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言“辩”的历史文化特点
孟子把“辩”作为宣扬自己思想的最佳途径,他不仅好辩,而且善辩,在《孟子》中就充分地展现了其高超的论辩艺术,千百年来为后世津津所乐道。孟子非常擅于说服诸侯国君接受他的理论,或者是智斗论敌,以“辩”取胜。因此,孟子的言“辩”方法显得尤为有效,其论辩艺术令人称赞,言“辩”自有一派风格。
(一)直接论证,逻辑严密
直接论证,即直接对观点进行论证,包括直接证明和直接反驳两种。顾名思义,直接论证就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事实上,无论在逻辑论辩中还是在日常交际中,直接论证始终是最普遍的方法。孟子往往从概念或命题出发,论点清晰,论证过程一目了然,得出结论水到渠成,便于理解和接受。如在回答诸侯问政时,孟子首先提出仁政的思想,然后直接讲道理,举例子论证,既不偏不倚地回答了问题,又极有力地显示出其对理论的自信,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论者的人格魅力和语言感染力,论点明确,使人印象深刻。
如《孟子·梁惠王章上》记录了孟子和梁惠王的对话。当梁惠王向孟子表达三家分晋,无所作为的惆怅时,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接着孟子直接论证了这个观点,并提出“仁者无敌”的政治思想,告诉梁惠王实行仁政就能够让天下归服,打消其顾虑怀疑。《孟子·离娄章上》则直接论证了“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因为治理国家必须凭借先王的制度,如果没有仁德的人处于高位,百姓无视法度就会作恶越来越多,国家的灭亡将在所难免。
以上例子都是孟子政治思想的直接论证,这种言“辩”方法还在孟子表达关于君子仁德义行方面有所体现。相传逢蒙向后羿学习射箭,后来因为觉得全天下只有后羿比自己强而杀害了他。孟子认为后羿有收徒不察之过,反受其害。于是他举了庚公之斯因授射之恩不忍加害子濯孺子的故事,_而证明后羿确有错收学生的失误。孟子认为君子优于常人之处在于以“仁”和“礼”反省本心。他终其一生追求至善所以没有忧虑,有的只是一时一刻不能实现尧舜德行的烦恼。孟子坚信人性本善,肯定“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可能性,他直接论证了行“孝悌”以达尧舜之道的正途。
孟子的仁政学说和性善论通过直接论证的方法表达出来,无论诸侯还是诸子都可以非常准确地把握他的观点。孟子严守逻辑,态度清晰明确,其观点是肯定还是否定,是赞赏还是批驳都不需要揣测推断,这样的论辩过程更容易被双方所控制,你来我往,各抒己见,唇枪舌战,直至最后得出所谓的胜负和结论。
(二)譬喻类推,生动活泼
“譬”是中国古代思维论辩中一种重要的推论方法,[1]即比喻的修辞手法。墨子将其定义为:“譬者,举他物而明之也。”譬喻类推法就是设譬引喻和类比推理的结合。类推是中国逻辑的主导推理类型,类推就是“以类同为依据选取理由,再以类同为依据从理由推出结论,成立所要论证的命题”[2]。如果两事物之间在性质或因果关系上存在某种同一性,就具有了可比性,可以由此及彼类推出一种新的观点。由于“譬”具有类比的性质,[1]譬喻类推出的新观点实际上蕴含在两者所固有的统一性之中,或者早已在喻体那里有所体现。简单地说,在一般比喻修辞手法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继续推理论证就是譬喻类推法。
譬喻类推在《孟子》中俯拾即是,汉代第一个《孟子》研究家赵岐在《孟子题词》里说:“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3]据李炳英先生统计,《孟子》“全书二百六十一章中,就有九十三章总共使用着一百五十九种譬喻”。[4]数字直观地说明了譬喻类推在孟子论辩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也加强孟子论证说理的形象性和说服力。
如《孟子》中的第一个譬喻类推就是著名的“五十步笑百步”的例子。孟子以战争来作比喻,同样是丢盔弃甲,逃跑五十步的士兵嘲笑跑了一百步的士兵是没有理由的。类推出治国,梁惠王只比邻国用心一点而并未想要与民同甘共苦就想要百姓归顺,国家强盛是不现实的。在孟子看来,如果偏离王道而只注重改革政令措施,结果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而已。孟子谒见齐宣王,用“大木材”和“玉石”比喻国家,越是重大的任务,越需要专业人才。孟子通过设喻类比,暗示国君应不断提高治理国家的能力。
来源:江苏理工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