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与文化的论文1500字

冷战结束和两极格局解体，使国际战略形势更加复杂多变。从表象上看，一些大国的战略不断花样翻新，但又似曾相识。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来分析国际战略形势的发展，固然更直观、更能从影响战争的诸因素的横向联系来说明问题，然而毕竟是从现实看现实，从动机研究动机，往往缺乏历史纵向性的透视力。从历史思想文化与战略的关系这个角度进行一些探索，也许有助于为研究国际战略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思想文化是战略的底蕴和根基 世界上每一种文化传统都包含着关于战争的思想；每一种战略思想又都与一定的思想文化相联系。广义的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自然环境、社会形态、经济水平等作用下长期形成的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总和。思想文化以人对自然、人对人的态度，人的生存方式及其生命意义为主要内容。它的发展虽然总体上与历史的发展是并行的，但是，思想文化有时是可逆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畸变或倒退。战略服从和服务于当时的国家政治，但战略又深刻地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哲学传统。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环境和历史发展的差异，决定其社会结构、文化心理结构的区别，从而也影响到战略文化的不同特点。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战略文化都有其固有的传统文化的烙印。也就是说，战略的底蕴和根基是思想文化，而且战略思想最终要汇人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思想文化的发展历史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讲，战略思想也是一种文化，战略思想的发展是一种文化现象，不论它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都是如此。思想文化与战略相结合，我们可以称之为战略文化。战略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并以这种思想和理论指导战略行动和影响社会文化与思潮。它具有观念形态、历史继承性、国体与区域特征等属性。它是制定现实战略的潜在意识和历史文化情结，因为战略家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和教养中进行认识和实践创造活动。战略制定者的个人风格，正是其文化底蕴的外在表现。因此，从战略文化的角度分析有关国家的战争准备与实施，挖掘其深层次的思想文化与哲学的背景，及其对思想文化的反作用，并且揭示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这是战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战争指导上，了解对方的战略文化与了解其军事部署是同等重要的。 (二)中华文化与战略传统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延续最久又辐射甚广的文化。众所周知，在整个人类的发展史中，中华文明以其源远流长而著称于世，至今已经延续了5000多年。在中国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不仅孕育出灿烂辉煌的人文思想，而且产生了具有深刻哲理的军事思想。 中国的战略文化起源很早，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当时的华夏文明，培育了《孙子兵法》、《吴起兵、法》、《孙膑兵法》、《六韬》等战略思想和理论，同时在《周易》、《老子》、《尚书》、《论语》、《孟子》中也包含有若干大战略的观念。它们都成为先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战略文化基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整体和谐。其内容极为丰富，如果用最简洁的语言来概括，可以说就是：和平、统一、防御；知兵非好战。表现为文字创造上的“止戈为武”；道德观念上的“和为贵”、“仇必和而解”；政治上的“兼爱”、“非攻”、“以战止战”；军事上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不斗，大兵无创”等。中国的军事防御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易》中的“师左次，无咎”，《尚书》中的“罔或无威，守执非敌”，后来发展到《孙子兵法》中的“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中国战略文化的防御性质是得到世界公认的。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说：“中国的决策人历来强调防御性的地面战争……与欧洲帝国主义行动中所显示的商业扩张主义的进攻理论截然不同。”托马斯·克利瑞说：“中国将武力的使用限于防御目的，是受源出于道家和儒家道德思想的影响。战争只是不得已的手段，而且必须有正当的理由，这通常是指防御战争，但不排除惩罚性战争，以制止以强凌弱的行为。”中国的万里长城从来都是防御的象征，而不是国界的象征。儒家主张：“夷狄之人中国者则中国之”。历代中原政权所实施的军事战略，如慑之以兵威，和之以婚姻，阻之以城塞，施之以禄位，通之以货利，怀之以教化等等，都反映了中国独特的战略文化。美国作家蒙特罗说：“征服中国，好像将一把剑投人海中。其抵抗似乎很小，可是不久以后，钢铁就会生锈，而且被合并了。这合并的过程非常彻底，几代之后，就只有哲学家才知道，谁是征服者，谁是被征服者了。”这个比喻富于文化和哲理含义。 中华文明赋予其战略的灵魂就是求和平、谋统一、重防御。这种战略文化，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为中国人民带来了自身的繁荣和睦邻友好关系。但是，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腐败的政治体制和无能的军事官僚，没能将防御传统的积极成分加以发扬，而是承袭传统战略文化中的保守性的一面，实行消极防御，封边禁海，放弃海疆。特别是对待军事技术的基本态度上，古代中国多突出“道”与“器”之辨，重道轻器，忽视军事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这种弊端在封建社会全盛、外部压力较少之时尚能被掩盖，然而当封建社会步入衰世，西方列强不断入侵之时，其恶果便暴露出来。清王朝后期，对外敌入侵抵抗不力，甚至不战而退、不战而降，从而给中国近代史蒙上屈辱的阴影。 中华民族是一个珍视统一的民族。中国战略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就是统一观念。反对分裂，谋求统一，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与大融合，这是中国几千年战争史的主流。无论一个时期内国家如何分裂、各民族间如何对立，最终的结局仍是在民族和解中产生出新的更大范围统一的中国。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繁衍和生息的人民，无论他们生活在哪个时代，无论他们属于哪个民族，也无论他们信仰什么宗教，甚至无论他们迁徙到什么地方，都始终保持着对一种统一文化和一个统一国家的高度认同。这种文化就是中华文化，这个国家就是中国。中华文化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文化体系，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习俗都可以在这个博大的文化体系内融汇与发展。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发生过西方历史上那样惨烈的宗教战争，这正是中华文化的伟大贡献之一。 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人民开始了伟大的革命战争，对历史留下的战略文化传统进行了科学的扬弃，传统战略文化的精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赋予新的意义。中国现代战略文化划时代的里程碑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创立。毛泽东军事思想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战略文化，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战略理论。这个理论一直延续到今天。它强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要别国的一寸土地；也不许别国侵占我国的一寸土地。主张和平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在军事与政治外交相结合的斗争中，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作战指导上，实行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就使得在战略上属于防御性质的作战，避免了消极保守被动的一面，发挥了积极主动的一面，从而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中，中国始终把日本统治阶级与日本人民区别开来。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教育改造并释放日本战犯；抚养日本侵略者丢下的遗孤，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宽大胸怀和以德报怨的文化传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对待敌军战俘实行真正的人道主义政策，得到全世界包括当时敌对国家在内的普遍公认和赞扬。在对印自卫反击作战中，中国收复了被印军非法侵占的中国领土，在完全有能力继续追击的情况下，为了表示和平诚意又主动回撤到原先的实际控制线，并且释放全部战俘，主动交还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和军用物资。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宽仁，正是体现了中国战略文化的特色。 (三)普鲁士文化对战略的两重性影响 德国近代史留给人类的经验教训是多方面的。它既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产生了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等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和诸如海涅、歌德、席勒、贝多芬等伟大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产生了沙恩霍斯特和克劳塞维茨等军事理论家与军事改革家，但同时它也产生了威廉二世、希特勒等一帮战争狂人，使德国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之一。德国的近现代史完整地推演了文明和哲理怎样被异化，怎样通过蛊惑和煽动而对一个民族的精神进行误导，怎样产生当权者的极度偏邪的战略思维，又怎样从疯狂走向自我毁灭，而德国人民则获得理性的复归的历史进程。 威廉一世和俾斯麦在1866年与1871年之间，通过“铁血政策”结束了几乎达1000年之久的德国分裂状态；从建立普鲁士帝国到1945年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消亡，德国的历史进程，除了魏玛共和国的一段时期外，基本是先后在俾斯麦、威廉二世、希特勒一脉相承的战略思维引导下，沿着侵略扩张的历史逻辑，从发生发展到走向灭亡。

专著：《九十年代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变革》，第一作者，4万字，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第二国际研究》，撰写第1章第2、3节和第14章约7万字，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出版。文集：《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主编之一，5万字，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共产党宣言〉与当代》，主编之一，20万字，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社会主义与老年人问题论文集》，主编之一，23万字，华南师范大学2001年8月编印。译著：《全球化与政治》，第一译者，22万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全球化陷阱》，翻译第5、6章约5万字，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论文和文章：《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5000字，《新视野》1995年第1期；《德国劳资协议制的演变及其基本特点》，7500字，《国际工运》1995年第4期；《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表述未来社会所有制的几个概念辨析》（合著执笔）8000字，《求是》1995年18期；《罗莎·卢森堡思想国际研讨会综述》，4500字，《国外理论动态》1995年第3期；《德国学者海宁格谈当今马克思主义的革新》，2500字，《国外理论动态》1995年第11期；《德国三个左派组织的社会主义观》，2500字，《国外理论动态》1995年第17期；《德国三个左派组织对社会主义的反思》，1500字，《国外理论动态》1995年第18期；《德国学者马丁·洪特论“恩格斯与21世纪”》，3200字，《国外理论动态》1995年第31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学科调查报告》，1万字，《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6年第1期；《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现状与发展趋势》，2万字，《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4期；《九十年代以来西欧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反思和政策调整》，7000字，《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6年4期；《当前西欧左翼政党的复兴》，5000字，《新视野》1996年第5期；《德国民社党就党内争论的五个问题作出决议》，3000字，《国外理论动态》1996年第4期；《民主社会主义的危机及其原因》，9000字，《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12期；《德国学者霍斯特·海曼论“莱茵模式”和改良社会主义》，4500字，《国外理论动态》1997年第21期；《英国学者肖恩·塞耶斯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及其遇到的挑战》，5500字，《国外理论动态》1997年26期；《应从现代性视角考察现代资本主义》，1997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对马克思恩格斯“消灭私有制”思想的再认识》，7000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1998年第3期；《关于转型中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对话》，合著2万字，《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9年第2期；《全球化背景下的德国模式》，9000字，《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9年第3期；《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8000字，《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0年第1期；《第三条道路与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9000字，《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0年第3期；《全球化时代的新政治》，2000字，《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0年第3期；《国际共运史和世界社会主义学科调查报告》，6000字，《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0年第4期；《当代资本主义改良评析》，9000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0年第12期；《“第三条道路”与“荷兰模式”》，4000字，《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7期；《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新变化评析》，求是杂志《内部文稿》2001年第3期摘登5000字；《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年第1期刊登全文4万字；《德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现状和趋势》，6000字，《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4期；《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转型》，求是杂志《内部文稿》2001年第12期摘登6000字；《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年第1期刊登全文4万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形式和新特点》，发言摘要800字，《理论视野》2002年第2期；《略论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5000字，《理论视野》2002年第3期；《世界的左翼》清华论坛发言摘要，3000字，《世界知识》2002年第13期；《准确理解“消灭私有制”论》，5000字，《群众》2002年第7期；《德国民社党的现状和新纲领草案》，4500字，《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1期；《德国民社党的政治定位及发展前景》，4500字，《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5期；《评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的演变》，4万字，《当代世界社会主义》2002年第3期；《罗莎·卢森堡与社会主义民主》，6000字，2002年9月德国波鸿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译文：《社会主义的状况和未来》，5万字，载于《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1月出版；《未来的社会主义》，8000字，载于《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1月出版；《集体主义的反经济》，8万字，载于《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1月出版；《社会主义的前景》，1万字，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5年第5期；《恩格斯与21世纪》，6000字，载于《走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德国的社会福利法导论》，7000字，载于《我们的社会保障》德国驻华大使馆1996年编印；《联邦德国社会保障体系概览》，5000字，载于《我们的社会保障》德国驻华大使馆1996年编印；《三个目标，一条道路》，6万字，弗·艾伯特基金会 1999年8月编印。《东方共产主义崩溃后的西方民主社会主义》，2万字，载于《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出版；《关于社会主义的回顾与前瞻的对话》，3000字，《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0年第1期；《左派的新思考》，7000字，载于《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德国：从分裂到统一——融为一体的艰难历程》，8万字，载于《来自德国的参考资料》德国驻华大使馆2000年编印；《适应明天的市场——德国经济借助新技术增长》，8000字，载于《来自德国的参考资料》德国驻华大使馆2001年编印陕西省西咸新区党工委委员、陕西省西咸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空港新城管理委员会主任

美国的文化是独特的因为它是培育、形成与发展在某些情况下,这是典型的(特性)美国。主要的因素使这个新国家,形成一个新的文化是困难的环境中,种族多样性(多民族)和多元宗教,这是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在世界。更重要的是,这些元素仍然是影响美国文化1。粗糙EnvironmentThe早期移民英国的清教徒定居在美国的东北部。那里的环境很恶劣,但他们认为穷人土地可以净化他们的心灵,所以他们选择了沿海岸的地方。从1607年到1892年,边疆是进一步向西推进。美国边境由相对不稳定的地区的美国,通常发现在这个国家的西部。寻找一个土地的拓荒者的丰富的资源和土地的承诺、机会和自由。实际上他们寻找更好的生活。因此个人主义,自力更生,机会平等或许是最密切相关的值与边疆遗产(遗产)的美国2。民族DiversityThe美国人口包含了大量各种各样的民族来自许多种族,民族,宗教。人们称美国为“熔炉”和占主导地位的人是英国人。美国是由黄蜂+毫米,白色,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加上中产阶级和男性。在历史上,人们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冲到美国三次。他们带来了自己的文化,美国的,后来在不同的文化中被混合在一起。因此,独特的美国文化形成,一个共同的文化生活和共同价值观3。复数religionThe美国基本信仰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个人实践自己的宗教中心的宗教在美国的经历。各种各样的种族背景产生了宗教多元主义;几乎所有的宗教的世界现在在美国练习。基督教(基督教)是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在美国和新教(新教)是支配(主导)。任何个人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他们相信他们可以向上帝直接交流,这样他们就可以共享相同的想法。根据新教,许多新的和不同的解释形成产生不同的宗教派别。教会是独立的和美国的宗教不再是宗教seculars。许可证制度实践的宗教和政治权力是单独的形式的宗教。所以有更多的宗教在美国比在其他国家4。当前影响:如今,我们可以看到持续影响的三个元素在当前美国社会。美国家庭通常是父母和他们的未婚子女。中年和老年人通常不生活在他们结婚了孩子。很多美国人住在移动房屋的房屋在建造与车轮。他们可以移动。这个人在美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渴望开始新的生活在一个新地方。相当多的人改变住宅(住所)每年。美国人平均一生中移动十四次。勇气去尝试新事物一直是美国人的特点。美国民主意味着多数规则,但这也意味着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有一定的自由,美国承诺将其所有公民和少数群体的成员不能否认这些权利投票的多数。美国人也喜欢参与许多挑战活动和运动来显示他们的冒险精神。所有这些都是受到美国历史上的传统。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文化是独一无二的,是培养、形成与发展的主要三个因素,粗糙的环境、种族多样性和多元宗教和仍然是影响和由他们决定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