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报和湘学报一样吗

1842年，魏源 海国图志1896年，时务报1897年，严复 天演论1905年，孙中山 民报1915年，陈独秀 青年杂志 后改名为新青年

【著作】 1996 东大图书公司[台湾] 胡宏 2000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香港] 湖湘经世名贤传[第一主编] 2003 岳麓书社 开创时期的湖湘学派 2004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第三主编] 2008 岳麓书社 胡宏著作两种[点校] 2010 岳麓书社 王立新讲《论语》——圣者凡心 2011 岳麓书社 天地大儒王船山 2011 中华书局 时代人物各风流[第二主编] 2011 中华书局 知识人是三大调[第二主编] 2011 中华书局 传统与现代之间[第二主编] 2011 中华书局 人文主义力量[第二主编] 2012 岳麓书社 理学开车周敦颐 2014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与道偕行：纪念游建西先生[第一主编] 201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从胡文定到王船山：理学在湖南地区的奠立与开展 【论文】 时间（期号） 刊物 文章 1986（S2） 东北林业大学学报 司马迁的历史通变思想探讨 1997（2） 船山学刊 从胡宏到船山——看湘学经世特点的形成与转型 1997（6） 湘潭大学学报 从《知言疑义》的产生看胡宏对朱熹的影响 1998（6） 湖湘论坛 湖湘学派的经世思想——胡安国父子的“经济”之学 1999（1） 湘潭大学学报 三“天”归一——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凝缩 1999（3） 长沙电力学院学报 胡宏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1999（6） 湘潭大学学报 船山的发现与误读——兼论民族主义之作为动力（第一作者） 2000（3） 湘潭大学学报 兴衰已逝，遗韵长存——湖湘学派及其历史分期 2000（4） 船山学刊 船山人性论及其思想意义 2001（1） 湖湘论坛 胡宏是“超善恶论”者吗？ 2001（1） 湘潭大学学报 “湘学”略论（第一作者） 2002（1） 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伦理框架内的法治与德治关系——对儒家德治与法治关系思想的选点式研究 2002（5） 文史哲 闽学与湖湘学 2002（5） 福建论坛 易学与儒学完整关系的新探索——评任俊华《易学与儒学》 2002（5） 湘潭大学学报 孔子的仁、礼观念并及儒家的历史命运 2002（4） 船山学刊 胡安国族系考证 2003（1） 湘潭大学学报 湖湘学派与核心湖湘文化——并及湘潭碧泉、隐山湖湘文化资源 2003（2） 船山学刊 理学家兼诗人——曾几的生平与学术 2003（6） 池州师专学报 南泉普愿禅师的人生智慧及湖湘学派与禅宗的关系 2004（1） 湘潭大学学报 胡安国与程门弟子 2004（3）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胡门的向氏弟子 2004（2） 湖南工程学院学报 胡安国隐居衡山时期的弟子们 2004（6）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湖湘学派与佛教 2004（4） 湖南城市学院学报 胡安国隐居碧泉时期的弟子们 2004（5） 湘潭大学学报 胡宏论性的层次和特点 2004（4）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如何了解中国的历史传统——以韦政通所著《中国文化概论》为例 2005（9）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跨越历史的心灵沟通——郭嵩焘对王船山的认识和评价 2006（9） 学术月刊 儒家伦理的当下境遇问题 2011（4） 求是学刊 莱布尼兹和沃尔夫眼中的中国哲学（第二作者） 2011（8） 学术界 论中国哲学最初的“被”冷遇（第二作者） 2011（4） 池州学院学报 个体主体性自由获得的哲学思考（第二作者） 2011（10）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宋明理学与儒家精神——记王立新教授的一次学术漫谈（第一作者） 2013（7）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想给老游唱首歌 2013（5） 深圳大学学报 船山与朱子对王猛的评价（第一作者） 2013（5） 湖南师范大学学报 《庄子》论“乐”的伦理学内涵（第二作者） 2014（3）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第十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第二作者）

上海《时务报》　　《时务报》是维新运动时期著名的维新派报纸，是当时维新派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机关报。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创办。天津《国闻报》　　《国闻报》1897年10月26日创刊于天津。刊登国内各省要闻，如《保国会章程》等;同时译载重要政论及名著，如连载严复译的赫胥黎《天演论》等。在维新运动中影响很大，成为维新派的重要宣传工具，与上海《时务报》分掌南北舆论界的领导地位。戊戌变法后遭清政府查办，1898年12月被迫停刊。1900年一度复刊。戊戌政变后，《国闻报》即正式卖与日本人。国闻报在维新派报刊中独树一帜，很有特色:首先，它以"通外情为要务";其次，讲究办报的策略;再次，消息迅速，稿源茂盛。湖南《湘报》　　《湘报》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创办的报刊，为日报，谭嗣同、唐才常 蒋德钧、熊希龄、陈三立等八名董事创办于湖南长沙。《万国公报》　　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之后不久，创办了一份报纸名为《万国公报》。《万国公报》自1895年8月17日开始正式刊行，为双日刊，每册有编号，无出版年月。由46期开始把《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

<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德臣报》，《香港纪录报》，《中国之友》《上海新报》《申报》《字林沪报》《新闻报》《万国公报》等等，，太多了

从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开始，以英国发动罪恶的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近代。近代是中国备受列强凌虐、奴役和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谋求独立，向西方学习，努力奋起从而使自己走上近代化的历史。近代化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化。看中国是否走上近代化主要就是看其是否产生了资本主义的新文化，换言之亦即是否脱离了封建主义的旧文化。中国的资本主义新文化由于中国自身特殊的历史条件，并非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母体内产生，而是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由西方传播和移植过来的。因此，考察中国文化的近代化，应以西方文化的输入及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汇作为标志。进而言之，倘若仅有西方文化的输入而没有对于这种文化的受容，那还不足以表现文化近代化的特征。只有当两种异质的文化彼此冲突融汇，原来的文化在此中发生变异，不再保持原来的面目，而是朝向新型的资本主义文化发展，才能意味着近代文化的开始。（《论湖湘文化的近代化开端及其标志》，《湖南师大学报》，1989年第5期。）运用这个标准审视鸦片战争发生后的湖湘文化，我们就会发现其近代化的起点不能与沿海地区划等号。至少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湖湘文化还没有走向近代化。　　首先，从中西文化冲突融汇的视角看，甲午战前的湖湘文化对于西方文化只有排斥，没有受容。排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西教加以排斥。最早传入湖南的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据载在清雍正之前，衡阳与湘潭两地即建有天主教堂。太平天国期间，湖南境内的天主教堂“相当可观”。1860年《天津条约》订立，中国允许传教士入内地合法传教，湖南就更多传教士的足迹。可是这种西教文化并不能在湖南立足生根，它遭到了湖南人的强烈抗拒。从1860年开始，湖南反教排外的风气极盛。凡有传教士涉足之处，如湘潭、衡阳、永州、岳州、长沙、常德、武陵、龙阳、石门、桃源、临湘等地，都无一例外地发生了反教排外事件。据统计，从1860年到甲午战前，湖南的大小教案多达数十起，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这些教案或是焚烧教堂、驱逐教士；或是发布攻击性的揭贴和漫画，在全国造成很大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周汉反洋教。周汉，湖南宁乡人，曾随陕甘总督刘锦棠前往新疆，在左宗棠的湘军营中帮办军务，后擢升陕西候补道。可说是位有功名的封建营伍之士。他反洋教主要采取漫画与歌谣的形式，将外国教士画作“猪精”，称天主教为“天猪教”，指责其“伤天理”、“灭天伦”。可见他反洋教的目的是维护封建的“圣道”和“崇正黜邪”，并非自发与盲从。他在狱中的供词且自称：“我中国自古奉行周公孔子之教，我大清定鼎，未有改也”，“忠臣孝子，服从本国君父之教，至死不变”，“服从他国之教，万国万世所共恶”。（《周汉与反洋教斗争(附供词》，《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周汉的反洋教反映了当时传统的湖湘文化所蕴含的强烈内凝力，这种内凝力对于来自西方的异教文化，概加排斥，绝不受容。同样的例子，在曾国藩身上也可以看到。曾国藩组织湘军对抗太平天国，打起的便是一面“卫道”的旗帜。针对太平天国搬来基督教文化的某些内容，亵渎孔子，崇奉上帝，与传统的儒家文化相背离，曾国藩发布《讨粤匪檄》，就抓住这一点大加指责。说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不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曾国藩全集·文学》卷3。）在这里，曾国藩的卫道与周汉的卫道，本质上并无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说，曾国藩对抗太平军，不单是军事上的抗争，也是一场“文化绝续之战”，争战的结局，太平天国失败了，在中国、在湖南，是封建正统的儒家文化得以确保。这种“正统的”文化中心，被曾国藩不自觉地从北京搬到了湖南。　　二是对于西方的一切新事物和新观念也一概加以排斥。这里可以略举几例。一是湘省行轮。早在1866年，湘阳人郭嵩焘上书总理衙门，主张在湘省制造火轮，“以分洋人之利”。1879年郭出使英法卸任归里，“以开设口岸、广通商务，为兴湘之第一义”。（《戊戌变法》(三)第376页。）并筹集资金，创议行轮于湘鄂间。不意竟遭到湘人极力反对。湘人认为轮船一开，会将外国人引入内地，民船也会因此而生涯尽失，故众口一词，指郭为“二毛子”。同官刘锡鸿还上奏弹劾，致使郭议败于无成。直到甲午战后，其它一些河海交通之区，如苏、浙、赣等省，早已兴办内河行轮了，然而当湘绅向湖广总督张之洞作恳切请求时，张仍以“湘省风气未开，易滋事端”为词，不予批准。（《张文襄公全集》卷218。）后经反复商请，始同意与鄂省合办。二是1872年6月，曾国藩病殁金陵，其柩由轮船运抵长沙，官绅大哗，反对轮船入境。曾为同治中兴贵宦，尚且如此，足见湖南守旧风气之强锢。这种风气，甚至到了甲午战前的两年，尚未减弱。据载1892年，湘鄂间架设电线，电杆树立后，澧州县绅民疑电线为洋人所设，群起将电杆毁折，终于迫其停工。故在西方传教士眼中，湖南好比《圣经》“创世纪”中一再提及的“铁门之城”伊塔——一个拒绝文化洗礼薰陶的地方，认为湖南之于中国，有如拉萨之于西藏，是禁地中的禁地，是保守主义的大本营。当时舆论界这样评述道：“湖南省人，向未知西法为天下之良法，更未知新法为今日之要法，是以逞其私见，悉力拒之，甚至奉旨设立之电杆，竟敢拔而投诸之火，种种乖僻，皆自困之道也”。（《万国公报》第90卷(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以上便是甲午战前湖南对于西方文化所表现的态度。　　其次，从文化的各个层面来看，甲午战前的湖湘文化没有发生变异，仍属于封建的传统文化形态。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文化仅指观念形态，广义的文化则包括物质的、制度的、社会心理的三个层面。物质文化是文化的表层结构，它与人们的衣食住行相联系，包括物质或器物的创造。可是在甲午战前，湖南没有出现任何资本主义的新式工、矿、交通、邮电等，社会经济依然故我。人们的物质生活及其环境，基本没有改变。社会心理文化属于文化的深层结构，它表现人们的内心生活、观念形态及其社会习俗。可是在甲午战前，人们的思想观念及其社会心理，如同前述，对于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完全表现出排斥和抗拒的态度。在学术、文艺、史地等各精神文化领域的建构，依然没有脱去传统的规范。士大夫多崇尚心性理学，或沉湎于考据训诂。虽然有一部分人倡导经世致用，这本来可以成为中西文化的一个汇合点，但由于人地所限，以及对于西方文化的拒不受容，所谓经世之学，也依然不能突破儒学的藩篱。至于思想的传播工具及其各项辅助设施，诸如近代化的新闻、出版、印刷及其公共图书事业，也一概全无。介于物质与心理文化之间的是制度文化，它反映人们的集体生活。可是在甲午战前，社会各项制度也丝毫未曾注入资本主义文化的新鲜血液。以教育一项论，除了部分经世派对于科举制度有过批判，少数人进行过书院改革的某些尝试之外，真正能够体现资本主义文化设施的新式学堂，则一所都未出现。自然更谈不上政制、法制、兵制等各个方面的变迁了。总之，甲午战前的湖湘文化，其各个层面都没有超越传统文化的氛围。传统的湖南社会以丰衣足食为满足，以奉行“三纲五常”为止境，士大夫以文风自豪，百姓以知就义为足。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自我中心”社会。但凡自我中心者，排外自必强烈。当然，造成这种自我中心的原因有许多，诸如地理环境、地方民族性格等等。但尤为贴近和明显的一个因素，则为湘军的兴起与功成。曾国藩以儒教治军，打败太平天国，使儒家传统得以确保，这就给湖南人带来了高度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因而也使其滋生一种虚骄狂妄之气。陈宝箴谓：“自咸丰以来，削平冠乱，名臣儒将，多出于湘，其民气之勇，士节之盛，实甲于天下。而恃其忠肝义胆，敌王所忾，不愿师他人之所长，其义愤激烈之气，鄙夷不屑之心，亦以湘人为最”。（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49页。）皮锡瑞也称：“湘人尚气，勇于有为，而气太盛，则不能虚衷受益”。（皮锡瑞《伏师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此便是对于自我中心，湖南人的典型概括，又何尝不是对于传统的湖湘文化的概括呢!在这种狂妄的自我中心意识流的作用下，外界发生种种变故，湖南人皆不屑一顾，仍自抱残守缺。无怪乎有人这样评论：“自鸦片战争至英法联军之役，中国所发生的‘三千年变局’，湖南人是无动于衷的。湖南人的守旧态度，有似一口古井，外在的激荡，没有引起些许涟漪。所以当自强运动在沿海地区进展的时候，湖南人仍在酣睡之中。三十余年的自强运动，于湖南人几乎完全是陌生的”。（张明园《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湖南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版，第131页。）　　也许有人会说，甲午战前，湖南不是出现过几位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之士吗?如魏源、郭嵩焘、曾纪泽，甚至曾国藩也办过洋务。诚然，这都是客观事实。但人们也应看到，他们虽是湖南人，而他们的新思想却不是在湖南产生的。同时他们的思想和言行，也基本上没有对于甲午战前的湖南产生过作用和影响，更谈不上改变传统的湖湘文化结构和促使它向近代化过渡。他们当时或是不为湖南人所闻，或是受湖南人排斥。他们真正受到湖南人推崇并成为湖南人的骄傲，那恰恰是甲午战后的事情。要言之，甲午战前的湖湘文化，没有与西方文化发生交汇，仍属于典型的传统文化结构。甲午战后：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湖湘文化——近代湖湘文化转型之二　　湖湘文化的近代化是从甲午战后才开始起步的。具体说是在甲午战后的湖南维新运动中，湖南才一反甲午战前的那种守旧排外的格局，对于西方文化开始受容，并进行了各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模仿和创制。　　为什么直到甲午战后，传统的湖湘文化才开始发生变化?这是新的时势和环境造成的。有些学者只注重从思想背景的角度解释这种变化，突出王夫之、魏源等人的思想影响在个中作用。我们不否认传统的湖湘文化与近代湖湘文化之间的传承关系，但却不认为思想背景是引起湖南变的最主要的因素。之所以如此强调，即是说，倘若没有这层思想背景，在某一特定的外部条件的作用下，湖南也是要变的。这一外部条件就是中日甲午战争。是役，老大的中国居然被小小日本给打败了，而湘抚吴大徵还亲率了一批湖湘子弟参与对日作战。昔日不可一世的湘军，如今居然不堪一击，这对于“自我中心”的湖南人来说，是一股强刺激。如果说过去的湖南人曾因为湘军所带来的荣耀而自我陶醉，以致于守旧排外，那么这种荣耀一经扫地，湖南人就在心理上失去了平衡。谭嗣同说：“湘军与日本战，大溃于牛庄，湖南人始转侧豁悟，其虚骄不可向迩之气，亦顿馁矣”。（《谭嗣同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8页。）虚骄之气既灭，虚衷受益才有可能。当时湖南人多以日本做榜样。日本所以打败中国，是因学习西方有成效，因此湖南人也就对于“西学”产生兴趣。谭嗣同的前后变化很可以说明这点。1895年，他写给欧阳中鹄的信中说：“平日于中外事虽稍稍究心，终不能得其要领。经此创巨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不敢徇一孔之见而封于旧说，不敢不舍己从人取于人以为善。设身处境，机牙百出。因有见于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谭嗣同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8页。）所谓“舍己从人取于人”，所谓“画此尽变西法之策”，表现出一种异于甲午战前的崭新姿态。甲午战后，一大批湖南人，就是抱着这种姿态，从传统文化的氛围中挣脱出来，在陈宝箴、江标、徐仁铸、黄遵宪等湘省官吏的支持下，在梁启超等几位康门弟子的帮助下，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湖南维新运动，从而将湖湘文化推向近代化的进程。　　湖湘文化走向近代化，首先表现为传统的观念形态发生变革。为了破除甲午战前湖南守旧排外的格局，湖南维新派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是“开民智”与“倡西学”。传统的湖湘文化以自我封闭为其特征。自我中心的顽固之士抱着一种“普天之下，惟我独尊”，“舍我之外，必无教化”的观念。维新派将其指为“井蛙”和“夏虫”。井蛙不知天，夏虫不知冰。邵阳人樊锥写成《发锢》一文，抨击顽固派“不揽星球，则曰世界之宏”。（《湘报》，1898年4月19日，第38号。）告诫守旧人士在湖南和中国之外，尚有一个浩渺无垠的宇宙，宇宙中有无数星球，而我“仅据其一”，这“其一”之中，又有万国万教相列，“相犄相角，相抵相吞”，“宗旨岔出，言论横塞”。世界既如此之大，万国万教相列如此之多，又何可“唯我独尊”?针对守旧者将儒家文化奉为至高无上的“天理”，把西方文化视作非天理的异端邪说，樊锥驳斥说：“以天之理，不以是者理，非者不理也。世界之是非，皆理也”。“自然之性，欧亚相合，乌得以我独有天，彼独无天乎?又乌得以我之天独是，彼之天独不是乎?”他认为“天理”并非儒家所独有，天理即世界之公理!“天之于生，无非一也，一也者，公理焉；公理也者，平等焉”。故西方文化应与中国文化平等相视。所谓“一人孤生不成其为人，一国孤据不成其为国，一洲孤立不成其为地球，一筋一血一丝一络不成其为身，故一教不成其为世界也”。（《湘报》，1898年4月19日，第38号。）　　二是宣场“中体西用”与“西学中源”说。对于西学合法地位的认定，必然导致维新人士将中西文化进行比较，从而权衡轻重，判定优劣，决其取向。应该说，在这一点上维新人士之间存有差异。大部分维新人士，特别是在维新运动初期，通过比较，还只能对于西学中的“西艺”加以接受，即学习两方科技，进行器物文化的创造。他们并不认为“西政”，即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优于中国。因此他们奉行从60年代开始作为洋务运动指导思想的“中体西用”为指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体”还不能变。湖南新政中的两项重要设施——南学会与时务学堂，便都是以“中体西用”为其宗旨。皮锡瑞主讲南学会时，屡次宣称：“中国自有教旨学派，二千年来信从已久，岂能尽弃其学，全仿西学?”（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由于奉行这种宗旨，于是便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即许多维新人士在会通中西文化时，几乎都将西方文化说成是由中国文化派生的，这就是所谓的“西学中源”说。如唐才常解释湖南创设保卫局时这样说：“今西国有警察部，无不与《周官》暗合。《传》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记》曰：‘礼失求野’。吾能取其法，还之中国，斯可认上对古人，下慰民心。”（《湘报》，1898年3月8日第2号。）为何甲午战后，不少人已醉心“西政”，而湖南则还依然停留在“中体西用”的层次上?试言之，一是湖南开风气较晚，它本身没有经历洋务运动这个阶段，大多数人的认识水平还不能超越这个层次，甲午战后欲“毕其功于一役”，一时尚难办到；二是中央的官方文书中还只标榜“中体西用”，主持湘省新政的官员尚不敢有所逾越而去承担风险；三是维新人士为减少新政阻力，需要尽可能将中西文化的畛域消除。所谓“西学中源”说，对于部分维新者讲，实际上也隐寓着以维护传统的形式来打破传统的用意。　　三是宣传“西政”并与保守派斗争。尽管多数人奉行“中体西用”，然而也有少数激进的维新人士，在湖南维新运动的中后期，旗帜鲜明地从“西艺”层面升华到了“西政”的高度。谭嗣同是其中突出的一员。他指责主张“西艺”者，是对西方“政令法度之美备曾未梦见”，认为中国变法应当从学习西方的政令法度入手，这就需要改变中国的“体”，即封建的君主专制和纲常名教。他指责封建君主为“窃国大盗”，指责三纲五常是“惨祸烈毒”。（《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其他还有一些激进派亦有同样的批判。在批判的同时，他们大倡西方的平等思想与民权学说。谭嗣同认为封建社会颠倒了君民关系，应当是“民本君末”，“君权民授”，“主权在民”。他说：“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者，只有朋友一伦。“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总括其义，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梁启超在时务学堂面对青年学子的讲学中，更是大张其说。他们将封建文化的“体”批驳得体无完肤，成了传统文化的叛逆者。甚至他们中的个别人士，还主张全盘西化。樊锥有“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是效”的言论；（《湘报》，1898年4月2日第24号。）易鼐有“改正朔，易服色，一切制度悉从泰西”的主张。（《湘报》，1898年3月29日第20号。）由此可见，封建的伦理观在他们思想上已发生变革，继之由资产阶级的民主平等观所取代。正因为这样，才招致守旧人士，也包括停留在中体西用层次上的一批人的反对。湖南维新运动中所发生的一场斗争，史学界称之为新旧之争(其实应当是“体用之争”，或者说是“西艺”与“西政”之争)，便是由此而生的。在这场斗争中，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为代表的激进的维新派面对以王先谦、叶德辉为首的反对派的猖狂进攻，毫不退却，生死以斗，甚至以“杀身灭族”相劝勉，充分表现出一种冲决罗网的献身精神。　　总之，甲午战后经过维新派的积极宣传和努力，人们的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不同层次上与传统的观念发生了变革和离异，这种变革、离异，成为湖湘文化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标志。　　其次，维新派以变革后的新思想和新形式，开创了湖湘文化近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这种新局面的开创具体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一是开设学堂。几乎所有的维新派，都提出了废科举、兴学校的要求。湖南时务学堂的设立，成为湖南省第一所近代化学校。课程设置除了经史，增设了不少西学课目，如格算、公法、外国史志等。省城还设立了近代化的专门学堂——武备学堂，采用西法培养新式军官。全省各地都纷纷改变旧的教育体制，标志着湖南近代教育的开创。　　二是举办学会。省城设立南学会，成为湘省“开民智”的领导中心。遇有地方重大事情，均由此会讨论，提出办法，供省当局采纳。南学会定期开讲学术、政教、天文、舆地，听讲者可自由发问辩难，为人们提供了思想与言论交流的场地。全省各地不仅有南学会分会，还设立了其他各种学会，如校经学会、明达学会、致用学会、延年会、群萌学会、任学会、湖南不缠足会、三江学会、兴算学会、法律学会、公法学会、质学会、戒鸦片烟学会等等。各学会开展各项活动，移风易俗，蔚成一种新的社会风尚。其中尤以湖南不缠足会与长沙延年会成绩显著。不缠足会旨在破除妇女缠足陋习。它的入会章程规定：“凡入会人所生女子不得缠足”，“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之女”。谭嗣同撰《不缠足会嫁娶章程》还规定：“同会者可互通婚姻，婚姻从简，女方不得需索聘礼。（《湘报》，1898年4月9日第30号。）当时报名参加不缠足会者达一千数百人之多。总会在长沙设立，衡山、新化等地还设立分会。延年会则以树新风、除旧俗为主旨。它的章程规定：无故不得请客，贺节贺喜及虚文酬答一律免除，严格遵守工作作息时间，办事讲求效率，并每天做体操。（《湘报》，1898年4月9日第30号）。　　三是推行市政管理措施。为维护社会秩序和治安，湖南设立了保卫局。这实际上是中国最早的警察机构。它以“去民害、卫民生、检非违、索罪犯”为主旨。（《湘报》，1898年4月9日第30号）。除通缉罪犯，还清扫街道卫生，维持市内交通。保卫局附设有迁善所，职责是收容和改造社会不法之徒，如、盗及流氓斗殴等，组织他们学习织布、缝纫、刻字、弹棉、制鞋等项技艺，使之释放之后，能有一正当职业谋生，不再危害社会。　　四是建立各项近代文化设施。为开风气、拓见闻，省城办起《湘学报》与《湘报》。这是湖南最早的近代杂志和日报。它们开设各项专栏，有奏疏、电旨、公牍、论说、省内外新闻、商务、杂事、外国时事等。甚至还刊载每天市场商情、物价及各类广告，成为传递信息、沟通人们思想的重要工具，也成为宣传资本主义新文化与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园地。当时，《湘报》上出现了一些用白话体写作的文章和诗歌，如皮嘉佑的《平等歌》、《醒世歌》；吴獬的《大家想想歌》等，语言通俗活泼，开创了文学的新形式，还出现了一些新史学以及运用西方自然科学解释天文、地理的文章。《湘报》当时已经采用了最新的机器活字印刷技术，报纸日出一张。湖南近代的新闻、出版、印刷事业由此开创。南学会还设有藏书楼，也开湖南近代图书馆事业之先河。　　五是开办近代新式企业。包括设矿务局，用机器和新法开采各种矿藏；设和丰火柴公司，提供人们日常必需的用具；设宝善成制造公司，开办机器制造业；设小型发电厂，使长沙最早有了电灯照明；设电报局，架湘鄂间电线，使湖南最早有了电信业。又开办湘鄂间的轮船营运；还筹建鄂汉铁路。　　所有上述，表现了甲午战后的湖南，无论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还是社会心理文化，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湖湘文化走向近代化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标志。

申报 大公报 苏报大公报创刊号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首次出版，其创办人是英敛之苏报》1896年6月26日创刊于上海，创办人是胡璋因1903年，邹容、章太炎分别写出轰动全国的《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苏报》连续发表《读〈革命军〉》、《序〈革命军〉》、《介绍〈革命军〉》等文章，大骂皇帝和清政府，高呼革命为神圣“宝物”，要求建立资产阶级“中华共和国”，推荐《革命军》为国民必读的第一教科书。同时报道各地学生的爱国运动。为此清政府照会上海租界当局， 以“劝动天下造反”、“大逆不道”罪名将章太炎等逮捕。邹容激于义愤，自动投案。1903年7月7日苏报被查封《申报》。1872年上海，英商人美查合资，后为一人。原名《申江新报》。1949年5月停。

1、《万国公报》。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之后不久，创办了《万国公报》。《万国公报》自1895年8月17日开始正式刊行，为双日刊，每册有编号，无出版年月。北京强学会成立以后，“先以报事为主”，把《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梁启超、汪大燮为主笔。《中外纪闻》是资产阶级早期政治团体的机关刊物，它除选登“阁抄”、译载新闻外，又载“格致有用之书”，探讨“万国强弱之原”，提出言政敷治的建议，在中国近代政治史、新闻史上有一定地位。　　2、《时务报》是维新运动时期著名的维新派报纸，是当时维新派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机关报。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创办。旬刊，连史纸、石印。梁启超主笔，汪康年总经理，是中国人办的第一个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