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研究方向论文

A修辞学是研究在交际活动中如何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规则的科学修辞学内部的语言修辞学和言语修辞学都是语言应用的原理原则和言语领域规律技巧的科学研究的是语言的应用和理解,但重在应用,重在总结一系列能增强语言表达效果的原理原则,规律和技巧；在研究理解时,不仅注重语言的字面意义,还注重语言的言外之义B语用学从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角度,把人们使用语言的行为看作各种规约制约的社会行为,研究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话语,从而发现语用规律它不是从语言系统内部(语音、语法、语义)去研究语言本身表达的意义,而是根据语境研究话语的真正含义,解释言下之意、弦外之音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语境、指示词语、会话含义、预设、言语行为、会话结构六个方面语用学研究语言的应用和理解,重在理解,重在语言的使用时,很注意语言的策略和场合要求向对方做出顺应,而在研究理解时十分注意交际的认知关系但在整个交际活动过程中,语用学既研究编码,也研究解码过程,更侧重于研究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如何理解和运用语言C言语交际学则主要从言语的外部行为过程出发,通过对人类运用和交际间的各种关系的探讨,分析进行言语交际得失的原因,从而得出言语交际的一般规律换句话说,语言交际学就是在“交际过程中”把握语言的特性与运用,即着重研究语言的动态运用

语言的功能与修辞学研究——逻辑修辞学初探--《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86年04期 -------------------------------------------------------------------------------- 本文献来源中国知网 <正> 修辞学界,不少同志现在认为修辞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科学”;实际是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修辞学应该现代化。如何使我国修辞学研究向现代化方向发展?关键在于全面地理解语言的功能,从而弄清什么是修辞过程,什么是修辞现象,才能科学地确定修辞学研究对象,明确修辞学的研究功用。语言的功能有哪些呢?与修辞学研究的关系怎样呢? 一、语言有统一着的交际功能和思维功能,它是人类交际和思维最主要的工具;而修辞学要研究“语言·思维”这统一体运动中的信息加工质量和表达效果。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普遍性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从语言的起源上,宏观地论述了语言交际功能与思维功能的统一。我国著名语 【DOI】：CNKI:ISSN:1671-881X1986-04-010 【正文快照】： 修辞学界,不少同志现在认为修辞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科学”①,实际是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修辞学应该现代化。如何使我国修辞学研究向现代化方向发展?关键在于全面地理解语言的功能,从而弄清什么是修辞过程,什么是修辞现象,才能科学地确定修辞学研究对象,明确修辞学的研究功用。 语言的功能有哪些呢?与修辞学研究的关系怎样呢? 一、语言有统一着的交际功能和思维功能,它是人类交际和思维最主要的工具,而修辞学要研究“语言·思维”这统一体运动中的信息加工质量和表达效果。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普遍性的实… HE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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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修辞学传统的区别　　中西方修辞学发展的不同范式，实际上反映了各自的社会制度差异、传播秩序差异和社会发展模式与公平、公正实现方式的差异，这对当今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公平、公正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中西方修辞学发展的不同范式反映了社会制度、传播秩序和社会发展模式的差异。　　中西方的修辞学发展形态的不同，反映的实际上是社会制度的不同。古希腊修辞学的诞生，来自社会制度的变化。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建立了一个相对民主的制度，人们获得了在公共政策制订、利益分配、司法诉讼等方面的言论自由权利。人们通过公共演说影响、改变决策群体的观念，达成共识，促成公共政策的产生，推动社会发展。于是，一门以演说、论辩技巧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修辞学诞生了。这说明演说修辞学的建立是以民主制度为前提的，尽管这种民主是有限度的。也就是说，西方修辞学从一开始就是在一种民主制度中兴起的。这种演说修辞学在民主制度建立后的西方又被复兴、发扬、光大。　　如果没有民主制度，公民就不会被赋予充分的言论自由权利，也就没有发表演说的可能，公共意志的表达、统一就不会通过民主的方式实现，公共政策的制订、利益的分配、诉讼的进行， 也就不会通过公共修辞实现。社会事务的决策，就只能通过集权或武力来解决。修辞者想影响公共事务决策，就必需以君主为修辞对象。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乃至后世 的修辞大致如此。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仍，社会缺乏民主基础，民众不享有参与社会事务决策的言论自由权利。社会事务的决策主要通过集权或武力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诸侯国之间的争权夺利。因此，社会个体主要通过游说诸侯国君主，通过修辞影响或改变国君的政治观念，来改变公共政策，实现干预社会变革的目的，推动社会发展。这是由中国当时的社会制度决定的。无论是中国的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都是集权社会。整个社会的传播秩序是建立在集权统治基础上的。社会事务、公共政策都是通过集权解决的。民众没有解决社会公共事务的言论自由权利，因此，公共演说也就没有用武之地。所以，当时产生了苏秦、张仪那样的著名修辞家，而没有产生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修辞学家。也就是说，中国的修辞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以集权制度为基础的。它注定不会研究公共演说。日本修辞学的发展状况，也表明了这一点。　　中西方的修辞学发展的不同形态，反映的也是社会传播秩序、传播制度的不同。无论古希腊的公共演讲、演说，还是中国古代的游说君主，都是一种修辞秩序，也是一种传播秩序，是一种推动社会发展的传播秩序。在此意义上说，中西方的修辞学发展的不同形态，反映的是公共事务决策的不同形态，反映的是社会发展的不同模式。中西方修辞学都通过修辞干预社会发展，干预公共政策决策、公共利益分配，干预社会发展，但是它们的实现方式不同。 不同形态的修辞秩序，或者说传播秩序，之于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功能也不尽相同。两相比较，民主制度下的公众演讲修辞秩序或者说传播秩序，更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因为它能赋予公众更加充分的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权利，能更加充分地表达公共意志。　　2、中西方修辞学发展的不同范式反映了社会公平、公正实现方式的不同。　　修辞学是“用语言做出选择的哲学” ，修辞本质上是一种选择，是通过语言做出社会选择的社会行为和传播样式。它不仅是信息、语言手段和话语的选择，而且是社会发展 模式的选择，是对社会公平、公正不同实现形态的选择。修辞，无疑是一种社会公共政策的形成秩序，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人类对修辞秩序的建构和选择， 就是对社会传播秩序的建构和选择，是对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也是对社会公平、公正实现方式的选择。中西方古典修辞学的研究传统、研究范式差异以及现代修辞 学研究上的差异，不但反映了中西方不同传播秩序、社会秩序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两种制度传统下公众修辞权利赋予的不同模式，反映了两种社会文化传统 下社会公平、公正实现方式的差异。　　古希腊的公共演讲修辞，以公共民主为基础，建立了公共事务决策的民主程序，建立了相对公平、公正的传播秩序。这反映的是古希腊人对其政治走向、司法判决等的选择，是其对社会公平、公正实现方式的选择。当代美国的公共修辞反映的是美国社会对其发展模式、社会公 平、公正实现方式的选择。他们通过公共修辞秩序，影响选民的政治意向，决定总统人选；通过公共修辞，决定国家政策、司法判决、利益分配等的制度，也就决定了社会公平、公正的实现模式。中国古代的个体修辞，反映了中国古代对社会发展问题解决方法的选择，反映了其对社会公平、公正实现模式的选择。当然，这种选择就是放弃公共演讲的方式，放弃公平、公正的民主修辞秩序。因此，其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平、公正的实现，多是建立在个人意志基础上的集权式传播，多以统治集团的利益为目标。日本明治时代以前没有公众演说的修辞学研究传统，也是因为其国家政治生活多是依靠集权或武力而不是通过公共话语来解决的。当然，这与儒学 传统中重行轻言思想的影响也不无关系。　　中西修辞学传统的联系　　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形态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作为社会中的人，交际是必要的社会活动，有交际就有修辞现象的产生，修辞用于指导交际实践。在书面语产生之前，主要是口头交际。人类的这种生存共性决定了中西修辞传统的三大共性，即历史悠久、重社会实用与口头论辩。　　1、历史悠久。中西修辞学的研究都开始得比较早。自公元前五世纪起，古希腊就有修辞学的专著问世，并建立了专门教授修辞学的学校。我国修辞学的萌芽期可上溯到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先秦诸子虽然没有正式出版以修辞学冠名的著作，但他们在论述哲学、政治、美学、伦理学等问题时显示了他们对修辞的看法。中西古典修辞学都是中西方修辞学的理论源泉，对以后各个时期的修辞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方传统修辞学在其鼎盛的古典时期之后，经中世纪、文艺复兴直至十八世纪末的浪漫主义时期，虽已逐渐失去了影响，但随着十九世纪科学语言学的蓬勃发展，作为语言学学科之一的文体学及语言艺术研究应运而生，二十世纪修辞学得以复兴，成为一门重要的交叉学科。不同时期的修辞学理论虽然与传统修辞学有了大的不同，但仍然是传统修辞学的复兴、发展和完善。我国先秦诸子的修辞理论对后世修辞学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现代修辞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比如陈望道修辞要适应题旨情景的理论和修辞现象的两大分野的观点都可以从先秦诸　　2、重社会实用。修辞是人类共有的一种社会性的实践活动，是社会实践智慧。为了满足人类在社会中生存、交际的需要，修辞的出现可用以指导语言实践，实用性很强。修辞实践一直是西方文化、社会、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希腊、罗马的民主社会要求修辞作为一门实用艺术而产生，修辞可用于指导如何说服法庭的判官、议会的元老和教堂的听众。修辞学更是日常生活的必要手段，讨论问题，发表意见，为自己辩护或攻击他人都要运用语言表达思想，在交锋中辩倒他人，占有上风。因此，古希腊人特别热衷于学习修辞学和逻辑学，认为只有掌握了这些知识和技巧，才能在论辩中以理服人，克敌制胜，从而捍卫自己的利益，实现自己的目的。在古罗马，西塞罗甚至提出过政治家、哲学家、演讲家三位一体的理想模式，即主张理想的政治家必须同时是哲学家和修辞学家，演说不仅是智力活动的最高表现，同时也是与国家大业、全民福祉攸关的一种艺术，因为善于修辞是民主兴邦、精英治国的必备条件，甚至可以说修辞“在保证国家根本体制的正常运转、构筑主流意识形态、维持和增强所谓‘软性权力’等事关社会和民族兴亡盛衰的要害利益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古代有关修辞的论述中也有类似说法，如《周易·乾·文言》云：“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把修辞作为建功立业的一个必要条件，反映了修辞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战国时代，游说论辩之风极盛，个人的前途，乃至国家的安危常常系于游客辩士的一席话，因而有“一人之辞，重九鼎之宝；三存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文心雕龙》)的说法。修辞学无论在西方还是在我国，从一开始就是为社会服务的。　　3、重口头论辩。人类语言的发展是先有口头语言后有书面语言，口语修辞在中西古典时期都比书面语修辞重要。古希腊罗马时期盛行公众演讲和法庭论辩，实际上西方古典修辞学就是演讲和辩论的艺术，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口语。古希腊学者认为口头语言是一种活的语言，苏格拉底指出，书面语言唯一的功用是“帮助记忆减退的老人回忆往事”，而口头语言是充满活力的语言，它透人听者的心田，并且在回答的过程中可以随时为自己辩护。我国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在游说论辩中，对口语修辞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它们是修辞理论的基础。

长期以来，中国修辞学一直在学界（甚至包括语言学界）的斜视中存在着。然而近年却逐渐受到人们的正视和重视。就连一些“最”瞧不起修辞学的高校也频频与修辞学结缘，如北京大学聘请了美国的蒲安迪和加拿大的高辛勇分别做了《中国叙事学》与《修辞学和阅读》的演讲，出版了美国学者布斯的《小说修辞学》。这当然是十分可喜的事，然而却又有几分尴尬，因为推进这项工作的是文论界而不是语言学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们是请国外的学者用西方甚至我国传统的修辞理论对我国的文学文本进行修辞批评，而我们自己却很少有人去做这项工作。 文学的修辞批评，就是系统探讨文学修辞行为和规律，解读各种文学作品。在这一点上，我国古代做得相当出色，不少方面比现代西方毫不逊色。所以，我们非常同意钱钟书先生《读〈拉奥孔〉》一文中的观点：我们的注意力不能一直放在那些“名牌的理论著作”上，“诗、词、随笔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人神智；把它们演绎出来，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因为，“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1]这就是说，问题并不在于中西方修辞学和修辞批评孰优孰劣，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阐释和发展中国传统的修辞学思想，而不仅仅是照搬西方现成的东西。本文就是通过对西方修辞学的借鉴，“演绎”中国的修辞理论，并试图对未来中国文学的修辞批评提出一点具有指导性的意见。中西修辞学都起于对说服性口语交际的研究，最后逐渐扩展到书面修辞。然而在对书面语修辞、尤其是文学修辞的研究方面，西方的发展速度却慢得多。虽然早在纪元前高尔吉亚就开了演讲文体文学化的先河，亚里斯多德的《修辞学》也在修辞术和诗学两个领域中涉及到隐喻等文学修辞问题，但西方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主要还是放在演讲和辩论的说服性技艺上。罗马时代只有一些零星的文学修辞讨论，直到17世纪以后，修辞学才与文学评论较紧密地结合起来，而真正对文学进行修辞批评则是20世纪的事。 20世纪初，修辞学作为有效地使用话语的社会行为的理论逐渐被人们认识。1914年发端的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批评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语言批评和修辞批评。他们强调文学的自主性，认为艺术作品是技巧介入的产物，因为技巧才是一切创造活动的本质，才决定文学作品的特殊性，即文学性或艺术性。他们认为形式决定一切，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程序。认为程序是包括手法、技巧、安排、搭配等一切对现成材料进行变形处理而引起审美效果的艺术加工方式。可以看出，这些认识都是修辞学的，至少大部分是修辞学的。另外，形式主义独特的文学语言观也是建立在语言艺术使用的基础之上的，如什克洛夫斯基说：诗就是扭曲受阻的语言，是陌生化的语言。雅格布逊说：“诗歌性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词使人感觉到是词，而不只是所指之对象的表示者或者情绪的发作。表现在词、词序、词义及其外部和内部形式不只是无区别的现实引据，而都获得了自身的分量和意义。”[2] 雅格布逊还有一个重要贡献是把本是两种普通修辞方式的隐喻和换喻看作是语言的二元对立的典型模式，并把这两种基本模式提升为了解人类一般行为的普遍模式，这就获得了美学意义。雅氏认为：“在诗歌当中支配一切的原则是相似性原则；诗句的格律对偶和韵脚的音响对应关系引起了语义相似性和相悖性的问题；…… 散文则相反，它主要在毗连性上面做文章。结果使隐喻之对于诗歌，换喻之对于散文分别构成阻力最小的路线。这便是对诗歌比喻手法的研究主要围绕着隐喻的原由。”[3]无庸置疑，这是一种修辞学批评。 和俄国形式主义一样，50年代前后的英美新批评也把研究重心放在作品上，不过，如果说俄国形式主义是从语言学和修辞学双重角度研究文学，而新批评则更注重从修辞学角度研究文学，比喻、象征、反讽、复义等是他们集中讨论的问题，有人称这一理论为文学语义学，而新批评创始人瑞恰兹则称这种文学语义学为新修辞学，任务是对词语的功能进行系统详尽的探索，以个别场合单部作品的语义研究为基础，以文学研究为目的，“如果说旧的修辞学把复义看作语言中的一个错误，希望限制或消除这种现象，那么新的修辞学则把它看成是语言能力的必然结果。我们表达思想的大多数重要形式都离不开这种手段，尤其是在诗歌和宗教用语中更离不开这种手段。”而新批评的中坚人物燕卜荪的《含混七型》，布鲁克斯的悖论（Paradox）和反讽（Irony）,可以说主要是从修辞意义分离的角度分析文学文本。 如果说瑞恰兹为美国新修辞学奠定了理论基础，那么博克（Kenneth Burke）则对修辞学范围进行了重新定义和拓宽，并试图把它用于所有语言使用形式，“他的主要贡献是形成了修辞性的文学批评。”[4]他在《动机语法学》中提出了“戏剧五要素”分析法，从行动、场景、人物、工具和目的五个方面对各种文本进行分析，尤其成功的是对文学所作的修辞批评。 20世纪60年代在法国巴黎涌现出的结构主义思潮也对文学的修辞批评有重要贡献。如法国新诗学理论家J•柯亨在《诗歌语言的结构》中说：“修辞学是有关文学特有语言的程序的研究,‘诗学’则是有关一般诗作原则的全面知识”。[5]如巴尔特也强调 “技巧是一切创造活动的本质”，而这个创造活动又是通过分解、组合、形成和变形等步骤来进行的。他的“零度”写作论后来成了新修辞学描述风格的有用的操作性工具， “零度”和“偏离”成了修辞批评的两个重要概念。当然还有那个解构主义者保罗•德曼（Paul de Man），德曼的文学批评可说是一种精读方法，尤其是对文本(text)的修辞成分（包括辞格与语言的一般修辞性）的严密注视与分析。有人说他的修辞理论就是阅读理论，因为他从语言的修辞性来阅读作品。德曼的修辞批评，主要表现在中古就提出的人文三科：逻辑、文法和修辞。德曼认为，语言（包括修辞成分）不能由文法来解释，语言也不能自足地作为思想与现实的桥梁。只有把语言的修辞功用纳入文法的范畴，或曰“修辞的文法化”，才能达到这种理想。但修辞文法化是不可能的。于是这种批评在强调文学语言中的文学维度的同时，陷入了一种没有建设性的怀疑论，一种文学虚无主义。 可以看出，西方对文学的修辞批评以阅读为主，它强调形式与技巧，最后走向解构文本。 中国修辞学虽与西方修辞学起点相似，但它更注重书面语修辞的研究，尤其是对文学文本的研究。早在先秦时代，不少典籍就开始探讨文学的修辞问题，有的甚至就可以说是较为典型的修辞批评。比如《左传》成公十四年对《春秋》笔法的探讨：“《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这里的“春秋笔法”，用董仲舒的话说就是“为辞之术”，也就是钱钟书先生所说：“《春秋》之书法，实即文章之修辞。……《公羊》《谷梁》两传阐明《春秋》美刺 ‘微词’，实吾国修辞学最古之发凡起例：‘内词’、‘未毕词’、‘讳词’之类皆文家笔法，剖析精细处駸駸入于风格学。”[6]再如《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都对《春秋》中“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飞过宋都。”进行了细读式批评，公羊传从记闻记见记异的角度解读，谷梁传从有知与无知、物与人、物理与王道的角度阐释，都在探讨这一修辞行为的过程和策略。到了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更对《春秋》之常辞与变辞进行了深入分析，“《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这与西方二十世纪末提出的意识形态与话语权的社会批评是非常接近的。关于阅读方式，先秦也有较为科学的认识。《孟子》就从接受的角度对《诗经》中的一些诗做了分析： 咸丘蒙曰：“……《诗》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 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叟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万章上》）这可能就是董仲舒说的“《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对此，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加以发挥，指出“辞虽已甚，其义无害”的道理，而后来学者尤其是钱钟书氏更有精到的见解。 《毛诗序》中的“风雅颂赋比兴”可说是中国较早的文类批评，它对修辞阅读和修辞表现有着重要的贡献。《毛诗序》中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赋”是直言，“比”是比方，“兴”是托物，这后人基本没有异议，但对“风雅颂”却多分歧，我们认为“风”是修辞手段——婉讽，“雅”指修辞策略——文饰，颂言修辞目的——赞美。 魏晋南北朝时期，清谈成风，文学独立，佛教传入，文学修辞理论相应发展，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钟嵘的《诗品》、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都有关于修辞批评的论述，并且多有对作家作品的修辞解读。尤其是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有不少专论修辞和修辞批评的篇章，这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宋可说是中国修辞学的成熟期，一部《文则》，标志着中国修辞学的独立，打破了修辞学的附庸地位，其中对文体与修辞关系的论述，兼及表达与接受两个方面。尤其是从诗话开始一直延伸到后来的词话曲话小说评点再到钱钟书集其大成的独特的“细读”修辞研究方式，很有一点现象学的意味。 “批评”就是判断和评价，就是选择特定视角根据特定标准对特定对象做出判断和评价。特定视角是指批评的角度，如政治角度、道德角度、文化角度、审美角度、逻辑角度、语言角度等等；特定标准是指批评依据，如价值观、文学观、语言观、人生观等等。按照逻辑上的附性法推理，“中国文学的修辞批评”则是指从修辞的角度对中国文学做出评价。这就引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以什么样的修辞标准来评价？也就是说，对文学进行修辞批评，首先关涉到对“修辞”内涵和外延的界定问题，因为“修辞”有着广狭不等的范围。一、从修辞之阶段看，狭义修辞是指高效表达，而广义修辞则既指高效表达，也指高效接受；二、从修辞之功能看，狭义的修辞指说服的手段，而广义的修辞则既指说服的手段，也指表现的技巧。因为说服重在影响受众，而表现重在解译创造现实；三、从所修之“辞”看，狭义修辞指高效语言行为，而广义修辞则是指高效符号行为。那么，对中国文学做修辞批评，应该建立在怎样的“修辞”基础上呢？我们认为，中国文学的修辞批评应该以中国传统的修辞思想为核心。我们不取亚里斯多德的定义，因为“说服论”外延太小，但也不取后现代主义把一切符码化、话语化也就是修辞化的定义，因为这种泛化修辞其实是文化批评。我们所依据的修辞特指“高效的言语行为”，不包括非言语行为，如绘画、舞蹈、音乐等。不过这个言语行为既包括表达也包括接受，既包括说服也包括表现。也就是说，它分析文学主体的整个认知加工过程，包括宏观的修辞策略和微观的修辞技巧，包括影响文学修辞行为的诸多因素。这样既可避免西方修辞批评的刻板和偏激，也可克服中国传统批评的玄虚和朦胧。 前面提及，修辞是一种交际行为。而交际行为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一是信息传达者，二是信息接收者，三是信息。所以说，文学修辞批评是一个系统阐释文学交际（修辞）行为的过程，它必须对文学的修辞运作做全程跟踪。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同意西方修辞批评设定的范围：“如何做修辞批评呢？根据索妮娅•福斯的看法，修辞批评可分为如下四个步骤：提出一个问题，选择一个文本；选择一种分析工具；分析文本；撰写评论文章。”[7]可以看出，西方的修辞批评只是对文本即信息一环做出评价，而我们同时强调文学传达与接受。那么，这样是不是与文学批评、与写作学等冲突？答曰不然，对文学做修辞批评，只是对关涉文学的语言传达做出评价，它肯定与其他批评有叠合的地方，但其目的和角度是不一样的。（一）作家的修辞运作：修辞目的与修辞策略 一位文学批评家说：“就修辞学本身而言，我们常常谈到它所使用的三种‘方法’：对讲演者来说，那就是‘教授’（即‘传授知识’）、‘愉悦’和‘感动’，也就是说建立一种人与人的联系。”[8]这里说的三种方法其实是三种目的。大家知道，修辞是话语建构或文本生产的技艺和程序，但它首先起于因需求所产生的创作目的。虽然这个目的与创作目的总体上是相同的，如是娱乐还是教育，是愉悦还是感动，是说服还是诱导等等，但修辞学更多地关注其修辞行为的直接目的，即修辞性。而这往往决定文学体裁的选用和修辞方式的取舍。如果目的是通过A去说明B，那就用叙事性散文文体；如果是借助A抒发B，那往往就用抒情性诗歌体。比如，郭沫若的自传小说与他的抒情诗歌就取决于他的不同目的。当然，修辞目的还可进行下位切分，因为相同体裁中也可表现不同的目的。还如郭沫若，同是诗歌，同是抒发感情，在《女神》中因其要唤醒民众，所以风格如狂风暴雨，其修辞择词多刚硬奇崛，修辞手法也多反复铺排超常组合；而《瓶》中因其是表现男女之情爱，故风格如柔风细雨，其修辞择词多柔媚细腻，其修辞手法多婉言曲说象征隐喻。换句话说，作为创作目的，文学可以与其他文体相同，如惩恶扬善，说服教育等。但是作为修辞目的，就不仅在这个层面，它还要使文学更像文学，也就是文学要有文学性，即修辞性——至少要有作者理解的修辞性。正如钱钟书所说：“所谓 ‘不为无病呻吟’者即‘修辞立诚’之说也，窃以为惟其能无病呻吟，呻吟而能使读者信以为有病，方为文艺之佳作耳。文艺上之所谓‘病’，非可以诊断得；作者之真有病与否，读者无从知也。亦取决于呻吟之似有病与否而已。故文艺之不足以取信于人者，非必作者之无病也，实由其不善于呻吟；……盖必精于修辞，方足 ‘立诚’，非谓立诚之后，修辞遂精，舍修辞而外，何由窥作者之诚伪乎？”[9]这里说的就是具体的修辞目的问题。比如同是表现性爱，孙犁用隐喻：一个碧绿的蝈蝈爬在白色的匏子花上；林斤澜用象征：他写鱼、写鳗、写泥鳅、写水；汪曾祺用暗示：写明海与英子划船划到芦苇丛中；王小波用白描，写王二与陈清扬的性爱过程。我们说，四种写法都很有修辞性，但他们的修辞目的都很明确，前三者是通过物事写性爱，后者是通过性爱写社会。 作家创作始于目的，但他必须通过一定的策略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说过，修辞是一种复杂的言语行为，它是修辞者为了达到信息传递最优化而对语言作的某种选择，是根据修辞目的、环境、对象以及各种随机因素的交互作用所作的言语决策，而这主要表现为修辞策略问题。我们也说过，修辞策略是根据已在的条件，对未来的语言表达作出决策。它的根本任务是：如何利用自己已掌握的语言材料，根据对象的语言水平，按照表达与语境、目的和内容的函数关系等去制定修辞方案。“然而，这个方案或程序并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它必须考察修辞过程中的各种因素。一般地说，修辞策略的制定必须考虑三个维度：一是修辞态度，二是修辞格调，三是修辞方式。每一维度中又有对立的两个方面，最后综合运算，确定出修辞的最终策略。”[10]我们读作品，首先必须了解作家的态度策略：是根据听众或读者的价值观念、文化修养和社会性期待去调整自己的语言方式的适应策略呢，还是通过自己语言的魅力吸引读者改变读者的引导策略；其次必须了解作家的格调策略：是充分体现一个民族的伦理道德规范和文化修养的较高级形态的高雅策略呢，还是为了适应中等文化水平以下和某种特定群体的受众所采用的浅俗型策略；再次是必须了解作家的传达策略：是凸显对规范表达的偏离的出奇式策略呢，还是建立在共有的语言文化知识前提基础上符合常规的直言式的守常型策略。这就是说，修辞策略是一个三维的世界，只有把这三方面综合起来才能制定或复原其总策略。比如，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态度上采用了引导型策略，格调上采用了高雅型策略，表达上采用了出奇型策略。而汪曾祺的小说修辞则分别是适应——高雅——守常型策略。如果我们把影响每一具体策略的各种因素考察清楚了，那么，就可再现作家的文学决策过程，从而客观地接受作品。（二）作品的修辞评价：修辞环境和修辞技巧 在古代中国和现代西方，文本批评是修辞批评的主要内容。加拿大学者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Frye）在《批评的剖析》一书中借鉴英美“新批评”的方法，分析了文学中各种文体的修辞问题，研究文学作品的用词、造句、辞格等方面的特点。因为“任何文本都归属于某种体裁，而任何体裁都离不开修辞，因为“体裁”这个概念是一个社会性的概念。”[11]西方修辞学从本世纪复兴以来主要是新亚里斯多德主义，其修辞批评关注三件事：一是建构修辞性的话语所产生的背景；二是分析修辞性的话语本身；三是衡量修辞性话语在观众身上产生的影响。而早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有比较完备的相同认识。我们认为，未来中国的修辞批评，还须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考察文学文本的生存环境，也就是文学语境问题。修辞学关注的语境，虽然也涉及诸如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文化习俗的制约等时空坐标中的复合关系，如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的言说方式，如不同文化生态中的特殊表现等，但它更关注文学言说的直接语境制约，如语体，如上下文。修辞学认为，任何文本都以它赖以生存的语体为前提，而任何语体又以它赖以存在的语言传达方式为前提。所以，要评价一个文学文本是否优秀，既要评价它是否得体——与语体相一致；又要评价它是否合“式”——与修辞方式相一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莱才说文类（体）批评的基础是修辞，修饰性的修辞与文学密不可分。也就是说，是修辞性决定了文学性，是不同的修辞特性决定了不同的语体分岔。从修辞出发我们不仅得出了口传史诗、虚构作品、戏剧、抒情诗四种主要文类，而且，修辞学更关注叙事性文体与叙事性文本、抒情性文体与抒情性文本之间的函数关系。也就是说，叙事文本是如何在叙事文体中把叙事做为一种修辞行为的，抒情文本又是如何在抒情文本中把联想做为一种修辞行为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判别出哪是文学作品哪是非文学作品，哪是小说哪是诗。更进一步，哪是优秀的小说，哪是一般的小说等等。 其次要考察文学文本，即一部作品是由哪些修辞材料、借助什么样的修辞手法构成的？这样建构的修辞学理据是什么？它对文学的贡献在哪里？如前所述，在这方面中国古代的诗话词话和西方现代的解构阅读都有非常丰富的案例。下面以明末清初李渔的《无声戏•丑郎君怕娇偏得艳》为例说明修辞阅读的重要作用。该小说的故事很简单，说一个相貌奇丑、肢体多残的有钱人“阙不全”想找一个和自己相貌相匹配的妻子，不料连找了三个，都是才貌奇佳，开始时三个女子都不情愿且设法摆脱他，可后来一个个心甘情愿地服侍他。对这样一个叙事文本，加拿大学者高辛勇做了较为详细的修辞分析。高氏认为，这个故事运用了修辞衍生方法——“倒反”（inversion）：把传统中常见的主题或故事的意思颠倒过来，成为新的故事，小说题目就说明这是传统的“才子佳人”故事的倒转版。再比如入话里阎王判那恶人投身为美女嫁丑夫的故事，比如“红颜薄命”与“才子佳人”的意念对立，比如入话佳人配丑夫与正文丑郎娶美妻叙事角度的转换，都可以看作修辞上的“倒反”操作。同时，高氏还认为，李渔的故事与传统的“套破”是互文关系（intertext）：“他在故事一开头便提出‘红颜薄命’这个老套的成语，但是李渔给了这个cliché新的诠释。说话人说：‘只是这四个字也是解释明白，不是因她有了红颜，然后才薄命；只为他应该薄命，所以才罚她作红颜’也就是说，他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倒转了一下，修辞上看便是把原来的说法转成‘薄命红颜’（在汉语修辞术里它是‘红颜薄命’的‘倒置’辞式）[12]当然，小说还用了文字游戏式修辞手法，如对“阙不全”姓氏、“身事”及生世描写的游戏式趣释，对五官描写的夸张式铺排，对学识描写的比喻式借代，还有对“才子佳人”与“财主佳人”的反仿，整个故事从“阙不全”、“不全阙”与“全不阙”的修辞结构等等，最后收到了“救得人活，笑得人死”的修辞效果。作者把叙事修辞和说服修辞统一为一体，既完成了文学的说教功能，又完成了文学的娱乐功能……可以看出，这种批评方式，是对文学优化传达的最深入的探讨，因为它切入了文学创作的全方位，小到选词造句用格，大到谋篇创意运思，最后揭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真正含义。这一点，我们的古人做得很好，钱钟书进行了总结性的提高，而今后我们必须进一步发扬光大。（三）作品的修辞解读：修辞接受与修辞意义 所谓修辞解读，是指根据修辞学原理，对文学文本进行审美接受，然后读取其修辞意义。一般人认为，接受就是对作品进行逆向还原。其实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因为修辞接受正如谭学纯教授所说,不仅有等值接受，还有减值接受、增值接受和改值接受。[13]于是，读者——即修辞接受者也就成了文学修辞批评的终点性环节。也就是说，文学作品只有在读者的创造性接受中才算完成。正如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阿•基比迪•瓦尔加所说：“传授真理的人和接受真理的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真理不会自己证明自己，总是有个传授者——活着的或死去的，有个作者，有个传统——“要”传播某个真理，有个或多或少自愿同意接受真理并且承认——或者否认（这是同一回事）——传授者权威的学生。”[14]一般地说，作者在创作时都有一个假定的读者，而读者在读作品时也要尽可能地贴近作者，双方在修辞上必须存在一种默契，如果没有起码的默契，那就不存在任何交际（文学也是交际）的可能性，而接受的程度取决于这种默契的程度。人们一般认为的接受是从相反方向重新设想作者的创作历程——从修辞到动机，但接受既是社会的，也是个人的。说它是社会的，因为表达者与接受者必须共享通用的语言代码，必须遵守特定的文化契约，必须满足规范的社会期待。说它是个人的，是因为表达者和接受者就其人生体验、语言修养和修辞能力并不相同，所以人们在接受时不仅会出现“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且由于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不同视角对一个作品的解读也会不同，于是又出现了一个读者有几个哈姆雷特的情况。因此，修辞接受必须与接受者紧密关联。所以，同是李商隐的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周汝昌读出了“上句情在缠绵，下句语归沉痛”[15]，而朱大可却读出了“以‘春蚕’和‘蜡炬’暗喻男性生殖器，‘丝’与‘泪’暗喻精液”。[16]当然，还是这两句诗，朱大可在十年前或二十年前未必读出了现在的意义。这就提醒我们，对文学的修辞解读，要对接受者的综合情况进行考察。 那么，怎样才能更贴近作者，或创造性的贴近作者呢，我们认为，必须运用修辞理论去解读。上文的荷兰教授又说：“信息的‘隐藏’性是文学的特点，那是因为它就是要把读者引入歧途。作者尽其所能来掩饰阐释者所寻找的东西。文学的‘隐性真相’与修辞学的意图之间的冲突只能通过寻找文本掩饰目的的反复尝试来解决。想在他的文本分析得到修辞学的帮助的阐释者只能走和作者一样的路：他从谋篇开始，每当他通过后面的论证和辞格验证发现自己的方向错了的时候，他就重新回到谋篇阶段，以纠正和确实他最初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修辞分析是一种受到作者意图启发的的阐释形式。”[17]其实，更确切地说，修辞解读就是找出文本意义的各种可能性，也就是其文学的实指与虚指、单指与复指、他指与自指。如钱钟书对《离骚》中“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意义的解读：“‘修’ 字指‘远贤’而并指‘修洁’，‘服’字谓‘服饰’而兼谓‘服行’”[18] “两意均虚涵于‘謇吾’二句之中”[19]，这可以视为双关的特殊形态。王希杰对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中“落花时节”的意义解读为：“指春天，又暗指李龟年晚年之不幸，又暗指杜甫本人之不得意，还暗指唐王朝之衰败”。[20] 总之，我们认为，文学是“情理美三维、意义意思两面的话语形式”，[21]修辞阅读或曰修辞接受就是要把这些含义全部挖掘出来，从而完成文学的高消费。修辞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陈騤的《文则》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分别是中西方修辞学的开山之作。论文正是从正本清源的角度出发来选择这两部著作进行比较的，力图通过比较阐明中西修辞学的相同相异之处。论文首先从理论出发点、研究方法、具体修辞理论三个方面对这两部著作进行了比较。其次分析了两部著作修辞思想不同的原因,主要从社会原因、语言原因、思维原因三个大的方面进行了分析。最后通过比较得出四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