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古陶埙的研究可以借助陶瓷考古的手段及其已有成果来鉴定它的形制、年代、文化属性等;《曾侯乙钟铭》的研究必须借助于古文字考古与青铜器考古的成果;《敦煌古谱》的研究也必须依据于古谱原件的文物考古研究。但由此又引出古埙音阶问题,钟铭的先秦乐律学史问题,敦煌谱的译解问题等。因而,其研究范围常常涉及古代乐律学、音乐形态学、音乐民族学的许多具体问题;也能从音乐学的角度起反馈作用,以助益于考古学的研究。例如:对于商、周青铜编钟的音阶发展史的研究,可以反过来对发掘资料不全的古编钟提供断代根据。著名的信阳“□□”钟,首钟是否与其他十二件编钟同套的问题,即依据于编钟音阶结构及其声学方面的测音研究而得结论。因此,中国当代音乐考古学的内涵带有更多的综合学科、边缘学科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