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史记的文学性论文

《史记》的文学价值也很高。它成功地描写了众多的人物。它笔下的人物，几乎包括了各阶级、各阶层、各集团、各行业的，大都写得栩栩如生，主要是通过人物的重要活动、事迹，予以表现。《项羽本纪》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郑板桥说：“《史记》百三十篇中以《项羽本纪》为最，而《项羽本纪》中又以巨鹿之战、鸿门之宴、垓下之围为最。”作者正是抓住这三件事，人物活动的三个场面，以同情的笔触，淋漓尽致地刻画了这个叱咤风云、不可一世，在八年之间骤起骤灭的悲剧性人物，突出了他的主要性格特征。

掌握文学作品与其它著作的本质区别，我们在分类标引过程中，就能较有把握的进行标引了。当然，图书分类还有其特殊的一些规则，还必须根据这些规则来标引。下面对文学作品与其它著作的区分进行具体的讨论。 在《中图法（儿童馆、中小学馆版）》中，文学类图书包括两类图书资料，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图书和各体文学作品。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图书是以探索、研究文学领域规律为目的的科学著作，包括文学理论、文学评论和文学史。这类图书属于逻辑思维的科学著作范畴，一般容易作出判断。较容易混淆的是文学评论中的“文学欣赏”这一类图书区分问题。所谓文学欣赏， 是读者观赏文学作品时特有的精神活动，是以文学作品所提供的形象为根据的感受、体验和认识的过程。作为分类法中的类目，“文学欣赏”所收的是文学欣赏的理论与方法的著作，包括文学欣赏活动的认识过程、文学欣赏的共鸣现象等一般规律。在《中图法（儿童馆、中小学馆版）》中，“文学欣赏”与“文学评论”合为一个类组，归到“I06文学评论、研究”类目中去。文学评论是文学评论工作者分析、研究作家的作品，帮助读者正确欣赏和理解各种文学现象，并总结创作经验、推动创作发展的著作。对文学作品的分析、评价，往往包含作品欣赏的印象、直感的判断，因此，文学欣赏与文学评论是紧密相关的。指导读者正确欣赏与理解文学作品的著作应归入“I06 文学评论、研究”及其相关下位类目。如，魏玉山著的《微型小说阅读与欣赏》，以微型小说的文体及其特点为主线， 分章论述微型小说的五个特性，每章附有例文六篇，每篇例文后有作品评析和阅读提示，其目的在于指导读者正确欣赏，应入I54。此外，文学作品的简介、评析，也应归入“文学评论”。如，杨丽萍主编的《中外名著100部析读》，选辑100 部中外名著篇目（不收作品），逐篇予以介绍性的评析，包括作者简介和作品析读，兼有赏析及资料的双重功用，入I061。同样，徐波编的《中外文学名著简介》，亦入I061。但是，应该注意，以文学作品集（选）的形式编辑的，但又冠于作品欣赏、赏析、选萃等题名的作品， 不应归入“作品欣赏”， 虽然也在作品之后编列了作者简介、注释等，但其主要目的还是提供作品阅读，因此，应作为作品归类。如：《白话封神演义赏析》，（明） 许仲琳原著，入I4。《古今中外文学名篇拔萃：外国短篇小说卷》，柯岩主编，入I41。由此可见， 文学作品与作品欣赏的区别在于其目的是提供阅读还是指导欣赏。 文学和历史是最为邻近、最为亲密的，中国自古以来有“文史一家”之说，表明了原本存在着血缘相通的关系。文学与历史相互交叉渗透产生了一系列边缘性文体作品，如历史小说、历史剧、史诗、历史故事、历史散文（包括回忆录和传记）等。这些边缘文体作品是归入历史还是归入文学， 其划分标准是：以是否忠于史实或虚构为界，史实的记载入历史，艺术的虚构入文学。1．历史小说：历史小说是历史与小说的交叉渗透产生的边缘文体。它以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环境描写，广泛地、多方面地反映历史社会生活的叙事性文学载体。它可以不受真人真事的限制，作者对故事情节大胆虚构，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使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生动， 更具有艺术真实和典型意义。历史小说，其文学的“原色”成份较重，应归入文学的史传小说类。例：《淑妃文绣的一生》，柳溪著，入I53。此外，历史剧、史诗的文学“原色”成份也很重，也应归入文学的有关类目。例：《大风歌》（历史剧），陈白尘著，入I323。2．传记与传记文学：传记，是记载人物生平的图书资料。传统的传记著作，强调的是人物考订，如年谱、行年考、大事记等，在《中图法》中，传记归为历史类。传记文学（或文学性传记），属于广义散文，是以有名有姓的真人真事为对象进行创作的文学。其特征：一是忠于事实， 所写的内容确实是生活中存在和发生过的人和事；二是忠于历史，通过对人物生平事迹的描写，表现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在《中图法》中，传记文学归为文学类。应该说， 传记与传记文学都是历史与文学相互交叉渗透而产生的边缘文体作品，只是它们的“原色”含量有所不同。它们的区别，一般地说，以记述历史事实为主的史实性传记属于历史科学范畴， 入历史类；用形象化手法生动地描写人物的文学性传记属于文学范畴，入文学类。然而，传记与传记文学（或文学性传记）的界线是很难截然分清的。2012，一些史年以来实性传记采用了文学的形象生动的表现形式， 冲击着“传记”的传统形式，使传记与传记文学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了。传记文学不同于虚构的人物故事为内容的其它文学作品，它具有“传记”和“文学”双重性质。作为传记，它有信史的价值，作为文学，它有艺术的功能。在实际图书分类过程中，有的名为传记文学，实为历史著作。因此， 传记与传记文学的分类要视具体图书内容来归类。可以从以下二方面把握：⑴ 如是真实地反映历史事件或记载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无虚构情节,只是在忠于史实的前提下，适当进行艺术加工的， 可根据图书的最大用途归入历史类；以形象化方法，生动地描写人物形象，符合报告文学、故事或小说、散文体裁特征的，才归入文学类的有关类目。例：《伟人孙中山》，李茂高编著，入K6。《我的前半生》，溥仪著，入I521。《藤野先生》，鲁迅著，入I626。英雄人物事迹和各科先进人物事迹则入D政治有关类目。如，《中国当代少年英雄传》，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编，入D263。⑵ 记录人物一生或较长时间的生活历史，旨在详尽地描绘出人物的成长和发展的历史，入历史类目；而只截取人物的某一阶段的活动片断， 旨在表现一定社会意义的主题的， 入文学的“报告文学”或“故事”类目。例：《徐悲鸿的一生》，入K7。《古今中外科学家故事精粹》，尹学义编，入I7。《名人少年故事》骆青、刘广春编写，入I73．回忆录：回忆录是作者对自己或他所熟悉的人物过去的生活经历和社会活动的历史追述，应属于历史范畴。但是，《中图法（儿童馆、中小学馆版）》中又将回忆录分列在“I5报告文学”的下位类和“K106、K206史料”“K8传记”的范畴中，容量容易引起混淆。根据《中图法（儿童馆、中小学馆版）使用手册》的一些说明，对回忆录的分类，应注意不同类型图书的各自区别。⑴“报告文学”中的回忆录，是指运用报告文学手段写作的， 富有文学特色，以史实为内容的回忆录。它的特点是文学色彩很浓，讲究形象塑造，个性描绘，语言生动。例：《在彭总身边》景希珍口述，入I521。《我的一家》，陶承著，入I521。⑵“传记”类中的回忆录，是指对某人生平事迹的回忆。“史料”中回忆录，是指对历史事件的回忆。例：《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入K12。《茅盾回忆录》，入K6。⑶ 通过对人物的回忆而实际叙述某国的政治活动或政治事件的列入各国政治类。例：《黑格回忆录》，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 收录黑格与里根的来往信件。信中主要商讨处理美苏、美中关系等重大问题，入D50。4．故事体的历史读物：故事体的历史读物，在儿童读物中尤为突出。它以故事体裁为表现形式，事情的描述性、情节的生动性， 语言的口语性，都具有故事文体的特征。但是，它又如实地描述真实生活的发展变化过程，所写的人事地时等都具有一定的客观事实， 具有历史著作的客观与真实的内容特征。这类读物的归类，主要把握其内容是否具有认识的实用性。如果某一故事体历史读物其功能旨在于提供教育认知的，则就应该归入历史类去；而只作为审美娱乐作用的读物， 则归入故事类中去。例：《二万五千里长征》，段万翰著，入K263。《三大战役》，万庆华著，入K266。《英俊少年》，墨瑶、 水秀编写，入I7 新闻与文学交叉渗透而产生的边缘文体作品是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是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它具有三个方面特点：一是新闻性，它真实准确、迅速及时地反映现实生活中富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严格忠于事实，写真人真事，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二是文学性，它把客观事实用艺术形式反映出来，是现实生活的艺术再现。三是政论性， 它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艺术感染力。在《中图法（儿童馆、中小学馆版）》中，对于报告文学的分类是这样规定的：用文学笔法报道人物生平事迹的入报告文学；用真实姓名作为典型人物并有虚构的故事情节写成的作品分入小说； 叙述人物的传记、生平事迹或回忆录入传记类。而用文学笔调，旨在介绍某一学科领域概况或知识的入有关学科。这一规定可以这么分析：报告文学与其它著作的区别在于文学笔调的程度。作为真实而迅速地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边缘性文体，报告文学包含多种样式：记录性的、概括性的、研究性的、故事性的、见闻录式的、回忆录式的等等。不同样式的报告文学，其文学与新闻的“原色”比例各不相同。故事性（或称小说性）的报告文学， 其文学“原色”较重；概括性、研究性的报告文学，其新闻（或政论）“原色”则较重。因此， 文学性较强的报告文学应入文学类，而新闻性、政论性较强的报告文学应入其相关类目。然而，在实际的分类工作中，这个区分标准还是较难掌握的。报告文学最大特点就是真实而迅速地反映现实生活中各种斗争和经济建设成就， 诸如技术革命、技术革新、发明创造的经验、体会、科研成果等新人新事， 多用报告文学体裁来反映。如果单纯用“文学笔调轻重程度”来判明一书的归属，那么，在“政治”、“法律”、“经济”、“军事”等类下所列的有关“成就”、“体会”、“经验”等类目则无书可归。同时，一般读者常会先从内容方面来考虑查找这方面的图书资料， 很少从一种文学样式来考虑查找。因此，仅从“文学笔调轻重程度”来判明图书的类别是不够的，还要考虑图书资料的内容性质、作者旨意、读者对象和本馆任务的需要以及分类体系的安排。根据上述的观点，对用报告文学体裁写的著作进行分类不能一概而论。若报告文学著作内容是反映政治概况和经济建设成就的，可入“政治”和“经济”有关类目；若反映某研究成果、经验、某工程技术革新的经过、经验体会， 应入各学科；若其内容是革命回忆录，应入报告文学的“回忆录”。例：《香港，1997》，海绵编著，入D618。《贺兰山下的枪声：宁夏地区重大典型案件审判纪实》，邹献朝主编，入D912。《把一切献给党》，吴运铎著，入I521。 文学类的“散文”类中包含“游记”类散文，地理类中亦设有“旅行·游记”类目，这两个类目又如何区分呢?游记类散文， 是以轻快的笔调和生动的描写，记述旅游途中的见闻，包括山川景物，风土人情，名胜古迹，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内容。描述中往往夹以议论或抒情，以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文学作品。地理游记，是对自然、名胜、城乡、物产、习俗的见闻实录。两种图书的区分标准， 是看作者的写作目的。前者以抒情为主，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应入文学类；后者以实景为主，意在介绍地理知识，应入地理类。例：《石英游记散文》，石英著，入I627。《海南岛游记》，罗茂繁著，入K9。 文学与科学，二者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由于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和学科的相互渗透交融，产生了“科学文艺”这一边缘文体出来。它们具有对科学材料作艺术概括，同时又具有以艺术方法来认识科学的特点，从文学中吸取了文艺性，从科学中获取了科学性，正是这种科学性、知识性的特点,使它区别于一般文学作品，不能笼统地将它们一概而论地归入一般文学体裁范畴之内。“科学文艺”作品包括科幻小说、科幻电影、电视剧本、科学故事、科学童话和科学小品等。不同的体裁， 造就了其文学特性的不同程度。科幻小说，科幻电影、电视剧本及科幻故事、科幻童话，由于其虚构性很强，无可非议地归入文学类。而科学故事和科学小品，则较为模糊。有些科学故事和科学小品， 其科学性特点十分突出而压倒了文艺性特点。虽采用文学笔调，但旨在介绍某一学科领域概况或知识，这样的作品，其特性偏向科学普及读物，其功能在于认知教育。因此，宜根据科学知识门类来归类。例：《算得快》，刘后一著，入O4。 ⑴读物、读本：由于文学是用语言塑造形象的， 许多文学名著又常被选为学习语言、文学的读本，所以两者容易混淆。分类时，应注意：凡为了学习语言、文学， 选用一些文学名著，并附有词汇、语法、修辞等语文方面的讲解或注释的，应根据出版目的和读者用途归入语言类有关“读物”的类目。例：《中外文学作品精选：初中三年段》（中学课外阅读丛书）,胡甫夏主编，入H1-482。《小学阅读文选》，王有声编，中小学语文教学补充读物，供小学六年级使用）入H1-48。⑵两种文字对照的作品中外两种文字对照的文学作品， 选辑的目的是为了学习语文用的， 也应归入语言类有关类目去。例：《丑小鸭》（英汉对照读物） ，丹顿改写，赵海天译注，入H31　-48。汉语拼音注音的文学作品，其选辑的目的是为了学习语文用的，也应归入语言有关类目去。例：《割掉鼻子的大象》，迟叔昌、于止著，王新民注音（汉语拼音　读物），入H125-48。⑶启蒙读物：文学作品的一些表现形式， 也常被人们用来作为启蒙教育的工具。如《三字经》一类的启蒙读物， 就是运用文字的声韵，编成许多适合儿童朗诵、默想的书。它们虽有点诗歌的一些语言特点，如：押韵、有节奏、语调和谐等， 朗朗上口，易于记忆。但这类读物不是文学作品。它的内容在于传递某种信息，而不在表达思想感情，因而其韵律与节奏不象诗歌那样自然地随情绪抑扬顿挫地发展。所以， 这类书应按内容和使用功能归类。

史记的文学成就《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应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胜枚举。众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构成了《史记》文学性的基础。虽然先秦历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记》相比，不但数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战国策》中少数几个故事，也显得简陋得多。以后的历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记》那样的情况①，这是《史记》在中国众多的史籍中特别具有文学魅力的原因之一。 ①这里也有史学和文学逐渐分离的必然因素。 《史记》的故事，又有不少是富于戏剧性的。司马迁似乎很喜欢在逼真的场景、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开他的故事，由书中人物自己直接行动以表现自己，使读者几乎忘记了叙述者的存在。如《李将军列传》中的一个场景： （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 这像是一个很好的戏剧小品。另外，像著名的“鸿门宴”故事，简直是一场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独幕剧。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坐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这段故事不需要花多少力气，就可以改写成真正的戏剧作品在舞台上演出。这一类戏剧性的故事，具有很多优点：一则具有逼真的文学表现效果；二则避免了冗长松缓的叙述，具有紧张性，由此产生文学所需要的激活力；三则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最容易展示人物的性格。 《史记》以“实录”著称，这是指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不虚饰、不隐讳。但他的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为了追求生动逼真的艺术效果，追求对于读者的感染力，他运用了很多传说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细节方面进行虚构。这是典型的文学叙述方法。 另外，《史记》所创造的“互见法”，也同时具有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意义。所谓“互见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司马迁运用此法、不仅是为了避免重复。为了使每一篇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使传主的形象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就必须在每一篇传记中只写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经历，而为了使整部《史记》又具有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这是人物互见法的意义。因为《史记》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这是事件互见法的意义。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过去的著作也已有所积累。在《左传》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个性的人物形象；到了《战国策》，人物的描写更为细致，性格也更为鲜明。但由于它们以历史事件为本位，人物的描写只是片断地散见于叙事之中，缺乏完整性。另外，像《晏子春秋》专写一人之事，也很值得注意。不过，它也只是把晏子的许多故事结集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总之，在汉代以前，还没有出现完整的人物传记，人物形象的刻画，总的说来也还比较简略。《史记》在这样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把中国文学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提高到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 从总体上说，《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它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等，就有近百个。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些人物来自社会的各种阶层，从事各不相同的活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命运。从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的英雄，有无耻的小人，共同组成了一条丰富多采的人物画廊。这些人物又各有较鲜明的个性。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物固然是相互区别的，身份和经历相似的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张良、陈平同为刘邦手下的智谋之士，一则洁身自好，一则不修细节；武帝任用的酷吏，有贪污的也有清廉的……。凡此种种，在给予我们历史知识的同时，又给予我们丰富的人生体验。 对各种历史人物，司马迁亦有偏爱。那就是“好奇”，就是喜爱非凡的、具有旺盛生命力与出众才华的人物。那些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那些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那些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那些胆识过人、无往不胜的将帅，那些血溅五步的刺客，那些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的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这些非凡的人物，构成《史记》中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史记》洋溢着浪漫的情调，充满传奇色彩。尤其将秦汉历史剧变之际人物的传记合起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来读，真是像一部英雄史诗。 在描写人物一生的过程中，司马迁特别注重表现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如写那些建功立业的大人物，常写他们在卑贱时如何受人轻视的情形；而写那些不得善终的大人物，又常写他们在得志时是如何地不可一世的情形。前者如刘邦、韩信、苏秦，后者如项羽、李斯、田横。又在这变化过程中，充分暴露出当时人的诸如势利、报复心之类普遍的弱点。如刘邦微贱时嫂子不给他饭吃，父亲也不喜欢他，成功之后刘邦不肯忘记把他们嘲弄一番；李广免职时受到霸陵尉的轻蔑，复职后他就借故杀了霸陵尉；韩安国得罪下狱，小小狱卒对他作威作福，他东山再起后，特地把狱卒召来，旧事重提……。这些命运变化和恩怨相报的故事，最能够表现人与环境、地位的关系，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 司马迁非常清楚地知道：迎合社会、迎合世俗的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则容易遭遇不幸。他常常用比较的方法，表现他的这种看法。如《苏秦列传》写才能杰出的苏秦被人刺死，他的平庸的弟弟苏代、苏厉却得享天年；《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写主父偃锋芒毕露而遭到灭族，公孙弘深衷厚貌却安享富贵尊荣……。但司马迁绝不赞美平庸、苟且、委琐的人生。《史记》中写得最为壮丽动人的，是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项羽本纪》写项羽最后失败自杀，竟用了一二千字，作为历史记载，可以说毫无必要；作为文学作品，却有一种淋漓酣畅的效果。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因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屈原为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沉江……。在这种反复出现的悲剧场面中，司马迁表现了崇高的人对命运的强烈的抗争。他告诉人们：即使命运是不可战胜的，人的意志也同样是不可屈服的。我们从中看到汉武帝时代的文化中那种壮烈的人生精神，为之感叹再三。 对于《史记》所描写的人物，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面目活现，神情毕露，如日本近代学者斋滕正谦所说：“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史记会注考证》引《拙堂文话》）这种艺术效果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史记》注意并善于描写人物的外貌和神情，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视性。如写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等等，虽然比较简单，却各有特征。而且司马迁很少单纯地描写人物外貌，而总是同人物的性格有某种或隐或显的联系，所以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譬如读过张良的传，我们很难忘记他的“如妇人好女”的相貌。神情的描写则比比皆是。《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使秦，秦王欲强夺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怒发上冲冠”，好像可以亲眼看到一样。 生活细节的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展现其内心世界的基本手段。这在一般历史著作中出现很少，在《史记》中却相当多。《李斯列传》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 （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单纯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值的。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却是非常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人生追求。又如张汤儿时劾鼠如老吏，刘邦微时的豪放无赖，陈平为乡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细琐的事件呈现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评述。自然，在这种描写中，难免有传说和虚构的成分。 对话往往最能活生生地体现人物的生活经历、文化修养、社会地位，也为《史记》所注重，有许多优秀的例子。刘邦、项羽微时见秦始皇巡游的威仪，各说了一句不甘于自己地位的表白。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多有羡慕；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则更多仇恨与野心，可以看出他们当时不同的处境。韩安国下狱为狱卒所辱，他以“死灰岂不复然”威胁狱卒，狱卒大言不惭地说：“然即溺（尿）之！”活现出小人物在可以欺凌大人物时不顾一切的粗野和痛快。《陈涉世家》写陈胜称王后，旧日种田时的伙伴见了他的宫殿，惊叹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用了乡间的土语，表现说话人的质朴鲁莽，也是非常生动逼真的。 前已提及，戏剧性的场景，也是展示人物性格的绝好手段。因为在尖锐的矛盾冲突的焦点上，各种人物都依据自己的利益立场、处世习惯、智慧和能力、与他人的关系，紧张地活动着，既各显本色，又彼此对照，个性能够表现得格外鲜明。如在“鸿门宴”一节，我们可以那样清楚地看到刘邦的圆滑柔韧，张良的机智沉着，项羽的坦直粗率，樊哙的忠诚勇猛，项伯的老实迂腐，范增的果断急躁。同样的例子，还有荆轲刺秦、钜鹿之战、窦婴宴田豳等等。司马迁是喜欢把人物放在这样的场景中来表现的。 总的说来，司马迁描绘人物形象，主要是在具体的行动中，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在人物的命运变化中，在不同人物之间的对比中完成的；由于司马迁对各种人物都有深刻的观察，对人的天性及其在不同环境、地位上的变化有深刻的体验，这些人物形象才能如此活跃而富有生气地浮现在我们面前。 《史记》的语言艺术，也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被尊为典范，代表了骈文出现以前所谓“古文”的最高成就。 从战国诸子的文章、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到汉代一些代表性作家如邹阳、枚乘、贾谊等人的散文，可以看到铺张排比被作为一种普遍的手段。司马迁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抛弃了铺张排比，形成淳朴简洁、疏宕从容、变化多端、通俗流畅的散文风格。《史记》中极少用骈俪句法，文句看起来似乎是不太经意的，偶尔甚至有些语病，却很有韵致、很有生气。因为司马迁在叙述中始终是倾注情感的，根据不同的场面，出于不同的心情，语调有时短截急促，有时疏缓从容，有时沉重，有时轻快，有时幽默，有时庄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司马迁对古代语言和现实生活中的语言都有很高的修养，并且善于把两者融合成统一的整体。他引用古代史料，都经过适当处理。对最古老的、同当时语言已经差距很大的《尚书》，是彻底的译写；对《左传》、《国语》，有很多的改动；对同当时语言最接近的《战国策》，则主要是作剪裁功夫，有时也大段抄录。《史记》基本上属于书面语，但同当时的口语距离并不很远。书中还广泛引用了许多民谚民谣，如《李将军列传》中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形容李广不善言辞而深得他人敬重，既富于概括性，又富于生活气息。此外，前面说到《史记》写人物对话，常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也增加了语言的生气。后人把《史记》的文章作为一种典范来学习，但不少人忽略了《史记》语言的主要特色，就在于它充满情感、富于生气。xushuaixushuai徐帅

读《史记》之感《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为史学开拓之先者，汇文学精华之萃。蕴涵着丰富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文学和历史的双重结合，使《史记》得以位列于二十五史之首。鲁迅先生给予过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评价。读完这部史记之后，我终对它绽放出的文学光芒有所涉猎。“史家之绝唱”是说其历史学成就。司马迁参酌古今，创造出史书撰写的新体例。《史记》确实是集先秦及汉初之大成的私家著作。分量之大，卷帙之多，内容之富，结构之严，体制之备，均可谓空前。班固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实录”精神,又堪称绝后。 “无韵之《离骚》”，指其文学成就。司马迁著史绝非局限于文献的收集、整理、考证，也不是以一种冷漠的态度从外部客观地观察历史，他是带着深切的痛苦去理解笔下人物的奋斗和成败，所以笔端常饱含着悲愤。尤其对布衣闾巷之人、岩穴幽隐之士和才高被抑、无可申诉者，更是写得一往情深，感同身受。司马迁在叙事中敢写事实，以致于“显暴君过”，本来已经与屈原相似；其“肆于心而为文”，也和《离骚》一致。所不同者，《离骚》是直抒胸臆，《史记》则寄于笔下的人物。《史记》近于《离骚》的那种悲愤，不一定是得之于学，恐怕主要是因为司马迁的感愤同屈原一致，甚至可以说，因为司马迁生于汉季，比屈原看到了人世间更多的不公不平，所感愤者比屈原还要深广。 了解了如此之高的评价，不禁给我们有了几分好奇。究竟《史记》是本怎样的书。它的精华在哪？个人的观点有以下几点：精湛的语言文字《史记》中的语言文字非常精湛和准确。例如《鸿门宴》中。在这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语言的精湛更加突显其中有一些称谓和语言都显现了项羽和刘邦的性格 “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惊，曰：“为之奈何？”张良曰：“谁为大王为此计者？”曰：“鲰生说我曰：‘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故听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张良曰：“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清代学者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批评说：“高帝此时尚未为王，且前后俱称沛公，何忽于张良三称大王耶，且《史记》书中多次项羽部下对项羽称呼大王，连刘邦的部下也对项羽称王。” 例“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项羽甚至“率直”到把敌方为自己递送情报的人随口供出。所以项羽失掉本唾手可得的天下并不是历史对我们开玩笑，而是性格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因为项羽的自以为是和宅心仁厚，还有倔强。“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这是杜牧的《题乌江亭》。若说此诗则就联系到<垓下之围>。在垓下之围，逞个人英雄主义，将决战演绎成快意恩仇的“个人秀”，被刘邦打败。最终所幸逃至乌江。但至于乌江，他，面对滔滔江水，感慨万分。最终觉得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天要亡己。于是自刎而死。而次诗则是杜牧惋惜项羽的才能所作的诗。 从诗中联系《史记》中的记录，我们不难看出项羽是个军事能才。但是他不适合当君主。一个君主最重要的不是骁勇善战，而是能够运筹帷幄。所以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是由人物的性格结合史事来记述事件。所以语言就自然流畅合理。⒉独特的写作方式阅读《史记》最大的一种感触类似在读一本对历史的读后感。里面流露着司马迁的丰富的思想感情。⒊敢于批评世风若不是因为李陵事件，或许司马迁永远只是一个小小的史官。因为汉武帝的一个问答，司马迁发表了自己一个见解，就被戴上为李陵辩护的罪名被处于犯上的罪名。而按照当时汉代律令，犯上的罪。有三种处罚：①用钱赎人。②宫刑③死。当时被戴上罪的时候司马迁正在开始写《史记》自然不会选择死，而他家世代是史官。根本没有多余的积蓄来赎他那么最后只得接受宫刑……对于我们来讲，看到这。不禁感慨万千，为他而悲哀。其实若不是这次李陵事件。或许就没有今后司马迁的成就，更没有辉煌灿烂的〈〈史记〉〉一书。而我们由此也可以感受到，任何事物都不是单纯一面，都是双刃剑。因此我们看待问题要全面客观。〈〈史记〉〉更像一本在传授我们历史知识时又告诉我们如何为人处世，总结前人的错误。避免重蹈覆辙。以他的无畏精神传递后世们要引以为前车之鉴。时刻记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每一位学者对史记都有不同的见解。作为学生的我们，了解的或许只是皮毛的知识。对于这部巨作，现在的了解和认识远远不够。它告诉我们的道理也不仅仅如此。所以我们要通过不断的学习来充实我们的知识面和了解广度，开放我们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