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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镛/文真正了解一个人，并不容易。即使近在身边的刘彦湖，也是如此。前不久在今 年第二期《中国书道》上看到刘彦湖意临的唐代欧阳通《道因法师碑》，感觉非常精彩，尤其是篆书碑额，更具“新理异态”。结果与彦湖通了电话，才注意到那16个字的碑额，是他“杜撰”出来的。当时很有点吃惊：试想，若没有扎实的古文字学基础，若没有艺术构成手段，岂能“自我作古”到如此地步？文字的诞生，是人类社会进程中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的分割。而基于文字的书法艺术，无疑成为中华民族审美心理的载体。因此，可以说书法是最具中国文化基因的一门独特的视觉艺术。但是今天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已经使一般人对于自己的文字——汉字，只识其貌，不能其源。结果更无从谈到感悟其形态之美，研究其变化之途。而变形达意的手段，正是当今书法创作及凸现艺术个性的立足点之一。刘彦湖，则是今天为数不多的，具备了与书法密切相关的艺术修养的书法篆刻家。他在古文字学、古代典籍、古代文学、书法篆刻史论方面，都有过人之处。同时又能关注并领悟当代艺术，而且具备表现能力与创造能力。尤其是身处当下浮躁喧嚣的社会氛围中，似刘彦湖一般专心学术之人，更值得关注。今天的书法艺术，正处于历史转型期间。关于刘彦湖，我们有理由对他的明天寄予厚望。2003年11月于洗风亭畔他的作品有非常理性的对传统的广泛继承。刚才我谈到他的汉代篆书，实际上他对简牍、敦煌的写经、唐代的楷书，对甲骨文、金文的吸收，这就是我认为他就是当代书法创作家中间，一个有代表性书家的体现，这种当代性可能是在清代、明代、唐代、宋代是不具备的。考古学的或者说艺术考古学的历史，将会证明，我们当代书法一代人的创造，获得了当代书法的当代性。那么刘彦湖是一个明确的例子。我想多学科的交流，真正找到了我们当代书法创作的价值。那么对刘彦湖本人的微观的研究来说，我认为他的成果进了很大一步，他最好的，我赞赏的是他写的行书，写的非常好，继而是篆书。今天我看到的草书，特别是他临的祝允明的狂草，非常有建树。当然不仅是祝允明、张旭和加上王铎的，进行创作。我在他的微观世界里发现他有一种矛盾，这种矛盾性可能是他进一步前进的基础。中国书法从手写的作品转入金石的作品产生了个重大的分野，就是金石作品注意青铜器上的，写在汉代爵铭上的或者是碑石上的，它重视书法装饰性。文人从东汉以来书写注重表现性，但我们明显看到，刘彦湖书法从它每一个微观点画，他做着两种追求的平衡，一种理性的一种感性的，他的狂草是富有感性的就是有表现性，他的篆书非常具有装饰性，这就是他的艺术理性。正是这种矛盾可能促成他的艺术的进一步发展，什么时候才能妥善的处理达到最好的一个点，或者最好的一个度的时候，那么可能他的书法会获得真正的成功。但今天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成功，毕竟他只有四十多岁，还会有人书俱老的时候。——刘正成刘彦湖十 年前的创作在我的印象中，他写篆书有林健的影子，我说是影子，写行草书有刘正成的影子，我说的是影子，不是说专门像他们，有很明显的痕迹。这一次看呢，很明显地这些痕迹从一扫而光都没了，很奇怪，他这个没了痕迹以后，他也不像其他人在取这影子，他这个是独立发展的现象。他这种成自己的一种体系在这边走，他这个创作的形式都跟别人往完全不一样的（方向走），自我从一点在膨胀，很有意思。跟其它人都不一样，这是非常之可贵的地方。以此我想到当今这个传统，因为以前在民国时代、清代，从事书法创作的人毕竟没有当代这么多，现 在队伍非常庞大，庞大之中都有互相靠近的这种趋势，同代人彼此潜意识地都在互相影响。刘彦湖很奇怪，他跟其他人几乎不怎么一样，除了这个草书还停留在古人框子之内，他的篆书和行书跟别人不一样，行书里头偶然有些徐悲鸿和于右任的结体的影子，这个影子更少了，甚至也不能说是影子，有一点点似曾相识的痕迹，这一点点的程度大概在十分之一左右，当是完全都是他个体的，这个个体的膨胀跟发展呢，固然个人看法不一样，有的认为不好。但是它有个意义，就是我们怎样从传统当中取一粒沙子，把这个沙子通过物理膨胀，物理当中天文学有个现象，是从一个物体膨胀出来的吗。然后呢，他与当代所有的艺术个体创作是远离的，他不是跟人靠近的，这是刘彦湖非常之可贵的，他没有跟人家趋同，自己越走越远了，哪怕当代人不能认识，不能认同，不能引起当代人的激赏，这是次要的。作为他个人一种艺术的发展，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贵的。这是最引起我思索的地方，这个回去还要消化。这刘彦湖这种现象，应该去想想看，他是怎样从传统当中追求个性，张扬个性，这太重要了，这四个字决定了艺术家成功与否，最重要的就是张扬个性。当然张扬个性又要跟传统结合起来。陈传席先生曾经说过传统的共性和个性，我以前很偏激讲求这个个性。陈传席先生有一篇文章，虽然他大部分文章我不大赞同他的意见，但这个观点是讲得非常好的。就是在传统当中，个性当中要追求共性。但是，个性与共性之间怎样取决，它的度怎样把握，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共性，我觉得刘彦湖他把握得不错，也许在座的专家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他在个性之张扬上做得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做的很好。另外，他这个作品当中还透露出一种名士气。这个名士气，现 在人也不大有。要具备有名士气呢，首先要有文人气质。我曾经听许多学者说：当代没有文人了，文人都死掉了。然而，中华文化还是会传下来的，它在潜移默化的一代一代在传递。我觉得刘彦湖他在古典文化上，从他的题跋，从他各种书写的取材，都可以充分地透露他的古典文学修养的信息。而且他在书写过程中有荒率的，而且非常豪放，漫不经心的态度，这种态度我觉得都是一种名士气的表现。固然，刘彦湖在个人生活上表现得比较拘紧，这个拘紧曾经有人说他是装假的，假装的，他的内心是非常狂傲的一个人，我想应该是对的。这个是上海徐正濂说的，他说他内心是非常狂傲的人。然后呢，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人与人关系非常复杂，他就韬光一点，韬晦一点，我觉得这个韬晦也有必要，也有不必要。当然，要是不韬光就会碰钉子，韬光一点就会好一点。所以，今天有这么多人来捧场，说明刘彦湖韬光是有价值的。我想要是鄙人办展览，肯定不会有这么多人看，在座的都被我得罪的差不多了，说明这也有个代价的问题。这也归纳一个文化的现象，就是怎样处人，怎样做人，怎样做艺术。我常常认为书画创作跟所有的造型艺术都是表现生命状态的。刘彦湖的可贵之处就是，他在表现生命状态中，这个狂傲的心态仍然可以在字里头呈现。就是知音，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刘彦湖的知音，我还可以从中探索到这种消息，这是他所以能表现一种真正的名士气，这是非常可贵的。而且从民国以后像郑孝胥以后，郑孝胥当然是人品不足取，就是除了他之后呢，真正的表现一种名士气的这种书写，几乎完全式微了，现 在基本上看不到了，可是刘彦湖能继承这个（名士气），不知道刘彦湖是无意还是有意的，反正，我在他的作品之中很明显看到这个信息，这是要向他表示祝贺也要向他学习的地方，我就说到这里。——石开刘彦湖是一个不甘守成内心充满激情的人。“老湖之记”这件佳构，结字敦厚憨态，用刀不温不火。大凡艺术最讲究用心竭力，心语难解，心境深沉。——陈国斌刘彦湖能将单字印处理得这么好，令人叹服。他的本事之一在于创造甚至可以说杜撰一些字的结体，但气息醇古，能让你觉得此字大有来历。没有传统的长期熏陶和过人的变通能力是达不到此境界的。具备这样的功底和才华，彦湖兄应该是心气高傲的人物。可能是因为修养和历练，彦湖兄在生活中似并不以高傲示人，但他也许是无法，也许是不愿在作品中掩饰本性，我觉得他的篆刻有一点傲气，有一点冷峻。作品中的刘彦湖应该更真实吧！——徐正濂 薛永年彦湖英才早发，在当代书法篆刻界崭露头角。总有十多年了。他的书法骨体洞达而使转精微，不乏构成意识而亦多写意精神，善于在出入古人中表现当代审美趋向，又能把强烈个性注入各种书体的写作中。精到处可谓字里金生，行间玉润；颖异处可谓新理异态，自具别裁。我常觉得，在他那恢宏沉静的风格背后有一种睥睨古今的豪情，就好像明朗清澈的江水蕴蓄着激情无尽的波澜。而那种开拓万古的心胸，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变得愈来愈沉潜于变中之承的努力，他似乎比同代的书法家更有学者气息，更多开掘传统而变古为今的自觉。刘勰早就说过：“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书法不例外，持续不断的推陈出新，是无可争议的人间正道。然而这种浸染了丰厚文化的视觉艺术，在视觉与文化的联接上，在民族审美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上，在心手眼的和谐一致上，在“风骚之意”与“天地之心”的汇合上，前人的积累经验，无论表现为作品形态，还是理论形态，并不都是无益的明日黄花，更非过时的务去陈言，相反，倒往往是拨开迷雾绕开暗礁的灯塔。因此，在衔接书法艺术的承与变上，就需要天才的敏悟和学者的智慧。刘彦湖恰恰是这方面的智者。最 近他的一批书法作品又要结集出版了，我有幸先睹为快。这些作品大多以临古的形式出现，所参照的对象有碑有帖，又以篆、隶、真等静态书体为主，上起汉魏，下至明清。仔细观赏，他似乎通过有选择的演绎经典名迹，继续领悟古代书家帖中有碑碑中有帖的不传之秘，继续探讨使笔如刀和用刀如笔的精义妙裁、继续实践用笔中画与边缘的完美结合，继续体察笔法驰骋与空间意匠的互动，也继续研究前人打通各体的真才实诣。总之，他似乎更加自觉地以现代眼光挖掘传统的潜能，在承与变的连接上实现现代书法对古代书法精华的转换，进一步在个性鲜明的风格中，增厚传统文化的永恒积淀。彦湖和我的翰墨因缘，可以追溯到先后来去的长春。在他就学于长春的那一年，我回到了北京。我曾工作的吉林省博物馆，以张伯驹担任副馆长而闻名。这位大收藏家不但是《游春图》的旧主人，而且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组织北京书画研究社，来到北国春城之后，又发起了春游雅聚，与彦湖后来的老师于省吾、罗继祖等人，文会频频，谈今论古，手工刻印《春游琐谈》，弘扬传统，流播海内。于省吾与罗继祖，虽然分别是古文字学家和史学研究者，但书法亦卓然自成一家。我想，彦湖所以用春游名集，并倩我为序，大约是为了纪念在长春的求学岁月，缅怀在春城接受的传统陶茹，表达在求新求变中接续文脉的拳拳之心吧。 张培元盘石刘彦湖兄，上虞罗雪堂之再传，鲠翁之入室。曾问道于海天庐，复坐洗风亭之春风。今之闳览博物名士也。与兄相见甚晚。时维共和国五十七年，岁次丁亥，癸丑月辛亥日。“十博士”联展于琉璃厂，因得结缘而膺服，曰：“其文其字大巧若拙，其人其思大智若愚；天纵之资未可方物，入古之道发人深省”。越明 年，重建“书谱社”，《复刊号》辑端之。观夫盘石胜概，在古今之间。汉前寄傲，唐后神游。秉兴入俗，罕悖祖则；执法演雅，自成家规。斯人也，憨厚朴实而能气宇轩昂，予称其云水风度；宏博精深尤褒虚怀若谷，人谓之山海胸襟。浩浩汤汤，有君子之磊落；洋洋洒洒，无学人之寒酸。是以誉馥域中，悬高标于北阙；道轶萌外，衍底蕴于东京。此安敞庐之大观也。然则，书乃余事，岂仅藉此而传乎，非也。一代学者，兄邃于佛、湛于儒、精于道、游于艺：擅金石，工篆、隶、真、行、草；偶有所作，辄为时尚。稗编脞录、书评印鉴考由《四库》，片言只语、横匾竖联禅出“五灯”。因知“三教”令人生愧，“两汉”良以入门。善哉，彦湖兄！岂独一时之翘楚，或领百年之风骚。花开棠棣，绵绵于世世，为众善知识健羡声称也，宁有既焉。予不佞，辱荷雅命于意外，聊赘末简，未敢言序，夫以实相飧诸怀仁者云。五十九（己丑）年，己巳月丙寅日，并识。惠安张培元于鹤堂。 刘彦湖一晃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了，那时我还没有出生，一批文化人像浮萍一样因缘偶合，从天南地北聚集在了长春，于是便诞生了一个很诗意的名字——春游社。这批人以学问文章相砥砺，相慰藉，相温存，伴随着他们度越了苦难，度越了孤寂，也度越了荒寒。他们的每一次聚会，都使他们在心灵上变成了展子虔画笔下的人物，熙熙融融，骀骀荡荡地沐浴在汉魏隋唐的风日水滨。于是，“春游”便成为在长春的文化人心灵史上的一个象征，春游社也便成了近代长春的文脉所系。春游社的发起人是丛碧老人张伯驹，与之长相往还的如于思泊（省吾）、罗甘孺（继祖）二老，则是我的母校吉林大学的老师，我读书和毕业时幸得与二老周旋。在《春游琐谈》还没有正式出版之前，我已经在罗老师的书房读到了那些泛黄了的蜡纸油印的部分篇章，并从罗老师那里听到了片片段段的关于春社的一些掌故。虽然我生时也晚，不能躬逢其盛，不过能够亲渥老辈风雅，那么在心里我也算是春游中人了。从18岁举目无亲游学于长春，到38岁携妻子迁居北京，整整二十年的时光，我全部的青春记忆竟是一场春游！这里已经成为我止泊心灵的温柔之乡了。风花雪月也罢，柴米油盐也罢，因为心灵有了皈依的方向，便不再是虚幻缥缈，也不再是枯索惨淡，人间冷暖，四季成春，这二十年，成为我回味无尽的风景。游，是一种境界，孔夫子的志道，据德，依仁，最终是要落实于“游艺”的。游，也体现出不同的境界，王荆公《褒禅山游记》就有“夷以近”与“险以远”的分别，海客谈瀛，烟波微茫，离天三尺，语惊帝座，务险务奇，是一段境界矣；而“气象峥嵘，文采绚烂，渐老渐熟，复归平淡”则又是一段境界！四十岁前我喜欢东坡“西望太白横峨岷，眼高四海空无人”的豪气，当时我还是写过诸如“朗姿玉畅，意气风发”一类的对联，颇可想见当年的意气，如今年将半百，我更喜欢张春水“太白闲云，新丰旧雨，多少英游消歇”这样沉郁顿挫的句子了。壮游与漂泊，累了，便返乡。与父老话桑麻，则更是一种境界，而这种境界，于我已经是一种不能实现的奢望了。一个月以前我的老师海天庐主人周昔非先生辞世了，从此，老辈风流，凋零殆尽。这种痛，岂止“沉郁顿挫”四个字了得，直可以长歌当哭！原定今 年初春回长春的展览，陌上花开花又落，种种原因延宕到了长夏，本来寄希望于周老师的身体能支撑到我这个展览的开幕，也好向他老人家当面请教，这个愿望如今也成了梦影。不过我还是振作精神，把拙作拿出来与长春这片土地上的同道们见面。我相信，那些曾给予我恩泽的前辈们在天有灵，他们一双双睿智的眼睛会看到我的作品，他们的精神，也仍然会不断地予我以启迪。那么，就以此展览献给那一双双睿智的眼睛吧，也献给那些和我一样在流云逝水的挥写中寄托了无限梦想，也消磨了宝贵青春的书法人。那些春游人！向本次展览的动议者蒋力华先生致谢，向本展览和画册出版给予我帮助的海林、喜猷、怀一诸兄表示由衷的谢忱。薛永年教授、张培元兄百忙之中赐序，在此致谢。二○○九年初夏晨光曦微中于安敞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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