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辩证法相关论文关键词

浅论自然辩证法在化学学习、研究中的应用　　【摘要】： 本文先对化学给出了它的哲学定义，再从化学与自然辩证法的联结处入手定义了化学自然辩证法，结合实例，全面分析了化学与自然辩证法的关系，指出了辩证法原理在化学中的应用，使化学的学习、研究和教育教学工作进一步走向理性化，从而使人能动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不断地促进化学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化学哲学、化学自然辩证法、学习应用　　一、引言　　当代科技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科学的整体化发展趋势。科 学的整体化发展既表现在各个学科领域内部各分支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综合及相互影响,同时也表现在不同门类的学科领域之间的相 互作用, 合及影响。这种整体性更深层次的发展体现为不同学科领 域的彼此静透和相互融合,要求我们从整体把握科学的内在统一性．正确认识不同学科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人类对物质世界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导致了现代科学技术范围的不断扩大。其基础部门扩展为八个，同时，着力加强对辩证法和方法论的研究，借以不断提高科研效率。化学从属于自然科学，而自然科学作为八大基础部门之一，和辩证唯物主义紧密联系的桥梁是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是人类化学史上的最高理论概括，对化学科学的不断发展起着巨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因此，在化学课程中必须加强对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和应用。　　化学是研究物质组成结构性质以及变化规律的基础自然科学，自然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普遍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科学观，又是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方法论。哲学物质范畴和自然科学的物质形态、结构、属性、变化的关系是一般和特殊、共性和个性、抽象和具体、绝对和相对、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因此，研究物质的化学科学和哲学物质范畴之间存在必然内在的联系，将自然辩证法运用于化学学习研究教学之中不仅起着重要作用，而且有深远意义。从这点来说，学习自然辩证法不仅是全面提高学生化学素质的需要，而且是每一位化学教育者乃至化学工作者必不可少的职责。　　二、自然辩证法与化学　　1自然辩证法　　（1）研究对象。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自然辩证法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理论与方法为指导，根据社会历史条件，结合时代的任务，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进行考察的研究领域。　　（2）研究内容。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自然界的辩证法，即自然观；自然科学认识的辩证法，即认识论；自然科学发展的辩证法，即科学观。其中，自然观部分集中论述了人类认识自然界的基本范畴、基本规律和自然界辩证发展的总图景。认识论部分则主要探讨了自然科学认识的来源、发展过程和检验标准，并论述了观察、实验，抽象，思维、假说、演绎、归纳等方面的问题。在科学观部分主要论述了自然科学的性质和作用以及它的体系结构和发展的规律性问题。这三个部分既各有侧重，又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从而确立了自然辩证法的理论框架。　　2化学哲学　　（1）研究对象。化学哲学是以化学学科为研究对象，以化学基本运动和化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为基本研究内容的一门学科。具体地说，化学哲学研究和探讨的四个基本问题是：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以及化学与技术革命和社会进化的关系。化学哲学既然是以化学运动和化学发展基本规律为研究内容，那么，它必须以化学研究的实践为基础，而且又反过来对后的化学实践活动起指导或启示作用。也就是说，化学哲学是一种有用的工具，这个工具作用的发挥还要靠强大的化学理论基础和经验实践作后盾。　　（2）化学与自然辩证法的关系。化学是研究世界的某一个方面，显然所揭示的化学规律只用于一定特殊的学科范围，但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上也有重大意义；而自然辩证法则是在概括包含化学在内的具体科学的成果、特殊规律的基础上所揭示的关于自然界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对化学的学习、研究、教育教学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3）任务。化学哲学的任务就是在于运用架在化学和哲学之间的一座桥梁。化学哲学是化学哲学真理对化学的成果作出哲学的概括，使化学概念上升为哲学范畴，使化学原则上升为哲学原则，使化学真理转化学哲学真理，化学真理的扬弃，就是哲学的显现。反过来，由化学及其它学科所得来的哲学把一切事物的普遍规律和普遍性质揭示出来，它运用的最一般的概念和范畴则通过化学哲学为中介对于化学具有一般方法论的意义。化学哲学在实现由化学真理上升为哲学真理的过程中，发挥其自身固有的中介和桥梁作用。总之，通过化学哲学这一桥梁，化学作为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曾经促进了自然辩证法的产生和发展，而今也在为自然辩证法的新发展作出自己的积极贡献。　　3化学中的自然辩证法　　1 自然辩证法准确揭示化学反应的本质特征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它揭示了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的矛盾性。科学地解释了事物发展的道路、方向、形式等问题；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全部规律和范畴的实质，它提供了理解唯物辩证法其它规律和范畴的钥匙。同时唯物辩证法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而对立统锟律提供了这一科学方法论最根本的内容，即矛盾分析的方法。在化学史的诸多事例中充分验证了这一规律。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相互区别、相互联系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区别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例如有机化学史中的马尔科夫尼可夫规则，它是一个普遍适用的规律，不对称烯烃与卤化氢发生加成时，氢将加在含氢较多的碳原子上。但当分子中存在较强的吸电子基团时，则情况恰恰相反，这是马尔科夫尼可夫规则的一个特例。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烯烃、炔烃、芳烃和醛酮等有机化合物都含有不饱和键，但它们发生的加成反应的性质却不尽相同。烯烃、芳烃只能发生亲电加成，而醛酮等却能发生亲核加成，这是由其内因分子结构不问而决定的。炔烃的内因决定了其既可发生亲电加成，也可发生亲核加成，至于到底发生何种反应，则尚需考虑其外部条件，因为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丙烯与溴化氢所进行加成反应的产物则因是否有过氧化物存在而完全不同，也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而致。　　2自然辩证法深刻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内涵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总是由量变到质变，质变又引起新的量变，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所以，恩格斯认为，化学史可以称为研究物体量的构成的变化而发生的质变的科学。在化学运动中．这种量变到质变的规律表现得特别明显，最典型的莫过于元素周期律了。元素周期律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到1869年人们通过不同的方法共发现了63种化学元素，但是对这些元素的分类及它们的相互联系尚缺乏研究。这一阶段是元素的发现和积累过程。进入19世纪以后，许多化学家都陆续研究过化学元素的分类问题。首先对化学元素进行分类研究的是拉瓦锡。他在1 789年出版的Ⅸ化学大纲》中，对33种化学元素进行了分类。从1829年德国化学家德贝莱纳“三元素组”到1869年2月17日晚门捷列夫的第一张化学元素周期表的诞生，中间经历了尚古多的元素《螺旋图》、欧德林的《原子量和元素符号表》、迈尔的“六元素表”和纽兰兹的“八音律”’等艰苦的规律寻找过程。1 871年门捷列夫第二张化学元　　素周期表公布以后，化学元素周期律的发现工作就完成了。公正的说，化学元素周期律应当是迈尔和门捷列夫两人分别发现的。[21周期律表明，各种元素随着原子量(后来证明是核电荷)的增加，而引起化学元素性质周期性的变化。量的增加引起质的飞跃，这一点在自然界中具有普遍的意义。这就用科学的事实证明了辩证唯物主义中的质量互变的规律。恩格斯充分肯定了化学元素周期律的科学意义和哲学意义。　　三、自然辩证法在化学中的应用　　以物质为研究对象的化学领域，可以说无时无处不与自然辩证法有关，反之，自然辩证法也渗透于化学领域的方方面面，这样便形成了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的化学哲学。如果我们能用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解决化学中的问题必将对化学的学习研究教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1）化学本体论--物质--世界是物质的。①物质的组成。化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也是一门实验科学，基础科学。这是由它所研究的对象物质所决定了的，这就从本质上决定了化学与整个世界及其规律总的看法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因为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物质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管你承认与否它都是存在着的，正如列宁所说:“唯物论的基本前提是承认外部世界，承认物质存在我们的意识之外并且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着。”只有首先承认物质的存在，才是研究化学问题的唯一正确的出发点。应该说我们目前的技术已经到了只要是物质，我们的化学检验技术就能确认任意一种物质的元素组成，也就是说，在化学家看来，不管是什么，只要是看得到摸得着的物质，都逃不脱100多种元素的范围，逃不出三种基本微粒：质子、中子、电子。②物质的结构。关于结构，我们目前能够明确的是主要是原子结构、分子结构、晶体结构三方面。原子结构是所有结构的基础。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原子结构相当于混凝土，分子结构相当于预制件，晶体结构就相当于建筑物，宏观物质相当于一座大型城市。不同的物质不外乎是元素原子的不同组合，可以这样说，四种微粒，四种作用力，构成了物质世界。　　（2）物质的性质---物质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是共性、绝对性和个性、相对性的关系，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之中包含着普遍性。许多物质的性质制法等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结构决定性质，性质是表象，是果，结构是本质，是因。（因果律是构建自然科学大厦的基石。）我们无法尽知所有物质的性质，但我们可以在每个物种中找到一两个代表物加以研究记忆，找出相似点和递变规律，比如，烷烃中的甲烷，烯烃中的乙烯，酯类中的油脂，等等。但是这仍然没有接触到本质，最有本源意味的是关于元素周期律的研究。透彻了解了周期律和周期表，就找到了化学的核心主线。　　在周期表中，可以找到元素的“家族”，明白了物质性质千奇百怪的原因以及一般规律。在每个“家族”中找一两个元素作代表，详细研究它的存在形式、单质、氧化物、氢化物、氧化物对应水化物以及盐类，对于不同的物质又分别研究其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制法、用途等等。这样，只要详细学习了极少数的物质，依据“相似性”（或者叫“通性”）、“特殊性”和“递变规律”三种方式就可推导出同一“家族”的其它物质的相关知识。可以说，“相似性”、“特殊性”和“递变规律”是学习研究化学的最基本武器。　　（3）物质的变化--对立统一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矛盾运动的规律，既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又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矛盾的具体过程可归纳为：矛盾的发生--矛盾的发展--矛盾的完结(转化)。化学变化的过程，实际上是物质(内部、外部)矛盾斗争的过程，在一定条件下，当反应进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种矛盾斗争也就趋于统一，这便是化学对立统一规律。　　从目前的角度来看，物质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各元素化合物群体之间的转化衍变关系。归纳、掌握这些变化规律，将对我们的学习、研究、教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为我们后面研究“合成”提供多种可能的途径。　　比较重要的“变化规律”有：每一个元素各种形态的物质之间的转化；烃及其衍生物的相互衍变关系等，如：单质、酸、碱、盐、氧化物之间的“通用”转化关系；各族主要元素单质、氧化物、氢化物、氧化物对应水化物以及盐类的“特定”转化关系；烷、烯、炔、醇、醛、酸、酯的转化关系等。　　（4）物质的合成---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制备合成我们需要的任何物质，从而建设世界、改造世界，是人类的理想和每一个化学家的梦想，也是化学研究的终极目的。从古代(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古代原子观的提出英国科学家道尔顿的近代原子学说--意大利科学家阿伏加德罗分子--原子论的提出--1897年英国科学家汤姆生对电子的发现--现代科学对原子是由居于原子中心的带正电的原子核和核外带负电的电子构成的证明，使人们对物质结构逐步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确切的认识，进而为以后的新元素、新物质材料的发现和合成创造了条件的事实就是最好的例证。同时，化学发展的历史也充分证明，化学哲学的认识论同样是能动的革命的认识论　　四、结束语　　化学是自然科学中最活跃的学科，它在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发展中，占有中心位置，马列主义是自然科学的最高概括，而自然辩证法是两者之间的桥梁。因此，充分运用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化学问题，不仅可以使我们更深刻的理解化学和化学教学在人类社会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对于化学学习、研究和教育教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五、参考文献　　[1] 陈宴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M]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2] 唐敖庆化学哲学基础[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　　[3]姚磊明，唐星武，等化学、人类、社会和化学教育[M]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　　[4] 何法信，卢常源，等化学史纲要[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　　[5]阮慎康现代化学的哲学探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6]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页．　　[7】张家治．化学史教程[M]．山西教育出版社，太原：2004年版，第99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9】黄顺基自然辩证法概论[M]高教出版社，2004

chong，降重意思就是降低重复率，降重指的就是我们要在保证论文原文意思不变的情况下，去将其的用词用句进行一个替换。目前高校的毕业论文答辩前都要进行查重检测，过了才能有答辩机会。论文查重是对你写的论文一个重复率检测，从而得出一个结果，如果结果超过学校要求了，就需要对论文重复的部分进行降重。毕业论文遇到降重，就是有重复的东西，如果引用连续超过十三个字就算重复，如果有引用别人的文章，或者是经典理论等，只要连续超过十三个字，就会被检测系统查出来算重复。降重技巧一、关键词替换法关键词的替换是我们对论文进行修改的最基本方法，也是最简单的一种降重技巧。但也需要我们注意替换的时候一定要先弄清语句原来的意思，不然替换的关键词可能会使句子所想表达的意思给跑偏。二、重新组合重新组合的方法相比较上面的方式来说相对困难一点，这需要我们在修改的时候引入关键词的概念。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进行修改的时候需要将原来重复语句的意思进行一个拆解，然后按照自己的语言表述去重新进行组合。

浅析中国传统自然观中“人定胜天”和“道法自然”的形成、地位和影响 摘要 每个民族都会拥有其本民族所特有的自然观。本文主要从历史和传说，辅以地理及考古学的角度，加以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试图研究探讨两种中国人传统自然观：“人定胜天”和“道法自然”的形成、地位和影响，以及对今天中国的影响。 关键词：人定胜天，道法自然，自然观 前言 现在如果用著名的网络搜索工具Google Search来查找“人定胜天”一词，可以得到一个47，300条符合的网页；而“道法自然”还要更多，为63，000条；都要比“自然观”的22，000条多很多。显然很可能在我们的中国人心中多数还不明白什么叫自然观，但他们中很多人都会知道“人定胜天”，“道法自然”。 什么是“人定胜天”？荀子曰：“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即可“制天命而用之”9，后人多解为人定可征服自然之意；什么是“道法自然”？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0，其为法者，效仿也。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自然观中相当重要的两条，这两条自然观几乎影响了三千年。可以当作例证的是我们语言中“人定胜天”，“顺其自然”，“率性而为”“因势利导”等词，甚而包括以前曾用过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无不受到两种自然观的影响。 还是让我们从源头开始探讨这些问题。 一、史前的萌芽 达尔文的进化思想告诉我们：人类的进化中面临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和动力，便是生存环境的恶化。当人类的祖先不再能不费力气便能在森林中饱暖无忧时，为了生存，“它们”终究被迫离开了森林；而为了更好的生存，“它们”成了“他们”，接下来，他们构筑社会，他们形成了文明。 什么是文明？辞典上是这样解释的：人类社会知识、文化和物质发展的高级阶段，标志为艺术和科学上的发展、文字的广泛使用和复杂的政治及社会机构的出现。为了这个“文明”，人类需要一个基本条件，那便是一个庞大具有相当劳动力水平的社会存在基础。 对于古代史上主要文明——农业文明来说，他们最起码需要一大片可供开垦的土地以及充沛的水源。于是，最初人类的伟大文明都会选择在大河流域绽现它们自己夺目的光芒，所以这些文明所形成的民族自然观中，这些大河所带来的因素在其中必然有着很大的作用。 之所以称为古代史上的主要文明，是因为现今能遗留下证据的几乎所有伟大古文明全部都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因其稳定性和对自然灾害的强抵抗性而对比游牧文明有更强的适应性而更具有种群的竞争力。 每年春季当天狼星和太阳一起升起的时候，尼罗河旁常年驻守的官员就会测量到尼罗河水位的上涨，在官方的组织下，古埃及的人民纷纷离开河谷，等待尼罗河 “温和”的泛滥，待尼罗河水退后再回到自己原来的田地，因为埃及所处的气候带一年几乎没有什么雨水，所以随着每日的太阳升落，加之上涨的尼罗河留下来的肥沃泥土以及尼罗河充沛的河水已经预示着埃及今年的丰收了。而正因为太阳每日升落，尼罗河每年几乎永恒不变的定时泛滥，而这年年日日的轮回反复，让他们不仅把太阳和尼罗河当作了埃及的神；也让他们非常乐观地笃信前生来世的往复不息，于是他们便能完全带着一种快乐的心情，为法老建设金字塔去供奉他们来生的法老。1，2 而在两河流域情况则是另一个样子。两河地区与尼罗河流域虽然一样是少雨型气候。但致命的问题在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长度过短，幼发拉底只有2，750公里，底格里斯河甚至只有1，950公里；与尼罗河的6，695公里一比短了很多，这就使得同样规模的水量增加的洪水泛滥在这两条河中就显得“难以琢磨而极其浩大”。一旦泛滥，便是洪水滔天，无可收拾（同时还有其沙质土壤，含水层较浅，难以蓄水的原因）。这使得古巴伦人形成了悲观和及时行乐的性格，以及自然不可征服的自然观。他们相信人类受制于天上的星宿，而且不可抗拒，他们试图建立巴别通天塔，只为了能让自己的心声让天上的神知道。在七大奇迹中唯一属于巴比伦人的奇迹，只是一个为了供帝王享乐的“空中花园”。而很快古巴比伦的“堕落”和覆灭也就不可避免了。1 古代印度则是另一种情况，它的雨量远比前两个文明充沛，它也有两条大河——恒河（2，700公里）和印度河。在当时几乎没有人力为之的水利工程的情况下，它的洪灾的损害也是完全无法避免。当真正的古印度文明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被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洪灾的泥砂湮没后，它的继任者，无论是原本黝黑皮肤的土著民还是后来从西北而来白皮肤的印欧人，他们都选择了一种对自然忍耐的方式。于是，苦苦修道的人在恒河边竖起了木桩，在上面站了一天又一天，他们克制自己欲望，以苦修的方式感动上苍，以期上天的惩罚不再降临。佛教也就在这个土壤中产生了。他们以今生的苦来祈求来世的福，他们情愿放弃和自然争斗的任何方式。1 古代中国人面临与古印度人和古巴比伦人类似的问题。首先，我们都傍着大河，而同时，这些河都经常泛滥，喜怒无常。但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似乎又有着先天的优势，第一，我们的母亲河——黄河（5，500公里）虽没有尼罗河长，却比其他两大文明的母亲河长了一倍以上；第二，我国黄河的地形相对其它几条大河的要远为复杂；或许还可以加上中国在所有古文明当中是唯一的处在温带气候环境下的，这就使我们的祖先有一个严酷的冬季可以用来磨练意志。123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祖先几乎从骨子里就有了一种“人定胜天”的自然观。 但是人力毕竟是可以起作用的。古巴比伦人把“混沌”称为水，因为水是他们无法征服，是令他们无比恐惧的。而中国人把混沌描写成没有人前的天地状态，而称水是柔弱的，是可以疏导的。这个分别就是因为中国有了一场大禹治水。而鲧和禹的淤塞和疏导两种治水的故事抑或传说，也自然给了我们另一个“道法自然”的自然观见解。 或许用这些来说明这两种中国人的特殊自然观的产生或影响有些证据不足或者牵强附会，但毕竟我们可以用它来作为最初的旁证。因为对于神话和传说，创造它们并流传它们的人毕竟是确切曾经真实生活在我们的华夏大地上的他们，是我们的祖先。 二、神话时代 所有文明历史记载的前端，几乎都是以神话和传说作为这个文明的序言的。（也有些学者认为古代中国人并不相信神的存在，或者仅仅有些惧怕“天”这个非常模糊笼统的概念） 在所有文明古国的神话中，天地都是神创造的，但是方式有所不同：古埃及就有四种说法，或人神，或兽神，或男神，或女神，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他们手一挥，或者挥都没挥，世界便有了，简单地如同埃及人的自然观。巴比伦人比较血腥些，一个硕大的女神被活活破开，一半成天，一半成地，而这个破开别人的人就是他们的主神，他也被称为“混沌”，或者水神，这份凶残的创世说完全能体现巴比伦人的对洪水的恐惧。印度神话有一说是讲一个梵天的神创造的，吹了一口气，天地便产生了。还有 “金蛋创生”一说，创世神Prajapati 摆脱金蛋而出世后，想开口出声，结果第一声便生成了地，第二声化成了天，第三声则有了四季。 唯独中国的创世神话及传说似乎都有着一种更为独特的方式。首先创造我们天地万物的也是一位神；但我们创世的神似乎并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最初的他被封在了一个叫混沌的“蛋”中，他无法挣脱，无法可想之间，却不知从何处提起一把斧子，这一斧劈下去， 混沌的“蛋”便被劈成两半，轻清者上升为天，重浊者下沉为地。在这一点上中国和巴比伦的神话有些像，只是作为天地“原料”的，一个是“蛋”，一个是一位女神；但是下面人力的作为便出现了：巴比伦的主神劈完天地便算大功告成了，可我们的盘古还依然站在那里撑着天地，为了便是防止天地再合起来，每日盘古都会长一些，为得便是把天撑高，地踩实。直到三千年后，天已经很高，地也很实，他也觉得天地再也合不上的时候，盘古认为这样可以了，他便死了，或者更好的说休息了。毕竟我们中国人的性格似乎不喜欢绝对的悲剧。可是他“休息”前，还让他的骨骼变成山脉，血液变成江河，一只眼睛变成太阳，一只眼睛变成月亮，毛发变成森林，于是为后面的女娲造人完成了所有的“物质基础”。3 每次读到这样的情节，虽然明知这是传说，也不免感慨，再读完后面女娲造人，炼五彩石补天这些情节，以至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等。我无法不感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大都有着一种令人激昂的元素：那就是一种奋斗不止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一种“人定胜天”的精神。于是，作为这样一种传说的传承者的中国人便一直有一种在自然界的面前绝不低头，绝不退缩的精神，无论后来如何，至少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应该看到它的积极意义。而在这种传说中成长的中国人，他们便几乎天然有了这种最为单纯的自然观。 再于是，我们可以打开吉尼斯世界纪录查到这样的纪录：人类最长的行军：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世界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1，801公里；世界最大工程：中国长城，在两千五百多年的不断修筑和重建，所有时代的长城段落加在一起，共有50，000公里，所有的土方加在一起可以建一条十厘米厚，两米高的标准围墙绕地球赤道25圈以上。4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这些古代文明，包括中国，甚至以后亚述、希伯莱、希腊文明的神话或者传说中，似乎都牵扯到了一场罕见的大水，时间大约在4000至5000年前左右。现在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当时全球气候变暖，在第四次冰川纪中间的间歇暖期，造成大量冰川融化的缘故，不过这不是对于这篇文章很重要的地方，而关键在于当时的人类对这场大水的处理态度。 对于这场大水，相对中国而被我们称为“西方”古文明的这些国家民族空前一致，大家解决的立场和方式都差不多：以船逃命。这些故事分别被记入本民族的神话和传说中，以至《圣经》这样的宗教法典中；而最出名的也正是圣经中的诺亚方舟。5 但这时中国人再次与众不同，他们决定治水，这一番轰轰烈烈，前前后后治了22年，大水才被平息下去，服服帖帖地在古代中国人脚下被送入了大海。而记载这件大事情的却是两本在经史子集的四库中算作经部的史书：《尚书》《史记》。67这里似乎也有中国的地形远比上述这些文明所在地点的地形复杂等因素，但不可否认，无论如何，当时的中国人终究选择了向无情而令人恐惧的自然宣战的道路。 那么其中“道法自然”的因素又体现在哪里呢？让我们再来总结一下：我们的神——我们的祖先——我们的英雄都不是万能的，他们需要工具的力量——盘古的斧，女娲的五彩石，夸父的拐杖，精卫的石子；所以作为神或者英雄他们更接近于人，他们有人的感情和精神。所以，相对那些喜怒无常，无所不能的创世神，我更愿意把我们的神当作“神”。 而由于他们无法随由自己的想法来肆意改变这个世界，犹如盘古没有继续支撑的天地；女娲未补完的天；夸父永远追不上的日；精卫填不平的海；它们不由这些英雄、这些神的影响，他们依旧会每日东升西落，潮涨潮落。诚如老子所言：“可以为天地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这里荀子的意见显然和老子有些相同：“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11他们都认为存在这样一种东西，老子命名其为“道”。它不由你去规定，它只会按照他自己的规律行事。这便是“道法自然”。 而同样是这场洪水中作为治水领袖两个古代英雄的成败可以说明：鲧的失败正是最好的只考虑“人定胜天”而罔顾“道法自然”的反面教材；而禹的胜利则同时兼具“人定胜天”和“道法自然”的光芒。 下面一章，让我们继续在我们的历史中去寻找各种证据，来阐述这两种思想的形成和影响。 用历史，是因为它是确切曾发生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的，是我们的祖先的故事。 三、青铜时代 我完全是带着一种骄傲在这里叙述着下面的内容。因为只有中国在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开始）后有了每年都有的历史记载，公元前770年（东周春秋开始）后有了精确到每个月的历史记载。这让我很是方便地找到很多历史的记述，来描述那个远在两千年前的时代。 虽然中国人至少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已经掌握炼铁，但我国的第一个统一封建王朝（有学者认为这时的中国已经不再能称之为是封建时代，而是“后封建时代”，或者称之为中央集权制时代，我们科大的李志超教授就是其中之一）依旧是由青铜武器打下的江山。这可以从秦始皇的兵马俑得到证明。那么当时炼铸的铁，都用到哪里了呢？考古学可以给我们答案：农业，绝大部分在关中发掘出的当时的农具几乎都是铁质的。而如果知道在秦灭六国之前秦朝的人口为500万，却要常年供给20至100万的常备军，比如王翦伐楚时便带了60万军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因为在此后几百年西方的古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在拥有三千万人口的同时，也只供给四十万到一百万的军队。1这说明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在当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是因为中国比西方早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 我把在秦灭六国此前直到上古的尧舜禹“神话传说”时代之间的时光，称之为青铜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提出这两条思想的提出，而且已经可以看到“道法自然”，“人定胜天”这两条自然观对中国的影响。 对于这个时代的中国，全世界其他同时代的古国所一致奉行的奴隶制似乎已经不太适合中国了。让我们稍微用一些篇幅来简单解释描述一下为什么奴隶制在那时就已经不适合中国了。 与希腊的多山崎岖，以及中东被沙漠分割开的各个小王国相比，中国的周朝中央分封的国家太多却又靠得太紧密了，同时这些国家又有一些共同的外来敌人，从早期的猃狁到后来的匈奴，这就使得这些分封国家的内部之间和外部的战争要远比希腊和中东为频繁。 史载“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12，在晁福林的《霸权迭兴：春秋霸主论》中把这个问题细化，有这样一个统计表：齐国吞并35个小国，晋国吞并19个小国，楚国吞并36个小国，还和吴国一起瓜分了24个小国；这些所谓“小国”也许就是那些被概括在“亡国五十二……不得保其社稷者”中的了，于是我们可以随便计算一下：春秋为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5年，共计296年，只算这几个大国吞并的结果，那么平均下来，三年不到就至少要有一个小王国被吞并。 是什么促使这些国家大肆的吞并呢？周王室暗弱自然算是一个原因，但是这个理由只是当时一个大环境，而这个环境并不具有任何约束性。如果没有这些诸侯国本身的原因（亦即哲学中的内因），这类侵吞、兼并事件本也就不会发生了。 客观的说，经济学中自然要说顺应支持整个社会的社会化生产的生产力发展所需。但从主观方面，我们则要这样描述：对于那些不需要看别人眼色的大国来说，他们需要战争带来的大量奴隶和土地来满足越来越贪婪的奴隶统治阶级以及各种对外战争的物资要求。而这不仅最终带来了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帝国，其间也还带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内部革命。 让我们继续推演那个侵吞兼并的故事，那么当有一天，天下已没有几个小国可供这些大国随意攻伐，周围的邻居都拥有相当的实力，在旁虎视眈眈，而自己的奴隶数量开始减少而且反抗越来越激烈时，他们就不得不找寻方法来解决自己的内忧外困，甚而发动更大的吞并。 而必然，这种被逼的革命不会首先发生在那些实力雄厚，依然有足够实力完成兼并而不需要触动整个经济基础的大国身上。而最终选择了靠在齐国身边而一直遭到强大齐国“欺负”的鲁国。既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社会的要求已经不允许生产关系的倒退，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8，于是随着鲁国公元前596年“初税亩”的施行，各国的争相仿效，这场自鲁国开端，魏、楚、秦等国家相继实行改革的风潮宣布中国的封建时代开始了。 封建制刚建立时就极大了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所以在各国变法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蓬勃向上时期。“百家争鸣”就发生那一个时期。 可是就在这样一个时代，大多中国人都犯了一个两千五百多年的错误。 著名的科学家竺可桢先生曾研究过中国古代的气候，他认为在春秋战国直至汉代中国都处于一种相对温暖的大气候环境下，这种气候下中国春秋时的自然环境，是一种“草木茂盛，禽兽逼人”的类原生状态。根本不存在很严重的水土流失，封建制度下的自给自足为主体的个体经济也使得普通百姓不会去考虑自己的劳动“大众化”后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当被奴隶制压抑已久的生产的积极性一下子被激发出来时，由奴隶转变成的农民（或者农奴）首次拥有了自己的一份生产资料，有了属于自己的经济，那么即便不为了国家考虑，只是为了自己的生活改善，而不考虑其他非法行为，最终他们也必然会开始考虑开垦新田地，而且是“主动而积极”的。 由于国家在这方面的鼓励，如时任魏国相的李悝（约公元前455年~公元前395年）提出占全国三分之二的土地一律为垦田的范围。于是“人定胜天”的大规模的垦荒就从封建制在全华夏的建立而开始了。 作为中国人完全以“人定胜天”指导的垦荒方法相当简单，原始：放一把火烧掉山林草原，然后利用那些灰烬作为肥料，进行种植粮食植物。必须承认，这种方法是在当时没有除草剂和现代机械，最为省时省力的方法。 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破坏自然环境的方法也不是当时人所创，而是前人为之。《孟子∙滕文公下》这样记载：“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既然是古圣先贤的方法，自然会被一代代恭谨的中国人使用。比如，《韩非子》中就有“焚林而田”的记载。而且一烧就是三千年，直到清朝都有“凡乡人垦种，必举火焚之，然后播种，名曰开荒”14的纪录。 显然，那时的中国人已经开始淡化“道法自然”，而只注意“人定胜天”。 不过公正地说，这时的中国人并没有完全遗忘“道法自然”。甚至在战国的法律条文《月令》（令，古代一种法律形式）中有“（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掩骼埋胔。”秦汉的律令20，21中也有相关的条文。 而且秦时的中国人按照“道法自然”和“人定胜天”一起作为指导思想所完成的工程都要比这种只注重“人定胜天”，“焚山林而为田”要有名很多：其中两个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叫都江堰，一个叫灵渠。而自秦以后，中国人的很多土木工程也是同时兼顾这两种思想，包括汉时治理黄河、西北建设坎儿井、依地势建设蓄水陂，以及很多现存纯木制古建筑。 但这毕竟不是涵盖全历史和覆盖全民的，有很明显的局限性。也就是“好”事只是“地方性”“政策性”“阶段性”的，而“坏事”却几乎是“全民总动员性”的，虽然“道法自然”始终存在，且有相当的影响，但与“人定胜天”相比却一直处于下风。 比较科学地为更多人接受的解释是：在“封建社会个体小生产的条件下，垦荒不可能有科学的计划。”也不可能“辅以必要的水土保持工作。”当然这样“就必然要毁坏森林、草原和湖泊水系。”18这就是“人定胜天”而非“道法自然”。 我认为一方面，这是生产力和当时社会需求的决定，以及当时的中国人忽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造成的；我的父亲谈到中国这两种自然观地位问题时，曾提到了这个问题的民族思想根源：我们中国人过于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往往忽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而另一方面，或许也和提出这两条自然观的哲学家有一定关系。老子的消极避世和“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15的政治构想在那个时代，包括以后直到现代都没有什么市场；而荀子却有两个和秦朝灭六国息息相关的大名鼎鼎的学生：李斯和韩非。 当阿尔卑斯山南麓的茂密森林能一直保持到工业革命爆发前时，我们的祖先却早早决定把它们白白烧掉以便用来种各种粮食并付诸实行达三千年时。这不得不说明那时普遍的中国人当真已经太自信了，完全没有把大自然放在眼里。若不是当年孔子提出切勿“竭泽而渔”，而孔子又被尊为圣人，很难想象现在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于是，我们可以清楚地从以后的历史中找到大自然对那时及以后“忽视人与自然关系”的中国人的惩罚。 四、(后)封建时代 汉初，全国只有600万人口，而到西汉末期，全国人口已经达到5000万人以上。16，17所以，对应着种人口的几乎爆炸地增长，垦田是一项必要而且必然的社会性工作。而实际上，在那段时期，全国土地的增长数竟还要超过了人口的增长。 关于上述这些问题，一方面说明生产力的提高：牛耕的普及，鉴湖等水利工程的修建，耧车的发明，这都使得原本一个劳动力能耕作的土地更多了；而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明越来越多的森林和草地被焚烧为农田。至于说明汉朝的赋税增加，并用于什么地方，被什么人占有，是题外话，本文不予讨论。 还得感谢我们详尽的历史，我们甚至可以自己稍微计算一下当时这场向自然“索要”的田地有多少。 从《汉书》和《后汉书》中的一些数字，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简单模型：汉初，晁错曾言：“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百之收不过百石。”也就是说，一家平均五口，五个人中有两个人是劳力，可耕一百亩地（当时行小亩，约合192平方米），那么假设全国绝大部分都是农民，那么当时的耕地约为23，040，000，000平方米，亦即23，040平方公里（曾有文献论证当时的耕地约为一亿小亩，即19,200平方公里，但暂已不可考证出处，目前依然还没有查到原文，故自己构筑模型，作者注），还没有中国最小的省区——海南省大。而到公元2年（汉元始二年），亦即圣子耶稣一岁的时候，当整个耶路撒冷还在古罗马帝国的皮鞭下颤栗，基督徒们依旧被随意钉死在十字架上或者活活烧死的时候，罗马的斗兽场中角斗士仍然在殊死搏斗求得生存时。统一的（后）封建王朝中国汉朝的耕地已经增加到八亿二千七百万亩（大亩，约合461平方米），亦即381，247平方公里，几乎是四个江苏省的面积了。二百年内中国人开垦出将近一个日本、一个德国，一点三个新西兰、一点五个英国或者九个荷兰的面积的土地，而与此同时，中国人还和外敌（匈奴等）内患（七国之乱，南越之乱等）打了上百年的仗。 这应该可以算是一个伟大的奇迹，但是这个奇迹的代价却是巨大的，以至于我们很难为此而骄傲。 因为那时中国人依然是采用“焚林以为田用”的方法，所以这个代价必然就是自然灾害的频繁暴发，大自然终于开始决定向过于自信的无畏而无知的古代中国人报复了！ “据《史记∙货殖列传》和《盐铁论∙水旱篇》的说法，先秦大约12年中有两个灾年，灾年占6%。据《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的统计，从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至汉吕后元年(公元前187年)的60年中，有重灾9次，占统计年度的15%，其中大水、大旱8次。可见《史记》、《盐铁论》所说的先秦自然灾害率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但是，从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至新莽末年(公元24年)的210年中，即有52个年度有重灾，占统计年数的8%，其中大水、大旱即有42次，比先秦自然灾害率要高。东汉自然灾害更严重，从光武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到灵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的160年间，有46年有重灾，占统计年数的8%，其中大水、大旱有39次。此后情况也未见好转，从公元185年至1913年的1729年间，我国有水灾2673次，旱灾2526次。灾情以黄河中下游最为严重，这同黄河流域的森林草原破坏最剧烈、水土流失最严重无疑是有关的。”18 这期间，“人定胜天”渐渐全面压过了“道法自然”；而自然则渐渐开始全面反击人。作为结果，人没有真正胜天，天也没有真正胜人，但不能算平手，也许可以说成是两败俱伤。 六、尾声:近代到现代 中国人不仅有一个相对短很多的奴隶制时代，还有一个几乎短得不存在的资本主义时代。我们可以戏称中国的社会有“跳跃性”，虽然这不是我们所期望的。 中国缺乏一个真正资本原始积累的时代，倒有一个结结实实的资本原始“被积累”的过程，自1840年开始，腐败的清廷签了一千多个不平等条约，割了十几块地，赔了大约13亿两的白银。19整个国家也乱了一百多年不得安生。从两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这些事情一一说来，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会刻上耻辱的印记；此后军阀混战，两次大战，好好一片华夏壮美山河，却活脱脱只剩下残垣断壁，十室九空。 无论后人中有谁对这个人有何反对意见，因为曾经的“疯狂”的六十到七十年代而把很多事情怪罪他，但是他在民族的史册上必然是要填上自己的光辉而不朽的名字的：他的名字叫毛泽东。毕竟是他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人让中国人“从此站了起来”，让已经饱受磨难的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可以真正挺着腰板和别人说话。 而接着，中国人在真正一穷二白，两手空空的基础上建设到现在的我们可以提出“中华复兴”的口号。这不是空口说白话就可以吹出来的，这是真正的“人定胜天”。当一些人在八十世纪说：“中国不行了，你看人家外国……”等等之类的时候，真正的中国人一起向这些人表现了自己的聪明智慧和勇气以及决心。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会有这种自卑的话语了。 可以作为一个真实的例子的是：笔者曾到过意大利，生活了数月，这个发达国家的普通人民生活其实已经没有在笔者生活的城市合肥里月薪拿一千多元，同样普通的职工的能享受到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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