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的论文有哪些

我找了一篇有关方言的 也是人文地理：　　保护方言 留存故乡记忆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拥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各种原因产生的移民、语言的发展和变异以及民族之间的融合等等的一系列的因素的影响之下，而产生了方言所谓的方言就是指是在一定地域通行的、同共同语有所差异的一种语言。从方言的这个定义之中就可以看出一个地区的方言和本地域的地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就一般情况来说，在一定的地域形成了方言，同时也形成了地域文化。作为文化的载体，方言和地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是互相促进、互相影响、互相推进的。所以说方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地方历史文化特色的一种继承。每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上面的各个方面的历史景象已不可能重现，但是它们在各个地方的方言都打下了或多或少的一些烙印。因而说方言是历史发展留下的一种非物质遗产也不为过。　　但是自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推广普通话在全国开展，大家似乎已经有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那就是方言是落后的、不好的，必须要摒弃掉方言，努力的学习好普通话。我觉得这些人的认识是有问题的，方言为什么会存在，我想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就像存在即合理这句话一样。方言的产生是因语言的发展规律而产生的，单方面的大力推行普通话而忽视方言肯定是违背正常的语言发展规律的。现在许多地方的年轻人都只会讲普通话，对于他家乡的方言却一句都说不出，我想到了唐代诗人贺知章的一首诗《回乡偶书》中的一句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乡音无改？我想这在现代这可能几乎快成了一个只能在历史的记忆中才能见到的场景了吧。　　值得庆幸的是，还是有一大批学者意识到了保护方言的重要性之所在。前段时间，我在一篇名为《全国人大代表王建华校长的建议引发多方关注》的文章中说到在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身为语言学教授的王建华就建议：有关部门要尽快开展语言普查工作。通过普查，建立可永久保存的中国语言多媒体语料库及相关数据库，绘制详细、精确、可传至后代的多媒体语言地图，建立中国语言博物馆。王建华代表的建议引发了多方关注和共鸣。当时，新华社、人民网等众多媒体对此给予了充分的报道。报道还引起了很多专家、学者的共鸣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短短几个月时间，王建华的建议和设想正在变为现实。10月11日，国家语委在苏州启动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试点建设。这个数据库分为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普通话3个分库。每一个分库都有由文字、国际音标等组成的文本，还有声音和图像，文本、声音、图像之间彼此对应，并具有链接功能。这种呈现实态的有声语言资料，使这个数据库能听、能看，便于今后的检索和开发利用。苏州作为全国首家试点有声数据库建设的城市，共有苏州市区及五个县市6个数据采集点，将通过朗读字、词、句和讲故事的方式，分批采录吴方言。苏州话，将有幸得以“原汁原味”传承。看了这篇文章后我就真实的体会到了保护方言的重要性，方言上面承载的东西太多了。 可以说方言起到了对我们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的贡献作用的。下面我就具体的有选择性的从几个方面谈谈这个问题。　　第一，从方言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留存于方言中的古代语音，词汇。从方言上面我们可以找到古代汉语发音的方式，南方的方言更接近于传统。比如说在广东话中我们就可以发现现代汉语没有的一些音调，粤语中不仅存在着入声字，并且有八九种的音调，据考察，古代汉语发音中就存在着入声字。从这方面可以说粤语是一个古代语音的活化石了。　　第二，从方言中留存的富有地方特色词汇上面来看。在湖南方言词语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体现了湖南特有的地理气候特征，体现了湖南人的全体性格特征。湖南地处亚热带向温带过渡地段，降水丰富，镜内河流、湖泊密布，是有名的“鱼米之乡”、“水泽之国”。这样的地理气候条件，造就了颇具特色的水乡文化。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水”有了不可分割的关系，表现在语言上，一批与“水”这个语素相关的词语应运而生并流传到湖南各地。例如，在长沙话中，拉关系、走后门被喻为“走水路”；作风不正派的男人被称为“水老倌”；不正派、庸俗下流叫做“水里水气”：肤色被称为“水色”等。　　湖南古称南蛮之地，其三面环山，北面又阻于长江洞庭，所以古代时与外界交往颇为困难，而大凡交通不便。对外接触较少的山区居民，性格都较为率真强悍，加之湖南在古代有大批外来移民(江西为主)在战乱中迁入，这些移民往往会受到当地土著的抗拒，因而械斗之风在湖南极盛，湖南人就这样长期处于激烈的竞争的环境中，一直维持着顽强的战斗意志，从而形成了强悍的性格。司马迁在《史记》中称湖南人十分“骠悍”，“其俗剽轻、易发怒。”光绪《湖南通志》中也有“民悍劲而不能为欺诈”，“要以劲直任气。好文尚义”的记载。历史的积淀，使湖南人养成了“强悍刚烈，倔强霸蛮”的性格品质。湖南方言的流行词语也深深地打上了这种群体性格烙印。在这些词语中，有一批反映了湖南人蛮、倔、强悍的传统性格。例如：“霸蛮”、“蛮巧”、“行蛮”、“有狼”、“发狠”、“抬横杠”、“过硬”、“猛天搭地”、“厉霸”、“咬筋”等。　　第三，方言不仅自身就是一种重要民俗事象, 而且是民俗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例如，用小麦磨成的粉, 北方方言叫“面”, 广西柳州方言叫“面粉”或“灰面”; 用麦面粉制成的条状食品, 北方方言叫“面条”, 柳州方言只叫“面”。稻米和粟在北方方言中分别叫“大米”、“米”, 柳州方言则分别叫“米”、“小米”; 用稻米煮成的干饭, 北方方言叫“米饭”, 柳州方言只叫“饭”。这些名称的不同反映了北方人以麦面为主食, 柳州人以稻米为主食的不同饮食习惯。北方人日常吃饭主要是吃以麦面制成的食物, 所以吃用稻米煮成的饭时要说“米饭”, 以示与日常的“饭”区别开来; 而柳州人吃饭向来就是吃米饭, 所以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必用其他词, 只有偶尔吃面当饭时, 才说“面”以示与日常的“饭”相区别。柳州地处华南———珠江流域, 素来以产稻米为主, 所以说“米”即指大米不会产生误会, 但指称粟米时要冠以“小”, 以示区别; 而北方是出产粟米的地方, 说“米”即指粟米, 但指称稻米时则冠“大”。这是由于不同饮食民俗文化结构造成的差异, 从这种各地方言中同物异名或同名异物的现象, 我们已经体会到方言上的不同所反映出来的各地民俗文化风貌的差异。　　由此可见，地方方言中囊括的传统文化和地方历史文化特色是如此的丰富，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我国方言的种类如此之多，恰恰是说明了汉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丰富多彩的方言带来的是中华文化的繁荣昌盛。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一个不懂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民族的是可悲的。我们只有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注重保护方言，才能让中华传统文化继续发扬光大。

阿兰·贝克教授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在国际历史地理学界享有盛誉。贝克全名为阿兰·雷金那德·哈罗德·贝克(Alan Reginald Harold Baker)，1938年10月　出生于英国，为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的终身院士，主要从事英格兰中世纪的农业和聚落地理，法国19世纪乡村的社会地理，以及历史地理的发展史和方法论等方向的研究。他长期担任《历史地理杂志》(Journalof HistoricalGeography)的主编，现为英国地理学家协会、(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美国地理学家协会、英国农业历史学会、经济历史学会、加拿大研究学会和(法国)科学通信学会会员，并受聘于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等多个大学，提供地理学家的专业资格等级评审鉴定。因其对历史地理学的杰出贡献，贝克荣获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吉尔纪念奖，后又被法国政府授予法国文化教育骑士勋章，被誉为当代西方历史地理学界最杰出的学者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起，贝克就致力于推动全球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和交流，与此同时十分关注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发展，曾三次到访中国，促进中国与国际学界的对话。去年，国际历史地理年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Historical Geographers )于伦敦召开，会议期间，贝克教授接受《文汇报》的访谈邀请，就历史地理学的问题和现状、历史学和地理学的关系等问题，与本刊委托的采访者展开讨论。文汇报:由于“地理学和历史学”是两大宏观学科，鲜有学者敢于以如此宏大题目进行阐述，最早有乔治先生　(HBGeorge)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出版了《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一书　(The Relations of GeograPhy and History,Oxford Press,1901)，而　您　的　专　著GeograPhy andHistory:Bridging the Divide是第一次以地理学家的视角宏观地来探讨地理学和历史的关系。此书一经翻译成中文　《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　(商务印书馆，2008)就成为畅销书籍，相关学科的学者几乎人手一本。经过此书的撰写和多年的思考，您觉得历史学和地理学最大的鸿沟是什么?贝克:在书中有一句我自认为十分贴切的话，就是“历史具有场所维度，地理具有时间维度”(History takes place,and geography takes time)　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很喜欢这句话，我家人为我做了件短袖衫，上面就印了这句话。我们研究的历史不可能仅仅是抽象的历史，这些历史发生在确切的区域、地区、河谷、山脉等等地理场所中，我们不可能单纯研究历史而撇开地理的因素。历史附着于地理，以前的历史学家只关注自然景观，诸如环境、河流、地形、山脉，认为这些都是历史事件发生的自然舞台。他们认为地理并非十分重要，地理只是附属，尤其是自然环境。现在学界的取向开始有所转化，大家开始更多关注地理，因为地理不仅是自然环境，还有景观、选址因素等。因此，历史学研究也必须顾及地理学。与之相应，地理学必须也要顾及历史学。因为任何一个地方都经历了不同时代，比如说我们此刻进行交谈的场所是一幢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这座房子19世纪时就坐落于此，自有它的风格和传统，如果要解释这幢建筑，仅仅坐在这里环顾周围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了解两百多年的历史，否则是无法解释这幢建筑为何选址于此。我们不仅要关注现在，必须回溯历史上的建筑风格。所以，地理学家必须要有历史学的深度和感觉。文汇报:您在上述专著的序言中明确指出，该书“并不是历史地理学的指南，不是给那些希望成为历史地理学实践者的教科书，也不是历史地理学科的‘米其林指南’(Michelin Guide，餐厅评鉴指南)。只是希望探索地理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关系，目的是加深地理学者的历史学意识、拓宽历史学者的地理学意识”。那么，您觉得在这本书出版之后，历史学和地理学两者之间的关系变得如何?贝克:我觉得两者关系较之过去有所进步，现在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有了更多对话和讨论。19世纪时，历史学和地理学还在各自的系统中成长，大学、组织、政府等各个场域中，这两者是分开的。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密了。我与很多社会历史学家一起工作，昨天我们开了一个会，很多环境史学家参加，同样也有很多地理学家加入，环境史学家与地理学家之间有很多互动，就像我和很多社会历史学家都有密切的交流一样。我书中讨论的“鸿沟”当时确实是存在的，因为历史学和地理学是不同的学科，某种程度上，它们是相互竞争的———为了确保自己的独立地位。然而，现在两者开始逐渐融合。我可以确定，较之三四十年前，如今地理学界和历史学界有了更多的合作和理解，这或许也是拙作的一点作用吧。文汇报:正如我们所知道，虽然地理学和历史学都关注过去，但是它们依旧存在一些不同。地理学能解决一些历史学无法解决的问题，对此您能详细讨论一下吗?贝克:我自认为是一位地理学者，受过地理学的训练，所以在我的研究中就会提出一些地理学所关注的问题，会在地理学维度问一些关于过去的问题。我关注的是地点(location):这些事件发生在这些地方的原因，以及这些地方又在哪里?以我的关于运动俱乐部的研究为例，从地理学的角度提问就是:它们在哪里?　于是我们首先需要制作一些地图，然后就能在地图上发现很多问题:某地分布很多俱乐部，另外一处有一两个俱乐部。首要任务就是要找到它们在哪里，这就是地理学研究，定点工作很重要，地图制作在研究中因此就至关重要了。接下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会呈现此种分布状态，问题就从定点转变成了地理分布态势的讨论，不同尺度的空间安排等，即解释地理分布的形成原因。简言之，这样一个研究过程就是首先定位、描述，然后是理解、解释和诠释，即搜寻历史进程，以寻找为何会呈现此种分布态势。所以这既是地理学的问题又是历史学的问题，它们是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文汇报:对于大众而言，历史地理学(historicalgeography)和地理学史(geographical history)　是容易混淆的概念，请您解释下它们的不同之处。贝克:地理学史探讨的是政治运动、政治历史与地形之间、民族之间和国家之间空间关系、地理关系，并且在某种程度关注自然环境。确实与历史地理十分接近，正如城市史和历史城市地理，十分相似，有很多重叠之处。有人将地理学分为三个中心论题:地方(places)、地区areas)与区域(regions)，三个外围话题分别是分布( distributions)、环境(environments)和景观(landscapes)。我认为地理学家对景观、地点和环境最为感兴趣，可以说是最主要的三大主题，景观是地方的外形(appearance)，地点是这些特征、人口等分布于此的缘由，是空间分布问题，最后就演变成环境问题——比如人类和自然环境如何相互影响、森林如何变成了农田……景观变化了，于是环境改变了。虽然历史也同样关注这些问题，但是这更多的区域地理所关注的，什么导致每一个区域变得与众不同。文汇报:英国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地理学家达比(HCDarby)在20世纪的50年代就开启了对历史地理学具有深远意义的探索，认为地理学和历史学的边界难以界定，宣称“一切地理学都是历史地理学”，将历史地理学界定为地理学的范畴，您就此有何看法?贝克:过去在欧洲历史地理学确属地理学范畴，我想在中国很长时间以来也持此种观点。但当时的历史地理是国家形成的历史　(the history of state formation)的研究，即通过19世纪民族主义建造了民族国家的过程，这就是那时的历史地理。在很长时间以来，历史地理就是历史政治地理，很多中国学者从事的是历史政治地理(沿革地理)的研究，关注不同王朝、帝国的历史形成和更迭。在很长时间内历史地理就是如此，探讨民族国家、政治团体等的形成历史，实际上是历史政治地理。正是达比将这一研究范围进行了拓宽，历史地理从一个很窄的范围出发，讨论边界、边疆等问题，当然这一领域现在还是很重要。你去搜索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地理出版物就会发现大多的论文、论著就是讨论这些问题，讨论民族国家的历史创造过程，现在历史地理的研究领域是极大地拓宽了。我曾经编纂“剑桥历史地理研究”丛书，希望复旦大学的葛剑雄教授能负责中国卷，但是很明显当时他关于历史地理的观念与我的观念相差甚远，他的关注点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关于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形成的过程等，中国的王朝更替对于我或者是其他西方人来说，太容易混淆了。文汇报：历史地理与地理学和历史学都紧密相连，在您看来，历史地理在方法论方面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对于方法论的探讨是中国学者较为薄弱的环节。贝克:历史地理和历史学共享很多内容，两者的技术、方法论等都是运用大量的史料、档案等文献资料。地理学者与历史学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不是单纯地解释词汇或者文本，而是更多地利用图表，尤其是利用地图来诠释文本。即我所说的，通过时间看发展，通过空间看传播(Developments through time and spreads through space)。就我刚才提到的运动俱乐部而言，第一个研究的问题就是俱乐部的分布，这就是地理学的分布问题，历史学家大多未受过地理学的训练，不会想到要制作地图。当然，在研究过程中还需要利用时间表(time graph)来展现不同时段呈现的不同分布状态，大部分的历史地理学者利用地图来展示分布状况，利用图表来揭示时间变迁，当然这只是研究的第一步，如果说是方法论，那就是最基础的描述阶段。接下来就要解释为什么他们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它们在此处迅猛增长，为什么那个时间又突然停滞下来。我想大量利用地图和图表是最基础的地理学的技术，并非很多历史学家会如此，这大概就是历史地理学最主要的贡献。文汇报：无论在您的著作中还是在各种学术会议上，您一直强调跨越历史学和地理学的鸿沟需要不同学科的融合，那您觉得历史地理学者需要在历史学、地理学以外学习、借鉴哪些学科?贝克:历史学、地理学都拥有宽阔的视野，属于整体学(holistic)的范畴，它们试图研究所有事物，将所有对象汇聚一起。其他学科则属分析学(analytical)的范畴，它们将研究对象一层层剖析。如果你是历史经济地理学者，就会关注经济学，考虑经济对地理的影响等，单纯的经济学家并不都关注空间概念。其他可以借鉴的学科如社会学、植物学等，这些都是最基础的分析法。历史学和地理学是整体学，融合各类事物。譬如你要研究伦敦或上海的地理，你需要关注各个领域，不论自然地理还是人文地理。历史学和地理学就是要把研究对象融合在一起，其他学科则是把研究对象分开，只是剖析其中的一层。这是很泛泛而谈的区别，但是到实际操作层面，我们需要一点点的分析然后将它们汇总起来。所以历史学、地理学对于学生来说是很难的学科，穷其一生可能也只是学到一点，十分具有挑战。就像区域历史地理，现在很少人研究，究其原因就是它涉及面广，难度大。文汇报：伴随着计算机的兴起，GIS技术在地理学的研究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您如何看待GIS对历史地理的影响?贝克:GIS现在变得十分重要，但是GIS本身并不是研究问题，所以我对于将GIS置于论文标题之中的做法感到十分惊奇，因为论文题目应当是研究的问题而不是方法，GIS只是研究过程中使用的一种方法。当然GIS确实十分流行，它是一种制作地图的新方法，一种十分精细并且复杂的分析方法，但是它不是一种新的议题(subject)。文汇报：您不仅是《历史地理杂志》的主编，还主持了两套大型的国际历史地理研究丛书，对于历史地理以及相关科学可谓十分了解，如果请您为那些对历史地理感兴趣的人推荐书，有哪些可推荐?贝克：我并不懂中文，就推荐些英文的经典读物。William George Hoskins (1908-1992，英国区域历史学家，建立了第一个大学的英国区域历史系)的《英国景观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Landscape, Hodder and Stoughton Press,至今已有35个版本，并翻译成多国语言)，这本著作后来还被BBC翻拍成电视，该书主要讲述了英格兰景观的历史，开创了区域历史的先河。其他诸如法国历史地理学家Xavier De Planhol的《法国历史地理》(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France,Oxford Universty Press,阿兰·贝克为合著作者)，也是一本易读的好书。文汇报:此次国际历史地理年会的地点回到现代地理学最重要的贡献者之一的英国，您认为英国地理学教育和研究现状如何?贝克:这真是个困难的问题，因为这个局面正在改变，或者可以说一直在改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地理研究有很明显的扩张趋势，现在则更趋向于收缩。然而，从此次会议的召开来看，历史地理学变得更加重要，更加生机勃勃。我们可以说，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前，很多地理学者欠缺历史地理的视角，所以并不能称呼他们是历史地理学者。现在的许多学者，即便他们研究的是现代地理学问题，但也充分认识到必须要回顾过去，只有了解了过去才能更好地解释当下。如果研究者的关注点和兴趣点只是在当下，使用历史的视角来解释现在，法国人称之为“回溯性人文地理学”(retrospective human geography)。回顾过去，以便解释现在，很多人都是如此。就我自己的研究为例，关于法国乡村兄弟互助会的书( Fraternity among the French peasantry: sociability and voluntary associations in the Loire valley, 1815 -191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时间范围为1815至1914年，我研究的是19-20世纪的社会地理学，所研究的仅仅是当时的状况，并不用来解释现在的任何事物。所以，判断是否是历史地理学，主要看研究旨趣和关注点是在现在还是过去。然而，现在每一个研究者都认识到必须要有一个历史地理的背景来研究当下的问题。此前大家更关注于自然地理，现在更多关注于人文地理，要看看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变化。历史学家或者历史地理学家开始对旅游、遗产感兴趣了。过去遗产是旅游的资源，人们出去度假是变换地点，从法国到英国、美国，他们更改地点以看到不同的东西。但现在很多人希望通过旅游能感受时间的变迁，比如去中世纪的城堡或是庄园。人们找寻的不是21世纪的事物，而希望可以回溯到19世纪或者是15世纪。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研究旅游和全球遗产，我认为这是历史地理的现实意义。文汇报:本次历史地理年会议程十分紧凑，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规模可谓宏大，您觉得现在历史地理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发展如何?贝克:本次参与会议的有39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而第一次会议当时只有英国和加拿大两个国家的学者。这次有来自智利、阿根廷等南美洲国家的学者，这个并不常见。中国代表来了很多，还有很多俄罗斯代表，这是新气象，对于历史地理的实践来说是振奋人心。论文和报告都十分吸引人，我要考虑许久到底去听哪个分会场。文汇报:最后一个问题，您上世纪80年代就访问过中国，1996年应邀参加了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开始与中国历史地理界有实质性的接触，距今已有近20年，请问您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界有什么寄语吗?贝克:中国历史地理学现在发展得不错，开始逐步走向世界。我希望中国学者在专注做自己的研究时也能让西方人更了解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发展。这一方面日本学者做得好些，京都大学的Akihiro Kinda教授组织一批学者用英语编写了一本关于日本景观历史的书(A Landscape History ofJapan,Trans Pacific Press,2010)。我们希望也能看到一本由中国地理学家撰写的、用英语写作的关于中国景观或者是中国历史地理的书，因为我们很希望能更深入地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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