体“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同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及有关民间团体建立联系，维护两岸人民的合法权益，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 中国政府的对台政策和措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华人的理解和支持。广大台湾同胞为发展两岸关系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台湾当局近几年也相应调整了对大陆的政策，采取了一些松动措施，诸如开放岛内民众赴大陆探亲，逐步放宽对两岸民间交流交往的限制，扩大间接贸易，开放间接投资，简化两岸同胞通话、通邮、通汇的手续。这些都是有利于相互交往的。近年来，两岸的经济贸易迅速发展，人员往来及各项交流活动不断扩大。1993年4月举行的“汪辜会谈”签订了四项协议，迈出了两岸关系上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一步，台湾海峡出现了40余年来前所未有的缓和气氛，这是有利于和平统一的。必须指出，台湾当局虽对两岸关系作了某些松动，但其现行大陆政策仍严重阻碍着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国家的统一。他们口头上虽声称“中国必须统一”，但行动上却总是背离一个中国的原则，继续维持与大陆分离的局面，拒绝就和平统一问题进行商谈，甚至设置障碍，限制两岸交往的进一步发展。 近年来，台湾岛内“台独”活动日形嚣张，给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国家和平统一投下了阴影。“台独”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和国际背景，而台湾当局拒绝和谈、限制交往、在国际上推行“双重承认”和“两个中国”的政策，又实际上为“台独”活动提供了条件。应当说，台湾同胞要求当家作主管理台湾的愿望是合情合理的、正当的，这不同于“台湾独立”，更与极少数坚持要走“台独”道路的人有着根本的区别。极少数“台独”分子鼓吹“独立”，甚至投靠外国，妄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这是违背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中国政府严重关注这一事态的发展，对任何制造“台湾独立”的行径绝不会坐视不理。 某些国际势力不希望中国统一，仍千方百计插手中国内政，支持台湾当局的“反共拒和”政策和岛内的分裂势力，为中国的和平统一制造障碍，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中国政府坚信，广大台湾同胞是要求国家统一的；台湾朝野政治力量的大多数也是主张国家统一的。在两岸人民共同努力下，上述障碍和阻力一定可以排除，两岸关系一定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 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