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论文范文

加强社区社会管理是全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基础性工作，社区从开始就被定义为“小社会”，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一个个实体的社区里进行，一个社区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既是某一社区中单独的存在，也是更大社会范围内的问题的具体表现。因此，探索社区存在的一些问题，为解决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些现象有所帮助。　　　　一、“社区”来源　　1887年滕尼斯用“社区”与“社会”两个综合性分析概念，来说明人类演进过程中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两极特征。他认为“社区是一种持久的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社会则是一种有目的的联合体。在社会里人们“虽然也像在共同体里一样，以和平的方式相互共处地生活和居住在一起，但是基本不结合在一起，而是基本上分离的。”由此，滕尼斯认为社区是由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同质人口组成的、价值观念一致、关系密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抚的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共同体，并强调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亲密关系和共同的精神意识以及对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随后20世纪20-30年代，研究都市社区的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RE帕克强调了社区的本质特征是“地域性”的观点。1955年，美国社会学家GAHillery则认为，大多数社会学家认同的社区概念应包括社会互动、地理区域和共同关系三个特征。　　目前我国对社区的研究较有影响力的范式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此类研究将社区视为社会的代表或者国家与社会的中介，通过社区去验证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某些重要论点。另外一个研究方向是研究社区治理的具体范畴，他们认为社区是中国公民社会崛起、推动社区自治和城市共同治理的重要方式，政府向社区让权、还权、授权，成为社区自治的推动力，而草根社区通过公民行动和政治参与，并对管理体制形成强大的冲击力。　　目前，按经济结构、人口密度、人口聚集规模标准分类，主要有农村社区、城市社区和集镇社区（或城镇社区）三种，本文探讨的是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不足。　　二、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发展，我国的国家和社会关系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正逐步走向服务，各类非政府社会组织取得了一定能动性，社会管理的创新活动正如火如荼。尽管公民社会形成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已逐步改善，但因为公民意识尚不普遍、法制体系尚不健全、民间组织的自主性不强等原因，虽出现了不少社区自治的示范社区案例，但大多数采取的仍然是政府为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政府外的社会力量如社区法定组织与民间组织等都还很弱小，存在以下不足：　　治理主体定位不清　　我国社区自治程度普遍较低，政府往往通过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直接控制社区的治理工作。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社区的独立性与法律赋予的自治性都受到了限制，社区成为基础政府组织及其派出机构的“附属物”。市、区各管理部门存在工作职能相互混淆的情况，结果往往各自为政，工作布置繁杂和重复交叉，使社区居委会这一群众性自治组织承担了大量原本属于政府部门的工作任务，成为政府部门的承受层、操作层和落实层，加之工作中权、责、利的不明晰和当前考评机制的综合因素，社区工作开展起来力不从心，疲于应付。这种社区行政化实际上形成了领导与指导兼有的双重关系，而其原本的自治管理功能却日益萎缩，不利于提升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也不利于提高社区居委会的威信，同时还严重影响了社区的承载能力。　　在治理角色错位的的同时，政府过多地干预了非政府社会组织的自主权利，使得一些地方的居委会承担了一些应由非政府社会组织承担的事务性职能，如社区文化活动、公益慈善活动、志愿者活动等。由于政府角色上的缺位和越位，出现了“该管的未管，不该管的强管，管了的又管不好”的现象，影响了社区建设的健康发展。　　社区管理资源匮乏　　我国城市社区普遍面临资源匮乏、配套支持难以满足社区治理需要的困境。一方面是人力资源匮乏。由于编制等历史原因，当前从事社区治理与服务工作的多是下岗职工、家庭妇女、离退休职工等，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比例偏低，大多数从业者没有经过社会工作的专业培训，缺乏社会管理知识，面对社区各项功能社会化服务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另外社区工作人员工作强度很大，但工资薪酬却普遍偏低，吸引不了高素质人才，社区工作者队伍青黄不接。另一方面是政策资源缺乏。社区治理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很多条例过于笼统，执行起来难度较大，而政策间也缺乏有效衔接，这为注重细节管理的社区治理带来了很多困难。具体表现在：一是街道办事处指导下的社区居委会，对自身行政服务和管理的范围没有制定明确的制度规范，容易造成管理缺位或越位的现象；二是社区内的市、区属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分别按各自指令行事，与社区之间的关系缺乏有效的政策和法律依据，往往造成社区事务相互推诿扯皮；三是社区管理运行尚未形成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难以制约一些权力集中部门的工作。　　社区参与性不强　　社区治理的目标就是通过多元的社区组织实现对社区治理的参与，治理的主体既包括党团组织和政府组织，也有非营利组织和市场组织，还有居民个人。现阶段社区内居民参与和社会组织参与积极性都不高，社区活动的行政化痕迹明显。虽然很多社区管理机构对居民的意愿和要求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居民的合理化建议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采纳，但靠行政推动力来整合社会力量的方式很难吸引居民自觉参与。而在政府的强势领导下，社区社会组织活动的开展很多时候处于被动地位，因为这些组织无法像政府那样采取合法的强力手段实现公共管理和保护公民的公共安全与人权，而政府与营利组织又不能像非营利组织那样对社区弱势群体提供免费而又受到受助者欢迎的服务。此外，社区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体，这些主体在社区活动中构成错综复杂的关系，但目前各组织尚未明确各自所应该承担的职责和义务，比如社区非正式组织与政府机构之间、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共建与共享尚未成形。 　　三、城市社区治理的对策分析　　创新政府管理方式　　虽然我国的社区治理模式大多数还是政府主导，但是参照武汉、上海等社区管理的创新经验，我们发现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由单一行政管理模式转变为政府与社区互动的治理模式道路可行，这是构筑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模式，也是架构“小政府、大社会”的创新社会管理途径。一要明确居委会与各职能部门所担负的职责。各职能部门必须独立承担的行政管理责任，对于自己职能内的事务不推给社区，如果需要社区协助应该提供工作人员和相关经费，其他如社区保障、群众文化等社会性服务工作应从行政职能中分离出来，按“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移交社区，并界定社区自治管理的职责，包括社区社会机构的管理、邻里关照等社区公益事业建设等。二要创新社区评议的考核监督机制。对社区的考核由上级部门的单向考核，转变为上级部门、驻区单位、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多向考核；政府职能部门在社区建立公示制、承诺制，接受社区成员的监督和评议；考核管理社区、服务居民的内容应当以社区居民的满意度为主，并取消考核与社区职能无关的内容，切实为社区工作减负。　　加大人才队伍建设　　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规划》指出，要积极推进社区服务人才队伍专业化、职业化，落实“一社区一名大学生”政策，实施50万大学生服务社区计划。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才，要采取公开推荐、民主推荐、群众推荐、组织推荐、个人自荐等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推行竞争上岗，创造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环境。针对社区管理特点，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建立培训登记管理制度，鼓励社区工作者参加各种职业资格考试和学历教育，对社区服务人员进行系统培训，切实提高社区干部的计算机操作、口头表达、文字组织、矛盾协调等技能。另外，要认真落实政务公开、财务管理、民主评议干部等规章制度，保障社区人才队伍的稳定，从而使社区管理服务水平向规范化、专业化、制度化发展迈进。　　提升社区居民参与　　社区居民参与度的高低，决定着社区建设与城市基层民主化实现程度的高低，是创建和谐社区的基础，也是实现社区建设自治发展的关键。首先，要引导居民群众在社区民主管理中发挥作用。通过建立社区网站、张贴宣传通知等各种方式实行居委会工作公开；开展试行社区事务听证制度，增加社区管理的透明度，提高居民责任感，对影响居民生活的大小事情通过召开听证会、楼道会等形式解决。其次，开展各类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和互助活动，融洽邻里关系，消除矛盾纠纷，满足社区居民多方面的精神需求，并通过树立社区活动积极典型，引导居民自觉参与社区的管理，形成和谐邻里、平等互助的良好社区风气。　　培育各类社区组织　　社区服务组织是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的重要力量，对该类组织的设立和发展要给予必要支持，特别是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等应简化登记手续，降低准入门槛，减免税收费用，对办公场所方面也应积极配合。此外，对一些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可以借鉴香港地区的做法，试水市场化的购买制度，引导符合条件的组织或个人创办公益性组织，扩大试点服务范围和内容，实现社区居民综合性服务的提供。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正处在公民社会逐步形成发展阶段中，处于这个阶段的公民社会虽已形成，但还不够成熟。作为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公民社会，中国处在市场、社区与民间组织还不成熟的转型时期，只有采取多种管理方式，积极加强人才培养，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培育社区公民意识，不断提高社区自治能力和自主意识，才能引导社区治理逐步走向成熟。

法制社会与法治社会的主要区别就是“法制与法治”的区别，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法制是个名词。换句话说，如果社会中的法律制度健全，即使没有人依法办事，这个社会依然可以称之为法制社会。法治是依法治国的简称，法治是动词。换句话说，一个社会中的法律制度健全，社会中的每一个公权行为都有法律依据支撑，政府的什么事儿都是依法办理，这样的社会模式才能称之为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和法制社会的区别法律制度是相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制度来说的，法制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治是指一个法律信念，是一种与“人治”相对应的治理社会的理论、原则、理念和方法。“法制”与“法治”都是法律文化中的重要内容，都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中，“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法治”则是一种与“人治”相对应的治理社会的理论、原则、理念和方法。简而言之，法制是一种社会制度，属于法律文化中的器物层面。法治是一种社会意识，属于法律文化中的观念层面。与乡规民约、民俗风情、伦理道德等非正式的社会规范相比，法制是一种正式的、相对稳定的、制度化的社会规范。法治与人治则是相对立的两种法律文化，前者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规则（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规则）的普适性、稳定性和权威性；后者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主体的自觉性、能动性和权变性。虽然法律也是由人来制定的，而且法治也不排斥人的能动性，但从法律的制定、执行到修改都必须按照法律本身制定的规则，人的能动性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而不能超越法律，这正是法治内在的本质要求。

南江社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总结南江社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总结今年以来，按照上级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要求，坚持以优化发展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环境质量为目标，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标本兼治”和“落实责任、齐抓共管、城乡联动、整体推进”的原则，以“清洁化、秩序化、优美化”为标准，扎实开展专项整治活动，对社区环境进行全方位、深层次、高标准的综合整治。为我社区营造了和谐的发展环境和人居环境。为此，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社区领导班子高度重视，及时成立了城乡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组，社区党委书记任组长，社区主任任副组长，社区党委委员和居民小组长及文明劝导员为成员。通过召开专门会议安排布置相关工作，签订了目标责任书，把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纳入考核工作范畴，严格奖惩，确保此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二、深入宣传，全民参与首先社区党委多次召开专题研讨会，研究整治工作并强调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和开展此项工作给群众带来的好处；其次积极营造“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社会氛围；另外采取派发传单、张贴宣传画、宣传标语等形式，在主要路段悬挂大型宣传标语幅，固定宣传牌4个，发放卫生知识宣传单10000份，将环境卫生意识贯彻到老百姓心中，在全社区营造了浓厚的环境整治氛围。三、狠抓落实，力求成效社区党委把环境整治作为本年度重点工作来抓，在社区范围大力开展“四化”整治工作，对“脏、乱、差”问题开展了集中整治行动。针对垃圾乱倒，污水乱流、乱贴乱画、乱搭乱建、车辆乱停等问题，主动与相关部门联系，开展集中整治城市容貌秩序。规范摊点摆设，治理占道经营；规范车辆停放，整治乱停乱放、阻碍交通等行为，共整治80次；清理街巷、居民区、集中点。规范户外广告，组织人员集中整治“牛皮癣”。共清除牛皮癣500余条，清除卫生死角上百处，清运垃圾30车，拆除乱搭乱建各类房屋10处。09年3月7日与星空购物联办宣传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暨互动活动，参与人数达上千人，并邀请四川笑星矮冬瓜助阵，号召社区居民群众共同建设美好新津。目前社区居民的环卫意识普遍得到了提升，环境卫生得到进一步改善，全年共组织800人次对辖区内居民院落进行整治，评出37个星级院落。四、责任落实，奖惩斗硬将城乡环境治理工作纳入社区综合目标管理，实行目标责任追究制。制定专门的考核措施，实行属地管理原则，社区党委对整治工作进行严格考核，与居民组长、文明劝导员工资挂钩，采用倒扣制，被曝光、举报或查出问题的按相关标准做相应的处罚。 1、制定了城乡环境卫生整治方案。规定了整治时间、内容、目标、具体措施。成立了领导小组，下设了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 2、分解任务落实责任。社区居委会与各居民小组签订了责任书；明确各组环境卫生义务劳动区域划分，实行包干负责；社区居委会与辖区内个体工商户、企业签订了责任书，共签各类责任书20份，形成了密切配合、齐抓共管的责任意识。南江社区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在五津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有不足，我们将在今后的工作中，突出抓好以下工作 1、狠抓宣传动员。利用会议、简报、标语、宣传专栏、召开院坝会、小区会等形式广泛宣传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调动社区干部和党员、群众自觉参与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使基层干部群众变要我参与城乡环境综合整治为我要参与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使辖区干部群众人人参与，户户参与，形成共识。 2狠抓人员到位。充分利用好文明劝导员队伍，分段落实责任，负责做好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建立长效机制。建立保洁、处罚并举制度，促使居民自觉遵守环境卫生的有关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