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背景: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之下,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国土被割让,巨额的经济赔款,国人与西方入侵者之间时常发生的冲突等等使得民族矛盾尖锐;在面临巨大的民族矛盾下,清政府却日益腐败昏庸,面临西方列强采取妥协策略,内部却官场腐败、执政昏庸,激起了巨大的民愤,此时的清王朝内外矛盾十分尖锐。面对西方在思想文化和军事、政治、经济两大方向的进攻,传统中国社会中最早做出反应的是知识分子。要对这种反应做出客观的评价,应从两方面进行考察:一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思想和民主政体的评价是被动的评价,即面临西方强大的军事入侵和政治威胁而被迫面对早已传入中国、但为当初中国知识界和政界大多数人所不屑的西方民主思想和民主政体,因而在1840年前后,中国知识界和政界的评价更多地是带有感情色彩的政治判断,而不是文化和思想上冷静地思考与鉴别(仍自诩为天朝上国)。在强大的“爱国”还是“卖国”的政治氛围中,这些最早做出反应的知识分子不可能冷静、理性地分析西方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利弊短长,误以为中国的失败只是技术上的劣势,而不是封建专制制度对民主政治制度上的劣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洋务派为代表的封建官僚,由于他们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同时又是知识分子的代表,深感国家积危,心存救国之志,他们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和原则。换言之,西方的民主思想、政治制度不在学习之列,而西方民主思想和政治制度变革之后所产生的技术优势却可以作为当时中国的学习内容。即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就是当时提出的背景。 (或者背景也可以这样写,也可以作参考,看你的喜欢):中国近代有关中学与西学关系的命题。近代洋务派思想家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中提出这一命题,他说:“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所谓旧学即中学,指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纲常名教;所谓新学即西学,指西方文化,主要指近代科学技术。“中学为体”,是强调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社会命运的根本;“西学为用”,是主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效仿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武备、律例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举办洋务新政,以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 内容:19世纪70~80年代,早期改良派曾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口号,主要目的是鼓励人们向西方学习,反对顽固守旧。到了19世纪末,发生了尖锐激烈的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之争。守旧的封建顽固派坚决反对西学,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事物都采取仇视和排斥态度。而资产阶级维新派则积极提倡西学,认为中国不但应当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更要效仿它们的议院制,改革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当时的情况正如张之洞所说:“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张之洞认为:顽固守旧者拒绝西方科学技术是不知“通”;维新派提倡改革封建专制制度,是不知“本”。但主要危险在后者,如不加以遏止,将是“邪说暴行横流天下”。因此他强调“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表面上是要“新旧兼学”,实际上是站在旧学、中学一边,反对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伦理学说。严复针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指出:体用是就一物而说的,“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但在中国历史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对于吸收西方新思想,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意义:主张这种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看不到西方技术、经济与军事优势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根源,死抱封建专制的传统体制,拒绝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切实际地以为只要学习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就可以用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同西方列强对抗到底,并取得最终的胜利,根本无法挽救奄奄一息的封建专制。最终爆发了辛亥革命,就是对这一思想的否定。在这种思想下,引进了一些西方先进的技术,创办一批近代工厂,对于中国技术的进步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随着技术而来的就是新思想,西方科学民主思想随着这一思想而进一步被先进的知识分子所吸纳,为中国的民主启蒙起着一定的作用。(这点你仅作参考吧,不过我个人觉得挺好的:这种思想和主张在当时的清政府看来,无疑是爱国的,但从世界发展潮流来看则是落后、迂腐的,而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看,也很难说它是爱国的。)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