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文献

<<国殇>> 张洪涛著 团结出版社 58元 514页 从1931年到1938年《血战》胡兆才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432页，80元

抗战全面爆发后，在国民党内出现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等论调。在共产党内，也有一些人寄望于国民党正规军的抗战，轻视游击战争。但是，抗战10个月的实践证明“亡国论”、“速胜论”是完全错误的。抗日战争的发展前途究竟如何？一时成了人们关注的问题。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写的《论持久战》初步总结了全国抗战的经验，批驳了当时盛行的种种错误观点，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方针。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同志分析了中日两国的社会形态、双方战争的性质、战争要素的强弱状况、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否，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他还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必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他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实行人民战争。毛泽东书写《论持久战》《论持久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它指明了抗战的前途，提出了正确的路线。抗战后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篇著作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论持久战》内容文中主要阐述了在我方弱于敌人时或环境不利于我方时应采取持久战的策略，主要内容是：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基本规律（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论述了只有实行人民战争，才能赢得胜利的思想；阐明了抗日战争作战的形式上，主要是运动战，其次是游击战。其实，《论持久战》这篇论文式的著作，之所以被称为经典，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它是在抗日战争初期写成并发表的，对抗日战争做了论述，将抗日战争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而现在再重读论持久战时，与当时抗日战争的历史完全对应，甚至可以说是抗日战争的总结报告。足见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才华非同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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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问题与财经问题》、《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切实执行十大政策》、《一切政治的关键在于民众》、《为人民服务》、《论联合政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文章

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推荐书目

1 《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中、下）》 解放军出版社
2 《不能忘记的抗战》 杨克林 上海画报出版社
3 《一个原日本关东军军医的战争回忆录》 上海文艺出版社
4 《日军侵华战争纪实（1931－1945 ）》 中共党史出版社
5 《中国抗日知识手册竞赛题库》 解放军出版社
6 《立马中条》 人民出版社
7 《中国共产党抗日英雄传》 解放军出版社
8 《中国改造日本战犯始末》 群众出版社
9 《探寻陪都名人旧居》 重庆出版社
10《重睹大后方文坛芳华》孙善 重庆出版社
11《八年抗日外交风云录》尹家民 解放军出版社
12《枪响卢沟桥》 王宗仁 解放军出版社
13《日军侵华暴行备忘录》 金辉 解放军出版社
14《抗日歌魂》 湖北人民出版社
15《川人大抗战》 郑光路 四川人民出版社
16《中日战争内幕全公开》 楚云 时事出版社

由上海图书馆上图书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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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革命史就可以了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成就：在史学理论方面，抗战时期初步建构起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体系。如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吴玉章的《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华岗的《历史为什么是科学和怎样变成科学》等等。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著作对于史学的价值与功能，传统治史方法的传承与扬弃，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与史学意义，以及中国历史分期等史学理论问题都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初具框架。在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以详实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对中国古代社会包括史前社会作了深入的考察，纠正了“疑古派”的一些错误推断，剖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主要矛盾、发展特点及停滞原因，开拓了中国农民战争史等新的研究领域。代表作有尹达的《中国原始社会》、吴泽的《中国原始社会史》、吕振羽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李达的《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等。这些成果进一步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30年代社会史论战时所取得的在古代史领域的重要地位。在通史编纂方面，出现了第一批马克思主义通史著作。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吴泽的《中国社会简史》等，这批著作无论是在体系的合理性、内容的丰富性，还是在观点的科学性、深刻性及创新性方面都处于当时史学界的最高水平。在思想史方面，吕振羽在抗战前夕所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为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论述中国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史开了先河，打破了资产阶级史学在这一领域的垄断地位。抗战时期，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嵇文甫的《晚明思想史论》、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和《三民主义研究》、范文澜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等著作，对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学术思想都作了阐释。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也成为当时思想史研究的力作。这些学者都把思想史的研究与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从社会存在来分析社会意识，注重探究各种学术流派赖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时代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这一点是旧史学所无法做到的。在中共党史方面，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学习和时局》等著作中，对党史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研究的目的和对象、基本的研究方法以及党史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作了科学的阐述，为这一时期的党史研究提供了根本的理论指导。在此阶段，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周恩来的《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和《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王若飞的《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等著作；对党在不同时期的发展、胜利与挫折都作了深入的探究，成为这时期党史研究的代表性作品。而经由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从成立到抗战爆发这一时期的历史作了系统概括和科学总结。这些成就的取得，表明中共党史作为一门学科已初步创立。扩展资料：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迅速发展的原因：抗日战争时期，特殊的时代需求和社会氛围，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内在驱动力。在抗日救亡成为时代主题的情况下，从历史深处来探索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以历史经验教训来指导和服务现实的革命与抗战事业，成为时代赋予史学家们的重大历史使命。另外，抗战时期史学界的频繁交流和激烈争鸣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抗战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营造了良好环境。作为一名具有深厚史学素养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事业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在《论新阶段》、《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著作中全面阐述了其革命史观，从而给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毛泽东高度评价史学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功能。他认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对于如何科学研究历史，毛泽东在其著述中提出了不少宝贵建议。诸如：应运用马列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创造性地研究历史，反对教条主义的照搬照抄；对历史问题反对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应引导人们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等等。延安整风运动中掀起的全党学习研究历史的热潮，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特别是中共党史学的发展提供了特殊契机。毛泽东从整风运动一开始就特别重视全党对历史的学习问题。他说：“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他号召全体党员都应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历史，特别是党自身的历史。在整风运动期间，《六大以来》、《六大以前》等革命文献的编辑出版，为当时及此后的党史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史料基础。而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集这时期党史研究之大成，对抗日战争以前党的历史作了一个阶段性的科学概括和系统总结，对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都作出了正式的结论。“用这样的形式总结历史经验不仅是我们党的建设的一个创举，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这一凝聚了全党集体智慧的历史文献可以说是中共党史科学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是研究中共党史的典范之作。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蓬勃发展打破了中国史学界的旧格局。封建史学因其完全落后于时代而趋衰败，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则表现出极其旺盛的生命力，其思想观点，多能不胫而走，风靡全国，赢得了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广泛赞誉和欢迎。不少史学家在这时期也深刻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无论是在对历史的宏观通识方面，还是在把握时代主题、揭示历史规律和服务社会现实方面，都具有无可辩驳的优胜处和吸引力于是他们纷纷转变以往的治史方法，开始采用唯物史观来指导历史研究。如吕思勉在1945年出版的《历史研究法》中认为唯物史观“对于史事的了解，实在是有很大帮助的，但能平心观察，其理自明”。由于大批学者开始转而信奉历史唯物论，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和社会影响迅速扩大起来，以至有人惊呼：“今日研究社会科学者，已多趋于唯物派一途。”这样，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和中国史学界的主导性力量。由于大批学者开始转而信奉历史唯物论，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和社会影响迅速扩大起来，以至有人惊呼：“今日研究社会科学者，已多趋于唯物派一途。”这样，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和中国史学界的主导性力量。参考资料：中共党史研究院-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