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科学编辑部成员

地理编辑部同事人员流动很小，貌似近两三年没有新人进来，而且大多在本行业工作多年。大家学历基本都是本科和研究生，本科所学专业和研究生的专业有自然地理类、文学新闻类等等，没有统一的标准。编辑部的同事的确很辛苦，经常出差采访，出刊前白天黑夜连轴转是常有的事。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关注中国国家地理今后的动向，杂志社在继续做大做强，很有可能“扩招”。记者的职责与任务，可以说是多方面的。这里主要谈三点：第一，敏锐地去发现事实；第二，忠实地去报道事实；第三，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敏锐地去发现事实〕事实客观存在，但有些事实要去发现它、把握它，则需要一双敏锐的眼睛。正如法国美学家罗丹说的，生活中并不缺少美，缺少的可能是发现美的眼光。我国著名记者、新华社社长郭超人曾说过：“什么样的人当不了记者？什么样的人能当记者？什么样的人能当好记者？大多数人能想到能做到的，而你想不到做不到，就当不了记者；大多数人能想到能做到，而你也能想到能做到，可以当记者，但不一定是好记者；唯有大多数人想不到做不到，而你能想到能做到，那么你就能当一个好记者。”我国著名的老一辈记者肖乾也说过，新闻记者“同坐在沙发上沉思的政治家或历史学家毕竟不一样，他是个哨兵，甚至是个侦察兵”。 敏锐的眼光背后，是一个勤于思索、善于思考的大脑。国外新闻学著作里曾引用过这样一个事例：一位新来报馆的年轻记者，总编辑叫他去采访某先生和某女士的婚礼。他事先对此次采访做了种种设想和较充分的准备。但是，当那天他走到新郎家门口打算进去采访时，看门的却告诉他：婚礼不举行了，因为新郎跑了。于是这位年轻记者垂头丧气地回到报馆，向总编辑报告自己采访失败的消息。总编辑听罢，拍案叫道：新郎跑了，不比原来的婚礼是更大的新闻吗？你为什么不马上采访？这一说，那年青的记者才恍然大悟。 这一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善于思考，缺乏敏锐的目光，即使是新闻与你擦肩而过，你也发现不了，更是捕捉不到。敏锐地去发现事实，还应当包括对事实的认识要比别人更善于透过现象见到本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优秀记者胡占凡，在采访中曾了解到这样一些事实：在杭州，有两个大款为了斗富显阔，在众目暌暌之下，比赛烧人民币，每人烧掉两千多元，只是哈哈一笑。有个“大腕”，扔下30万元买只哈巴狗，眼都不眨一下牵上就走。还有个“大款”，看到别人用6万元一桌的宴席请他，他竟“啪”地打开密码箱，甩出了30万元请了一桌。有所学校的一项调查显示：9%的学生把“赚钱多”作为择业的头条标准，北京一些中学生唱“世上只有钞票好，有钱的孩子像块宝……”胡占凡认识到，这些现象的背后都是“拜金主义”在作怪，应当向这种现象敲响警钟，便采写了《拜金主义要不得》、《再谈拜金主义要不得》等文章，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给人们很大的触动。因此，敏锐地去发现事实，透过现象捕捉事物的本质，是记者的职责与任务中应有的之义。[忠实地报道事实]记者最为重要的职责和任务，就是采写报道。记者是读者与事实之间的桥梁。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他的名著《第三次浪潮》中将人类的文明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次浪潮农业阶段，第二次浪潮工业阶段，第三次浪潮即我们今天所处的信息革命阶段。我们每个人都会深深地感觉到，我们每天都处于新闻媒体的包围之中。我们已经习惯了“秀才不出门，天下事全知”的生活方式；对于新闻媒体，我们已经深深地依赖它们给我们提供信息。试想，如果记者给人们提供一条虚假的新闻，将会对社会产生多么不良的影响，因此，忠实地报道事实，应该成为记者的神圣职责和义不容辞的任务。忠实地报道事实，是新闻工作本质决定的。李大钊曾说过：“现在的新闻，就是将来的历史。”著名学者吴晗也说过：“历史工作者是记录昨天的历史，新闻工作者记录今天的历史。” 我们知道，历史是容不得半点弄虚作假的。尊重事实，秉笔直书是我国史官的优良传统。如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右卿崔杼杀害了国王齐庄公齐光，崔杼命令太史以得传染病而死来记载齐庄公的死。太史不从，直书崔杼弑君，因此激怒了崔杼而被杀。崔杼又命令太史的弟弟改写，不从，又杀之；再令其二弟改写，又不从，又杀之。最后轮到三弟，依然据事直书。他认为这是史官职责，失职求生，不如死去。史官这种忠实于事实的做法，对于新闻记者是很有影响的。我国已故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任白涛在《应用新闻学》中就说过：“笔可焚而良心不可夺，身可杀而事实不可改。”忠实地报道事实的含义是双层的。浅层的含义是，记者应当努力将事实的基本要素、基本数据核实准确；深层的含义是，记者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挖掘事实的本质。 80年代末期，我国某地农民买桑塔纳小轿车，某地农民买飞机、修跑道。这些事实本身是准确的，但在当时农村毕竟还是凤毛鳞角。有些记者以此大做文章，并由此得出“中国农民现在已愁有钱无处花”的结论。显然，这不是对事实实事求是的报道。从全国农村数亿农民的情况来看，一些穷山僻壤的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未真正解决，不少地方还要扶贫救助。记者以偏概全，既容易导致读者对新闻报道的怀疑，也容易诱发读者产生逆反心理。由此可见，只有记者把忠实地报道事实当成神圣的职责和任务，读者才能真正做到“秀才不出门，天下事全知”。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创刊于1957年8月25日，刊名为《科学论文集》，是文理综合版，文革前（1957～1964年）共计出刊24期，文革期间停刊。1955年12月22日，学校成立校科学研究委员会，王延青任主任委员。1957年2月27日，校科学研究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决定出版《科学论文集》。1959年，《科学论文集》改名为《广西师院》，王延青任主编，陈伯康、贺祥麟任副主编。1959年4月22日，第一届学报编辑委员会成立，成员12人，其中：教授4人，副教授1人，讲师5人，教师1人，干部1人。1960年刊名改回《科学论文集》，文革开始后被迫停刊。当时办公地点：本部办公大楼楼下东头路南。文革后1972年12月复刊，刊名为《广西师院》，是文理综合版，1972年出版3期，1973年出版8期，1974～1977年4年共出版12×4=48期。1972年10月16日，在院革命委员会领导下成立广西师院院刊编辑组，梁正任组长，聂启桐、伍行斌任副组长。1977年2月4日，将院刊编辑组和院写作小组合并，成立院刊编辑、写作小组，聂启桐兼任组长，宋子英任副组长。当时办公地点：本部办公大楼大会议室对面（东第一间）。1978年刊名改为《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季刊。1979年《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分为哲学社会科学版和自然科学版，1979～1982年4年共出版文科4×4=16期，理科4期（1979年出版2期，1981、1982年各出版1期)。1980年10月6日，第二届学报编辑委员会成立，陈伟芳任主任委员，成员25人，其中：教授3人，副教授3人，讲师17人，干部（编辑）2人。1981年，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开始在全国公开发行。1982年12月8日，将学报编辑室（即原来的院刊编辑、写作小组）改为学报编辑部，欧阳柏任主任，宋子英任副主任。1983年，学报自然科学版随学校改名，改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半年刊。1984年，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改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季刊。1984年9月，副校长王炜炘分管学报工作，任编辑委员会主任，宋子英任学报编辑部主任。1986年，《广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开始在全国公开发行，1989年《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和《广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开始在海内外公开发行。1992年，《广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改为季刊。当时办公地点：1978～1983年上半年在历史系楼上；1983年下半年～1986年上半年在教育系楼下东半边；1986年下半年～1987年上半年在数学系楼下西头；1987年暑假～1990年上半年在分部研究生楼第一栋三楼东头。1991年11月11日，成立第三届学报编辑委员会，王炜炘任主任委员，成员28人，其中：教授12人，副教授12人，副编审2人，讲师1人，干部（编辑）1人。学报编辑部有9人，其中副编审2人，编辑4人，馆员1人，助理馆员1人，处级干部1人。1993年11月，第三届学报编辑委员会成员做了调整，张葆全任主任委员。1994年12月符浩任编辑部主任。1999年9月，王杰任《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符浩、李启贤任副主编；梁宏任《广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主编，李小玲任副主编。当时办公地点：1990年8月～1997年7月在分部第二栋办公楼东头一楼（现财务处报帐处）；1997年8月～2000年3月在文科教学楼前两层办公楼一、二楼中间。2003年2月27日，第四届学报编辑委员会成立， 梁宏任主任委员，王杰任《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朱从兵、李启贤任副主编，刘慕仁任《广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主编，李小玲任副主编。学报编辑部有人员10人，其中教授1人，编审1人，副编审3人，编辑2人，助理编辑2人，办公室人员1人。2007年1月4日第五届学报编辑委员会成立，梁宏任主任委员，钟瑞添任《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王朝元、李启贤任副主编，易忠任《广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主编，李小玲任副主编。学报编辑部有人员10人，其中教授1人，编审2人，副编审4人，编辑2人，办公室人员1人。办公地点：2000年4月至今在田家炳大楼325～330办公室。

9—7 在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学习。1961— 在兰州大学地理科学系和西北开发研究所工作。10— 1 在北京大学进修。1980— 1985 兼任中国科学院天山冰川研究实验站站长曾任国家教委首届地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中国冰川冻土学会理事、中国地理学会干旱区地理建设委员会委员、甘肃省地理学会秘书长。现为中国地理学会自然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高校综合自然地理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区域开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自然资源协会干旱区研究委员会委员、甘肃省生态学会理事、《干旱区资源与环境》副主编、《生态经济学报》编辑部主任。先后讲授过中国自然地理、普通冰川学、地理环境总论、自然地理学、综合自然地理学、自然资源学概论、环境保护概论、干旱区自然地理等课程。参加过青藏铁路沿线科学考察，祁连山现代冰川变化及利用研究，中日合作天山博格达峰冰川考察，甘宁青自然环境及农业经济系统研究，青海省综合自然区划，柴达木地区国土综合规划，黄土高原综合治理研究，西北地区科技发展战略与决策研究，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综合考察，兰州经济圈城镇发展研究，陇海—兰新地带环境、生态平衡与城市发展的关系研究，甘肃省综合自然区划研究，甘肃省生态环境现状与保护对策研究，中国西部地区气候与环境演变评估，中国气候与环境演变评估，以及井冈山、四川广安、云南石林、福建古田、甘肃天水等地旅游规划。

陆大道：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地理学家、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 顾朝林：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建设部城乡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地名与行政区划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教育部地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建设部城市规划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建设部城市规划专业评估委员会委员。保继刚：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广东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院长、旅游学院院长。袁书琪：中国地理学会理事暨地理教育委员会副理事长、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旅游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地理交约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林学会森林公园分会常务理事、中国营销学会旅游营销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生态学会旅游生态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区域旅游专业委员会委员、福建省地理学会副会长、福建省教育学会理事暨地理教学研究会会长、福建省区域地理学会副会长、福建省旅游学会副会长、福建省交通协会常务理事、福建省政府旅游发展顾问。 吴传钧：地理学家、经济地理学家、人文地理学家、地理教育家。他在学科建设、学术组织、人才培养以及地理学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等方面均有重要建树。是我国经济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奠基者。在基础理论建设方面，他提出经济地理是自然—技术—经济三结合的边缘学科，地理学的中心任务是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形成过程、结构特征、发展趋向和优化调控等的新论述。 李旭旦：（1911～1985），中国地理学家。1911年9月8日生于江苏江阴，1985年7月8日卒于南京。1934年中央大学地理系毕业。1936年赴英国剑桥大学进修，获硕士学位。1939年回国后曾任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系主任，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主任。先后担任《地理学报》总编辑和《地理知识》主编。1983年任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主要致力于人文地理学、区域地理学和地理教育理论的研究，他在普及地理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译著有《人地学原理》（与任美锷合译）、《地理学思想史》等。著有《白龙江中游人文地理观察》、《中国地理区之划分》等。主编有《人文地理学概说》和《人文地理学论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