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生活论文1000字

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是当前学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参与到讨论中，诸如哲学与时代、哲学与生活世界、哲学与现实、哲学与人的生存等话题，其实都是这一讨论的部分。然而，任何讨论都必须首先确立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所讨论的问题应当是具有“现实”针对性的真问题，否则，就是无病呻吟或胡言乱语。那么，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是否是一个真问题？为什么它现在成了问题？是追逐西方哲学谈论回归生活世界的“时髦”？ 是在哲学被边缘化之后，学者们不甘寂寞，试图重新回到社会关注的中心，使哲学成为像“经济学帝国主义”一样的“显学”？是学者们不愿清贫，试图通过关注现实，充当“工业的宦官”，勾引消费者皇帝的最下流的欲念、迎合皇帝们的最肮脏的欲望，然后从他们的口袋里套钱？是出于某种“民族主义的心理”，即对中国至今尚未产生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哲学家的忧虑？还是哲学与生活的关系真的出了问题：哲学远离了生活？ 其实，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一个永恒话题。一方面，哲学的历史就是一个愈来愈贴近人的现实生活的过程。古代哲学关注的是客体、对象世界，近代哲学以人的认识为对象，现代哲学讨论的是科学的发展和人对生活的体验、感受。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越来越生活化、哲学的地位越来越“平民化”的过程。另一方面，生活之树常青，生活的生成性必然使前一个时代的哲学与后一个时代的生活发生断裂，这时就要求哲学回归生活世界。所以，每当时代发生变迁，既有哲学的解释力无法包容生活或者说生活越出了哲学的解释框架时，就会产生哲学回归生活的呼声。而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状况正是哲学与生活之间出现了断裂。 从“论坛哲学”的角度（按照高清海教授的说法，现今马哲在国内有三种存在状态：讲坛哲学——存在于讲话、官方文件报告、公共政治课讲坛上的哲学，论坛哲学——学者们讨论的哲学，应用哲学——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哲学），马克思哲学在新中国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前实践唯物主义（1978年前），实践唯物主义（1978-1990年）和后实践唯物主义（1990年后）（这里的实践唯物主义是广义的，即指所有主张凸显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的观念，而不是仅指把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冠之以“实践唯物主义”这个名称的观点）。改革开放前，哲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当然也是扭曲的，那时哲学作为无所不能的指导者被应用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哲学的地位、作用以及与生活的关系并未受到质疑。20世纪80年代，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也没有成为问题，因为那时哲学与生活是同步的，从真理标准问题到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再到主体性问题，最后到实践唯物主义问题，所有这些讨论都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现实问题，并且首先是作为现实问题粉墨登场的。比如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针对的是“两个凡是”的极“左”路线；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是对“文化大革命”时期肆意践踏人、侵犯人的反动；主体性问题的讨论是为了给市场经济的发展清除障碍，等等。可以这样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时期，是中国的启蒙运动时期，哲学不仅见证了这一过程，而且是这次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和生力军。也是由于哲学问题与现实息息相关，所以，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是乐观的、朝气蓬勃的，新思想、新观念层出不穷，哲学家们并没有被边缘化和失落之感。而到90年代后，恰如在西方19世纪上半叶的哲学与科学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一样，哲学与生活的姻亲关系解体了。事实上，在90年代末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中，就已有解体的趋向。因为实践唯物主义要求体系化，试图建构取代旧教科书体系的新体系，这样一种学术上的诉求就蕴含着脱离现实的种子。有的学者曾用“学术凸显，思想淡出”来概括9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状况，这一概括虽然不是十分贴切，但也反映了部分真实。的确，90年后，一部分学者专注于学术，甚至以纯学术自居，沉迷于史的挖掘，耻于谈论现实，把学术性和现实性对立起来。这当然与建国后马克思哲学与政治过于紧密、与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不强、与90年后学术界日渐浓重的商业气息有关，是对它们的反拨，是对学者的自身操守或职业意识和具有学术底蕴的学术研究的呼唤。但是，对于哲学、特别是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史”的研究并不能以“论”的牺牲为代价，对学术性的强调不应排斥对现实的关注。另有一部分学者转向庸俗，学术的崇高感、神圣感、使命感荡然无存，学术研究成为挣钱的工具、谋生的手段，写文章是为了评职称、挣稿费。对于这部分人而言，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没有头脑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版第258页）诚然，上述两种倾向是90年后学术界的两种极端现象，并不代表学术界的全部，但这两种倾向的存在却真切表明，90年后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时代感和生活气息，成为象牙塔里的学问，成为学者们自娱自乐、自产自销的学问，哲学与生活的关联断裂了。这正是哲学贫困化或思想淡出的原因，也是哲学被边缘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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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处处充满哲学。1、学习：日积月累才能日新月异。哲学原理是量变引起质变。2、工作：处理问题要抓住重点。哲学原理是看问题要看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3、信仰：拥护共产党，尊重他人人格。哲学原理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4、理想：为了目标而孜孜不倦地奋斗。哲学原理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哲学思想应用于生活，主要通过指导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来发生作用。这种作用对于大多民众来说是很间接的，有点类似于时尚对于普通人……就像《穿普拉达的女王》台词里提到的，我们以为那些时尚设计和我们去地摊买件毛衣没什么关系，但实则影响力是从高到地层层下推的，而地摊上那些毫无时尚感的衣服，也许就是曾经风靡过的时尚元素过时后的留存。但是，这仅仅是一方面，即一个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想会逐渐影响未来很久的大众思想，而另一方面，哲学思想也来源于大众的生活，诚如时尚也一样。只不过，哲学家可以敏锐地捕捉到思想变化的本质，如同设计师擅长于从整体差强人意的设计里总结关键元素并再创作一样。说到哲学对于生活的影响，不妨就从身边说起。相信唯物主义者肯定反对老人请人跳大神来给孩子治病，你问他们为什么呢，他们会说因为这不科学，这是巫术，那你再进一步问什么是科学什么是巫术呢？这就牵涉到很多思想，譬如实证主义，譬如奥卡姆剃刀，譬如《金枝》里对巫术的分析，譬如真理标准的讨论……无论什么，都是来源于思想家们的努力，通过启蒙，通过西学东渐等等等等，最终改变了民众的思想。哪怕一个相信唯物主义的人，并不能给出合理的辩护，譬如他虽然批评封建迷信，却迷信专家，而不经反思，仅仅无条件相信他在学校学到的东西，随便地转发朋友圈造谣，也许他的思想与“哲学”或“科学”都不沾边，但确实是哲学和科学的思想影响了他的信念，如果没有这些思想，他会依旧相信巫术……又比如说，一些已经名存实亡的观念保存于社会习俗中，譬如哭拜死者，死者为大这样的礼节性问题，可以一直追溯到儒家更往前的巫史思想，商周以前，人们主要是一种祖先崇拜，死去的祖先会作为这个家族的守护者，成为“鬼”，各家祭祀都是祭祀自家的祖先，包括国君也是把自家祖先当做“上帝”，这种观念到商代灭亡后才被“德配上帝”说取代，祭祀之礼逐渐化为道德之礼，儒家为这种礼赋予了道德内涵和情感支持，但实际上，信仰祖先和死者的思想从未断绝，至今还有人认为把祖坟迁个风水宝地可以保佑财源滚滚……这些思想不算哲学思想，但后世的哲学思想大多否定了这种迷信，而支持把礼仪教化限制于道德行为内，我们通过漫长的思想史，不断把礼教内化，从需要由鬼神信仰来保障的巫祀行为逐渐转向由内心生发的道德动机来约束的个人道德追求，所以薄葬、宁戚的思想才被认为是有识之士的选择。但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哲学思想与民众信仰之间的纠葛不清，那些秉承哲学思想的一般开明人士，才有一些“论心不论迹”的教诲。哲学思想对于民众生活的影响力，随着社会发展是越来越大的。随着社会发展，信息交流畅通，新的思想越来越快地普及开来，所谓启蒙的先驱是印刷术，否则在古代，即使是圣贤，教化流风也不出二南。因此古人更多地争取政权支持，或本身就干预乃至投入政治，其思想唯有通过政治实践才能最大程度地普及开，随着时代发展，渐渐就可以退而求其次地教书为业，通过书社、学院，普及于弟子，再普及于百姓，因为交通便利以及书本出版，影响力也不小。试想汉代王充著论衡中，已经驳斥了谶纬种种荒谬，何以在汉代毫无影响呢？就是因为他的书偏居江南，根本没有传播开，如非魏晋访求而得，失传了也说不定。再想今天对于政治改革、经济举措乃至平权运动、文化冲突的讨论，随便发个微博就可以被人看到，当一个意见领袖，根本不需要成为一个政客或者一个校长……你可能会问，这些公知和哲学有什么关系？当然有，他们的言论大多都是取自上个世纪或上上个世纪某本哲学著作，属于某个如雷贯耳的学派或思想家，想想三权分立，想想民主民粹，想想无政府主义……随便什么概念吧，包括女权不也得引用两句波伏娃？只不过即便到今天，经济发展也没有发达到大多数的民众都有精力和闲暇学习高深学术的程度，所以哲学依旧存在于小圈子里，它的影响力也依旧存在滞后性。而且真正富有影响力的变革，需要长期的准备，可能许多代人都只能做出一点微不足道的贡献，直到思想彻底成熟，以某个天才的名义爆发出来，为世人所瞩目，并影响其后的思想……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当今哲学家们的讨论，仿佛对社会没什么影响的杂音，诚如我这样毫无时尚敏感度的人看T台走秀，满脑子只有一个“这都什么鬼”的念头……但我从不否认，正是这些可能“丑出天际”的设计尝试，不断发展，影响着未来的时尚，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过去的改变就可以知晓。

哲学家用系统的知识解决人如何最好地达成个人和集体的实现。学习哲学的总任务是去吸收哲学家的教益，运用于今日世界。重点不在于知道这个或者那个哲学家说了什么，而是致力于在个人和社会层面上运用这些智慧。我们都能理解人们对哲学本质的困惑。普通人会觉得它又无聊又奇怪，哲学是什么和我们有关系吗？但有时，你又会觉得它有时候还蛮有趣的。但这种有趣又很难定义。哲学家是什么人？他们又是做什么的？为什么有人会需要他们？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早已包含在“哲学”这个词里面了。在希腊，“philo”这个词意味着爱或者奉献，“sophia”意味着智慧。这两个词组合起来的“philosopher”——即哲学家——意味着把自己奉献给智慧（爱智慧）的人。“智慧”这个概念尽管抽象，却并不神秘。聪明处事意味着体面的生活和死去，在诸多生存的不利条件下竭尽所能的过上好生活。追求智慧是为了实现自我。你可能觉得是为了获得幸福，但不是，幸福这个词意味着连续不断的快乐，然而，自我实现需要诸多痛苦和历练，这是每个体面舒适的人生都避免不了的。所以，哲学家们，或者说那些献身于追求智慧的人，就是会为了追求个人和集体的自我实现的系统知识而奋斗的人。在追求智慧的过程中，哲学家们逐渐发展出一套特殊的技能。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在研究是什么让人们变得愚昧的主要问题上成为专家。然而，人们对这些问题表现的却不是很智慧。 我们很少问大问题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为什么需要一份工作？当今社会究竟会演变成什么样子？爱是什么？相信大多数人会有一瞬间想过这些问题（多数在半夜），但我们不会费心去找出答案。它们一般被当成笑话来问，被问者也怕被人以为自命不凡、只会说空话而羞于去解释（除非正处于青春期的某一瞬）。但是，这些问题才是对我们影响最深远的。找到它们的正确答案，我们才能把精力用来做有用之事。哲学家从不惧怕大问题。他们知道这些问题随时可以拆分成更多可控的小块，然后他们就能够很自豪地不断提出更多听起来天真可笑的询问。 易受错误常识的影响公众舆论——或者说所谓的“常识”——在无数领域都被认为是合理的。因为你不断从亲戚朋友中听到相关言论，它们就自然而然的被假定为真实的，你想都不用想就接受了。媒体也每天不断给我们大量灌输此类东西。但有时候，常识是充满愚昧、错误和最可悲的偏见的。哲学可以帮助我们完成从简单的屈从于常识到理智看待事物的转变。它让我们审视自我，变得更加独立。世间对爱，对金钱，对孩子，对旅游，对工作的看法都是正确的吗？哲学家们喜欢去追问一个想法到底有没有逻辑，而不是简单粗暴的假设那些长期存在且大众化的东西就一定是对的。 思维混乱我们不太清楚自己脑子究竟是怎么运转的。就好像喜欢一首音乐，但就是说不清为什么喜欢；或者我们觉得一个人很讨厌，但很难说出问题出在哪里；还有的时候我们情绪失控，但又说不出为什么会突然发火。我们缺乏对自身偏好和喜怒的洞察力。所以我们要学会观察自己的思想。哲学就是一门研究自我认识的科学。它的中心法则是哲学的奠基者，伟大的苏格拉底的名言，只有五个字：认识你自己。 不知道幸福的源泉我们都被怂恿去追求幸福，但又在寻找的过程中用错了方法。我们高估了某些物品在提升生活质量方面的效果，同时低估了其他真正重要东西的作用。在现代商品社会中，我们总是被误导而做出错误的选择。我们总觉得一个特殊节日，或一辆名车，或某高大上的电脑，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实际上它们的作用没那么大。同时，我们又低估了其他常常被忽视的事物——比如散步，收拾衣柜，有组织的对话和早睡——对提升我们生活品质的贡献。哲学家们就是这样，在寻求让人们幸福的真正源泉中寻求智慧之道。 易被情绪感染引向极端尽管不想承认，但我们人类不可避免的是一种情感动物。有时候某些情绪，比如说愤怒，嫉妒和怨恨，会导致大祸发生。哲学家能够教会我们去思考我们的情绪而不仅仅是拥有它们。在学会分析情绪后，我们就能明白情绪是怎样对我们的行为产生不可预料，有悖直觉，有时甚至是危险的影响。 恐慌让我们失去判断力我们常常会失去判断什么是重要事物的能力，换个说法，我们经常会迷失方向。但哲学家不会，他们会保持最清醒的自我。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芝诺在听到他所有的财产都在一次海难中失去的噩耗时，只是简单的说：“财产的损失并不能妨碍我继续成为追求快乐的哲学家。”他的回答让“哲学”成为了冷静，有远见和意志力的代名词，简单来说，就是能够控制本心。我们常说的“哲学的历史”就是由学者们循环往复地寻找人类愚昧本因的足迹构成。举个例子，在古雅典，苏格拉底专门去研究了人们头脑混乱的原因。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们在说诸如勇气、公正或成功这些关键词时，我们不是真的了解它们的意义——即使它们经常被用于形容我们的生活。苏格拉底发明了一种方法（至今还以他的名字命名）来使大脑清醒，那就是和所有的构想唱反调。这个方法目的不是为了改变你的思想，而是检测这些构想是否能有效引导你的生活。

生活就像一艘小舟，我坐在前头，哲学靠在另一头。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哲学，然后具体怎么离不开（比如说理性的发现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