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产量影响因素论文怎么写啊

在这方面的话影响的因素是比较多的，所以在这方面的话一定要注意有自然的条件，比如说温度湿度，还有一些的话雨水，那么另外的话也有种子的本身问题。

在数据调研过程中，发现中国农村存在耕地撂荒现象。进一步的访谈发现，其中一个原因是劳动力外流，青壮年劳动力不愿意再依附在土地上获取微薄的收入，而是选择进城或进厂务工。613899部队(儿童、妇女和老人)驻守的中国农村和农业，由于劳动力投入递减，是否会影响粮食产量呢？我决定研究这个问题，即：劳动力外流是否会影响中国的粮食安全。这个研究将是一个持续研究，将分阶段步步深入。第一个阶段，我的思路是研究中国粮食产量的主要影响因素，经过一学期的努力，我和我的研究生张帅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学术研究，写成论文《技术进步、要素投入与粮食产量：中国案例与解释（1978-2010）》。 本研究基于C-D生产函数，应用我国1978-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了技术进步、要素投入对粮食生产的作用和影响。研究发现：不考虑制度变迁和政策因素，影响我国粮食产量的核心因素是土地投入和技术进步，农业资本投入和农业劳动力的影响并不显著。要保证我国粮食产量和粮食安全，就要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强化农业技术进步和应用。可以继续鼓励农业劳动力外流，但农业资本投入必须显著提高。具体来说： （一）1978-2010年间，粮食播种面积是影响我国粮食产量的最重要变量，是导致粮食产量变化的重要原因，这和周小萍、卢艳霞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粮食播种面积是由种植粮食的耕地面积和复种指数的乘积表示的。在农业科技取得重大突破前，以及温度、光照等气候条件一定的情况下，耕地的复种指数在较长时期内是稳定和有上限的。耕地面积年变化率和粮食播种面积年变化率的变化趋势基本相似，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739,也说明了耕地面积是影响粮食播种面积的最主要变量和约束因素。增加粮食产量，保障粮食安全，保护耕地面积不减少是首要的基本措施。因此，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具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1978-2010年间，以化肥为代表的农业技术进步是影响我国粮食产量的显著变量，对粮食增产有较强的促进作用，这和杨剑波等学者的研究一致。秦立建等指出，土地细碎化减少了农户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投入，从而抑制了本应生产出来的粮食产量。因此应加快推进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明确土地产权，建立土地流转市场，鼓励农民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实现耕地的规模化经营，为农业技术的充分发挥提供条件。国家应进一步加强科技兴农的力度，加强基础性农业研究，加大对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的财政补贴力度，尤其要加强对基层农业科研机构、农业技术人员以及农业专业大学生的扶持和支持力度，让农业科技真正走进田间地头，逐步改变传统的粮食种植和生产方式。 （三）就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解释变量“第一产业劳动力”不显著，这表明农业劳动投入对1978年以来我国粮食产量的影响并不大。这和温铁军、宋学明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一致。这表明，1978-2010年期间，我国农业生产依旧存在着“过密化”和“内卷化”现象。从而农民外出或在本地从事非农业活动对家庭农业生产没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因此农村劳动力外流并没有导致我国粮食产出显著降低。正如程名望等指出，中国农业就业比重依旧偏高,农业就业比重曲线还处在一种下降状态,尚没有达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陷阱”的稳定值。在保证粮食生产稳定的前提下，我国的农业劳动力还存在着进一步转移的空间，各级政府应为农业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创造条件，消除阻碍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障碍（如户籍制度），使我国的粮食生产由“劳动投入型”转化为“技术投入型”。 （四）就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代表农业资本投入的3个解释变量“农村有效灌溉面积”、“农业大型机械的总马力”、“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投入”均不显著。这表明，1978-2010年间，农业资本投入对我国粮食产量的影响并不大，不是我国粮食稳定增产的核心影响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倾向依旧明显，使得农业投资严重不足。例如：我国财政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太低（1978-2010年间，多数年份该比例在9%以下）；大量的农业灌溉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或废弃，使得农业有效灌溉难以为继等。[21]同时，1978-2010年间，虽然我国农业大型机械的总马力有所增加，但土地细碎化降低了农户农业大型机械投入的可能性与积极性。因此，这三个解释变量的不显著，表示我国农业投资的不足和缺位，使得农业投资没有成为1978-2010年间我国粮食稳定增产的核心影响因素。 总的来看，基于生产函数视角，不考虑制度变迁和政策因素，1978-2010年间影响我国粮食产量的核心因素是技术进步和土地投入，农业资本投入和农业劳动力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要保证我国粮食产量和粮食安全，首先就是要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其次是强化农业技术进步和应用。另一方面，可以继续鼓励农业劳动力外流，但农业资本投入必须显著提高。

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主要包括就是自然因素，也就是我们的天气的状况，因为粮食是主要靠天气来决定的，天气好的话我们可以丰收，天气不好的话就可能低产。其次就是化肥的使用只有正常地使用化肥和农药，才可以提高我们粮食的产量。

在数据调研过程中，发现中国农村存在耕地撂荒现象。进一步的访谈发现，其中一个原因是劳动力外流，青壮年劳动力不愿意再依附在土地上获取微薄的收入，而是选择进城或进厂务工。613899部队(儿童、妇女和老人)驻守的中国农村和农业，由于劳动力投入递减，是否会影响粮食产量呢？我决定研究这个问题，即：劳动力外流是否会影响中国的粮食安全。这个研究将是一个持续研究，将分阶段步步深入。第一个阶段，我的思路是研究中国粮食产量的主要影响因素，经过一学期的努力，我和我的研究生张帅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学术研究，写成论文《技术进步、要素投入与粮食产量：中国案例与解释（1978-2010）》。本研究基于C-D生产函数，应用我国1978-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了技术进步、要素投入对粮食生产的作用和影响。研究发现：不考虑制度变迁和政策因素，影响我国粮食产量的核心因素是土地投入和技术进步，农业资本投入和农业劳动力的影响并不显著。要保证我国粮食产量和粮食安全，就要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强化农业技术进步和应用。可以继续鼓励农业劳动力外流，但农业资本投入必须显著提高。具体来说：（一）1978-2010年间，粮食播种面积是影响我国粮食产量的最重要变量，是导致粮食产量变化的重要原因，这和周小萍、卢艳霞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粮食播种面积是由种植粮食的耕地面积和复种指数的乘积表示的。在农业科技取得重大突破前，以及温度、光照等气候条件一定的情况下，耕地的复种指数在较长时期内是稳定和有上限的。耕地面积年变化率和粮食播种面积年变化率的变化趋势基本相似，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739,也说明了耕地面积是影响粮食播种面积的最主要变量和约束因素。增加粮食产量，保障粮食安全，保护耕地面积不减少是首要的基本措施。因此，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具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二）1978-2010年间，以化肥为代表的农业技术进步是影响我国粮食产量的显著变量，对粮食增产有较强的促进作用，这和杨剑波等学者的研究一致。秦立建等指出，土地细碎化减少了农户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投入，从而抑制了本应生产出来的粮食产量。因此应加快推进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明确土地产权，建立土地流转市场，鼓励农民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实现耕地的规模化经营，为农业技术的充分发挥提供条件。国家应进一步加强科技兴农的力度，加强基础性农业研究，加大对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的财政补贴力度，尤其要加强对基层农业科研机构、农业技术人员以及农业专业大学生的扶持和支持力度，让农业科技真正走进田间地头，逐步改变传统的粮食种植和生产方式。（三）就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解释变量“第一产业劳动力”不显著，这表明农业劳动投入对1978年以来我国粮食产量的影响并不大。这和温铁军、宋学明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一致。这表明，1978-2010年期间，我国农业生产依旧存在着“过密化”和“内卷化”现象。从而农民外出或在本地从事非农业活动对家庭农业生产没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因此农村劳动力外流并没有导致我国粮食产出显著降低。正如程名望等指出，中国农业就业比重依旧偏高,农业就业比重曲线还处在一种下降状态,尚没有达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陷阱”的稳定值。在保证粮食生产稳定的前提下，我国的农业劳动力还存在着进一步转移的空间，各级政府应为农业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创造条件，消除阻碍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障碍（如户籍制度），使我国的粮食生产由“劳动投入型”转化为“技术投入型”。（四）就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代表农业资本投入的3个解释变量“农村有效灌溉面积”、“农业大型机械的总马力”、“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投入”均不显著。这表明，1978-2010年间，农业资本投入对我国粮食产量的影响并不大，不是我国粮食稳定增产的核心影响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倾向依旧明显，使得农业投资严重不足。例如：我国财政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太低（1978-2010年间，多数年份该比例在9%以下）；大量的农业灌溉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或废弃，使得农业有效灌溉难以为继等。[21]同时，1978-2010年间，虽然我国农业大型机械的总马力有所增加，但土地细碎化降低了农户农业大型机械投入的可能性与积极性。因此，这三个解释变量的不显著，表示我国农业投资的不足和缺位，使得农业投资没有成为1978-2010年间我国粮食稳定增产的核心影响因素。总的来看，基于生产函数视角，不考虑制度变迁和政策因素，1978-2010年间影响我国粮食产量的核心因素是技术进步和土地投入，农业资本投入和农业劳动力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要保证我国粮食产量和粮食安全，首先就是要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其次是强化农业技术进步和应用。另一方面，可以继续鼓励农业劳动力外流，但农业资本投入必须显著提高。

农业（1）历代农业生产工具的改革与进步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处在石器时代和金石并用时代，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处在旧石器时代；半坡氏族和河姆渡氏族处在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开始进入了金石并用时代。奴隶社会生产工具有了进步，西周晚期出现铁器；春秋时期，开始使用铁农具和牛耕，标志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战国时期，铁农具和牛耕得到推广，牛耕的运用是我国农业技术史上农用动力的一次革命。两汉时，牛耕广泛使用，并有了改进，出现了两牛抬杠式和一牛挽犁式，铁农具和牛耕都向边疆传播；西汉时发明了翻土、碎土的犁壁，这比欧洲早一千多年；西汉农学家赵过发明了播种机械耧车。三国时，魏国马均发明了灌溉工具翻车；唐朝，发明了灌溉工具筒车和曲辕犁。认识：工具改进是生产力发展的最显著的标志，经济发展最根本原因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变革最活跃的因素，是推动生产关系和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我国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都由于生产力的进步（即生产工具的进步）引起的。（2）历代政府重视农业发展的措施春秋，齐国管仲改革，发展生产；战国时，秦国商鞅变法重农抑商，奖励耕织；两汉时，推行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奖励农耕；三国时推行屯田制；北魏孝文帝改革，推行均田制；隋唐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重视生产工具的革新，重视兴修水利；北宋王安石变法中的农田水利法，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明清统治者调整生产关系，鼓励生产，如明朝的“一条鞭法”、康熙的“更名田”、雍正的“摊丁入亩”的赋税制度，都有利于农业的发展。认识：封建经济的特点是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的主要部门是农业，它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兴衰存亡，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农业，“农本” 和“以农立国“思想是历代统治者一贯的指导思想，从战国的商鞅变法，到清朝统治者，都在推行“重农抑商”政策，这种做法，是中国古代封建自然经济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的产物，它的实行，在封建社会初期，对国家安定、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起过一定积极作用，应该给予肯定，但该政策把工商业和农业对立起来，进行压制，其结果必然是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农业长期停止在自然经济的低水平上，其弊端在明清时期更加严重，它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是中国落后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古代政府采取的鼓励、重视农业发展的措施，直接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根本目的是为了巩固统治。一般说来，每个王朝建立的初期，统治集团比较奋发向上，励精图治，都有自己的治理目标，他们的政策往往行之有效，也充分说明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3）水利事业春秋时期：淮河流域，楚相孙叔敖修的芍陂；连接淮水和长江流域的运河；战国时期：郑国渠和都江堰；秦朝：灵渠沟通湘水和漓水；两汉时期：农田水利的地区特色明显，黄河流域以营建灌溉渠为主，著名的工程如六辅渠、白渠、龙首渠等；江淮、江汉之间以修建天然陂池为主；西北修筑坎儿井；汉武帝和汉明帝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治理黄河工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隋唐时期：隋朝的大运河；唐朝设专职官员管理水利事业，各地兴修的水利超过六朝的总和；北宋时期：王安石变法推行农田水利法，兴修水利工程一万多处；元朝：开凿了会通河和通惠河将几大水系贯通起来。认识：中国历代王朝都重视水利工程建设，这与水利在古代经济中的地位是分不开的，因为古代中国最重要的生产部门是农业，农业受自然因素影响极大，在生产力不发达，人们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低下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同时，兴修水利不仅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可以扩大到交通运输和商业的发展，因此，修筑水利工程，是古代中国国家管理经济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内容和职能的体现。（4）重要的土地制度井田制：是西周时实行的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周王将土地分赐给诸侯臣下，受田者只能享用，不能买卖，必须向周王纳贡，跟随周王作战，服从周王的命令。井田制是分封制的经济基础；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诸侯争霸战争，井田制逐渐瓦解，被封建土地私有制代替。屯田制：东汉末年以来，战乱频繁，社会动荡，经济凋敝，为了恢复发展农业生产，曹操在许下实行屯田制，以后，三国都实行屯田制，统治者招募流亡农民，按军事编制，开垦荒地，并设官管理。屯田民只有土地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他们按比例向官府交纳一定的收获物，它是封建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它使流民与土地结合，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均田制：西晋以来，北方战乱频繁，经济破坏严重，为了恢复发展经济，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隋唐时继续沿用，唐中期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被破坏。它是一种比较完备的土地制度，是封建社会的土地国有制，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保证了国家兵役、徭役的征发和国家的财政收入。认识：封建土地私有制大体分为三种类型：即国有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农民土地所有制。其中地主土地所有制占主要地位，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土地国有制在封建社会总归要被破坏，因为封建土地制度的本质是土地私有，只要有土地所有制存在，土地兼并是不可能抑制的，而土地兼并现象的发展必然要使土地国有制破坏，因而井田制、屯田制和均田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随着土地所有制的产生、发展，它们必然被破坏。（5）重要的赋税制度：春秋时期：齐国管仲实行的“相地而衰征”和鲁国的“初税亩”实质是承认土地私有，促进了井田制的瓦解。编户制度：是汉代对百姓的一种严格的管理制度，也是比较完备的赋税制度。被编入户籍的平民百姓称为“编户齐民”，他们依据人口和资产向国家人口税、田租、徭役和兵役，国家对他们控制十分严格。租调役制：北魏均田制规定受田农民必须向国家租即土地税和调即户税，还要服兵役和徭役。租庸调制：隋朝沿用北魏的租调役制，后规定50岁以上可以缴纳一定绢代替劳役，叫“庸”。唐朝在隋的基础上实行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税制度，“庸”不再有年龄限制。这样，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减轻了农民的赋税负担，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保证了国家的赋税收入。两税法：天宝年间，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无法实行，租庸调制也无法维持，国家的财政收入得不到保证，为了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780年唐德宗接受宰相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即按照土地和资产向交税，每户按资产交户税，按土地交地税，一年分夏季和秋季两次纳税。它的实行是我国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改变了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征税标准，表面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松弛了。扩大了税源，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相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土地兼并不再受到限制，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正式废除。一条鞭法：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缓和阶级矛盾，1581年，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在全国推行，将原来的田赋、徭役、杂税，“并为一条”，折成银两，分摊在田亩上，按人丁和田亩的多寡来分担。“一条鞭法”是我国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纳银代役的规定，相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说明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赋役征银的办法，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有利于农业商品化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摊丁入亩”的“地丁银”：雍正帝规定，把丁税平均摊入田亩，征收统一的地丁银，这样，我国的人头税制度废除了，封建国家对农民的控制进一步松弛，隐蔽人口的现象也逐渐减少，它的实行，对我国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认识：我国的赋税制度与土地制度相适应，随土地制度的变化而变化。我国赋税制度的变化呈现出两种趋势：一是以人丁为主逐渐变为以土地为主，说明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逐渐松弛；一是纳税物品由实物和力役为主逐渐变为货币地租，说明我国商品经济在不断的发展。

粮食问题是当今举世瞩目的迫切问题之一。根据联合国1998年的报告，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十亿。要确保这么多人口的生存，粮食问题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1993年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90年代全球农产品产量年均增长速度为7%,略低于80年代的实际年均增长率,而同期世界所有用途的粮食和农产品需求仅增加6%,大大低于80年代2%的实际年均增长率,预计90年代全球粮食和农产品总的供应量足以满足全球的有效需求。说明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世界粮食是安全的,世界粮食及农产品生产能有效地满足人们的需要。　　世界存在的粮食问题之所以存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粮食匮乏，营养不足，又没有能力更快地增加粮食生产，大量人口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缺粮问题日益严重;另一方面，有些发达国家粮食又大量“过剩”。战后发达国家粮食人均产量的增长幅度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有些发达国家的粮食越来越“过剩”。尽管发展中国家粮食不足，但发达国家的存粮却大量积压。因为发达国家为维持粮食的较高价格，宁可积压或销毁，也不愿低价供应发展中的粮食不足国家，而这些粮食不足国家却往往由于无力购买，而使大量人口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　　在世界粮食生产中，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粮食生产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早在1994年，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就曾在《谁来养活中国人?》一文中指出，如果中国人不能养活自己，那么他们将使世界挨饿。但是，我国从1999年起已连续4年粮食减产，靠挖库存来平衡需求。而库存粮食很有限，去掉陈粮最多还能挖抵两年。1998年以来我国粮食总产量在下降，由当时的12亿吨下降到2002年的57亿吨;粮食播种面积下降，从1998年7万公顷下降到2002年的10390万公顷;粮食人均占有量下降，由1996年的每年414公斤下降到2002年的357公斤。　　具体来说，我国近几年的粮食问题主要存在以下原因：　　 粮食生产周期限制粮食的亩产。粮食生产周期为4～5年，大体上为两年一平一丰收，1995年来连续几次的粮食丰收使供给过剩，从1999年起，我国粮食进入歉收期。　　 由自然因素产生的粮食问题。①从1949年到1998年，全国平均每年受旱灾面积为24亿亩，约占全国播种面积的17%。到1998年底，我国有效灌溉面积为01亿亩，虽然生产了占全国67%的粮食、60%的经济作物和80%的蔬菜，但却耗费了大量的灌溉用水。②我国耕地在承受人口和城市化巨大压力的同时，还面临水土流失的剧烈侵蚀，全国年均有100万亩耕地因此丧失利用价值。水利部水土保持司提供的统计显示，半个世纪以来，全国水土流失毁掉耕地4000多万亩，平均每年100万亩以上，土壤流失总量50多亿吨，数以亿吨的氮、磷、钾等养分流失，减少粮食2000多万公斤，造成经济损失在100亿元以上。③土壤侵蚀造成耕地水、土、肥流失后，土地日益瘠薄，田间持水能力降低，加剧了干旱的发展。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严重。目前，我国仍有荒漠化土地4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9%，每年因荒漠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40亿元。④中国是一个水资源紧缺的国家，据有关人士预计，2050年前，我国粮食产量要比现在增加1400亿公斤以上，这意味着农业灌溉总用水量必须增加。在工业与农业争水时，农业显然居于不利的地位。因为中国大陆需要1000吨水来生产一吨小麦，价值大约200美元。　　 粮食种植结构的调整限制粮食供给能力。主要原因在于粮食供应的地区结构和品种结构不适应变化了的消费需求，我国南方每年有近2000万吨稻谷喂猪，而东北粮仓却产生卖玉米难。广东省早稻积压，但同时进口大米。吉林两次卖难积压的玉米都是产量高、粉质多、口感不好的粉质玉米，而南方产粮大省积压的粮食主要是早籼稻。以湖南省为例，市场畅销的粳稻、糯稻仅占稻谷总产量的3%，籼稻占94%，每年粮食收购总量的90%是早籼稻，而早籼米垩白度高，口感不好。　　 粮食需求的增长。国家统计局、中国农科院、中国科学院、联合国经合组织等单位预测，我国粮食到本世纪末的需求量约在5-6亿吨之间。按照人均400公斤消费量、13亿人口计算，粮食总需求量为2亿吨。若按照人均500公斤的需求水平计算，则需要5亿吨。而按照农业发展规划，我国的粮食生产即使经过努力到本世纪末达第二个台阶，即5亿吨的水平，那么，届时在第一种需求格局即我国粮食消费构成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将出现2000万吨的缺口，而在粮食间接消费比重有较大幅度提高的需求格局下，将出现5亿吨的缺口。?　　 农民生活水平、国家政策、耕地面积的占用、退耕还林所导致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逐年减少。1982年和1989年都出现过农民卖粮难的现象。虽然在表面上看来有共同之处，表现为农民手中的粮食卖不出去，国营粮食部门不愿收购，市场粮价低落，但两次卖难有重要区别：第一次卖难是在温饱需求的背景下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仓储运输及粮食加工能力不适应粮食生产的发展;第二次卖难是在温饱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之后，城乡居民的消费转向小康，不再种田，没有粮食可卖。卖粮难的现象是粮食问题的根本原因。以贵州省某县为例，由于国家加大力度鼓励村民退耕还林，现在乡里种粮的人大大减少，耕地也减少了很多，大家都宁愿买粮，光是2004年退耕还林就达到2004亩。根据这个村庄2001年至2003年产粮统计表，耕地2001年为2395亩，2002年2317亩，2003年2300亩;粮食产量2001年11005吨，2002年10000吨，2003年9772吨。 我国的粮食问题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等特点，是一项庞大系统工程。要使这个问题获得全面、持久的解决，就需要整个国家的人民做出共同努力。 粮食问题是严重的、迫切的，但不是不能解决的。　　为了解决我国粮食问题，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有计划地控制人口的增长 在中国耕地面积很难增加而且不断缩小的情况下，如果世界人口增长过快，增产的粮食被增长的人口所抵销，人均占有的粮食产量就难以提高，甚至会减低。由此可见,如不控制人口增长,粮食问题 就难以解决。反之，如果能控制人口，又能提高粮食产量，人类的粮食供应就会得到保障，人类的营养状况也会得到改善。　　 依靠科学技术的提高与推广，开展新的绿色革命，提高农业生产率;重视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及治理和保护生态环境等。为了不断增产粮食，保证人类有充足的粮食供应，一方面要为农业生产开拓新路，大力开展生物科学的研究，利用遗传工程培育新的优良品种，大幅度提高农畜产品产量;一方面要更加充分合理地利用和保护现有的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生物资源，注意保护生态环境，控制人口增长，使人的生产与粮食生产和供应保护相对平衡与协调。　　 提高现有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中国肥沃而便于耕种的土地，现在差不多都已开垦。剩下的可耕地数量已不多。不仅如此，由于人口增长，工业发展，城市扩建，房屋和交通占地等原因，耕地面积还在不断缩小。因此，为了增加粮食生产，就必须提高现有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　　尽量改变落后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把发展农业技术，努力增产粮食同支持和援助贫困国家、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紧密结合在一起。把确保国家和家庭粮食安全置于国家发展政策的首要地位，使社会的所有部门、各行各业都能保护和促进农业增产。　　加强与他国合作，包括为增加生产提供更加开放的市场准入，提供合理而可预测的农产品价格趋势信息，加强对农业资源环境和贸易变化的监测，在农产品贸易、资源管理和技术研究开发等领域展开区域合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