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论文2000字

汉文化，是取代秦文化而在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是西汉皇朝的政治统治在全中国确立的过程中初步形成，然后又随两汉(前206—220)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汉文化固然不是秦文化，但也不是楚文化。汉文化是全新的综合性的新文化并非直接来源于单一的文化，而是继承多种文化而形成的。无论较之秦文化还是楚文化，它都更为开放，更具兼融性，内容更为丰富，气魄更为宏大。　　据说，北宋苏轼官翰林学士时，其幕下士曾以“柳郎中词只合十八七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来概括柳永、苏轼词作的不同风格。那么，我们能不能举出一些最能代表秦文化、楚文化和汉文化不同风格的事物来呢？　　“文化”一词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因此，对它的使用，必须十分严谨而慎重。　　说到“秦文化”，必须认识，其意义是多重叠合的。它本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区域文化，其分布的腹地、范围大致上是今中国西北部的陕西、甘肃一带。它为秦人(秦族)所有，存在于西部的诸侯国秦国的领地内。它又有一个很长的发展历史，经过许多世纪，达到顶峰，有一个极短的历史时期内成为以政治统一为背景的全国性的文化——这就是秦朝文化。　　春秋、战国期间秦国的占领范围不断扩大(到公元前3世纪初，已拓取今四川大部、湖北西部等地)。随着秦的军事征服、势力扩张、人员迁动，秦文化所影响和覆盖的地区不断扩大。在这样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秦文化对其他文化也有吸收，内容是越来越丰富的。　　到秦朝完成统一，实现了对全中国的统治，进而又采取许多措施巩固和发展统一，包括实行一系列的政策，有意识地统一思想、文化，以至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史记·礼书》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2]，这是说，秦朝对六国文化是加以吸收而能予以兼容的。但是，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确定的原则是不师古，不崇经，以法为治，以吏为师。推行这些政策的极致，就是实行“焚书坑儒”的野蛮举措，予文化以严重的摧残，对思想和学术自由更是沉重的打击。因此，秦文化对于中原传统文化又并非主要是“依古以来典法行之”。　　由于秦朝统治的时间很短，其目的在于统一思想文化的政策并未来得及完全实施，亦未取得预期的成效。与此同时，秦文化也未能在政治统一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他文化予以充分吸收和消化。因此，在秦朝统一的短时期内，秦文化并没有和东方六国文化融为一体，其作为全中国的主导文化的地位，也没有来得及完全得以确立。在原属东方六国的广大地区内，各区域文化继续表现着它们的特色和活力。　　随着秦政权的被推翻，秦文化所依倚的政治支柱倒折了，秦文化也由文化融合的主体变为客体，其作为全中国统治文化的短暂时期也就宣告结束。不过，在代之而起的汉代，秦文化的要素继续存在，而且还保持着强有力的影响。“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3]。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统国家形态和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基础，也就是奠定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础。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建树、对后世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应当说是它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

（一）著作 《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 《新编中国史话?经济生活卷》（主编），希望出版社，2000年12月。 《兵家文化面面观》（合作），齐鲁书社，2000年。 《明清苏州社会史碑刻资料集》（编委之一），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二）论文 《20世纪明清疾病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3万字。 《贤妻兼良相的明太祖马皇后》，《历史月刊》2002年第10期，6万字。 《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 《清代江南瘟疫成因探略》，载《明清人口婚姻家族史论——陈捷先教授、冯尔康教授古稀纪念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1万字。 《打通医学史与社会史研究的他山之石——评罗伊?波特主编的〈剑桥医学史〉》，《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10月，9万字。 《明懿文太子朱标尊贵而郁闷的一生》，《历史月刊》，2002年第2期，5万字。 《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和社会对瘟疫的反应》，《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0万字。 《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0万字。 《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2期，5万字。 《清人对瘟疫的认识初探——以江南地区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6月，4万字。 《烂喉痧传入中国年代初探》，《中华医史杂志》，2001年第2期，9万字。 《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William H McNeil, Plagues and Peoples）》，《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6月，7万字。 《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8万字。 《消闲与御灾——清中前期江南民生的两个侧面》，《文史论丛二集》，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9月，9万字。 《历史上的中国人口行为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10期，25万字。 《清前期浙西杭州、湖州府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三个层次》，《苏州铁道师院学报》，2001年第1期，8万字。 《清前期浙西北基层社会精英的晋身途径与流动》，《南开学报》，2000年第4期，25万字。 《道光三年苏州大水及各方之救济——道光时期国家、官府和社会的一个侧面》，《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8万字。 《中国的民间社会力量与公共领域——近年来中美关于近世市民社会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4 期，35万字。 《道光前期江苏的灾赈积弊及其救治》，《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7万字。 《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述评》（合作），《清史研究》，1999年第4期，8万字。 《十六世纪江西吉安府的乡约》（译作），《赣文化研究》，第六、七期，1999年12月、2000年12月，0万字。 《清代中后期乡绅的社会救济——苏州丰豫义庄研究》，《南开学报》，1997年第3期，35万字。 《丰豫庄非潘氏宗族义庄》，《中国农史》，1997年第2期，2万字。 《从苏州〈彭氏族谱〉管窥明清江南人口状况》，《铁道师院学报》，1997年第2期，8万字。 《1980年以来国内明清社会救济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9期，1万字。 《略论平等互惠原则对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合作），《铁道师院学报》1998年第3期，7 学术讲座：《中国近世的粪秽处置及其变动——兼论近代公共卫生观念的形成》、《中国近世的粪秽处置及其变动——兼论近代公共卫生观念的形成》、《历史经验·学术理念·近代性——关于近代卫生史研究》。

浅说中国文化若说中国文化，只怕要从远古时期说起。但这一时期，一来离我们太远，二来我也不太清楚，便从封建时期说起。　　许多讨论或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都承认一桩事实：中国文化的基调是倾向于人间的，是关心人生，参与人生，反映人生的。我们的圣贤才智，历代著述，大多围绕一个主题，即治乱兴废与世道人心。无论是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汉魏各家的传经事业，韩欧柳苏的道德文章，程朱陆王的心性义理；无论是先民传唱的诗歌、戏曲，还是村里平淡的快板、小说，皆洋溢着强烈的平民特性，以及那无所不备的人伦大爱，同对平凡的留心与尊敬，对于千秋家国的情怀，对苍生万有的期待，激荡交融，缤纷灿烂地构造了平易近人，博大久远的中国文化品格。　　然而前头还有一个“近代”。任何东西到了近代都很奇怪，文化也不例外。数不尽的冲击难以详述，单挑最惨的一回——五四运动。　　之前已有“弃旧易新”的新文化运动将传统文化砍杀得飘摇欲坠，随后紧跟着爆发了五四运动，彻底树起了“白话文学”的大旗，文言最后成为一件历史文物躲进史书一隅供人瞻仰。　　这两次运动大大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但在文化上却是严重的“左倾”。白话文学固然激发了俚语俗言的活力，提升了大众文学的地位和社会群体的文化参与力，却也设置了与文言文学不可逾越的天堑，几乎削去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力。老一辈学子影响尚轻，对于我们其误就越发明显了。以往属于孩童启蒙的“小学”教育，属于读书人必备的经学常识，都在新式教育的推动下，变得无比艰涩与隔阂，特别是近年来，电视、电脑等大众媒体的普遍流通，更造成了一个“畸形文化”当道、社会价值浮动的生活形态，使我们在现代化的整体架构上模糊了着力的点，漫漶了精神的面，却易于目迷五色地跌入学者所批评的“时尚文化”的辐射圈内，变得中不中，洋不洋。　　余秋雨在《风雨天一阁》中写道：“只有文化，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此三言一语道破文化的本质作用，可谓精辟。中国文化历时五千载，到底何去何从，便不是我这个毛头小子可以阐述的了。　　只好双手合十，默然祈祷，了我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对母语中文难以割舍的孺慕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