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议论文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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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继续加强环境保护部管理职能的政策建议》，提交世行和环保部，2009年《环境保护部区域环境执法督查机构建设项目之专题四 环境信息与应急研究报告》，提交亚洲开发银行和环保部，2008年《控制水污染》，提交世界银行，2008年4月《全国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和机制》，提交环保部，2007年08月《加强国家防范控制水污染事件的能力：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的启示》，提交世界银行，2006年8月《中国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执行情况评估：以淮河流域为例》，提交世界银行，2006年9月《POPs履约国家资金机制的体制、政策、分担原则和运行方式》，提交国家POPs履约办公室，2006年《建立环境财政 纠正市场失效 加强环境保护（研究报告与政策建议）》，提交中国环境与发展国家合作委员会和英国国际发展部，2005年10月，北京《中国北方十四省（市）城市污水处理设施投资现状及前景》，提交世界银行，2005年6月《北京市丰台区生态示范区·生态区规划》，提交丰台区环保局，2005年《环境影响经济评价 主报告》，提交国家环保总局，2005年5月《黄河流域跨行政区水环境管理》，提交国家环保总局，2005年3月《中国实施蒙特利尔议定书的评估及风险分析报告》，提交世界银行和国家环保总局，2003年《中国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研究》，提交中央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国家环保总局和世界银行，2002年11月，北京和华盛顿《排污收费资金使用与管理政策研究》, 提交国家环保局、世界银行, 1996年7月, 北京《中国的环境经济政策》, 提交国家环保局、世界银行, 1996年4月, 北京《拯救三江平原的湿地》, 提交全国人大环资委、国家环保局, 1994年6月, 中国北京。出版物“新形势下改革和加强中国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的思考”（1），载于“环境污染与防治”，2009年12期“构筑循环型社会”，载于“地球环境读本”第24-25页，2009年“与环境协调的经济、政治、社会”，载于“地球环境读本”第26-27页，2009年“应对水资源危机：解决中国水资源”（作者之一），中信出版社，2009年09月“关于区域环境政策的思考”（1），载“环境保护”，2009年13期“对节能减排指标的理解和再思考”（1），载于“低碳发展论”第156-167页，2009年“破解中国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改革难题”（2），载“环境保护”，2009年15期‘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制度评析’（1），载于“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第109-116页， 2009年08月“环境经济研究进展（第一卷）”,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9年，主编“我国生物质能源发展的政策手段分析——基于《可再生能源法》和国外实践经验”(2)，环境保护, 2009年08期“环境税国际经验及对中国启示”（2），载“环境保护”, 2009年 01期“鄂尔多斯东胜地区不同生态功能区的土壤侵蚀敏感性”(3) 生态学报, 2009年 01期“护水是一切环保工作的基础”，载怀柔科学决策参考，总第5期，2009年2月“美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的实践对我国的启示”（2），载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9卷第5期，2008年9月“分权管理为什么：玻利维亚的经验和对中国的启示—对第九章《玻利维亚森林经营分权：谁是受益者？为什么？》一文的评论”，载于《分权管理策略：森林、人民与权力》，人民武警出版社，2008年08月“建立基于效果和效率的减排长效机制”（1），收录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发展报告200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关于气候谈判与低碳经济之我见”(1),载《低碳经济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环境经济学的中国风格和多重学科意义”（1），载《大学环境类课程报告论坛论文集（2007）》，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从建筑中水到社区中水——以北京市为例”（2），载《环境保护》，2008年第18期“美欧利用气候设局，中国要坚持立场思考对策” (1),载《中国评论》之全球气候变化与中国的应对，总第126期，2008年06月“资源－环境双重约束下我国林业经济发展方式选择”（2），中国人民大学书报材料中心，2008年2月“农民经济行为与环境问题研究”(2) 中州学刊,2008年03期“环境视野中的农民行为分析”(2) 江苏社会科学, 2008年02期“基于生物质能的城镇循环经济模式――县级城镇的环境综合治理和基础设施建设”，载“第三届东亚环境经济学国际会议论文集”，2008年03月“运用经济手段推进我国流域综合管理”（1）绿叶，7“谈建立我国环境与自然资源损害评价制度”（1），载《环境保护》，2007年6月“建立基于效果和效率的减排长效机制”（1），载《环境保护》，2007年12月“建立环境财政体系，增加环保投入是落实国务院《决定》的关键”（1），载《中国环境报》，2006年9月吴健、马中“环境财政与环境税收改革”，《环境税收与公共财政》，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8马中、吴健，“环境财政是落实‘十一五’环境保护目标的关键”，《2007年度中国环境绿皮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3月马中、吴健，“环保目标与环保投入”，《中国环境与发展评论（第三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应用旅行费用法评估黄山风景区游憩价值”（2），载《资源科学》，2006年第3期“意愿调查法评估环境资源价值的思考”（2），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概论》（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主编“以市场机制促进循环经济发展”，载《绿色中国》，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北京“关于循环经济的笔谈”，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六卷第三期（总第二十九期），北京，“大政既出狠抓落实”，中国环境报，第3版，2006年3月3 日，北京“论环境风险及其管理制度建设”（2），载《环境污染与防治》，2006年第2期（总第159期）《环境经济学与政策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主编“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1），载《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200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环境财政与市场经济”（1），载《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200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购买力平价法核算GDP的谬误何在”（1），载《环境保护》，2005年第11期“中国环境财政的改革：成就、调整和出路”（1），载《神州交流》，2005年第二卷第四期“渭河流域水价与水污染对农民的影响”（2），载《环境保护》，2005年10期“明晰产权:三江平原生态恢复的关键”（2），载《绿色中国》，2005年第9期“应用旅行费用法评估环境资源价值的研究进展”（2），载《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5年第7期“我国促进节能财税政策的现状、国际经验与建议”（2），《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2005年第7期“恢复和保护三江平原生态平衡迫在眉睫”（2），载《绿色中国》，2005年第7期“浅析环境影响评价体系在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中的功能”（2），载《环境保护》，2005年第5期“实行水环境监测服务市场化运营的思考”（2），载《中国水利》，2005年第3期（总第525期）“流域水环境保护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2），载《社会科学家》，2005年第2期“从渭河流域水质状况看治污制度”（2），载《北方环境》，2005年第1期（第30卷，第1期，总第95期）“贫困约束下对消费者征收环境税的绩效分析”（1），载《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2期“环境灾难与生态旅游”，载《绿叶》，2005年第1期“建立环境财政是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1），载《环境保护》， 2004年11期“中央财政应在黄河流域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中加大集权控制力度”（2），载《环境保护》， 2004年12期“美国排污权交易政策的演进及其对中国的启示”（2），载《环境保护》， 2004年8期“约束条件、产权结构与环境资源优化配置”（1），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34卷，第6期）“实行绿色GDP面临三大技术障碍”（1），载《绿叶》，2004年3期（总第75期）“GDP与绿色GDP”专访，《人民日报》，2004年01月17日第五版，北京“环境资源产权明晰是实行绿色GDP的关键”（1），载《生态经济》，2004年4期（总第139期）“论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1），载《环境保护》，13－15，2004年3期（总第317期）“走向公共管理的环境保护管理体制”（1），载《中国环境与发展评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323－354页，2004年，北京“产权明晰和交易是环境资源合理定价的基础”（1），载《中国物价》，49－51页，2004年2期（总178期）“产权、价格、外部性与环境资源市场配置”（1），载《价格理论与实践》，29－32页，2003年11期“环境政策评估对中国环境保护的意义”（2），载《环境保护》，34－37页，57页，2003年12期（总314期）《二氧化硫排放交易—中国的可行性》，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2年，与王金南等编，北京《环境经济学》，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2年，副主编，北京“论总量控制与排污权交易”（1），载《中国环境科学》，89-92页，2002年1期（22卷第1期）“排污权交易的理论与实践意义”（1），载《上海环境科学》，57－62页，2002年增刊（21卷增刊）“Total Emission Control of Major Pollutants in China”，in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2），与Dan Dudek等人合作，China Environment Series, 32-42, Issue 4, 2001, Washington, DC 美国“新世纪环境保护事业的六大趋势”（1），载《生态环境与保护》，64－66页，2001年第1期《二氧化碳排污权交易项目：美国的经验与中国的前景》，其中与王金南等合作:中国排污权交易的经验，与宋国君等合作:中国主要污染物的总量排放控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0年3月，北京《环境与资源经济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主编《总量控制与排污权交易》（1），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年，主编，与Daniel Dudek合作《可持续发展论》（1），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副主笔，与张坤民等合作《RFF环境经济学丛书》，三联书店，1991-1996年，执行主编，与A Kneese 和W Spofford合作“排污收费资金使用与管理政策研究”（1），载国家环保局编：《中国排污收费制度改革国际研讨会论文集》，56-68页，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8年“关于环境经济学教育的几点认识”，载国家环保局编《中国高等学校环境教育的实践与探索》，94-106页，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8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环境经济政策”(1), 载国家环保局编: 《迎接新世纪的挑战--环境与发展理论文集》, 31-35页,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6年，第一作者，与张世秋、王满船合作“论我国环境经济政策的资金配置功能”, 载国家环保局编: 《迎接新世纪的挑战--环境与发展论文集》, 47-54页,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6年“China's Past speaks to a Sustainable Future”, in Forum for Applied Research and Public Policy,1995年第4期（10卷4期）, 美国“China Strives To Make the Polluter Pay”,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1995年第6期（29卷6期），与 K Florig 等合作“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中国环境经济政策”，中国环境报，第3版，1995年8月12日，北京“环境经济学的源流与发展”, 载《教学与研究》, 1994年6期（总第206期）“环境经济评价”, 载《环境工作通讯》, 1994年5期（总第184期）“环境价值的取向、构成和量化”, 载《环境保护》, 1993年7期, 北京“环境影响的经济分析：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利益共同点”，中国环境报，第3版，1993年7月22日，北京“环境影响的经济分析”，环境工作通讯，1993年5月（84期），北京“中国乡镇生态经济学”，与庄翠岭等合著，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北京《农用机械应用原理》，与张扬等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北京“西方环境经济理论中的主要观点”，农村经济与社会，1988年第4期，北京《农业技术》，与王元等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北京

进入二十世纪,人类进入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通过对资源的过度利用，促进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也造成了诸多的环境问题。如大对资源的过度开采，也造成了一系列的污染问题，可以说人类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保护环境成为人类发展的重要问题。 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环境，这二者能否兼顾? 可以说，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人类生存环境的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至少在短期存在着矛盾。人类必须对如何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分配资源的问题作出取舍： 在其中任何一方面增加资源的投入，在短期必然会减少另一方面资源的投入。对资金短缺的发展中国家， 这一矛盾尤其尖锐。 但是从长期看，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并不一定是矛盾的。 环境的改善可能有助于经济的发展， 而经济的发展则能为环境保护提供资金和技术。 从客观上来分析，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是彼此依托，互相推动的。一 方面 21 世纪所提倡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将环境作为经济成本的一个部分，因而环境保护成为了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途径。 经济发展速度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依赖于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和持续生产能力，因而保护和改善环境提供了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条件。另一方面，我们今天所说的环境保护，不只是单单的保护，或者是消极的防治，而是在保护的前提下， 对环境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 要求人类以文明倒退来保存自然的原始是荒谬可笑的。今天的环保不但不能要求经济停滞不前。还恰恰需要经济持续的力量为环保提供物质上，技术上的条件。 由此看来，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是相辅相成，唇齿相依，是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的。发展经济必须保护环境是发展经济的本质要求。 发展经济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我国发展经济是为了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我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经济基础薄弱，工业 化程度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矛盾普遍存在。保护环境，包括保护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和自然环境。 老实说，在城市存在发展经济尤其是发展工业对居民生活产生不良影响的情况，在农村更是存在破坏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的问题。 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发展过程中因破坏环境影响人民生活，则违背了发展经济的本意。 发展经济必须保护环境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我们生活的环境，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要在这里生活，我们发展经济破坏了环境，有些破坏是无法弥补的， 是对子孙后代的犯罪。 现在世界各国都已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研究，大力发展绿色工业，无公害产业。我国是具有悠久历史和文明的大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更应该重视环境保护，为子孙后代留下美好的生活空间。 发展经济必须保护环境是自然规律的要求。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自然环境受到了严重损害，那么我们将受到自然的严厉惩罚。重大的洪涝灾害都是破坏环境造成的必然结果。在抗洪救灾中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恐怕已超过了牺牲环境的经济发展成果。自然规律是无情的，谁侵犯了它谁将受到它的报复。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发展经济过程中保护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提出，为经济发展与环境的保护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战略。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对于自然资源、生存环境的需求。换句话说，就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它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 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有两个最基本的方面，即发展与持续性，发展是前提， 是基础，持续性是关键，没有发展，也就没有必要去讨论是否可持续了；没有可持续性，发展就行将终止。发展应理解为两方面：首先，它至少应含有人类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因此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基础。其次，发展作为一个国家或区域内部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必经过程，它以所有人的利益增进为标准，以追求社会全面进步为最终目标。 持续性也有两方面意思：首先，自然资源的存量和环境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这种物质上的稀缺性和在经济上的稀缺性相结合，共同构成经济社会发展的限制条件。 其次，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当代人不仅要考虑自身的利益， 而且应该重视后代的人的利益， 既要兼顾各代人的利益，还要为后代发展留有余地。 可持续发展是发展与可持续的统一，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放弃发展， 则无可持续可言，只顾发展而不考虑可持续，长远发展将丧失根基。 可持续发展战略追求的是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最佳兼顾，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涉及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意味着社会的整体变革，包括社会、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等诸领域在内的整体变革。发展的内涵主要是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可持续发展是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战略。其主要包括资源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 首先可持续发展以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基础。其次，可持续发展以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再次，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以谋求社会的全面进步为目标。 中国已经把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一项国策来实行，只有在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的同时，与保护环境联系起来，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才能保证中国的不断崛起与不断强大。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不仅是环境经济学的中心课题，而且也是人类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经济发展对环境变化起主导作用，但并不否定环境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对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要进行具体的分析。经济的发展只有与环境的发展保持协调，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正确处理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就能使两者协调发展。为此，中国要正确制定和实施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发展战略。 从经济发展方针策略来看，我们不仅要在环境保护中实行对外开放，也要在对外开放中实行环境保护，因为，只有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才会为外资的流入创造条件，有了资金就会促进经济的更进一步发展。这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惟一正确选择。自然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之本，如果破坏了这一基础，人类当前和未来的发展都要受到严重的制约。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量少，为发展所提供的空间有限，因此，只有使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才能使有限的自然资源不仅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且能够保证子孙后代的永续利用。 中国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战略，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方法如下。 第一，加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主要是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从扩大再生产方式来看，应由处延型扩大再生产向内涵型扩大再生产转变；从速度和效益来看，应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从投入产出来看，应实现“低投入、低产出一高投入、高产出一低投入、高产出”的转变。只有这样，才能在实现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 第二，经济发展目标应由单一目标型向综合目标型转变。传统的发展战略，是以追求国民总产值的增长为其目标的。单纯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忽视环境保护，加剧生态条件恶化与环境质量下降，其结果只能是使环境遭到破坏，经济发展也难以为继。 因此，经济发展目标应该由单一型向多元型转变，即经济发展既要有经济目标，又要有环境目标、生活质量目标等综合目标。只有把环境质量纳入经济发展目标，才能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起来，使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同步发展。 第三，从对自然资源的单纯消耗向有效保护、合理开发和充分利用相统一的资源发展战略转变。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榨取性利用和浪费性使用的基础上的。这种只讲利用，不讲保护，忽视其增殖的盲目开发利用，必然导致自然资源的严重破坏和浪费，使人与资源的矛盾日趋尖锐化。 因此，中国的资源发展战略，应是经济系统对生态系统的各种自然资源的最优利用和有效保护。应在保护中合理利用，在合理利用中更新增殖，保护开发利用与更新增殖相平衡，实现生态经济平衡，使自然资源的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都能顺利地进行，把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自然资源的稳定持续供给能力的基础上，协调好人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协调好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关系。 为此，要改革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树立环境资源有价值的观念，建立资源节约型产业，提高全民环境意识。第四，增加一定比例的环保投资，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一国环保投资占同期GNP的比例问题，是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环境欠账严重，如果不及时提高环保投资的比例，不仅旧账难清，新账又欠，而且势必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为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适当增加并保持一定比例的环保投资。除提高环保投资水平外，还要进一步提高环保投资效益，使投资资金更好地发挥效用。 总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之间既存在矛盾，又可以协调。经济发展带来了环境问题，却又增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能力；环境问题的解决，又增强了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两者协调的目标是既能发展经济，又能使环境质量逐步改善，以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者的和谐统一。 一、经济增长方式不仅要兼顾产业升级、社会和谐发展，还要兼顾环境保护 经济增长方式，要涉及诸如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经济效益、质量的提高和优化，经济体制、制度的不断完善，生态环境的修复和保护，资源的节约利用和优化，摆脱贫困、公平分配及增加社会福利等。还要正确理解"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关系，发展更加注重经济、社会、生态之间的相互协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分配与社会和谐发展。转变镇江的经济发展方式，由经济发展的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由单纯追求增长速度型向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变。 二、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在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是生态环境的基础和动力，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条件和保障，二者是相辅相成、互相影响的关系。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辩证统一关系。推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协调发展，要树立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大对环境保护的资金投入，完善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体系，完善政府绩效评价机制、监督机制和对政府部门失职的惩处机制。 　 在发展理念上，在做法上，要努力构筑以绿色理念为方向、以高新技术为引领、以集群发展为特征、以现代服务业、绿色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为支柱的健康产业发展结构。工厂生产工艺要采用绿色的生产方式，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同时减少对传统高耗能产业投资，加强节能、低碳、环保技术的攻关和突破，分期分批逐步淘汰污染严重的落后产能。严格限制工业园区扩张，在重点建设现有的工业园区的基础上，力争不再开设新的工业园区。合理开采矿产资源，控制开采规模，要让矿产资源永继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