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翻译研究的论文

翻译是跨学科的，注定要采取多学科的视角研究翻译现象和翻译问题。一、选题范围 1、翻译与文化：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考虑。宏观方面，一般从翻译在目的语社会文化中的生产、接受、翻译在目的语社会文化中所起的功能等角度讨论，可以从社会、文化、历史、交际的1、选题意义和背景。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企业的对外联系也日益增多。中国企业要想打入国际市场，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度，企业网站或宣传册上的企业简介扮演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通过阅读企业宣传资料，读者可以看出企业外宣材料既有关于企业的基本信息介绍，也有企业所做的文字上、句法上、结构上的这染来达到推广企业、大市场的目的。汉语企业外宣材料的翻译在英译过程中会涉及到与目的语不同的语言习惯、行文方式以及文化因素、社会政治因素、心理因素和审美因素等，这就需要译者对原文本做出适当调整，从内容和形式上对语篇进行重构，以此实现对交际意图的顺应。根据赖斯的文本类型说，本文有三种类型，分别是“信息型”、“表达型”和“诱导型”笔者认为，企业外宣翻译属于“信息型”和“诱导型”文本兼而有之，而且更侧重于“诱导型”因此，外宣翻译要更加注重文本的交际功能，要更多的考虑如何使译文所传递的信息更便于目的语读者理解和接受，并让读者产生共鸣，继而付诸行动，实现译文预期的功能。比利时语用学家维索尔伦(Verschuem)提出了顺应论，将语言的使用过程看做语言为顺应不同的交际目的和交际对象进行动态选择的过程。因而可以从顺应论的视角研究语言使用。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交际方式，也可以从顺应论的视角对其进行研究。优秀的企业宣传材料不仅会提高企业的知名度，还会为企业带来不可估量的经济效益，因此任何一个想打入国际市场的企业务必在其外宣材料的翻译上做足功夫。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历史渊源、生活环境的不同，译者在翻译企业外宣材料时为了获取目的语读者的认可并激发他们付诸行动，就要顺应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审美习惯以及心理因素、文化因素等对原文做出形式上和内容上的调整，而这一顺应的过程也是语篇重构的过程。本文突破性的将顺应论与语篇重构结合起来，并结合西麦克展览公司宣传材料和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宣传材料及其翻译，试图从顺应论的视角分析企业外宣翻译中的语篇重构现象。2、论文综述/研究基础。1987年维索尔伦(Verschueren)提出顺应论之后，在语用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不久国内学者就将其引进到中国来。国内学者不仅从理论层面对顺应论进行研究和探索，而且将顺应论应用到翻译理论和实践、外语教学、二语习得、文化传播等领域。在这些领域中，成果最大的当属顺应论对翻译理论和其应用的研究。我国真正将顺应论引入翻译研究开始于21世纪初希望能帮到你

在网上可以找到不少有关道格拉斯．罗宾逊和後殖民翻译研究的资料，部份要收费，亦有部份是免费。本来想把所找到的资料的网址链接贴在这里，让楼主自己去看。不过，根据我过往的经验，贴出网址链接後，很多时都会令整篇帖文被送到宇宙深处，不知何日才能重返人间。所以最後决定只把我认为最有关的一篇论文贴在这裏。如果楼主也需要其他资料，可以用私信方式通知我，再设法把其他文章、资料等给你。 以下是我所找到的资料中，似乎是最接近楼主要求的一篇论文。 ---- 论文开始 ---- 后殖民翻译理论浅析 摘要：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人类的文化交流中广泛的进行着。自翻译诞生以来，同它紧密相连的大多是意义、对等、技巧、精确等概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翻译研究产生了一个全新视角，即后殖民翻译理论。在本文中，笔者以道格拉斯?罗宾逊的《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解读》一书为例，讨论了后殖民翻译理论研究的内容以及这一理论的意义和局限性。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翻译 帝国 政治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7-0000-01 一引言 “后殖民主义”这一术语是在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1990年出版的访谈与会议及《后殖民批评家》中正式提出的。而“后殖民翻译研究”是由美国学者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于1997年提出。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当代西方译学界十分有影响力的翻译理论家。他执教于美国密西西比大学英语系，从事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研究范围广泛，其研究领域包括翻译、文学、语言学、文化、教学法等领域。其翻译思想极具创见意义，在译学方面有独树一帜的论述。罗宾逊著述颇丰，现已出版近十本专著，并已发表33篇与翻译理论和教学相关的学术论著。他著有：《译者登场》(The Translator Turn，1991)，《翻译与禁忌》(Translation and Taboo，1996)，《谁在翻译?》(Who Translates：Translator Subjectivities Beyond Reason，2001)等著作。1997 年，道格拉斯?罗宾逊出版了《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的解释》(Translation and Empire: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 二后殖民翻译研究 后殖民翻译研究源于后殖民理论。后殖民理论是一种多元文化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代结束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的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问题。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始于20 世纪80 年代,是建立在解构主义、阐释学、多元系统论、描写主义、目的论和新历史主义基础上的翻译研究的新视角。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于1997 年最先提出了“后殖民翻译研究”这一术语。近些年，后殖民翻译理论也在国内受到追捧。从传统的翻译理论角度出发，将翻译与后殖民理论关联在一起似乎有些不能让人理解。传统的翻译理论通常是考察语言层面上的、以及文本之内的问题。“准确”、“忠实”、“可译与不可译性”一直是传统翻译研究者讨论的首要问题。待到实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后，对翻译的研究也就跳出了单纯的语言转换层面。然而，翻译研究与后殖民理论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呢？这一问题的答案可以在后殖民理论的历史使命中寻找。在较长的殖民统治期间，殖民话语逐渐为被殖民者认同，产生了集体自卑感。后殖民理论的历史使命就是解除殖民化，解除殖民状态下集体自卑情结的渐进过程。后殖民理论者的目的是透过对文本的历史追溯，揭开文本生成的社会历史条件，揭穿殖民者话语中的谎言，还原民族自信心。“翻译是帝国的殖民工具”成了后殖民视角下翻译研究的一个命题。 后殖民翻译理论本身超越了语言局限，从权利、政治视角研究翻译问题。可以说，后殖民理论最先关注的不是翻译本身，但它的提出却给传统翻译理念带来了冲击。它侧重于分析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第三世界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和政治参与、关于种族、文化或历史的表述,揭露西方形而上学话语的局限性。确切地说,后殖民翻译就是第三世界要借此来促使本族文化摆脱前宗主国的文化束缚,改变本土文化边缘地位,重塑文化身份,重新定位东西方文化间的关系,平等地参与文化交流和对话。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正是以这种权力差异为基础,来研究权力差异语境下不同价值取向的译者在自觉不自觉间所采用的翻译策略。 三《翻译与帝国》中解读的后殖民理论 翻译的后殖民视角是当代国际翻译研究的一个崭新领域。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的《翻译与帝国》（Translation and Empire，1997）对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研究现状进行了极全面的总结，是较全面且系统的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文献。《翻译与帝国》第一章中，作者阐述：“翻译其实是为帝国主义力量服务的有效工具。”并对后殖民理论及兴起做了详细的阐述。他指出，从后殖民理论修订全球的空间问题便是把文化差异的定位从民主政治的多元性空间转移到文化翻译的边界谈判。第二章对权利差异的翻译及如何越过权利差异建立理论做出了说明。第三章介绍了后殖民主义理论出现以前，帝国翻译理论的历史，并说明其特征。第四章阐明了翻译与殖民主义的影响。作者分析了三本关于翻译与殖民帝国发展的关系的著作，将关键点放在翻译在帝国主义控制美国、印度和菲律宾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本书的最后两章中，作者从翻译的积极作用来研究翻译在殖民统治时期反抗殖民统治所起到的作用。最后，道格拉斯．罗宾逊发表了自己对翻译与帝国主义发展关系的观点，即一是翻译在殖民化和非殖民化中的作用；二是对非殖民化而言积极有利的翻译方法。 四后殖民翻译理论的意义和局限 后殖民翻译研究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空间,摆脱了单一语言研究的束缚,构筑了翻译批评的新范式。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发现了“权力差异” 这一因素。它是影响翻译实践过程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一发现，将翻译活动放在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国际政治文化框架内进行审视，探讨了蕴涵在翻译文本之中的权力关系,使翻译研究这门学科获得更为深入发展。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提倡各民族文化和语言的平等关系,使在翻译理论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西方翻译理论体系受到挑战,也促使西方人改变了长期以来对东方的偏见，使第三世界国家认清自己在世界翻译体系中的地位,促进各国反思自身的文化。 然而，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本身还有诸多方面值得探讨。每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迥然不同,各自所构建的翻译理论也难以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很难建立系统的翻译理论。由于后殖民语境下存在着政治经济的不平等，便产生了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权力差异，要想使得翻译实现人们预期的平等对话和信息转换也绝非易事。在研究过程中，一些学者的激烈言论，过于保护本民族话语权，采取较为极端的翻译策略，也易使后殖民翻译理论成为狭隘民族主义发展的因素。 五．结束语 道格拉斯．罗宾逊所著《翻译与帝国》一书从后殖民的角度审视了政治和文化对译者的影响。作者以后殖民理论解析翻译的政治典律，以及它们与构建民族文化身份的关系，指出它们对居于弱势文化的译者避免自我殖民和重述民族文化身份的意义和价值。从翻译的实践角度讲，正如罗宾逊所言，在后殖民语境下，翻译“既是殖民化的途径，也是解殖民化的工具”。 参考文献： ［1］ Douglas Robinson, Translation and Empire: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M］Manchester:SJerome Publishing，［2］ 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C］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3］ 孙会军《普遍与差异——后殖民批评视阈下的翻译研究》［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4］ 李红满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J］重庆：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5］ 何绍斌后殖民语境与翻译研究［J］天津：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 作者简介：王禹思然（4-），女，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翻译方向。 ---- 论文结束 ----

解读英语长句的翻译密码基于关联理论的对英汉、汉英翻译的本质探讨浅析大学英语中翻译能力的提高策略外贸买卖合同中从句的翻译

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的重构、修润与转换　　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重构能及时有效地吸引广大观众。而对文化意象作恰如其分的修润,能使译文在有限的时间内传达于观众。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了某些文化意象的不等值,采用直译手法处之,会使观众难以认同。　　关键词:电影翻译;文化意象;寓意;重构;修润;转换　　中国的电影翻译事业已走过了五十多年辉煌的历程。在这半个世纪中,电影翻译工作者给广大观众奉献出了许多优秀的译制片,观众从这些优秀的译制片中不仅领略、了解到了异国的风土人情,同时也感受到了语言给人带来的无穷魅力。许多优秀译制片中的精彩对白已成为中国观众争相传诵的佳句。如“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前苏联影片《列宁在一九一八》)曾鼓舞了几代身处逆境中的中国观众。由此可见,电影作为大众传媒,其社会效应是无可估量的。然而,在学术领域内,由于受世俗偏见的影响,电影翻译研究却颇受冷落,翻译研究人员似乎“完全把这一领域给忽略了。”[1](P99)为此,我国著名影视翻译界学者钱绍昌教授撰文指出:“翻译界对影视翻译的重视远不如文学翻译。”而这“与影视翻译的社会作用不相称。这一现象亟应引起翻译界的注意。”[2](P61)鉴于此,本文拟从语言的角度来探讨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的重构、修润与转换。　　一、语言与文化意象　　语言(Language)不仅是人类思想感情表达与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语言能真切地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态地域、政治经济、物质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不同的语言决定了不同民族的不同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语言表达方式。语言在有声电影中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为声画同步的视听艺术手段能最大程度地模拟现实,创造出酷似“真实”的艺术时空。如中国观众非常熟悉的《简爱》、《王子复仇记》、《叶塞尼亚》等优秀译制片中那玲珑别致、清晰明亮、颇具异国风情的语言,逼真、自然、随意,充满了生活气息。因而这些精彩的对白、片段令人百听不厌,久久不能忘怀,它们留给观众余韵不尽的美的享受。文化意象(Culture image)是“一种文化符号,它具有了相对固定的独特的文化含义,有的还带有丰富的意义,深远的联想,人们只要一提到它们,彼此间立刻心领神会,很容易达到思想沟通。”[3](P184)物象(Physical image)与寓意(Connotation)是意象(Image)的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物象是信息意义的载体,是形成意象的客观事实;寓意是物象在一定语言文化环境中的引伸意义。意象的功能即能在不同的语境中,“以具体来表现抽象,以已知或易知来启迪未知或难知。”[4](P137)如宋代大诗人苏轼在其著名的“前赤壁赋”中用蜉蝣这种朝生暮死的小昆虫来比喻人生的短暂,人很渺小:“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5](P509)英语谚语It is the last straw that breaks the camel’s [6](P1578)意为“骆驼负载过重时,再加上一根稻草也会把它压死。”谚语中意象词语the last straw “最后一根稻草”,生动形象地寓意为“某事或某物使人到了忍无可忍的极点。”　　二、重构文化意象　　译制片又称翻译片,顾名思义,一些国外优秀的影片必须通过翻译方能为中国观众所接受。电影翻译与其它文学作品翻译具有共同性,即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形象思维中高超的艺术意境。但电影翻译又有区别于其它翻译的特殊性,即其译文要做到能见之于文,形之于声,达之于观众。著名翻译家Nida指出:“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任何文本的意义都直接或是间接地反映一个相应的文化,词语意义最终也只能在其相应的文化中找到。”“文化的不同几乎很自然地体现在语言上的不相同。”[7](P28)　　汉语、英语分属两大不同的语系。汉语是象形文字而英语是一种字母文字。要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语际间进行成功切换,这对电影翻译工作者来说不是件易事。但研究表明老一代电影翻译工作者不仅给观众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优秀译制片,同时也给电影翻译研究留下了不少值得研究的课题。笔者80年代初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英国电影Red Shoes播放时被译成“红舞鞋”,觉得也无可厚非。此片主要讲述了英国一名芭蕾舞女演员面对爱情与事业而不能作出正确抉择,最终走向断崖的凄惋的故事。尽管“红舞鞋”正确无误地译出了英文的原意,也紧扣剧情,但直译的平铺直叙,没有更深的寓意。观众如果光看片名,确实难以激起任何联想的波澜。80年代后期,在一次外国优秀影片巡回展的大幅广告上Red Shoes这部英国影片片名被译成了“红菱艳”,细细品味“红菱艳”这一译文,译者把那双纤巧的红舞鞋比作了中国观众妇孺皆知的红菱。它寓意红菱虽生长于浊水污泥,却娇艳迷人,特别是那两只弯弯的红菱角,犹如中国古代女子的三寸金莲,三寸金莲虽然小巧,但凝聚了多少女子的血泪,有的甚至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此“红菱艳”这一片名隐含穿着如红菱般舞鞋的舞女艳丽却薄命。　　译者把这一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文化意象“红菱”注入其翻译中,从而成功地重构了一幅为广大中国观众所熟悉、能会意、肯接受的崭新的文化意象。文化意象重构(Reconstruction of Culture Image)这一巧夺天工的翻译手法在电影翻译中随处可见。如美国电影Waterloo Bridge这一片名原意为“滑铁卢桥”。众所周知,1817年英国在泰晤士河上出资建造了滑铁卢桥,以此来纪念威灵顿公爵指挥英国军队打败拿破仑而取得的滑铁卢战役的胜利。如果依据英文直译成“滑铁卢桥”,乍一看,观众定会认为这是部与拿破仑打仗有关的战争片或介绍与该桥建筑有关的纪录片。但看过此片的观众都知道这是一部感人至深的爱情片。　　影片描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年轻漂亮的女演员玛拉在滑铁卢桥上结识了青年军官罗依,并成了恋人。而后,玛拉获悉罗依战死疆场,痛不欲生,为了生存沦落为妓。当罗依奇迹般地出现时,她无法面对现实,为了爱情和名誉,她再次来到与罗依初恋的地方,丧生在车轮滚滚的滑铁卢大桥上。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中,有着许多与之相仿的神话传说。如牛郎织女的“鹊桥相会”,陕西省蓝田县一年一度的“蓝桥相会”等。而“蓝桥相会”的传说与Waterloo Bridge故事情节有着许多异曲同工之处。所以译者把原名“滑铁卢桥”译成了“魂断蓝桥”,这样做不仅避开了中国观众由于地城文化差异、历史背景知识缺乏而引起的迷域;而且“蓝桥”这一隐含中国文化的意象能使观众一看到片名即刻领悟到这是部关于爱情的电影。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重构的意义在于它能及时有效地达到使译文与观众勾通,使观众心领神会的效果,由此来吸引广大的影迷,创造译制片票房纪录的新高。仔细认真研究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重构这样的翻译手法会不时令人拍案称奇。　　三、文化意象的修润　　由于中外观众知识面及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电影翻译工作者应尽可能地帮助观众去理解那些与一个民族的历史、地域文化、宗教习俗等有着密切相关的语言现象。电影翻译中如果对某些特定文化意象不作任何修润(Modification of Cultural Image)处理,就事论事直译,会造成这一文化意象的缺损,文化涵义支离破碎。英国电影《魂断蓝桥》[8]一开始,有这样一段画外音: Announceer’s Voice: At 11:15 this morning, the Prime Ministeer, speaking to the nation from Numbeer Ten Downing Street,announced that Great Britain is at war with G　　广播员的声音:今天上午11点15分,首相在唐宁街10号向全国发表了讲话,宣布英国与德国处于交战状态。 应该指出此例忠实地译出了原文的字面层意义。但对“唐宁街10号”这一隐含文化意象地名不作些补充说明的话,相信绝大多数中国普通观众会茫然不知其所云。其一、观众不知道这个“唐宁街10号”在什么地方?其二、他们更不知道广播员在这里特地提及这个地名有何特别的寓意?为了使电影译文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达之于广大观众。译者宜对上述译文作恰如其分的增补修润,如:　　今天上午11点15分,首相在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府邸向全国发表了讲话,宣布英国与德国处于交战状态。　　通过增补“英国首相府邸”,观众这才真正认识到了“唐宁街10号”的“庐山真面目”。至此,“唐宁街10号”所隐含的意象立体地展现在观众的面前,观众才真正懂得具有典型地起域文化地名“唐宁街10号”的全部文化内涵。又如:　　Peter: Oh, this? Well, I like privacy when I Yes, I’m very delicate in that Prying eyeeees annoy Behold the walls of Jerichho! Err, maybe not aaas thick aas the ones that Joshua blew down with his I just show you my heart’s in the right place, I’ll give you my best pair of Do you mind joining the Israelites?　　彼得:这个吗?我休息的时候不想被别人干扰,在那方面我很敏感,不想被别人偷看。你看这耶利哥城墙,比不上约书亚用号角吹倒的墙厚,却比它安全多了。你看,我没有号角,为了表示我的公正无私,我把我那套最好的睡衣交给你用吧。你不想做以色列人吗?　　此例选自英国电影《一夜风流》[9]。这段对白译文非常具有代表性,因为在这段译文中出现了“耶利哥城墙,约书亚,以色列人”这三个与《圣经》历史故事有关的词语。众所周知,东方盛行佛教,尤其是在中国,中国观众对佛教还可略知一二,而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宗教历史文化就知之甚少了。因而在影片切换的瞬间让中国观众把上述三者的关系联系起来是件难事,他们会搞不懂这“耶利哥城墙”、“约书亚”、“以色列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直译用于上述译文中不仅令中国观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同时也失去了电影翻译的真正意义。　　为使中国观众明白这三个词语间的关系,使原文中所涉及的那些特殊文化意象丰满起来,译者应在电影翻译过程中对这段文字作如下润色:　　彼得:这个吗?我休息的时候不想被别人干扰,在那方面我很敏感,不想被别人偷看。你看这像《圣经》中的耶利哥城墙,虽比不上《圣经》里以色列人的军长约书亚用号角吹倒的墙厚,却比它安全多了。你看,我没有号角,为了表示我的公正无私,我把我那套最好的睡衣交给你用吧。你不想做以色列人吗?　　由于对“耶利哥城墙”、“约书亚”、“以色列人”这些出自《圣经》故事的词语增补了必要的文化涵义修润词后,观众不仅了解了这些“典故”的出处,同时在上下语境中也弄明白了最后一个词语“以色列人”的特定意指。修润增强了语言文字在语境中的透明度;增强了文化意象在观众认识理解中的清晰度。　　四、文化意象的转换　　语言学家认为世界上各族人看到的同一客观现象,不同的民族语言会给它“刷上不同的颜色”。缘于此,文化意象的错位(Nonequivalence of Culture Image)会具体表现为作为喻体的文化意象上的差异。换言之,在一种文化传统中一个具有正面寓意的美好文化意象在另一种文化里却成了反面寓意的丑陋文化意象。如英国电影《呼啸山庄》[10]中有这样一个片断:　　Isabella: It’s a brother’s duty,dear Edgaar, to introduce his sisteer to some other type than fops and pale young 　　Edgar: Oh, you want a dragon?　　Isabella: Yes, I With a fiery 　　依莎贝拉:这是一个哥哥的义务,亲爱的埃得加,你总不能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那些花花公子或弱不禁风的年轻诗人吧。埃得加:哦,你该不是想嫁一个龙骑兵吧?　　依莎贝拉:是的,还长着火红的大胡子。　　在上述翻译中“dragon”是一个关键词。在英语语言中,“dragon”作“魔鬼”解释。每当提及此词,西方人的思想意识中立刻会呈现出一只面目狰狞的魔鬼正张牙舞爪地扑向人间,由此不难看出“dragon”在西方语言文化中隐含贬义。而在中国文化中“龙”字象征着“高贵,至高无上”等意,昔日中国人称皇帝为“真龙天子”。因此与“龙”字相关的词语绝大多数具有崇敬之意。如中国人称自己为“龙的传人”;祈盼着自己的子女将来有出息为“望子成龙”等。“dragon”在东西方语言中,其文化意象的寓意是绝然相反的。简言之,它们的物象虽同,但寓意却完全相异。由此可见用“龙骑兵”来硬译“dragon”一词显然不妥当。因为当中国观众在观赏影片时忽尔听到“龙骑兵”这一词语,他们肯定即刻会联想到“他”可能是个“皇家骑兵”。但依莎贝拉的回答却又使观众对影片的阐释如坠云雾。观众不禁要问:这个堂堂正正的“皇家骑兵”怎么会是“长着火红的大胡子”呢?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只有那些三头六臂的怪物才有一张可怕的绿眉毛、红胡子嘴脸。如此生搬硬套不仅不能处理好东西方语言文化中意象错位这一棘手问题,同时也不能传神地译出这段对白的真实含义,反而给上下文语义的贯通设置了语言障碍。因此,例中埃得加与依莎贝拉的最后一段对话不妨翻译如下: Edgar: Oh, you want a dragon?哦,你该不是想嫁给一个野蛮人吧?Isabella: Yes, I With a fiery 是的,还长着火红的大胡子。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电影翻译中许多英语词语若直接硬译,会令广大中国观众无法接受与认同。此外,电影翻译文本受电影画面切换时间的限制,不能像翻译文学作品那样,可以在一些晦涩难懂之处作些注释,所以对白译文一定要让观众一听、一看即能明了。译者应立足于本国观众,从观众领略欣赏译制片的艺术角度出发,选用本民族语言中与原片艺术最相似、最贴近的、为本国观众所熟悉的、易于接受的词语和文化意象来进行电影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