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荆楚文化瑰宝论文结尾

当三峡、神农架、武当山和洪湖这些显示荆楚标志的地方呈现在眼前，当屈原、王昭君长歌浩舞之时，当道教的武术展现之际，当土家哭嫁歌、跳丧调在耳边响起，你怎能不被这千秋神韵、万里风流的荆楚文化所深深打动和折服？三峡的礁石上，纤夫们倚崖徐行，艰难地从远古走到今天。那号子声流淌出人类最原始的不屈与韧性。在当代人的追思中，屈原仰天长叹、昭君盛装待嫁。神农架中，背起背篓的山人攀山越岭，穿云破雾，梦中寻见神秘“野人”，承接生命的源流。旷达乐观的巴人哭着出嫁，笑着下葬，以其独特的方式，传达其特有的生命意识。武当山上，阴阳太极相拥舞动，流转不息，显其生机的玄妙。洪湖岸边，水天相映，人鱼相映成趣。星河灿烂，神舟荡漾，一派“福满长江”的祥和景象。壮美的峡江，瑰丽的人文景观，神农架的神秘气韵和神奇传说，达观浪漫土家风情，天人合一的道家神韵，把千湖之省的优美风情以及豪情壮志尽显无遗。　　当山风景区位于湖北省西北部, 在丹江口市境内, 属大巴山东段。武当山，又名太和山，仙室山。位于中国湖北省西北部丹江口市境内，东接历史名城襄樊市，背倚苍茫千里的神农架原始森林，面临碧波万顷的丹江口水库（中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取水源头），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文化遗产地，是中国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道教名山和武当拳发源地。高峰林立,主峰天柱峰海拔1612米，在丹江口市西南部。武当山山体四周低下，中央呈块状突起，多由古生代千枚岩、板岩和片岩构成，局部有花岗岩。岩层节理发育，并有沿旧断层线不断上升的迹象，形成许多悬崖峭壁的断层崖地貌。山地两侧多陷落盆地，如房县盆地、郧县盆地等。气候温暖湿润，年降水量900～1200毫米，多集中夏季，为湖北省暴雨中心之一。原生植被属北亚热带常绿阔叶、落叶阔叶混合林，次生林为针阔混交林和针叶林，主要有松、杉、桦、栎等。药用植物有400多种，产曼陀罗花、金钗、王龙芝、猴结、九仙子、天麻、田七等名贵药材。 方圆30多平方公里之内以主峰天柱峰为中心的武当山风景名胜区有七十二峰、三十六岩、二十四涧、十一洞、三潭、九泉、十池、九井、十石、九台等胜景，还有上、下十八盘等险道及“七十二峰朝大顶”和“金殿叠影”等奇景。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赞颂武当山“山峦清秀、风景幽奇”。武当山还保存有规模宏伟的道教建筑群和众多的文物古迹。古建筑群分布在主峰以北，多集中在古东神道两侧。唐贞观年间建五龙祠於此，宋、元建筑增多。明永乐年间大兴土木，建成33个规模宏大的宫观建筑群、39道桥梁、12座亭台及山石砌成的“神道”，建筑总面积达160多万平方米。2万多间宫观建筑绵延70公里。至今保存较完整的有玄岳门、遇真宫、磨针井、复真观、元和观、紫霄宫、南岩天乙真庆宫石殿、太和宫、铜殿和金殿。建于天柱峰绝顶的金殿又称金顶，为四坡重檐歇山式宫殿，由铜铸鎏金构件铆榫拼焊而成，总重约90吨，是中国现有最大铜建筑物。位于主峰东北的武当山镇为武当山风景区大门，所产龙头拐杖、玉雕、木雕、陶瓷等工艺品，具浓厚的地方特色。针井茶为传统名茶。襄渝铁路、老(河口)白(河)公路在此并行通过。 武当山不仅拥有奇特绚丽的自然景观，而且拥有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可以说，武当山无与伦比的美，是自然美与人文美高度和谐的统一，因此被誉为“亘古无双胜境，天下第一仙山”。武当山，作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4A级旅游区、全国武术之乡、全国八大避暑胜地之一，其古建筑群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并先后荣获“全国文明风景名胜区”称号和“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示范点”称号。　　武当山成为著名的仙山福地如同全国其他名山一样，有赖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优势。武当山的地理方位，东经110°56′15〃—111°15′23〃，北纬32°22′30〃—32°35′06〃。处于中国腹地。这里方圆八百里，高险幽深，飞云荡雾，磅礴处势若飞龙走天际；灵秀处美似玉女下凡来，被誉为“亘古无双胜境，天下第一仙山”。　　武当山是真武大帝的道场，武当二字源自一句话：“非真武而不足以当此山。”武当山上的武当派也是中国古代有名的教派之一。　　武当山被世人尊称为“仙山”、“道山”。《太和山志》记载“武当”的含义源于“非真武不足当之”，意谓武当乃中国道教敬奉的“玄天真武大帝”（亦称真武帝）的发迹圣地。因此，千百年来，武当山作为道教福地、神仙居所而名扬天下。历朝历代慕名朝山进香、隐居修道者不计其数，相传东周尹喜，汉时马明生、阴长生，魏晋南北朝陶弘景、谢允，唐朝姚简、孙思邈、吕洞宾，五代时陈抟，宋时胡道玄，元时叶希真、刘道明、张守清均在此修炼。　　武当山之盛名，还得益于它远离繁华喧嚣的宁静、清秀和奇异的风光。登上海拔1612米的主峰“天柱峰”，置身云端，所有尘世烦忧尽消于足下。环顾四周，七十二峰凌耸九霄，且都俯身颔首，朝向主峰，宛如众星捧月，严然“万山来朝”。元人有诗曰：“七十二峰接天青，二十四涧水长鸣。”武当山天柱峰一带，山高谷深，溪涧纵横，身入其境，会有俗念顿消的出世之感。　　武当山的宫观、道院、亭台、楼阁等宏伟的古建筑群，遍布峰峦幽壑，历经千年，沐风雨而不蚀，迎雷电竟未损，似是岁月无痕，堪称人间奇绝。　　武当道乐“戛玉撞金，鸣丝吹竹，飘飘云端”，但凡亲耳聆听者皆肃然起敬，尊之为“仙乐”、“梵音”。 武当山武术以“内家功夫”而著称，是中国武术中与少林齐名的重要流派，誉为“北崇少林、南尊武当。”传说有的道士曾练成在万丈悬崖上步履如飞的功夫，其卓绝处令人景仰。　　武当山以天机生化的旨趣和透脱通达的胸怀，将山的雄奇与妩媚，水的流荡与静谧，雾的生腾与凄婉，人生意态的高远与宽阔，在中原腹地凝聚成一种奇特的人文景观，千百年来，令游子心荡神迷，令神仙留连忘返……　　净乐宫：武当山八宫之首，始建于明代永乐11年的武当山净乐宫，因1958年兴修丹江口水库时淹没在水库之中，宫中的牌楼、龟驮碑等一批文物搬迁至丹江口。2002年，丹江口市引资7000万元，全面实施净乐宫复原工作，经过2年多的施工，一期工程广场、山门、御碑亭、三大殿及配殿等已初现雏形，再现了当年净乐宫的宏伟气势，成为丹江口南水北调工程地上文物搬迁复原的范例　　玄岳门：是“治世玄岳”牌坊的俗称，为三间四柱五楼式的石建筑。建于明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高12米，宽8米，石凿榫卯而成。正中坊额上刻着嘉靖皇帝亲书“治世玄岳”4个大字，笔势隽永刚健。　　玉虚宫：全称“玄天玉虚宫”。建于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建造宫观庙宇2200间，嘉靖三十一年又经修葺，是武当山古建筑群中最大的单元。后来大部分毁于清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现存部分建筑和遗址，还建有重达百吨的“龟驮碑”亭四座。　　磨针井：又名纯阳宫。坐落在老营以南12公里处，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现存磨针井为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重建，1984年修葺如初，有厢房50余间，面积1700平方米。　　太子坡：又名复真观。明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修建。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二十三年、二十九年曾三度重修。现基本保持当年规模，是武当建筑群中的一个较大单元。　　南岩：为道教所称真武得道飞升之“圣境”，是武当山36岩中风光最美的一处。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重建，有宫殿、道房、亭台等大小房间150间，赐额“大圣南岩宫”，到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扩大到460间。今存石殿，南天门，碑亭，两仪殿等建筑。　　琼台观：位于天柱峰东南麓约10公里，垂直距离1350米，分为上观、中观、下观。在元代时，称为“琼台宫”。明清时修葺扩建有24座道院，庙房数百间。至清咸丰六年（1856年），毁于兵火。现已修复部分庙房。该处系武当山客运索道的起始点。已成为重要的游客集散地。　　紫霄宫：建于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原建宫殿、廊庑、斋堂、亭台等860多间，赐额“太元紫霄宫”。紫霄宫背依展旗峰；面对照壁、三台、五老、蜡烛、落帽、香炉诸峰；右为雷神洞；左为禹迹池、宝珠峰。周围山峦天然形成一把二龙戏珠的宝椅，明永乐皇帝封之为“紫霄福地”。　　金殿：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坐落在海拔1612米的武当天柱峰之巅，建于明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进深为三间，高54米，长4米，宽15米，全为铜铸鎏金。是世界罕见的铜建筑精品。　　武当山，是著名的山岳风景旅游胜地。胜景有箭镞林立的72峰、绝壁深悬的36岩、激湍飞流的24涧、云腾雾蒸的11洞、玄妙奇特的10石9台等。主峰天柱峰，海拔1612米，被誉为“一柱擎天”，四周群峰向主峰倾斜，形成“万山来朝”的奇观。武当山的药用植物丰富，在《本草纲目》记载的1800多种中草药中，武当山就有400多种。据1985年药用植物普查结果，已知全山有药材617种，因此，武当山有“天然药库”之称。　　武当山古建筑群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据统计，唐至清代共建庙宇500多处，庙房20000余间，明代达到鼎盛，历代皇帝都把武当山道场作为皇室家庙来修建。明永乐年间，大建武当，史有“北建故宫，南建武当”之说，共建成9宫、9观、36庵堂、72岩庙、39桥、12亭等33座道教建筑群，面积达160万平方米。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又进行扩建，形成“五里一庵十里宫，丹墙翠瓦望玲珑。楼台隐映金银气，林岫回环画镜中”的建筑奇观，达到“仙山琼阁”的意境。现存较完好的古建筑有129处，庙房1182间，犹如我国古代建筑成就的展览。金殿、紫霄宫、“治世玄岳”石牌坊、南岩宫、玉虚宫遗址分别于1961年、1982年、1988年、1996年、2001年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除古建筑外，武当山尚存珍贵文物7400多件，尤以道教文物著称于世，故被誉为“道教文物宝库”。　　武当武术，又称“内家拳”，源远流长，玄妙飘灵，是中国武术的一大流派，素有“北崇少林，南尊武当”之说。它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炼气凝神，刚柔相济，内外兼修，是极好的健身养性之术。富有神韵的武当道教音乐，具有中庸、委婉和庄重、典雅的特点，与武当武术同享盛名。武当传说故事、民歌、民俗风情等丰富多彩，异彩纷呈。　　武当山神奇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人文景观融为一体，其物华天宝又兼具人杰地灵的特质给世人留下极大的想像空间。作为中华民族大好河山的一块瑰宝，令世人神往，让我们走进钟灵毓秀、自然天成的武当山，去感悟她的玄妙、空灵和神韵……

荆楚文化因楚国和楚人而得名，是周代至春秋时期在江汉流域兴起的一种地域文化。 商周时期中原民族把长江中游的南方民族称为荆蛮、楚蛮或荆楚，周武王分封荆楚民族一支的首领熊绎于荆 楚辞被喻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对于其后产生的汉赋更有直接的影响。“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楚辞，与其他楚文化精华一起，构筑起瑰丽奇异的楚地文明。

先秦时代，楚国历经八百余年的发展，由僻处丹阳一隅，到拥有 中国半壁河山；从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到问鼎中原，饮马黄河，不断 地发展壮大，成为“天下强国”。此间，楚国不仅位列“春秋五霸”、 “战国七雄”，而且创造了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楚文化。秦灭楚后， 海内一统，而楚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则流传至今。 屈原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 一个民族不仅要有自己的民族精神，而且还要有体现本民族精神 的典范。楚国的屈原就是这样一位跨越时空、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典 范。 屈原见闻广博，“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为人“正道直行，竭 忠尽智以事其君”，在受怀王重用期间，努力实行其“美政”理想。 他主张以法治国，“举贤才而授能”，并从制订“宪令”入手改革内 政。在外交上，则竭力主张改传统的联秦政策为联齐抗秦政策。这两 方面的改革虽符合历史实际，有利于楚国的发展，但触动了一些权贵 以及秦国的利害关系。内外反对势力因此互相勾结排挤诬陷屈原，怀 王不能明察，怒而疏远屈原。顷襄王即位后，又偏听“短屈原”的话， 将屈原放逐江南。但屈原并不因被放逐而改变“前志”，而是时刻 “眷顾楚国”，为表达其“存君兴国”（《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之意，以辞赋进谏。他痛恨那些祸国殃民的奸佞党人，同情人民的疾 苦，敬仰人民的英雄，特在《九歌》中作《国殇》一章，热情歌颂那 些为国捐躯的将士。在极度的抑郁苦闷中，他多次产生“远游以自疏” 的念头，但或以“览民尤（灾难）以自镇”（《九章·抽思》）；或 因“怀乎旧宇”，终于没有离开自己的父母之邦，直至以身殉国为止。 正是这种执著的爱国情怀，似“受命不迁”，“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九章·橘颂》）的“后皇佳树”，构成了屈原精神的特色。 千百年来，历史选择了屈原这个实有的历史人物，充当体现中华 民族的精神的典范。历代帝王着眼于屈原“竭忠诚而事君”（《九章 ·惜诵》）：唐代昭宗特地追封屈原为昭灵侯，宋代神宗等封屈原为 “忠洁侯”、“清烈公”，元朝仁宗封屈原为“忠节烈公”（《旧唐 书》、《宋史》、《元史》），等等。一些文人学者多从儒家角度， 引经据典评论屈原精神及其作品，汉代刘安首次把屈作楚辞同《诗经》 的《国风》、《小雅》相提并论，并对屈原忠廉正直、出污泥而不染 的操行予以高度评价：“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离骚 序》引）。宋代晁补之认为：屈原爱君，“被谗且死而不忍去”，其 行其辞，“实羽翼六经于其将残之时”，可与儒圣同等。故他说： “原之敬王，何异孟子？”（《鸡肋集》朱熹认为：屈原“乃千载而 一人”，其“忠君爱国之诚心”，不辨自显；其书可以发“天性民彝 之善”，“而增夫三纲五典（常）之重”（《楚辞集注》）。皆意欲 将屈原纳入正统的儒家范畴。而人民则因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所受到的 不公正待遇深切地寄予哀思，不仅在他的故里秭归和投水的汨罗江畔 修建了屈原庙、屈子（原）祠和屈原墓，而且还以端阳节吃粽子和赛 龙舟的形式来纪念他。 屈原及屈原精神，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甚至于不同的国 度，都具有强烈的感染力。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所倡议纪念的 “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中就有屈原。诚如毛泽东所言：“（屈原）不 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 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 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费德林回忆录： 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 屈宋辞赋与中国文学 先秦时代，随着（《诗经》）热的衰落，以楚辞楚赋为代表的文 学崛起于楚国，并将我国诗歌创作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高峰。所谓 “自风雅（指《诗经》）寝声，莫或抽绪（继承），奇文郁起，其 《离骚》（代指楚辞楚赋）哉！”（《文心雕龙·辨骚》）即指此而 言。与此相应，涌现了以屈原为首，包括宋玉、唐勒、景差在内的楚 辞、楚赋的作家群体。其中，屈原以楚辞著称，宋玉等人皆效法屈原 而以楚赋见长。而水平最高、作品最多者，首推屈原，次为宋玉，故 后世或以“屈宋”并称。 楚辞作为一种文体，在民歌体式的基础上，开拓了宏大的篇体和 错落有致的句式。摆脱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句式的束缚，节奏韵 律富于变化，表情达意更为深刻而委婉。屈原利用自己所创的这一文 体，“发愤以抒情”（《九章·惜诵》），充分地展现自己的内心世 界，把执著的人生追求与爱国主义思想融为一体。故“其称文小而其 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还采 用一系列的艺术手法，尤其是把当时流传的巫文化引入辞章，神游幻 境，驰骋想象，开创了以现实为基础、充满积极浪漫主义特色的新文 学天地，从而成为当世及后世文学艺术的典范。 《楚辞》同《诗经》一样，是我国文学两大源泉之一。历代文人 学者几乎没有不读《楚辞》，没有不受屈作楚辞影响的。他们追慕屈 原，摹拟屈作楚辞，宋玉、景差开其端绪，入西汉而形成热潮。汉代 摹拟屈作楚辞的作品甚多，王逸《楚辞章句》所见11篇，如郑振铎先 生所言，“不过百中取一而已”。汉代以后仿屈作者较多，唐代柳宗 元“为骚文（楚辞）数十篇”（《旧唐书·韩愈等传》）；清初王夫 之还将自己的仿屈作《九昭》收入其所撰《楚辞通释》一书中，尤为 典型。屈作楚辞真可谓“其衣被辞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龙·辨 骚》）。至于“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诗 经》）以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吸引中国乃至世界上一代又一代的学者研究楚辞，是屈作楚辞的 一种深远影响。对楚辞的整理研究当始于宋玉，在汉代、宋代、明清 以及20世纪，都分别形成研究热潮。20世纪的楚辞研究不仅专著多， 单篇论文更多；涉及多种学科，影响更加广泛。此外，楚辞对其他诗 文、戏曲等等也影响至深。 《楚辞》在汉文化圈内影响也很深广，它在唐代传入日本，对日 本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此外，还被译为多种外语版本流传欧美及俄 罗斯诸国。 楚赋与楚辞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文体。楚赋虽“拓宇于楚 辞”（《文心雕龙·诠赋》），但它是在与楚辞完全不同的创作环境 中形成的。宋玉、唐勒、景差等人，本来“好辞”，但因在襄王身边 奉命而作，受宫廷御用性质所决定，结果不是以楚辞见长，“而以赋 见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故司马迁将“辞”与“赋”明 确区分开来。但后世学者往往将二者混为一谈，导致了对楚赋的忽略。 楚赋是一种问答对话的方式，铺陈其事，极声貌以穷文，韵散结 合的文体。屈原的《卜居》、《渔父》发其端，宋玉的《风赋》、 《钓赋》，始标赋名，“与诗划境”（《文心雕龙·诠赋》），而宋 玉的《高唐赋》、《神女赋》是赋的成熟之作，其写法开汉赋名篇 《子虚》、《上林》诸赋的先河，对汉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宋玉的楚赋诸篇及其楚辞佳作《九辨》，借助《楚辞》、《文 选》、《古文苑》，得以广泛流传，影响后世。李白“屈宋长逝，无 堪与言”、杜甫“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的诗句，分别 表达了一些文人对屈原、宋玉的仰慕。他们的作品至今仍受到人们的 喜爱。总之，屈宋辞赋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文 化韵味，感染国人，影响世界。 楚人的巫、道与中国的哲学和宗教 楚人的巫、道，是指先秦楚国的巫文化和道家学说。巫以楚为盛， 道家学说是楚文化的特色内容，已为共识。这二者在中国哲学和宗教 的发展过程中都发生过深刻的影响。 楚人的巫文化可上溯到远古时代的楚先祝融。祝融为帝喾高辛的 “火正”，主“司天”，因功显名，故后世楚君多具有巫文化的传统。 熊绎、平王、怀王等，是“巫祝之道”的比较突出的信奉者，而著名 的巫学大师则是被称为“国宝”的楚臣观射父。 就其内涵而言，楚国的巫文化包括多神崇拜、各种巫术、飞升成 仙等等内容。它不仅渗透到楚国文学艺术等诸多层面，而且对后世宗 教信仰影响深刻。如：先秦时代，唯有楚人以东皇太一为至上神。马 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太一出行图》，太一在诸神中处于主神地 位；汉武帝重祭祀亦以太一神为至上神，显然继承了先秦楚人奉太一 为至上神的传统。神仙观念是道教的基本观念，得道成仙是道教的终 极追求。先秦时代的神仙观有两大系统，燕齐方士刻意于海上求取仙 药，楚地则重在借助灵物飞升成仙。楚地这种神仙观及其各种巫术， 都是后世道教神仙观和道教法术的重要来源。 道家学说，渊源于晚商时代的楚君鬻熊，而代表成熟的道家哲学 思想的则是春秋晚期的老子和文子。文子是老子的学生，楚平王的大 臣，他的思想对楚国朝政产生过影响。入战国中期以后，道家分化为 两大派系：即老庄学派和黄老学派。老庄学派以庄子为代表，黄老学 派，主要有�冠子、环渊等人。 道家思想博大精深，在先秦各家学派中最富哲学内涵，对后世影 响极为深广。汉初，黄老之学作为“君人南面之术”，清静无为，与 民休息，治理战争创伤，使天下殷富，社会获得稳定发展。东汉以后， 道教兴起，道家学说成为道教的理论基础。老子被奉为教主，称之为 “太上老君”，其书《老子》被奉为圣典，称之为《道德真经》。后 来，文子、庄子也分别被尊为“通玄真人”、“南华真人”，其著作 《文子》、《庄子》也被视作“真经”，列入道藏。魏晋时代，玄学 兴起，玄学以老庄道家的无为学说为本，探讨纲常名教与自然的关系， 最终使汉末陷入危机的名教重新焕发活力。唐初，李氏帝王出于巩固 统治的需要，信奉道教，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使老子的地位 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儒、释、道三教长期合流兼容，老庄思想对 佛、儒二家产生过重大影响。宋代理学开创者周敦颐的“自无极而太 极”的理论，就来源于道家的“有生于无”，“复归无极”（《老 子》）。老庄道家学说几乎在历史进程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发生思想共 鸣。晚清民国初年，受社会危机与西方思想的影响，一些文人志士如 谭嗣同、严复等，重新审视老庄文本，并从中发掘“民主”、“自由” 的思想，再度将道家学说视为匡世安邦理论。当今世界提倡返朴归真， 回归自然，遵从自然规律，加强环境保护，道家“天人合一”的整体 观念，以及“无为而无不为”等思想，不仅在国人中，而且在世界上 都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共鸣。 出土楚文化资料与现代学术文化 出土楚文化资料，主要是指考古发现的先秦楚人的文化遗存，包 括有文字的和无文字的两类。其中一些重要的发现，在我国乃至世界 学术界都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影响。 20世纪30～40年代，因盗掘先后在安徽省寿县和湖南省长沙楚墓， 出土了著名的“寿县楚铜器群”和“楚帛书”等重要文物资料。这两 大发现当时就在学术界形成了研讨热点。尤其是楚帛书流落到美国后， 其研究也逐渐国际化，促进和掀起国内外的帛书研讨热潮，并为中国 史研究走出疑古时代提供了帮助。 20世纪后半期，是楚文化考古成就最大的时期。 楚简批数多，数量大，居全国先秦简牍之冠。迄今为止已发现30 余批，其中已产生较大影响的有长沙仰天湖（M25）楚简、信阳长台 观（M1）楚简、荆门包山（M2）楚简、荆门郭店（M1）楚简和上海博 物馆馆藏楚简。尤其是郭店楚简，资料一发表，就引起强烈反响，学 术界接连在北京、美国、武汉举行3次国际学术研讨会。 青铜器及其铭文也有重大发现，如安徽省出土的鄂君启节、河南 省浙川下寺春秋墓铜器群、湖北省随州曾侯乙墓器群，等等。其中尤 以曾侯乙编钟编磬举世闻名，复制演奏，令世人耳目一新，为我国音 乐文化大增光彩。 楚国的货币也很有特色，主要有蚁鼻钱和金币。蚁鼻钱，是一种 有面文的仿海贝的铜质铸币。楚金币是一种称量货币。楚国是先秦时 代唯一通行黄金铸币的国家。据初步统计，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土 600余件，总重量接近4万克。其中江苏省盱眙穆庄乡南窑庄出土的11 件“郢称”金币里，有一件长12．2、宽8厘米，重610克，有完整的 印记54个，半边形印记6个，是所见最大最重的一件。这些楚币不仅 为楚文化学界所重视，而且也吸引了经济学界人士参与研讨。 中国传统的丝织工艺，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享有盛誉，而领先于 东周列国的楚国丝织工艺则是先秦中国丝织工艺的代表。湖北江陵马 山1号战国楚墓，出土丝织衣物38件，丝绸片452片，既多且精，品种 齐全，色泽鲜艳，被誉为“丝绸宝库”，甚为丝织与服饰研究者所重 视。 楚地多宝，地下矿藏丰富，湖北大冶县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南北 长2公里，东西宽1公里，开采时间上起西周下至汉代，出产过大量的 铜矿，揭示了楚人，也揭示了我国古代采矿和冶铜的生产情况，填补 了中国冶金史上的一大空白。 楚文化丰富多彩，对楚文化的考察研究既有利于开发地域文化资 源，也有利于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楚国(地)文学源远流长。作为最早的文学形式枣神话，则在楚国(地)流传最广，影响最深。《庄子》、《楚辞》、《山海经》、《淮南子》等书中，都保留了不少有价值的神话和传说，成为楚文学产生的鼻祖。如“女娲化生万物”、“抟黄土作人”、“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等神话传说中，女娲、夸父、后羿等是神力无穷、饱满生动的非人亦人形象，反映了楚先民丰富的想象力和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在楚先民的精神生活中，无论是天神地祗或人鬼，都是那么有血有肉、奇谲瑰丽，富有艺术魅力，无疑的，这为后来楚人文学创作奠定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基础。 春秋时期，楚国文学创作的突出成就是诗歌。见于文献记载，楚国诗歌虽不算多，成书于春秋时代的《诗经》，其中虽无“楚风”，但《周南》、《召南》是为南方民歌，《汉广》等篇则又实为江汉流域之作。《候人歌》虽为一句，但“兮”、“猗”语助词的运用，已具楚地民歌的语言特色，对后来楚辞的创作，显然有直接的影响。散见于其他典籍，也还有不少楚国(地)民歌。如《说苑》记载的《楚人诵子文歌》、《楚人为诸御己歌》、《越人歌》，《新序》记载的《徐人歌》，《吴越春秋》记载的《弹歌》、《河上歌》、《申包胥歌》、《渔父歌》，《论语·微子》记载的《接舆歌》，《孟子·离娄》记载的《孺子歌》，以及《史记·滑稽列传》记载的《优孟歌》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楚国(地)诗歌的成就。 战国时期，楚国文学成就辉煌，主要表现在散文与诗歌。由于散文以《庄子》为代表，诗歌以屈原《离骚》及其他作品为代表，故两家合称“庄骚”。 庄子作为一位博学的哲学家，不仅哲学、政治思想丰富多彩，而且文学艺术思想也很突出，甚至涉及到关于文学艺术的创作规律。《庄子》一书，千奇百怪，“寓言十九”，变幻瑰玮，叙事以明理。如为了说明凡事顺其自然，追求“素朴而民性得”的“至德之世”，在《马蹄》篇中以马为例，说马以蹄践霜踏雪，举足能奔跑跳跃，这是马的本性。伯乐则力加驯化，削蹄烧烙，使马惨遭祸患，死亡大半，这样“残生损性”，就是破坏了事物的本性，也就不是“至德之世”。以寓言喻理，逸趣横生，耐人寻味。寓言既为喻理，所以它与譬喻手法是紧密相联的。《庄子》一书，处处设譬，与寓言相映成趣，构成全书一大特色。如在《应帝王》中以“浑沌”喻纯真的万民，以“凿窍”喻扰民的政举。 《庄子》不仅是一部哲学著作，也同时是一部有鲜明特色的散文著作。它思想奔放，文笔变化多端，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 楚国的诗歌源远流长，至战国中后期，大诗人屈原(图1，明代陈洪绶木刻《屈原》)在楚国诗歌的基础上，与哲学思想一样，融南北夷夏之交，创造出一种新的骚体诗歌----楚辞。“楚辞”一名，秦汉间已出现，至刘向收屈原及其后学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集，从此，《楚辞》就成为楚国诗歌总集的名称(图2，《楚辞》及研究著作)。由于《楚辞》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宋人黄伯思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 楚辞是地方色彩最为鲜明的楚文学代表作，黄伯思对它的界说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它的外部特色，比较明确地突出了它的形式特点，故向来被视为解说“楚辞”得名及其特征的经典之论。楚文学作品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一特征。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品，全诗2400多字，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全诗洋溢着诗人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奉献精神、真挚执着的念祖爱国忠君恋乡的爱国主义感情，也表现了不畏邪恶势力、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离骚》在艺术上也具有独特的风格，主要表现在采用夸张手法与比兴手法，是积极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高度结合的杰作。由于它开创了楚辞创作的新途径，奠定了楚辞的历史地位，故后人称楚辞为“骚”，称屈原诗歌为“屈骚”。 宋玉是战国时楚国著名文学家。宋玉出身低微，仕途失意，曾师事屈原，通晓音律，雅好辞章，具有很高的文学才能。宋玉赋16篇，多已亡佚。现存《九辩》《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等诸篇。《九辩》，是一首自叙性的长篇抒情诗。该诗情景交融，意境深化，情感凄凉。句法灵活自由，字数增加，加强了诗歌的节奏感。宋玉是屈原艺术的优秀继承者，在赋的发展史上具有首创地位。 唐勒、景差是与宋玉同时以赋见称于战国晚期楚国文坛的作家，但两人的作品都未能流传下来。1972年，在出土简文中，出现了唐勒的赋作残篇，因而使人得以大致了解唐勒的创作情况和文学地位。 荀子不仅是一位大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文学家。《荀子》一书论理透彻，层次清晰，行文精炼，辞采缤纷，论点明确，每篇都是深刻有力的论说文。但作为一位文学家，其真正具有文学性质的作品则是《成相篇》和《赋篇》。《成相篇》是运用通俗文学形式来表达作者的政治见解的作品，表明作者已注重汲取民间文学的营养，借助民间喜闻乐见的曲调来传播政治主张，在文学创作上作出了有益的尝试。《赋篇》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以“赋”名篇的作品，成为后世赋体的直接源头。荀子在楚国从事写作，无疑广泛地吸收楚国民歌的养料，这是荀子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 楚文学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先秦时期中国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在文艺思想、创作精神、表现手法、体裁形式、修辞技巧等各方面都对后世文学创作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