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发展史论文8000字

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早刻划符号距今8000多年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作为专业工作者，他试图通过科学的途径比如综合运用考古学、古文字构形学、比较文字学、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进一步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 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除了已有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该遗址近年先后发现10余例商代早期朱书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号则零星分散，彼此缺环较多，大多数符号且与商代文字构形不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较重、背景复杂。 汉字体系正式形成于中原地区 王蕴智认为，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应该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不依存于任何一种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单一的，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在那个时代，汉字体系较快地成熟起来。 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于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见到的殷商文字资料来说，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当时的文字除了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铸在青铜器上。商代文字资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铜礼器为主要载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时期所反映出来的商代文字不仅表现在字的数量多，材料丰富，还突出地表现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结体特征可分为四大类:取人体和人的某一部分形体特征为构字的基础;以劳动创造物和劳动对象为构字的基础;取禽兽和家畜类形象为构字的基础;取自然物象为构字的基础。从构形的文化内涵上来考察，这些成熟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对象与当初先民们的社会生活相当贴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特征。同时，这些字形所描写的内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个层面，因而还具有构形来源广泛性的特征。 考古和文献记载说明，至少在四五千年之前，中国的文字——汉字，已经诞生并日趋成熟了。关于汉字起源的历史，基于现存的古代文献记载和现已得到确认的考古发现，至少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了，而汉字起源的历史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开端历史，所以通常我们说中华民族有5000年文明史。 中国的文字从出现至今，已经历了早期的图画文字、甲骨文字、古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以及印刷术发明后为适应印刷要求而逐渐派生出来的各种印刷字体等漫长的发展历程。其中，甲骨文字被人们看作是中国最早的定型文字。 甲骨文 19世纪后期，在河南安阳，农民在耕地时偶尔发现了甲骨的碎片，他们把这些甲骨作为龙骨卖到药房。1899年，古文字学家刘鄂在别人所服的中药中，发现了这种上面刻有古文字的甲骨，便开始了收集研究工作。 甲骨文字是商朝后期写在或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文字，其内容多为"卜辞"，也有少数为"记事辞"。因为那时人们用被灼烫过的甲骨上的纹络来判断事物的吉凶。占卜完毕，就将占卜的时间、人名、所问事情、占卜结果，以及事后验证刻在上面，形成了具有明显特征的甲骨文。 甲骨上的文字，有刀刻的，也有朱书墨书的。刀刻的甲骨文字有的填满朱砂，其字体与今不同，因此难以辨认。现已发现的甲骨文字有四五千个。经过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们的分析、判断，能够辨认的已近两千。这些甲骨文字，多为从图画文字中演变而成的象形文字，许多字的笔画繁复，近似于图画，而且异体字较多。这说明中国的文字在殷商时期尚未统一。 另一方面，甲骨文中已有形声、假借的文字，从而说明文字的使用已经有了相当长久的历史。 金文 继甲骨文之后出现的汉字书体就是金文。由于这种文字多铸于各种青铜器上而得名，也称为钟鼎文或青铜器铭文。至今所见最早有铭文的青铜器，为商代中期以后之物，铭文都很简单，文字书体近似于甲骨文。最有代表性的是西周的青铜器铭文。金文还载于各种彝器、乐器、兵器、度量衡器、铸币、铜镜和金属印章之上。其中以彝器之上载文数量最多。各种器物上的文字，较之甲骨文长且完整，字数少者数十字，多者数百字。例如西周前期的大盂鼎就载字二百九十一个。 大篆和小篆 篆书又分为大篆和小篆，是汉字书体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小篆较之大篆，形体笔画均已省简，而字数日增，这是应时代的要求所致。从古文到大篆，从大篆到小篆的文字变革，在中国文字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占有重要地位。 隶书 隶书始为秦朝程邈所作。程邈本为秦朝县之狱吏，因得罪于秦始皇而被投入云阳狱中。他在狱中苦心凝思十年，损益小篆，作隶书三千字，上之始皇。始皇采纳用之，遂拜其为御史。当时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务多端，文书日繁，记录事务单用小篆已深感不便，迫切需要一种比小篆更为省简、规范的文字，以便于书写和镌刻。由于当时改简小篆为社会急需，势在必行，致使隶书这一比小篆规范得多的新的字体应运而生，得以面世。 楷书 楷书，又名真书、正书、今隶。楷书之"楷"者，法也，式也，模也。草书之名出于草率、草稿，楷书之名则反之。虽然篆书和隶书也有草写者，以此而论，其工整者亦可谓之为"楷"，但这里所说的楷书，是指自成一体、现在通用的"楷书"而言，如欧阳询、柳公权等碑帖的字等。关于楷书的首创者，众说不一。因为魏、晋、南北朝几百年来的文字，是隶书中的八分与楷书笔意错杂时期。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由东汉王次仲所创。现存实物中，只有魏时期钟繇的“贺克捷表”的法度可称为楷书之祖。钟繇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楷书书法家。今天的楷书，其笔画端庄，是由古隶之方正，八分之遒美，章草之简捷等脱化、演变而来的（注：章草指“用于章程文书之上者”，是由八分隶再简约其点画，以便于书写之字体）。从三国时期钟繇作“楷书”起，这种字体一直沿用至今，被视为标准字体而为世人所喜爱。 行书 行书，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运笔自由的一种书体，这是后汉颖川刘德升所造，即正书之变体，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称之"行书"。自晋迄今，行书用处最大，用得最广，一般性书写几乎均用之。 草书 草书，又称破草、今草，由篆书、八分、章草，沿袭多种古文字变化而成。草书本于章草，而章草又带有比较浓厚的隶书味道，因其多用于奏章而得名。章草进一步发展而成"今草"，即通常人们习称的"一笔书"。今草字中的大部分均章草或行书趋于简捷者。汉字发展到草书一体，已近完美无暇。唐朝之后，虽又出新体，即张旭之“狂草”，但狂草写出来他人多不能识，只能作为供人们欣赏的艺术品，而失去了它作为记载和传播信息的文字的作用。鉴于此因，草书难以再向前发展。文字的发展只能另辟新径，沿着新开辟的方向——印刷字体演进了。 象形字 象形字源于绘画,容易辨认,易于区别。如“人、目、山、火、木、鱼”等等。“元”是开始或第一的意思。“旦”是一个象形字,表示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我国殷商时代的青铜器上就有“旦”的象形字了。最早的汉字像画的画儿，如“月”字，多像弯弯的月牙；如“山”字，多像偏山，上头还有三个高高的山尖。 会意字 会意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字组成的汉字，它的意义往往就是它包含的几个汉字的意义组合成的。比如：“明”是由“日、月”两个字组成的，因为“日、月”都是能发光、明亮的东西，所以，“明”也就是“光亮、明亮”的意思；像大家学过的“尖”也是如此，上面“小”，下面“大”，可不就是“尖”吗？最有意思的，还要数“泪”字，它是由“水”和“目”两个字组成，“目”中的“水”，就是眼泪。 形声字 用形旁和声旁组成的字,就叫形声字。由于古今字音、字形的变化，今天形声字声旁的表音作用已十分有限，但适当利用这有限的作用还是必要的。因为汉字是表意性的文字，字形不能直接标示字音，除了需要依靠拼音字母来注明字音外，声旁也可以帮助提供字音信息。 （这也是我的考试论文，有些事网上的，有些事我找的资料，有些是我自己的，希望可以帮助到你····呵呵）

硕士、博士学习期间（1993年9月—1999年7月）：1、《大理道教洞经古乐》（论文，独著，载《民族艺术》1995年第2期）2、《大理佛教文化》（论文，独著，载《法音》1995年第10期）3、《白族茶礼》（文章，独著，载《百科知识》1995年第10期）4、《白族本主文化论》（论文，独著，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1期）5、《白族汉字型古文字的历史发展与现状》（论文，独著，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四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8月版）6、《大理道教洞经古乐》（论文，独著，载《民族》1996年第10期）7、《西南民族同根意识初探》（论文，独著，载《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学报》1996年3、4期合刊）8、《从民族文学古籍看我国各民族在历史上的文化交流》（论文，独著，载《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与文献论集》，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8月版）9、《白文文献》（著作，合著，载张公瑾主编《民族古文献概览》，民族出版社1997年11月版）10、《各民族文学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著作，合著，载《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版）11、《傣族文化志》（著作，合著，载萧克主编《中华文化通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版）12、《傣族》（词条，合撰，载铁木尔·达瓦买提主编《中华民族文化大辞典·西南民族卷》，民族出版社1998年8月版）1999年7月以来：13、《秘鲁：政府行为下的民族语言》（论文，载《民族团结》（汉)）1999年4期14、《大理历代名碑》（编著，合编，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15、《汉字型民族文字的造字方法》（论文，合著，载《汉字的应用与传播》，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年版）16、《略谈方块白文及其历史发展》（论文，独著，《云南民族语文》2000年3期）17、《昆明西山白族的历史与现状》（论文，独著，《大理文化》2001年2期）18、《西山白语概况》（论文，独著，《民族语文》2001年5期）19、《从汉字系文字看汉字符号的多语言适用性》（论文，独著，《云南民族语文》2001年1-2期）20、《傣族宗教与文化》（著作，合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21、《二十世纪中国少数民族与教育》（编著，合编，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22、《论南方汉字系民族文字》（论文，独著，《贵州民族研究》2002年2期）23、《白文古籍与方块白文的书写系统》（论文，独著，《民族古籍》2002年2期）24、《白语名量词及其体词结构》（论文，独著，《民族语文》2002年4期）25、《日本文字的历史发展及其书写符号系统的构成》（论文，独著，《世界民族》2002年4期）26、《方块白文历史发展中的文化因素》（论文，独著，《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6期）27、《从汉字到汉字系文字——汉字文化圈文字研究》（著作，独著，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28、《双语对白族命名制的影响》（论文，合著，《民族语文》2003年5期）29、《试论水书的书写系统及其文化属性》（论文，独著，《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2期）30、《从书写符号系统看“古白文”的文字属性》（论文，独著，《大理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年2期）31、《试论白语的基本语序》（论文，独著，载戴庆厦主编《中国民族语言文学研究论·语言专集》第四辑，民族出版社2004年2月版）32、《神奇的古滇国与古滇文化》（文章，独著，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6月15日）33、《从白文古籍看白文书写系统的历史发展》（论文，独著，载周明甫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论》，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年6月版）34、《白族》（著作，合著，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4年版）35、《傣族》（著作，合著，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4年版）36、《语言与文字》，（编著，合编，载张公瑾、丁石庆主编《文化语言学教程》，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37、《Language policy for B》（白族语言文字政策）（Minglang Zhou and Hongkai Sun (), Language polic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ory and Practice since 1949,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38、《白族语言文字研究回顾与展望》（文章，独著，载《大理文化》2005年第5期）39、《社会文化结构与女性文字的发展》（论文，独著，载张公瑾、丁石庆主编《浑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40、《试论白语的名+量结构》（论文，独著，载李锦芳、胡素华主编《汉藏语系量词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41、《白族古籍集解》(词条，白文古籍部分，载《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解》，云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42、《试论白语的否定词和否定表达形式》（论文，独著，载《大理学院学报》2006年7期）43、《白族民俗志》（著作，合著，载毛公宁主编《中国少数民族风俗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44、《民族语言学研究》（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7月，32万字，周庆生主编，王锋、李云兵副主编45、《大理丛书·白语篇》（学术资料），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年10月，600万字，徐琳主编，王锋、段伶、李绍尼副主编46、《试论白语大理方言的否定词及否定表达形式》（独著，论文），载周庆生等主编《中国民族语言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7月，1万字。47、《汉字：一个奇异吸引子》（独著，论文），载张公瑾、丁石庆主编《中国混沌语言学新探索》，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8万字49、《方块白文》（独著，文章），载张公瑾主编《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2000字。50、《白文与汉字俗字》，论文，8000字，独著，载《大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9期。51、《新中国60年来的民族古文字与古文献研究》，5万字，载戴庆厦主编《新中国60年来的民族语言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52、《初值与沿流——语言演变的混沌性质》，论文，7000字，载张公瑾、丁石庆主编《中国混沌语言学新进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53、《白语简志》（修订），徐琳、赵衍荪原著，王锋修订，载孙宏开主编《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修订本），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13万字。54、《革命大潮中的白族青年》，3000字，一般文章，载《中国民族报》2009年5月22日55、《云南省大理市农村社会保障》，调研报告，3万字，载郝时远等主编《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及法制建设》，方志出版社，2009年11月版。56、《论白语基础方言和标准音点的选择》，8000字，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宣传司编《构建多语和谐的社会语言生活——民族语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民族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有关汉语起源的论述 最先提出汉语起源于直接拟声（象声）的学者可能是章炳麟(1868-1936,号太炎)。他在所作《国故论衡•语言的缘起说》中主张：“语言不凭虚起，呼马为马，呼牛为牛，此必非恣意妄称也”并找出了汉语中的许多象声词作为例证：“何以言‘鹊’？谓其音‘即足’也（按‘即足’为反切法表音）；何以言‘雀’？谓其音‘错错’也；何以言‘鸦’？谓其音‘亚亚’也；何以言‘雁’？谓其音‘岸岸’也…”现在大家都承认汉语中有不少象声词，“象声说”是语言起源理论之一，但象声只能指称发声的事物，范围有限，非发声事物如何指称？ 最早用例证说明汉语词字‘音近义通’现象可能是梁启超（1873—1929)。他在1921年写的《从发音上研究中国文字之源》（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三十六，37,中华书局,1936) 一文中列出了许多说明‘音近义通’的例证,如声旁为‘戋’的十七个字“皆含小意”，“凡用‘Dee’之一音符所表示者，总含有在下之意或含有由上而下之意。”“以上所举八十三语皆以‘M’字发音者，其所含意味，可以两原则概括之：其一，客观方面凡物体或物态之微细暗昧难察见者或竟不可察见者；其二，主观方面生理上或心理上有观察不明之状态者。”在今天看来这些都是间接拟声（音义联觉）的实例。 最早提出声象表义的可能是陈澧(1810～1882)。他在《东塾读书记•小学》（见陈澧，东塾读书记，三联书店，1998）一文中说：“盖天下之象，人目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如‘大’字之声大，‘小’字之声小，‘长’字之声长，‘短’字之声短。又如说‘酸’字如口食酸之形，说‘苦’若口食苦之形，说‘辛’字如口食辛之形，说‘甘’字如口食甘之形，说‘咸’字如口食咸之形”。显然这些例证很牵强，有点类似西方十八世纪的‘叮咚’语言起源理论的那些想象出来的例子：“bye-bye（再见）是用双唇和舌分别挥动的口势象征着挥手再见”（见Crystal, D 1997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29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second edition)，难以令人信服。 赵维森提出象声表意是汉语生成的基本法则：“如果说汉字的基本生成机制采取了象形表意的方法的话，那么，汉语的基本生成机制则采取了象声表意的方法。”“汉语的象声表意法可分为直接象声表意和间接象声表意两种形式。”直接象声表意法有三种情况：“对自然界和人事界各种声响现象的语言指称”，即“以声象声”，产生大量拟声词。“对人类感叹行为的语言指称”。“对具有声音属性的事物的语言指称”，“如‘火’之读音如野火‘呼呼’之声”，“‘金’之读音如敲击金属之声”。间接象声表意法有二种情况：“一般通过发音时特定的口形或气流在口腔中的不同运动方式来类比事物的运动状态，以此实现对事物的指称”。如“‘打’指强有力的动作，故发音也较用力，且声音洪亮；‘杀’的动作结果是尸首分离，发音时上下牙齿由合而分开，口形由小变大；‘聚’的运动结果是由散而合，故用嘬口的发音方式象征聚的结果…” “因发音会引起嘴部和脸部肌肉的运动变化，所以，特定的发音方式往往伴随着相应的表情；而且发音方式不同，音调的风格也迥然相异。正是通过特定的发音方式与表情神态和音调风格的结合，使得事物的一些抽象属性和一些非实体性现象也能通过象声表意的方法加以把握，予以命名。这是汉语的象声表意方式最为曲尽其妙之处。如“愁”隐藏于心灵深处，人之有愁，则表情呆滞，眉头紧缩。而愁音正是发自喉头深处，且发音时表情恰如罹愁之态。“乐”意为心喜，其发音轻松且呈喜笑颜开之表情…”（见赵维森，象声表意——汉语生成的基本法则，人文，2001年10月第九十四期，香港）直接象声 原本比较明确，提出任意性的鼻祖索绪尔也未能否认，汉语生成的研讨的重点应在间接象征。此文为间接象声表意法提供的例证正如作者所述“最为曲尽其妙”，作为艺术描写可以（ 西方语言学界通常将这一类象征例入修辞类），作为语言起源的科学探讨想象因素未免太多些。例如“愁”发chou音时有罹愁之态，那么如果要解说“仇”字呢？有仇恨之态？同一发音怎能有不同之态？ 李海霞：“声象是我们使用的一个新概念，它指声音对意义的象征作用，或云声音的象征义。在一种语言中，哪个声音（包括音素、音素组合、单音节、双音节）表示哪类意义，常有一些固定的搭配关系，这就是声象。声象来自原生词。当某个造词者把一个自认为“合适”的音同一个意义结合起来的时候，最初的声象就出现了。但这时它是个人的和偶然的。当第二个人仿拟该词造成一个意义相关的新词时，一种约定俗成的声象就诞生了。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将有关意义归到此音或近似此音的符号之下 。”后来她做了两个命名实验，又进行了逻辑推理“我们既然承认孳生词的产生来自对母词的模仿，为可不能承认原生词的产生也来自某种模仿？人对客观万物的认识都循着由已知达未知的路子，惟原生词的创制例外：音义任意结合，这个说不通。”（见李海霞，汉语动物命名研究，237，巴蜀书社，2002） 朱文俊在《人类语言学论题研究》一书中转述（未指明出处和时间）：“帕盖特（Richard Paget）在汉语、波利尼西亚语和闪语中发现了大量所谓动作意念词（gesture symbolism）”，“他认为这些词反映了发音器官模仿外部世界动态与轮廓的能力，而且交际本身似乎就起源于整个人体姿态体现原始生活基本动作的一种体系，发音器官的肌肉只不过把这些姿态微缩化罢了，换句话说，肌肉运动导致的发音产生了意念化的话语，如‘卡’就是以舌根在喉部的收缩呈现物体的受阻状”（见朱文俊，人类语言学论题研究，39，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他接着写道：“人皆有表达之欲望，在表达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人体各发音器官，如舌、唇、牙、腭、声带等，它们在多感官综合感觉因素的支配下，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对自然界事物形状、特征或声音进行模仿，在这种再现行为中所产生的声音自然会与被模仿物有着某种联系，具有一定的象征性。这种声音不再是任意的，如同文字符号一样，是人类规定的。自然，与意念有关联的声音，乃人类表达锁链（自然物——感官——综合感觉——发声器官——模拟声音——自然物再现）的一个环节。”“关于汉语元音和辅音的象征意义，试举如下诸例：体积 发音时，舌位靠后，口腔大且气流浑厚者或有时伴以鼻腔共鸣者，形体大，如[a][o][u]元音及其组合”；“而舌位靠前，口腔变窄且气流纤细者，形体则小，如[e][i]元音及其组合（按原则[e]象征体积大于[i]的）”。“性别 男女起名在选词上既要看词义，也重音质。男儿要表现雄伟、刚毅、勇武等，则挑响亮、浑厚、有气势的音，如[a][o][u]及其组合音，间或夹带鼻音”；“而女儿家则要显示清秀、柔顺、纯净等，故应选清脆、悦耳、柔和的音，发音时口形小，以[i][e]与其他元音或清辅音组合为主”。“动态 A喷发状 发音时,气流受唇、舌、牙、龈等器官的阻塞,从而急促喷出口腔,由此产生的音往往象征与空气或液体有关的人的突发行为或自然界的急促运动”。“B摩擦状 发音时，外出气流因舌、唇肌肉运动而受阻，由狭窄的口腔缝隙中压挤或擦挤出来，这样产生的摩擦音常象征受压挤物体的运动或运动中的物体（或人体）接触表面的各种情况”。“C开闭状 …一般腔大口阔的音象征扩展状，而腔小口窄的音象征收缩状”。“其他类型还有一些，譬如舌头后缩，双唇紧闭，气流受堵后压出鼻腔，这样产生的音形容闷气状”。形态 A中空体 舌根拢起，双唇先闭，口腔中空，气流先后从鼻腔和口腔喷出，由此形成的音象征某些容器”；“也有由舌尖与上齿龈封住气流，使之从鼻腔和口腔中喷出而产生的音，…它们也有同样的象征意义”。“B上下位置 有些音通过舌尖、舌面或舌根的拢起和下落象征物体位置的高低”。（详见朱文俊，人类语言学论题研究，40，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 以上二说，意思相近：发音器官有意或无意地对自然界事物形状、特征或声音进行模仿。 模仿行为产生的声音与被模仿物有着某种联系，具有一定的象征性。 蒋善国在说明形声字“声符兼义并且就是它的语源的这类”时写道： “人类发音机官的运动跟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大概发音器官运动时，至少要发生两种感觉：一是触觉，例如唇跟唇的接触，舌跟齿的接触等。二是运动感觉，例如舌的上下，口腔的开闭等。接触的部位有广狭、程度有宽紧，遂发生种种不同的触觉，每一种触觉附带着一种微细的情感；每一种运动感觉也附带着一种微细的情感。这两种情感都直接地表示出意义。由于人类用口势拟意，出现了语音。语音的成立，一方面是有了概念，一方面是有意地使用了口势。到概念词出现时，在筑成它的劳动生活的基础上，积累的经验习惯，使口舌的拟势行动依着概念词所属的劳动类型而作出合适的姿态。表现甚么概念，就作出什么口势；有甚么口势，就发生甚么声音。概念近的口势近，口势近的声音近，所以‘音近义通’。语源或音根便在口势拟意的过程中形成了。例如双唇遮口，气从鼻出的口势说出些遮蔽、模糊等的音字，双唇相打的口势说出些相碰、相合的音字，双唇相分的口势说出些相分的音字，舌前上打的口势说出打击、挺进的音字，，舌前上挤，摩擦气流的口势说出细小、散碎的音字，舌前上按，气从鼻出的口势说出贴近、按入的音字…。”随之他以此分析梁启超所举八十三语皆以‘M’字发音作为例证(见蒋善国,汉字的组成与性质，258，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 蒋善国（1898～1986）曾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梁启超的助教，继承 并发展了梁启超的音近义通说的研究。 《汉字的组成与性质》写成于1956年，可能是明确提出语音起源于口势拟意的第一人。由于他的研究重点在文字学，用“口势拟意”说明音根为何音义相关，因此他可能不关心语言学对间接拟声的讨论，也未能进一步与语言起源联系起来。文革初期我因迷于“文字改革”，查阅并抄录了许多文字学资料，注意到这部分内容。近年来探讨语言起源和语词理据的文章发表了不少，好像还没见到提及蒋善国先生的这项工作成果的。特此推介。

传统音韵学曾把汉语语音数千年的语音史划分为上古、中古、近代和现代四个大的阶段。据文献记载，我国早在先秦就产生了“雅言”，汉代又有“通语”，它们都是当时统一的书面语。但是在古代社会中掌握书面语的仅仅是少数受过教育的人，书面语代代相传，很容易和口语脱节，形成一种脱离口语的书面语，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文言”。文言最初也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以后却和口语的距离越来越远。这样到了唐宋时代，在人民大众口语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一种新的书面语，这就是“白话”，白话始终是和口语密切联系的。宋元以后用白话写作的文学作品就大量出现了，包括《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文学巨著。它们尽管都带有各地的地方色彩，但所用的基础方言都是北方方言，它们大量传到非北方话的地区，加速了北方方言的推广。很多非北方话的地区的人也学会了用白话阅读和写作，这样白话就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全民性。白话就是现代汉民族共语书面形式的来源。 在白话文学流传的同时，以北京话为代表“官话”也逐步传播开去，不仅成为各级官府的交际工具。元末明初的《朴通事》和《老乞大》是两种供朝鲜人学习汉语用的会话课本，就是用北京口语写的，被公认为当时汉语口语的代表。清朝的时候，在福建、广东等地设立“正音书院”，教授官话，并且规定不会官话的人不能做官。这样，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官话”就成了现代汉民族共同口头形式的源头。 本世纪初，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上述两种趋势就合而为一了，加速了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一方面掀起了“白话文运动”，动摇了文言文的统治地位，使白话文取得了文学语言的地位；另一方面，“国语运动”的开展促使北京语音成为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这两个运动互相推动、互相影响，使书面语和口语接近起来并有了统一的规范，形成了言文一致的现代汉语普通话，并取得了共同语的地位。

汉儿话是 ，多民族，多地域 融合形成的，普通话 ，也就是东北方言官话(黑龙江流域200万平方公里 和河北华北地区） ,辽金元时期形成的，元朝时期半岛上有一本翻译教材，叫做 老乞大（老契丹），上面写的文字 和发音，和现在就纪特别接近了，也就是说 ，元朝时期 东北方言官话成熟到位了。古汉语 ，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比如越王勾践 也叫 勾潜，其实就是南蛮方言，具体代表啥意思，谁也不知道，更古老的，就不能叫做汉语了，因为6000多个甲骨文字 我们只认识3000多个，并且大部分甲骨文字都没有流传下来，现代人都不用这些文字了，无从考证商王朝说啥语言了， 甲骨文的语法也很特别，需要专门的学习 才能阅读甲骨文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