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揭示土封建势力对祥林嫂迫害的同时,也挖掘出在她身上的反抗因素。但她这种反抗意识是朦胧的。由于长期以来,受着封建反动文化思想的毒害,所以祥林嫂本能地以封建文化所规范的行为准则,作为自己的处世为人的依据和标准,故她的反抗是受封建思想意识支配的。她第一次逃到鲁镇工谋生,这种对族权和夫权的反抗本是正当合理的。但她不懂这是她求生存的权利,她逃走的目的只是为了逃避婆婆的虐待,最后她还是被婆婆劫回卖掉。她被强迫改嫁时,也拼命反抗,但这种是对“从一而终”的恪守,是对封建节烈观的愚忠。最后,她临死时发出究竟有没有魂灵地狱的诘头,虽然表明她对封建神权思想有所怀疑,但她的思想依旧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祥林嫂这一系列的挣扎和反抗,是不自觉的,其力量是微弱和苍白的,她最终还是被要深蒂固的封建大网络所捕杀。祥林嫂的最终死去,虽然与自己的愚昧软弱不无关系,但根子还是吃人的封建制度。 相对单四嫂、祥林嫂来说,《离婚》中的爱姑,是鲁迅妇女题材小说中最具反抗性的农村妇女形象。爱姑十五岁嫁入施家,婚后其夫另有新欢,要撇掉她。为了不被丈夫离弃,她大闹的,不是离婚,而是不离婚。她在众人面前怒骂其夫为“小畜生”,其公公为“老畜生”,这种大胆、泼辣、不屈不挠的性格,使用权这场斗争显得激烈和火药味十足。“打过多少回架,说过多少回和,总是不落局。最后,在七大人的“调停”下,爱姑的不愿离婚最终还是离了。 在庞大而坚固的封建势力面前,爱姑这条不安分的鱼,只能在水池中掀起几点水花,最终还是摆脱不了被吃的命运。她想凭自己个人的力量,去冲破用几千年时间织成的强大的封建罗网,那只能是妄想。当她意识到这点时,却又可悲地把希望寄托在七大人身上,认为他会为她主持公道。而封建秩序和封建利益的维护都是由七大人之流操纵的。爱姑这种天真幼稚的想法和行为,最终只能自吞失败的苦果。在潜意识里,爱姑认为被丈夫休掉是“失节”的大事。在封建社会性,只有休妻,没有离婚,而休妻是当时社会被人们尤其是妇女认为最耻辱的事情,被休之人,其地位是连寡妇也不如的。为此,爱姑才反抗,想讨回一个“说法”。爱姑表现出来的行为,说明她灵魂深处还是被封建伦理道德中的“从一而终”的观念牢牢地统治着。从这一角度看,尽管她的反抗激烈,但其意义是有限的。单元四嫂、祥林嫂、爱姑封建社会农村妇女的典型形象,在数千年漫长而黑暗的艰难历程中,所受的封建思想毒害更深,背负着更为沉重的精神重压,灵魂深处被奴化被扭曲更为严重。作者鲁迅对她们表现出更大的关怀与同情,同时也表现出无限的悲哀和忧愤。 作为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鲁迅,分在关注妇女问题时,不但把眼光放在农村妇女身上,也把焦点放在城市的新型女性身上。《伤逝》是鲁迅以城市知识女性作为主人公的作品。子君与祥林嫂不同的是,她受过知识的熏陶,是被“五四”新风浪吹醒的知识青年。她敢爱敢恨,具有叛逆精神。为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婚姻幸福生活,子君果断地冲出封建家庭的牢笼,和涓生租屋同居。“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在那个封建思想统治极为严酷的时代,子君民出这样的呼声,无疑是石破天惊的。这是对封建思想的蔑视与否定,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背叛和挑战;这是女性争取婚姻自主行为的人性觉醒的标志,是妇女寻求解放迈出的真正的第一步。不过,令人可悲的是,子君只走了一步,就停止不前了。 随着涓生被解雇,家庭经济陷入困境,子君与涓生的感情逐渐出现了裂痕,最后两人不得分手。子君回到冰冷的封建家庭后,不久便死于无爱的人间。无疑,子君的悲剧是时代悲剧,客观上是封建社会及其制度对她的扼杀,是“无主名”意识团的围剿,是“涓生”并非一个值得招付的人。茅盾在1927年时就曾指出:“主人公的幻想终于破灭,幸运的恶化,主要原因是经济压迫。”假如没有封建势力的经济压迫,使这人小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子君就不会成为涓生的拖累而遭抛弃。这是子君的失败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