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评论文章

呼唤退却的美德——浅谈中国社会道德前记：在生活水平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的物质生活丰裕了,社会文化繁荣了,然后,人们的道德水平却大大降低了,似乎日渐忘却了见义勇为、乐于助人等道德品质了,针对这一现象,我希望通过这一篇文章来呼吁人们提高道德水平,关爱他人!纵观华夏历史,中华自古以来就是传统的美德之邦,然而,时至今日,中国的道德品质却日益沦丧翻看一页页新闻杂志,那么多关于“冷漠”、“道德缺失”“食品问题”等字眼进入了眼球,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着中国人的道德心怎么了?我想,“感动与疼痛并存,谴责与反思交织,忧虑与希望同在”中国人应该拾起一个友爱的心灵,建设一个有道德的世界众所周知,一个没有道德的人就犹如一具没有灵魂的空壳,一个不懂得尊重生命的人就犹如一个不经洗礼的心灵康德曾说过：“能充实心灵的东西,乃是闪烁着星星的苍穹,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然而,最近一些火热的新闻事件警醒了我,案件一是这样的：06年,彭宇出于见义勇为将跌倒的徐老太太扶起,却无奈被徐老太指认是撞人者,并告上法庭,索赔13万多时至五年之后,案情才终于水落石出,彭宇也洗清了自己无辜的罪名案件二是这样的：2011年10月13日,在佛山南海黄岐,两岁女童小悦悦被一辆面包车两次碾压,几分钟后又被一小货柜车碾过七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十八个路人对此不闻不问最后,被捡垃圾的陈贤妹抱起并送医院,但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去世了留下了人们无止息的悲伤,也让国人对中国社会道德的反省

《人民日报》作为党的机关报，发出的都是党的声音。其中的评论，更是如此。1）社论。这是以人民日报社的名义发出的。一般是针对重大政治社会问题发出的评论。往往能引起巨大反响。就写作层面来说，也是构思缜密、环环相扣，在写作议论文时，不失为好的范文。2）评论员文章。每家报社都有专门负责时评的评论部。这些文章都是出自该部门关于一般性问题的评论，有的还可以一论再论（类似连载）。3）特约评论员文章。这些都是多为高层领导干部的文章。不好署名，干脆就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当然，也有非本报社的评论家写的。也可以这样说。4）署名文章。有时确实会署名出来。《人民日报》多用“任仲平”（就是“任众评”），新华社是“辛华”，《半月谈》是“苏北”。当然，这里很多就是笔名。其形式不同，但也是评论性质的文章。大概就是这样。有人以前问过我，我大抵也就是这样回答的。有人觉得这些文章很无聊、枯燥，但要认真读，却有深刻政治内涵的。

就写街头的乞讨者吧，搜集一下素材，写一下自己的感受和看法。宜简单明了，写一下自己的话，不用求多么深刻。还可以了解公交汽车关于让座位的事情，谈一下社会公德。还可以采访一下其他人。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但暴露的问题更为严重。主要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煮成了「夹生饭」：患者不满意，医院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富裕阶层不满意，中等收入阶层不满意，低收入阶层更不满意。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老百姓甚至将「医疗、教育、养老」三大支出喻为「新三座大山」。这些感受得到了相关部门研究成果的证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合作课题组研究报告表明，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总体上讲是不成功的」。 　　北京医学界人士指出，中国医疗卫生这个积重难返的问题，是中南海深感头痛又不能不设法逐步解决的问题。 　　百姓有「新三座大山」 　　据北京消息人士透露，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科技教育等改革先后出台，但卫生体制改革的决定则晚了十年左右，直到九十年代末才提出。当时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就曾将医疗费用过快上涨的现象视为卫生改革极待深化的一个理由。遗憾的是，这个问题不但未能根治，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现今，中国医疗服务费用的增长速度已经快于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居民的经济或心理承受能力。医药卫生消费支出已经成为家庭食物、教育支出后的第三大消费，导致社会普遍反映「看病难、看病贵」。根据中国卫生部二○○四年底公布的第三次调查结果。过去五年，城市居民年均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八点九，农村增长了百分之二点四，而城市、农村的年医疗卫生支出则分别增长了百分之十三点五和百分十一点八。 　　北京医学界人士指出，对节节攀升的医疗费用，老百姓感慨地将「医疗和教育、养老」并称为「新三座大山」，其中医疗费用因其不可预期性尤其让人提心吊胆。 　　消息人士说，虽然伴随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医疗设备的更新，医疗卫生费用的上涨在情理之中，但问题在于，中国卫生总费用的增长主要是由个人负担，所以老百姓觉得不堪重负。 　　中国卫生费个人负担重 　　据卫生部公布的「二○○五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卫生总费用从一九八○年的一百四十三亿二千万元（人民币．下同），急速上涨到二○○五年的六千六百二十三亿三千万元，而在这飞涨的卫生费用中，政府卫生支出从百分之三十六点二下降至百分之十七点二，社会卫生支出从百分之四十二点六下降至百分之二十七点三，而个人卫生支出却从百分之二十一点二剧增至百分之五十五点五，在二○○一年一度达到百分之六十。老百姓负担之重十分明显。 　　资料显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系王绍光教授研究这个问题发现，发达国家的政府负担了卫生总费用的百分之七十三，转型国家的政府负担了百分之七十，最不发达国家的政府负担了百分之五十九点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负担了百分之五十七点二，而中国则只负担了百分之三十九点四。 　　王绍光分析说，如果医疗卫生费用主要由个人负担，除非收入和财富在社会各阶层的分配相当平等，否则经济上的不平等必然转化为医疗卫生上的不平等。如果医疗卫生费用主要由于政府负担，即使是穷人也能获享受起码的医疗卫生服务，从而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 　　公平效率问题危害更大 　　消息人士又说，老百姓医疗费用不堪负荷的问题，固然引人深思。但比之危害更大的，却是卫生事业的公平和效率问题。现实状况是公平性在下降，效率也在下降。 　　以公平问题而言，课题组认为公平性差有三个方面：一是筹资不公平。如一九九八年各省人均卫生费，最高的上海达到九十元，最低的河南只有八元五角，两者相差十倍。二是城乡社会医疗保障的覆盖人口只占少数且范围不断缩小。调查显示，近八成农村人口和近五成城市人口，亦即全国近四分之三的人口在遭遇医疗风险的时候，无法得到政府的扶助。三是城乡之间利用卫生服务有明显差异，城市或农村不同人群之间卫生服务利用的差异有扩大之势。调查显示，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存在着一个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体，他们陷入了「生不起病、看不起病」的境地。如果把他们放在今日医疗水平日趋先进的大背景下考察，或许才能真正体会到「小病扛、大病拖」、「不怕穷、就怕病」的心酸。 　　北京医学界人士指出，中国卫生事业存在的公平和效率问题，根源不在于缺乏公共资金，而在于缺少社会公正的价值观和有效的政府管理。如果中国能够尽快建立一套所有老百姓都能享受到基本医疗服务（广覆盖面）的医疗卫生保障体制的话，一可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二可有效保护国民基本健康，降低疾病负担，减少疾病带来的经济损失，同时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强化国家竞争力；三可大幅度提高居民的生活预期，刺激消费，并带动宏观经济的增长。只怕面对中国医疗卫生这个积重难返的问题，当局会是「知易行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