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民俗论文3000字

导读：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在真诚地为民请命的时候，却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对此，当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开始觉醒。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己与民间的距离。我们并不主张一种新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主张知识分子应关怀民间和具有民间意识，与主张将知识分子消弭于民间并非一回事，也决不等于“媚俗”。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并同时拒守着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之间距离的知识分子阶级，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也只有当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与民间的距离时，他才会认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间，毕竟，民间社会虽然是历史的本体，但民间历史仍有待于知识分子去书写，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所不可推托的文化使命。 对外开放，在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也回过头来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文化史研究因此而兴。 一个国家的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浑沌一体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在结构的织成物，存在着地域、民族、阶级、职业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别，其中，阶级差别是文化差别的重要原因，不同的阶级，由于其经济力量、社会地位、历史传统和教育机会的不同，而承当和依循着不同的文化，在古代中国，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统治阶级、知识阶级和平民阶级文化，三种文化无疑都对整体的民族文化有所贡献，问题是，在三者中，何者应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因而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 文化是由人承当并作用于人的，如果文化丧失了对人的作用，就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化，而成了仅供游人观赏的文物古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承当的，因此，在民族人口中占主体的阶级的文化，自然就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固然应关心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上层文化，即所谓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但更应该关注民众的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只有民间文化而不是别的，才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首先应该是民间文化史。 如果我们承认无论过去和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永远是民众，承认民众是历史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要理解我们这个民族，要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就首先要理解民众，理解民间的历史和精神，而民间精神和历史只能保存于民间文化中，在气象万千的民间文化中，蕴含了民间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寄托了民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惟有理解了民间文化，才算真正切中了我们民族的命脉，聆听了我们民族的心声。如果说，民间文化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浩浩巨流，那么，帝王豪杰、文人精英的文化只能是这一巨流偶或激起的浪花，甚或只是虚浮的的泡沫。 将民间文化确立为文化史的主体，有着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 其实践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一个民族的变革，主要是人的变革，而首要的自然是展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大众的变革，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一切文化侧面的变革，而欲求自新，必先温古，即认识民族主要是民众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人们不是常说要现代化首先要了解国情么？而中国亿万民众的文化－精神传统与现状，就是最大的国情。民间文化以及它所陶冶凝炼的民间精神，直接关乎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等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 不过，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民间文化研究的实践意义迫切要求文化研究对民间文化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当代学术界的“文化热” 虽历久不衰，但热点却似乎总是那有限的几个，什么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嘉乾朴学等等，主要是一些思想史问题，在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虽也不乏默默的工作者，但其成果却未能在学术界激起应有的反响，民间文化仍处在学术视野的边缘，学术关注的焦点仍是思想史，而人们却是在文化史的名义下谈论思想史问题的（只要翻检一下时下流行的几份精英学术刊物，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于是，文化史被归结为思想史，而思想史又被顺理成章地简化为哲学史、经典著述史。 思想史固然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如知识分子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文化史的主要部分，更不能以思想史取代文化史。 首先，就文化形态学而言，思想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只是最表面的层次，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文化整体结构的“上层建筑”。 按其存在形态，文化现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事情层。指人们在具体生活中的具体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的涌现着和消失着的人生百态、世间万象，诸如送往迎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等，文化的这一层次以具体的行为的形态而存在，说穿了，就是生活本身。第二，制度层，即引导人们的具体行为、制约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规范或模式，包括生活方式、交际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感知方式等等，它们使人们的行为成为有序的、可预期的。文化的这一层次以成文的或口传的典章制度的形态而存在，如礼仪、法典、谣谚等等。第三，意义层。即人们用以解释世界以领会其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等，它赋于世界以意义，使人们的世界成为意义世界。 文化的这一层次往往以高度抽象化、合理化的思想体系的形态而存在，如神学、哲学等。 文化的三个层次，相互引发、相互依托。从现成的形态学的角度讲，毋庸置疑，意义体系是文化的最深层次。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总是受一定的文化制度所制约的，而一定的文化制度总需相应的意义体系作为其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辩护，因此，一言体系，或曰特定的思想体系，就被当成整个文化构成的奠基者，要理解一种文化现象，就首需理解其相应的思想或哲学体系。 然而，现成的形态学的关系不能被当成历史的发生学的顺序。文化史既然是关于文化的历史，就必须以历史的目光来理解文化，按文化现象各层次的自然发生顺序来理解其相互关系。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意义体系是文化整体构成的最表面层次，而生活实践才是其发生的渊源和存在的基础。这正与其形态学意义上的关系相反。 这实在并不难理解。因为，生活，惟有具体的生活本身，才是文化萌芽、成长并植根于其中的沃土。先有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才有人类的一切，也才有人类的文化。具体地讲，人们只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积淀、总结、升华和抽象，才建立了一定的文化制度：礼仪是交往的产物，语法是说话的产物，逻辑是思考的产物，总之，文化制度在生活中涌现并凝结成形的，说穿了，人们只有先如此这般地做事情，然后，才会有如此这般的做事情的方式和规范，这些方式和规范，无非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们流传于口头就成了谣言、古训，著于竹帛就成了典章、史册，而体现于生活本身就是民俗仪节。另一方面，文化制度产生于生活，却又反过来约束和规定生活：礼仪源于交际又反过来约束交际，语法源于说话又反过来约束说话，逻辑源于思考又反过来约束思考。文化制度又是意义体系赖以产生的基础。一定的文化制度确定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设定了人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设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立场，从而，就决定了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中并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制度来领会和理解世界的，人们置身于怎样的制度中，他在这一制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就怎样领会和理解世界，世界就会又怎样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一定的意义体系总是建立于一定的文化制度之上的，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制度而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阶级也因其在文化制度中的不同地位而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往往被思想史家视为文化最基本层次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传统，实际上是文化整体结构中最迟产生和分化出来的层次，它最初还是水乳交融地寓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文化制度中，只是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专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的产生，它才以神学或哲学的形式蜕变和分化出来，而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最初是以巫史兼王的身分出现的），同时也就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思想体系置于文化的统治地位，并借助为之所垄断的历史叙述和学术著述宣传和强化这一被颠倒了的文化观，而昧于历史辩证法并囿于文字典籍理解历史的后世的知识分子也果真相信了这种编造的文化历史，并继续编造着这种颠倒了的历史，以至于连自己的生存也被头足倒立地颠倒了过来。 既然，只是由于人们先已如此这般地生活着，然后才演生出如此这般的文化制度，才最终编造出如此这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那么，要研究文化，就必须从生活、从活生生的生活出发，只有首先理解了生活本身，理解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制度，然后才能理解思想。文化研究应从研究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是如何从生活实践中生成和分化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研究生活是如何莫名其妙地从思想体系中分泌出来的，毕竟，人是为生活而思想，而不是为思想而生活，人们从来不是先建立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然后才开始生活，而只是在生活历程中才逐渐有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即是表面看来是先有思想后有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具体选择何种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有其粗俗的物质生活前提的，这个道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巨著中已讲得很明白，马克思将被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颠倒的历史重新扳正过来。 应该说，自从马克思出，人们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的范畴叙述思想史，再也没有理由使文化史的研究依赖于思想史，尤其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在西方人文科学界已将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目光投向世俗文化从而导致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的人文学术界却仍执著于一些陈旧的问题和理路不放，古代经院学术（经学）的哲学方法，仍被奉为学问正宗，几千年的学统和道统绵绵不绝，既是我们的骄傲，可也是我们的包袱，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觉悟，学术方法的积习较之思想观点的教条更难于被觉察和清除，学统较之道统更根深蒂固。

著作（含合著及译著）： 1、编著，花鸟虫鱼的传说（主编），10万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2、编著，《当代中国民俗学》（理论），20万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10月3、专著，《中国民俗》（理论），17万字，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8月4、专著，《文艺民俗学导论》（理论），27万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10月5、专著，《中国鸟文化》（理论），24万字，学林出版社1996年9月6、编著，《中国风俗辞典》（副主编），260万字，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8月7、编著，《民间文学》，56万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8、专著，《吴越民俗与民间文学》（理论），25万字，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年3月9、专著，《中国鸟信仰》（理论），28万字，学苑出版社2003年1月10、编著，《走进上海——在上海生活须知》（主编），20万字，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7月。11、专著，《生肖趣谈》（理论），10万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编著，《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梁祝口头遗产文化空间》（主编），8万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3、专著，《民俗视野：中日文化的融合和冲突》（理论），17万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4、专著，《点击中国吉祥艺术》（理论）（第一作者），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15、专著，《中国民俗学》（理论），29万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16、专著，《文艺民俗学》（理论），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16、（1990——1998兼任上海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上海采风月刊》主编、月刊每期12万字，全年144万字，共1150余万字；理论季刊《民间文艺季刊》副主编，后改名为《中国民间文化》，共出30余册，每册20余万字，共600余万字） 1、《民间鸟崇信在现实中的遗存和衍化》，《中国浙南的民俗文化——环东海农耕文化的民俗学的研究》，1999年3月 。2、《越地民间食用麻雀俗信的深层区域文化结构》，《第六届中国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10月。3、文化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10000余字，对外汉语教研论丛，1999/11，华东师大出版社。4、开掘民族民间文化宝库，熔铸社会主义精神文明，5000余字，<民族艺术>1999年12月5、99南宁国际民族民间文化学术讨论会综述，6000余字<民族艺术>1999年12月6、《现实性：中国民俗学的世纪抉择》，12000余字，中国教育部《民俗研究》1999、12日本鸟（日） 1、《越地祈雨中的“龙圣”崇信析论》10000余字，华东师大学报2000年5月15日2、《人学观的演进与艺术民俗学的构建》4000余字艺术民俗学2000年6月，泰山出版社3、《中日金鸡传说崇信的文化走向》10000余字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7月20，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4、《越地民间食用麻雀崇信的深层区域文化结构》，15000余字，2000年9月15日，台湾新闻出版局第六届中国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5、《世纪之交对外汉语教学的新走向》3500字回眸与思考，2000年10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6、《文艺民俗批评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应用》，12000字，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12月（注：作为封面人物，特约专稿。全年6期，每期介绍一位；分别为：钟敬文、段宝林、娄子诓（台湾）、过伟、金荣华（台湾）上述五人，年龄近70岁以上的老学者）7、《The Oral and Ritual Culture of Chinese Women Bridal Lamentations of Nanhui》（中国妇女的口授与仪式文化——南汇县的哭嫁歌）Volume ix－2，2000 ASIAN FOLKLORE STUDIES NAGOYA，40000余字8、《上海乡村民俗用品集萃·序》，2000余字，上海人民出版社 1、《20世纪初中国学界民俗自觉意识的发生》，12000余字，中国文联《民间文化》学术专号2001。2、《20世纪中日民俗学学术倾向和前瞻》，34000余字，中国教育部《民俗研究》2001/1。3、《20世纪中日民俗学学术倾向和前瞻》，《新华文摘》转载，2001/6。4、《20世纪初中国学界民俗自觉意识的发生及学术取向》，22000余字，《思想与文化》2001/9，华东师大出版社。5、《村落少女情怀的艺能化展示——上海松江张泽井凌桥车墩联建村坑三姑娘信仰调查》，10000余字，华东师大学报2001/6。6、《中国江南村落民俗志研究——信仰与文艺》，20000余字，日本文部省国际学术研究报告集。7、《另类婚俗的历史钩沉》，3000余字，中国教育部《民俗研究》2001/9。8、《20世纪周氏兄弟文学观的民俗视角》15000余字，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1/12。9、《物态民俗的永久魅力》，2500余字，《东南文化》卷首语1999/12。10、《中国新年礼俗序》，上海辞书出版社，2200字，2001/12。11、《中国生肖序》，上海辞书出版社，2500余字，2001/12。 1、文汇文艺百家《透视民俗民间文化热》，文汇报，2002年2月20日。2、文汇时评《文化旅游应拒绝伪民俗》，文汇报，2002年1月14日。3、文化研究《洋场与石库门》，社会科学报，2002年5月30日。4、展现东方的精彩，文汇报2002年6月1日。5、《上海住宅消费中的地域文化》，中山大学《民俗季刊》2002/6。6、《文化视野中的文艺民俗批评》，中国社科院《文化视野中的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集。7、专著《吴越民俗与民间文学》25万字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年3月。8、仙道思想——稻作鸟化宇宙观的展示，上海道教2002年。9、文化旅游：摒除为民俗，开掘真民俗，民俗研究2002年。10、民俗倾向，思想与文化2002年。 1、编注《民间文学》（古代文献选编），56多万字，广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2、国家“十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专著《中国鸟信仰》（修定本）28万字，学苑出版社2003年2月。3、论文《羊年和中国纪年民俗》，文汇报，学术讲演7千字，2003年2月5日。4、《新华月报》全文转摘《羊年和中国纪年民俗》，2003年第3期。5、个性化的城市精神，华东师范大学校报，2003年4月11日。6、盘活上海“文化家底”，解放日报，理论版整版2003年6月25日。7、中国鸟信仰的形成、发展与衍化，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8、中国鸟信仰的形成、发展与衍化，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9、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浙江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网等国内外数十家媒体对陈勤建梁祝文化遗产研究的报道。 1、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在民俗学文学化中独立发展，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2。2、中国妇女的口头文化与仪式文化——南汇的哭嫁，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3。3、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民俗视角，《对外汉语教学的跨文化视角——旧金山对外汉语教学学术会议论文集》，2004年7月。4、略论民俗与民俗精神，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5、20世纪民俗学视野下“民间”的流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 1、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若干问题，江西社会科学，2005/02。2、现代民俗解读——兼谈中外民俗的差异，新民晚报，2005年2月27日。3、文艺民俗批评理论与实践，《金羊毛的寻找者》，2005年4月。4、生活相生活场生活流——略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性整体性原则，群文世界，2005年10月。5、当代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解放日报，理论版整版，2005年10月30日。6、当代七月七“小人节”的祭拜特色和源流——浙江温岭石塘箬山与台南、高雄七夕祭的比较，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 1、 当代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新华文摘》2006年第1期。2、20世纪“民间”概念在中国的流变，《民俗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商务印书馆2006年3月。3、 展望21世纪中日民俗学，《民俗春秋》，学苑出版社2006年3月。4、 梁祝传说的现代解读，江西社会科学，2006/03。5、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要防止文化碎片式的保护性撕裂，中国美术馆，2006/04。6、 江南鸟（日）神话崇信的传播和衍化，民间文化论坛，2006/06。7、 独特的生命图像象征艺术——中国传统吉祥图像的美学解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6。8、 略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生态场的恢复整合与重建，文化艺术出版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论文集》，2006年12月。 1、《生活相　生活场　生活流——略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性整体性原则》，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2005，苏州）》。2、《江南鸟（日）神话崇信的传播和衍化》，发表在《文字、仪式与文化记忆》，民族出版社2007年9月版。3、《民俗——日常情景中的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民俗研究》季刊，2007年第3期。4、《梁祝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8月版，《文澜听涛——浙江图书馆文澜讲坛集（一）》。5、《设立春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生态区的思考——以2006年周庄年俗生态区策划构思为例》，文化部《中国非物质文化》，2007年12月。6、《古村镇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思考》，上海辞书出版社，《古村落的沉思——中国古村落保护西瑭国际高峰论坛论文集》，2007年6月。7、《试论民间美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陈勤建、尹笑非，2007年11月，《美术观察》。

中国民俗文化 ——风水文化和风水建筑　　风水一说被大多数人视为无稽之谈。在科学发展的今天，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风水之说并不是一无是处。大多数人也将其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 《黄帝宅经》曰：地善，苗旺盛；宅吉，人兴隆。短短十个字就完全道出风水学的精髓。风水从字面上来理解，风是流动的空气； 水是大地的血脉， 万物生长的依靠。　　有风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和生气，万物就能生长，人群就能生活。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正因为有了空气与水和适宜的温度，地球上才有了生命。所以，风水一说也有正确所在，正因如此，在建筑中从古至今人们都十分重视风水一说。　　在中国有许多风水建筑，人们在建造房屋，选择家宅的时候会注意风水的好坏，讲究环境方位问题。人们也常以山水俊秀，地灵人杰等词语来赞美自己所在的地方。风水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那么，何为风水文化？它究竟是迷信还是科学呢？　　《葬书》最早提出风水一词， “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所谓的风水学便是：太极生两仪（阴阳、正负） ，两仪生四相（五行） ，四相生八卦，八卦生二十四山。通常人们将风水分为：龙、穴、砂、水、向、意、形、天。所有高等的风水师，都是按这些理去做，但要结合人命理，本性去计算；以前风水大师们的一句发家名言便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　　中国古人把风水称为堪舆，也叫地理，我们可以将其连起来读做：堪舆风水地理——堪（观察天） 、舆（勘察地）、风（空气空间） 、水（水文水质）、地（地形地质）理（的研究分析理论） 。　　在地球上， 水、 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是也是风 占最大体积的物质是风、 地。 （空气）、水、地（土地） 。在地球上除了由天体进来的物质之外，几乎所有物质都由风水地三者所承载所包含所孕育，当然也包括人类。可见古代人所说的风水，就是泛指地球中的所有物质，风水学就是研究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微观物质（空气、水和土）和宏观环境（天地）的学说。 根据古人的感知，在大地上除了地和水之外，余下的就是空间了，空间里只有风了。古人认为，风和空间和天是联在一体的，风水学中所说的风，既是空气，也代表空间，同时也包含天。老子曾说过：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就是天，所以有天一生水之说，二就是地，三就是水。翻成白话文便是：天生地，天地生水，天地水生万物。 风水一词最早出于伏羲时代， 太昊伏羲根据自己研创的简易图， 推理出地球有过一段是风与水的时期。　　《简易经》里记载： “研地说：一雾水，二风水，三山水，四丘水，五泽水，六地水，七少水，八缺水，九无水。 ”这里所指的风水应该就是风水的原义了。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 风水一词是这样定义的： 指住宅基地、 坟地等的地理形势，如地脉，山水的方向等。在《辞海》中也是如是解释：风水，也叫“堪舆” 。旧中国的一种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也指相宅、相墓之法。但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准确。其一，它将风水等同于一种迷信，没有肯定其科学的内涵；其二，没有把风水与风水术区别开来。风水是从古代沿袭至今的一种文化现象。从表面上讲，它是一种民俗，一种择吉避凶的术数；从本质上讲，它是古人研究人与环境之间关系 、的一门学问。简略地说，它与现代的“人类聚居学”“环境地理学”有些相似，但二者之间仍有本质的差别： 后者是建立在观察与实验基础上的一门科学； 而前者由于缺乏科学理论与实验基础， 夹杂着许多唯心主义的说法和迷信的内容， 以至于我们还不能将它作为一种科学，只能作为一种“术数” 。　　近年来，由于对传统文化研究不断深人，中外学者对风水的看法渐趋一致。他们认为：风水是中国古代为寻找建筑物吉祥地点而提出的一套景观评价系统， 是古人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处理的方法与布局的艺术。风水的范围包含住宅、宫院、寺观、陵墓、村落、城市等许多方面，其中涉及死人葬地的称“阴宅风水” ，涉及生人居住地的称“阳宅风水”。风水有糟粕也有精华，不能简单地采用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对待它。有的学者还认为，严格地讲，风水与风水术是有区别的。风水是一种客观存在，其本体是自然界；而风水术是主观对客观的活动，其本体是人。　　中国风水学是宇宙星体学、天文学、天体运行方位学、地球物理学、地磁方位学，水文学、地质地貌学、环境景观学、自然生态建筑学、社会伦理学、美学、人体信息学、气象学、空间选择学、时间选择学、民俗学、做人哲学、玄学、易学、预测学、阴阳学、五行学、形气学、理气学、日课学等等一门庞大的综合类学科。这是中国古人的伟大智慧的结晶，这是我们后人所应学习继承，应大力发扬光大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所有人都熟知的风水建筑可能非故宫和明十三陵莫属了。 北京有一条龙脉，贯穿故宫和明十三陵。 古代君王身前居住之所与身后安息之地皆在龙脉之上，受天神庇护。 故宫，距今已经有了 600 多年的历史。故宫的龙脉与昆仑山相通，而昆仑山与天上元气相通。故宫中的交泰殿是故宫的龙穴也是北京城的龙穴，同时也是全中国的龙穴。从静态风水来看，故宫后有景山，前有金水河，位于山水之间，镇山金水，处于山水的环抱之中，为延年穿宅之格。从后宫后寝分析，以前宫前三殿来论，主体建筑太和殿、中永殿、保和殿皆占吉星位置，以后寝、后三宫来论，朝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亦处于吉星位置，尤其是延年吉星得位，更主长久稳固。整个故宫是完全按照风水这个大体的格局来建造的。　　明朝皇帝的墓葬群——十三陵亦是如此，它始建于永乐七年。为了求得吉祥的墓地，明成祖命江西风水师在昌平境内找到了这一片山地， 经朱棣亲自踏勘确认后并封为“天寿山”。以后的十二代明朝皇帝也相继把陵墓建造在这里，十三陵周围层峦叠嶂，秀美天成。十三陵所处的地形是北、东、西三面环山，南面开敞，山间众溪汇于陵前河道后，向东南奔泻而去。陵前神道两侧的两座小山，为“龙山”和“虎山” ，符合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灵方位格局；用风水理论来衡量，天寿山山势延绵， “龙脉”旺盛，陵墓南面而立，背后主峰耸峙，左右“护砂（山）”环抱，向南远处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开阔。陵墓的“明堂” （基址）平坦宽广，山上草木丰茂，地脉富有“生气” ，着实是一处天造地设的帝陵吉地。这次在去北京的旅游途中，我还听说了北京另一特别知名的风水建筑——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大厦。此建行位于北京西二环金融街 25 号。　　“金融街”在元代被称为“金城坊” ，明、清两代是金铺、银号聚集之地；清末至民国，我国的大部分银行也多设于此，是历代各种金融机构垂青的风水宝地。“现在的‘金融街’始建于1993 年 8 月，至 2005 年全部完工。南起复兴门， 北至阜成门，东临太平桥，西沿二环路，占地总面积 103 公顷。这里云集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中行总行、农发行总行等国家级银行总部，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中保集团、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网通等一大批著名金融保险证券单位和电信企业入驻。马来西亚丰隆集团等国外的著名银行机构等 200多家国内外金融及非金融机构落户此地， 成为我国掌握国际最新金融信息， 了解世界金融动态的国家级金融中心。” 虽说在此块“风水宝地”之上，但建行总行却是“地处不兴” 。建行门前天桥斜去，呈虚水而走遇“天桥煞”，而其西北角又面对十字路口遭“路冲煞” ，皆为泄财之象。相传时任行长周小川为此请来了香港著名的风水大师为建行的设计出谋划策， 力图化险为夷。于是便有了这幢为北京人所津津乐道的“风水建筑” 。金融街上的建行大厦通体黑色，在世界建筑史上实属罕见，在风水学中，黑色属水，水亦表财，黑色不仅催财力量强而且可以化煞；在西北角的煞重之位，大厦被设计成两把尖刀状的化煞布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顶部，为四个形如水闸放水的旺财设计， 意为财源滚滚；十字路口与天桥的西北角也有一对号称中国最大的汉白玉貔貅来招财镇宅；在貔貅的正中，竖立三根旗杆，意为三根高香表示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在如此风水建筑的庇佑之下，这几年来，建行蓬勃发展，成为了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之楚翘；原行长周小川也官升三级，从总行行长之位扶摇直上至证监会主席、央行行长之高位。　　真正的中国古代风水学应该是一种古代人类繁衍生息，治国安民等社会活动所形成的生存知识；是一种研究大自然对人类作用的精深学问；是一种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是一种趋吉避凶的术数； 是一种流传了几千年的民俗活动；是一种中国独有的以天人合一阴阳调和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产物；是一种由实践积累起来的经验所形成的人居环境选择优化的实用技术；是一种由中国古人的唯物唯心学术混杂而形成的博大学派； 是一种科学与玄学相提并论的、精华与糟粕并存的、落后于现代技术的、超越于现代科学的的系统理论；是一种宝贵的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　　风水可以改天命而夺神功，这是古人对风水学的高度肯定。风水学告诉人们要能顺应自然规律，做到天人合一，要优化自然环境，这样就有了好的阴阳宅，有了好的风水地的吉气感应与荫庇，自己和后人即可以平安昌盛，所以丁财贵秀，百福臻临，如果人人家家都能获得好风水地而吉祥， 社会就会因人人平安幸福而和谐，民族国家也就会因人人有为家家发达社会和谐而兴旺，这就是风水学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所在。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风水不是万能的，风水也只是影响人生的一种力量。中国风水学虽博大但杂乱，虽精深但虚玄，虽可验证但少数据，虽有作用但多无科学根据，尚存在很多局限性，广而无边，深不见底，艰以学习，难以操作，尚泥古不化，裹足不前，为此，但愿风水同行们能摒弃成见，在考古践今的同时，努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不断地丰富它，充实它，完善它，提升它。是所至望！

一端午节起源： 端午亦称端五，是我国最大的传统节日之一。“端”的意思和“初”相同，称“端五”也就如称“初五”；端五的“五”字又与“午”相通，按地支顺序推算，五月正是“午”月。又因午时为“阳辰”，所以端五也叫“端阳”。五月五日，月、日都是五，故称重五，也称重午。 此外，端午还有许多别称，如：夏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地腊、诗人节等等。端午节的别称之多，间接说明了端午节俗起源的歧出。事实也正是这样的。关于端午节的来源，时至今日至少有四、五种说法，诸如：纪念屈原说；吴越民族图腾祭说；起于三代夏至节说；恶月恶日驱避说，等等。 迄今为止，影响最广的端午起源的观点是纪念屈原说。在民俗文化领域，我国民众把端午节的龙舟竞渡和吃粽子都与屈原联系起来。俗说屈原投江以后，当地人民伤其死，便驾舟奋力营救，因有竞渡风俗；又说人们常放食品到水中致祭屈原，但多为蛟龙所食，后因屈原的提示才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做成后来的粽子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