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普杂志主编丁

丁志刚（1919—1996） 图书馆学家。 1919年 5月12日生于山东滕县(今滕州市)。1938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同年入陕北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曾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及鲁中军区宣传大队队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以教员身份在徐州从事城市秘密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徐州市立第一中学校长，山东省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省文化局副局长。 1954～1982年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在此期间,曾兼任该馆党委书记，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图书馆司局长，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第二届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并任《图书馆工作》、《图书馆学通讯》等期刊主编和《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 2版编辑委员会主任，为北京图书馆和全国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主持中国图书馆学会工作期间，致力于繁荣图书馆学研究，推进中外图书馆界的交流与合作。曾为中国重新加入国际图书馆协会和机构联合会赴菲律宾马尼拉交涉，后又率代表团出席国际图联第47、48、51届大会。此外还访问、考察过美国、苏联、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日本等国的图书馆事业。 1986年和1990年两次应邀在《ALA世界图书馆和情报工作百科全书》上撰文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馆事业。 丁肇中（1936— ） 物理学家。　 丁肇中祖籍山东日照县；1936年出生于美国密西根州安阿堡（Ann Arbor）；父亲是丁观海，母亲是王隽英，他在台北读中学，在密西根大学读大学本科与研究院，於1962年获博士学位；自1967年起执教于麻省理工学院。丁教授在粒子物理学中有许多卓著的贡献，最有名的是1974年J粒子的发现，这项发现导致粒子物理学走入了新的方向，也因此而获得1976年诺具尔物理奖。　　　　此外，他对量子电动力学之精确性、轻子的性质、矢量粒子的性质、胶子喷注现象，Z-γ之干涉等问题的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贡献。 近年来丁教授组成并领导一实验组，积极建造L3探测器，将於1988年起在西欧中心（CERN）的LEP加速器上做实验，这是一项极大的计划，动员了世界各国四百多名实验物理学者，探测器建造费用将超过一亿美元。丁教授是当代最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之一。他的工作特征是方向明确果断，计划周详严谨。丁一（1925—） 翻译家。 曾用名丁尚谦，原籍浙江吴兴县人，1925年1月生于北京，1931年到上海就读于华明小学，1931年中赴日本留学。中学毕业后，考人东京农工大学，1945年回国。1949年3月在北京市贸易公司工作，1951年5月调到出版总署出版司调研处作统计工作，从此与印刷工业结下缘份，辛勤工作了40余年。 丁一是一位求知心切、志趣广博、知识丰富、译著甚多，在印刷界享有声望的翻译家。他的日语翻译水平甚高，译著成果丰硕，又有对事业孜孜不倦和奉献社会的精神，他经常以“珍惜点滴时间，求索再求索”为座右铭，鼓励自己追求知识，不知疲倦地工作。 1956年7月，北京印刷技术研究所（现为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创立，他调至该所任翻译，成为印刷界第一位日语专业翻译。他编纂了十余种供科研参考的专题资料，其中照相排字、感光性树脂版、橙光蒙版、PS版、彩色报纸印刷和立体印刷等专题资料，对推动印刷技术进步起到了借鉴作用，受到领导的表扬。丁一于1960年做印刷情报工作，他深感印刷技术进步必须搞好技术信息交流工作，为创建印刷科技情报站做了不懈的努力，积极参与创办《印刷科技情报》杂志，为该刊撰写多篇文章。 丁一热爱印刷事业，虽步入印刷界较晚，但著译颇多，他编著的《印刷知识》和翻译的《照相制版用药品手册》、《印刷油墨手册》、《印刷科学》、《照相化学》、《感光性树脂》、《感光性高分子》、《印刷适性》等印刷科技书，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印刷工业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出版。《印刷知识》是用科普语言叙述印刷技术的尝试，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使人耳目一新，博得出版印刷界的赞赏。他翻译的《摩擦》、《什么是催化剂》、《立体数学游戏》和《精密陶瓷》等科普图书，分别由科学出版社、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 丁一热心提倡统一印刷名词术语，1974年与他人合作编辑了《日英德汉印刷专业常用词汇》，后又合编出版了《英汉印刷技术词汇》。1988年7月至1989年7月，他受聘于东京工艺大学，任图像工程系客座教授，登上了国外大学讲坛。这一年中，日本有关单位出版了他编著的《日中英印刷关连用语解说》，这是一本首次用科普语言撰写的包括三种语言的工具书。该书面世后，得到日本出版印刷界的好评，日中友好协会专为此书发表了书评；继而又出版了他编著的《日英中印刷·出版·情报用语辞典》和《日英中印刷·出版·情报略语集》。这些书问世后，不仅有利于促进我国印刷用语的规范化，也有助于国际间印刷技术交流，深受国内外印刷界的青睐。 1980年3月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成立以来，丁一当选为第一、二、三届理事会理事，兼任协会副秘书长。他参加《中国印刷》、《中国印刷年鉴》的创办工作，曾任两刊的编委，经常为《中国印刷》撰稿。1985年夏他调到协会工作，协助领导为推进中日两国印刷界友好往来，开展中日印刷技术交流屡有建树，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从1985年起，中国印刷技术协会与日本印刷技术协会合办了平印制版印刷函授班三期（共6年），随后继续合办了印刷企业管理函授班。在长达8年之久的合办函授教育中，他翻译与组织他人翻译和负责校订了40册函授教材，并担任面授辅导的翻译。他为无偿引进日本3批二手印刷设备，设立“森泽信夫印刷奖”，吸引日资成立三祥堂快速印刷公司，联络和开展对日印刷加工业务，呕尽心血，做出了贡献。在中国印刷技术协会邀请日本各界学者、教授来访讲学和函授辅导等难以数计的活动中，他不顾年事已高，不辞劳苦。他译述准确和诲人不倦的品德，赢得了国内外人士的赞誉，同日本朋友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增进了中日两国印刷界的友谊和相互了解。 丁一在50年代初期从事科普读物的创作，在《科学大众》、《科学通报》、《现代化》等科普刊物上发表的科普作品有百余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过他编写的科普作品6篇。这些科普作品在社会上引起较好的反响，由此诱发出开展印刷科普工作的强烈愿望，在他倡议下，中国印刷技术协会与有关单位合作召开过3次印刷科普座谈会，为印刷科普的播种和耕耘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丁一兴趣广泛，爱好很多。他为《化学工业》、《机械工业》、《电世界》等十几种科技刊物撰写了近百篇文章，为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翻译了涉及十几门学科的大量资料。他编译的《摄影的创作》、《摄影术语小辞典》分别由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他还翻译过大量有关摄影艺术和摄影技术方面的文章，曾担任《国际摄影》的编委。 由于他对印刷事业的眷恋，对科普创作的执著，对科技情报的追求，对翻译工作的酷爱，勤奋笔耕40余载，以其著译量大、面广而闻名于世。功夫不负苦心人，他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颁发的个人先进工作者奖，1979年当选为北京情报学会第一届理事，1984年被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选为理事，并编人《中国翻译家辞典》。1985年他被编入《中国摄影家辞典》，后又编入《中国摄影家大辞典》。1987年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个人先进工作者奖，1988年被评为译审。1990年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授予他建国以来成绩突出的科普作家称号，1991年被聘为新闻出版署印刷科技情报委员会委员，1992年受聘为北京印刷学院董事会董事。

马丁·伽德纳（MartinGardner），1914年生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塔尔萨，1936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哲学系。l957年，伽德纳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开设了一个数学游戏专栏，这个专栏一直延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成为杂志的一个招牌栏目。他的数学科普著作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由于数学科普方面的贡献，他荣获l987年美国数学会斯蒂尔奖和l994年数学交流奖　　李建臣，198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先后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报刊司工作，现任《中国新闻出版报》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中国出版》杂志常务副总编辑；曾策划、主持或参与了《世界科普名著精选丛书》、《中国科普佳作精选丛书》等重大出版项目的编纂出版活动。主编的《科学的丰碑——20世纪重大科技成就纵览》、《共和国的脊梁——两弹一星功勋谱》等多部作品均获得了国家级奖励，主编的“蒲公英”科普系列丛书被列为中国科协重点科普项目并获得中国科协资助。主编的《图书编辑学》被北京师范大学相关专业列为研究生教材；翻译作品有马丁·伽德纳的代表作《啊哈！灵机一动》。此外还创作了《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狭义相对论的诞生》、《时空的弯曲与消长——广义相对论的建立》等科普作品及撰写各类文章共50余篇；获得过中央宣传部、科技部和中国科协联合授予的中国科普先进工作者称号，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科普作协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刘正新，北京大学临床医学博士毕业。曾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内科工作，现任首都医科大学朝阳医院教育处副处长，兼任朝阳医院消化内科任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撰写过20多篇学术论文和《望而却步一瞬间痛心疾首一辈子》、《医疗内镜的发明与发展》等科普作品多篇，主持翻译了《奈特消化系统疾病彩色图谱》等多部学术著作。曾留学日本东京都癌研究会病院，系世界胃肠病学会成员，同时担任（《中国消化内镜》杂志执行主编，《中国实用内科杂志》、《中国肿瘤临床杂志》、《中华肿瘤防治杂志》以及《中国循证医学》等杂志编委。

丁奉,三国时吴将丁原,东汉末年诸候,吕布原是他的义子,大将丁汝昌,清北洋水师提督,著名的中日甲午海战,任指挥官,惨败

吴凤鸣 (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丁文江是一位有作为、有成就、有贡献的 “多维”科学家，说他是卓越的地质学家、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建者之一，在学术界，特别是在地学界早已有共识，而在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场 “科学与玄学论战”中，作为科学派的主将却鲜为人知，今值丁文江先生诞辰 120 周年之际，笔者根据个人所掌握的部分史料，作简要介绍，不当之处，敬请指正!一、生平简述丁文江 ( 1887 ～1936) 江苏泰兴人，号在君，人称现代的 “徐霞客”，1892 年 5 岁进私塾馆，“寓目成诵”，读 《四史》、《资治通鉴》等古籍，喜爱诗词，自幼受到良好的中国传统教育，拥有深邃而雄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10 岁时作 《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深受老师的赞赏，15 岁考秀才。一篇 《汉武帝通西南 ( 夷) 论》博得知县龙璋的欣赏，收为门下弟子。1902 年劝送其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曾主编 《江苏》 杂志，宣传复兴中国，倡导革新，抨击孔儒教育，提倡妇女解放;1904 年在吴稚晖劝导下，由康有为资助下，离日赴英，到达爱丁堡;1906 年，年仅 19 岁考入剑桥大学;1908 年考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动物学和地质学，1911 年获得双科学位后回国;1911 年在北京参加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班科举进士考试，获得 “格致科进士”;1912 年在上海南洋中学任教;1913 年任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兼任地质研究所所长; 撰写 《工商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倡议设置地质研究所，成为中国第一个培养第一代地质学家的摇篮，意义深远;1916 年任地质调查所长;1925 年赴上海出任 淞沪 总 办，虽 仅 8 个 月，这对 他 后 来的科学 家 的 形 象 有 一 定损害;1931 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研究教授，讲授 “地质学通论”。二、辉煌业绩 揭开中国地质调查事业的序幕1911 年从英国回归途中，经海防登陆，换乘滇越铁路火车入云南昆明，取道黔湘驿道入贵州，沿途进行了艰苦的地质调查，开创了中国用近代地质方法进行地质考察的先河，考察中看到黔民生活困苦，十分感触作诗一首，题为 《黔民谣》;1913 年同德国梭尔格、王锡宾赴太行山区进行地质考察，并对正太铁路沿线附近地质作了系统调查，撰成 《调查正太路附近地质矿务报告》;1914 年再度去云南东部、北部作地质考察，历时 200 余天，重点调查了个旧锡矿和东川铜矿，测得 《个旧附近地质总图》等，发表 《云南东川铜矿》、《云南个旧附近地质矿物报告》等;1914 年为地质研究所 22 位学员开设了古生物学课程，带领学员分期分批赴北京西山附近及河北、山东、陕西等地进行地质实习和考察，开创了在中国古生物学教学的先河;1915 年在北京西山及其附近地区，山西、河北等地进行地质调查，重点是山西、河北地区的煤田;1916 年赴皖南和浙西一带进行地质考察;1917 年赴河 南、湖 南、江 西，主 要 调查 萍 乡 煤 矿 和上 株 岭 铁 矿 ( 见 《中国 铁 矿志》) ;1916 年以他为所长的地质研究所 22 名学员毕业，充实了中国地质调查所，从而拉开了中国地质调查的序幕;1917 年赴皖南、浙西进行地质调查;1918 年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并出席巴黎和会，同时也考察了一些国家的地质设施;1918 年再赴山西大同进行地质矿产调查;1919 年发表 《中国之矿产》、《扬子江下游的地质》 文章，文中对长江下游的地层作了分区，对江南山岭的地质构造与秦岭、南岭构造之间的关系作了论述，同时还探讨了各自间的特殊结构和地壳运动的时代;1928 年受铁道部的委托，赴广西进行川广铁路线踏勘与沿线地质矿产考察;1929 年春，组建了一支以他为总指挥的考察队，再度赴西南边陲地区，进行地质考察，考察内容包括地质、地理、矿产、人种等五大学科，考察路线和环境十分艰苦，基本是高山峻岭，原始森林，在考察期间，他的得意门生赵亚曾遇害殉职，深感悲痛，撰有《挽赵予人》七律，1930 年返回北京，结束西南的考察;1935 年 12 月为政府实施紧急矿藏勘探计划，特别是调查粤汉铁路沿线煤矿，到达湖南境内进行地质考察，连续野外工作劳累，在衡阳殉职，年仅 49 岁。 创建或参与创建发展中国地质事业的摇篮1913 年出任北洋政府矿政司地质科科长 ( 中国第一个地质行政机构) ; 同时担任地质调查所所长，撰成 《工商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同年与章鸿钊等共同创建培养第一批中国地质学家的机构———地质研究所，并兼所长;1913 年被聘为中国地学会评议员，并作 《滇黔地质》 学术报告; 1923 年担任该会会长;1918 年初，在欧洲会见了李四光并希望学成归国，不久李先生就收到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聘书，回国后重建了北大地质学系;1920 年访美期间，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托，聘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葛利普教授来北大主持古生物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正是由于葛的来华，培养出一批中国著名古生物学家，诸如孙云铸、尹赞勋等;1922 年参与中国地质学会的筹建和成立，为 《中国地质学会会志》 撰写题为 《中国地质学会组织历史》的发刊词，并发表题为 《中国地质学会的目的》的文章，两届当选为理事长;1923 年发起和筹建中国古生物研究社，其中还有张元济、罗振玉、张学良、章鸿钊、梁启超、翁文灏等;1929 年 8 月参与中国古生物学会创立大会，参加大会的还有孙云铸、俞建章等;1929 年兼任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1934 年 3 月，参与中国地理学会成立，汇聚了学界名流，其中有: 翁文灏、李四光、竺可桢、谢家荣、叶良辅、张其昀、顾颉刚、谭其骧等;相继创立地质陈列馆 ( 博物馆) 和地质图书馆等。 主要论著 ( 仅列与地质学有关的)1914 年发表 《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务报告书》，与梭尔格 ( Solger) 、王希宾合著;1915 年发表 《云南东川铜矿》( 英文) ，《远东时报》;1916 年发表 《中国之煤矿》( 英文) ，《远东时报》;1919 年发表 《扬子江下游之地质》( 英文) ，《太湖流域水利季刊》;《中国之矿产》( 英文) ，《远东时报》;1921 年发表 《第一次中国矿业纪要》，与翁文灏合著;1922 年在比利时召开的第 13 届国际地质大会上，提交了题为 《滇东的地质构造》 论文，文中把滇东地区划分为 9 个构造单元，并论其各自的构造特点;1922 年发表 《中国地质学会组织历史》，《中国地质学会会志》 发刊词;《京兆昌平县西湖村锰矿》，《地质汇报》4 号;1923 年发表 《重演印 “天工开物” 始末记》，《努力周刊》;1923 年发表 《五十年来中国之矿业》，《最近之五十年》;1923 年参与了 “玄学与科学” 的论战，以 4 篇 《科学与人生观》 宏论，战胜玄学派，并宣传和捍卫了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倡导了科学方法，而成为科学派的主将; 同年，发表 《五十年来中国之矿业》;1924 年发表 《中国地质工作者之培养》，在中国地质学会第 2 届年会上的报告;1926 年在 《小说月刊》 上介绍 《徐霞客游记》 一书，内容主要是: 游历的目的、路线、发现及其文学和科学的价值等;1927 年主编 《徐霞客游记》，并新编一本地图集，借以按图证书。其所附 《徐霞客年谱》，具有筚路蓝缕之功，曾得到胡适、梁任公等的帮助;1928 年 《中国官办矿业史料》 由地质调查所印行;1929 年发表 《中国造山运动》 论文，文中阐述了对中国造山运动的分期观点，即广西运动、海西运动和燕山运动，《中国地质会志》，第 8 卷;1931 年发表 《丰宁纪的分层》，《中国地质学会会志》 第十卷;1931 年发表 《中国地质学者之责任》，《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会刊》;1931 年发表 《川广铁道路线初勘报告录》，与曾世英合著，《地质专报》;1932 年发表 《丁氏及谢氏石燕宽高率差之统计研究》， 《中国地质学会会志》 第十一卷;1932 年发表 《漫游散记》， 《独立评论》 上连载，记述了他 20 年间、遍 及 22 省( 区) 的地质的、地理的考察，包括云、贵、川、桂、太行山、燕山等;1933 年 6 月赴美，代表政府和中国地质学会参加在华盛顿召开的第 16 届国际地质大会，会上提交了与葛利普合著的 《中国之二叠纪及其在二叠纪地层分类上之意义》及《中国之石炭纪及其在密西西比与本薛文尼二系地层分类上之意义》论文报告; 会议期间还代表我国出席国际古生物学联合会筹备会，当选为筹备委员; 会后赴英国、瑞典、瑞士访问。8 月底，到达苏联莫斯科，受到苏联科学院及地质矿产测勘研究所的接待，曾到巴库油田等地参观访问，留下深刻印象和赞美，对其政治思想均有颇大影响;1934 年发表 《苏俄旅行记》 和 《苏联南部油田地质》，《独立评论》 上连续刊登十余篇，苏联地质科学的成就，影响深远;1933 年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合编 《中华民国新地图》 和 《中国分省新地图》 由申报馆出版，得到高度评价，被称之为 “国内地图革新之第一声”。 在中央研究院的贡献1934 年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是一位实际的行政首脑，尤其是受苏联科学成就的影响，他以富有雄心壮志改革者姿态进入研究院，首先建立评议会、基金保管委员会等，并试图把全国科学研究力量集中于研究院，因而曾激起科学界的一场风波。关于丁文江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成就，将有专文另行表述，这里主要列举以下有关文献可供参阅:( 1) 蔡元培 《丁在君先生对中央研究院之贡献》，《独立评论》，第 188 号( 2) 朱家骅 《丁文江与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院刊》，第 3 集( 3) 李济 《对丁文江提倡的科学研究几段回忆》，《中央研究院院刊》( 4) 葛利普 《丁文江先生与中国科学之发展》( 5) 丁文江 《中央研究院的使命》，《东方杂志》，第 32 卷第 2 卷( 6) 丁文江 《科学化的建设》，《独立评论》，第 151 号( 7) 丁文江 《中国中央研究院之科学工作》，英国 《自然》周刊( 8) 丁文江 《中国现代科学》( Modern Science in China) ，第 133 页( 9) 丁文江 《我国科学研究事业》从文献中，可以了解到他的科学观和科学思想、科学方法论以及他在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情况。三、科学与玄学论战始末正值 “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一场宣扬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 “玄学与科学”的论战掀起高潮: 论战的主题是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问题。1923 年 2 月 14 日，清华大学教授张君劢 ( 1887 ～ 1969) 为出国留学生作学术报告，后公开发表 《科学与人生观》文章，其基本观点是:( 1) 科学是客观的，人生观则是主观的;( 2) 科学可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是综合的;( 3) 科学为理论 ( 逻辑) 方法支配，而人生观起于自觉;( 4) 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 5) 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对象，而人生观则起于人格之单一性。总之，强调人生观的中心是自我，与之相对者为 “非我”，科学有一套推理方法，人生观起于直觉，科学为因果规律所支配，人有自由意志、单一性、良心自动，其结论是科学对人生观没有意义，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张君劢的文章发表后，4 月 12 日他的挚友丁文江在 《努力周刊》 ( 第 48、49 期) 发表 《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的批评文章，文中就上述玄学五个观点，逐项论述和批驳，其结论是: 人生的、心理上的问题，也是科学研究对象，心理上的内容，包含心理现象、人的感情，都逃不出科学的范畴。科学的目的，就是废除个人主观成见，科学的理性能解决人的感情问题，进而肯定科学、科学的方法能用于建立科学的人生观，能解决人生观问题，那就是人类应该用科学的原则支配自己的人生观，认为科学不外是将事物分门别类，求它们的秩序，然后概括为科学的公例，“……而科学上的公例随着新的发现不断变更，光学、牛顿力学在发展，时空观念在变化，进化论本身也在进化……”肯定心理现象也是科学内容，同样遵循某种客观规律在运动着、发展着; 文中自然也涉及了精神与物质问题的讨论。紧接着，张君劢在 《晨报副刊》发表了 《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 ( 上、中、下) ，文中除再次阐述玄学观点外，着重对丁文江等科学派的 “科学万能论”从知识论角度进行了反驳，指责丁 “中了迷信科学的毒”，认为科学与人生观分属不同世界，科学只能在物质世界起作用，不能在精神世界起作用，并责之为 “机械主义”。人生问题是复杂的，没有统一标准的，没有因果可循，“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认为人的内在精神活动是变动不定的、自由创造的，作为以物质世界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方法是不能作用其上的。科学方法和因果律都不能施用于人生观问题，基本否定了科学派主张的科学基础原理和科学方法的普遍性。张君劢强调说: “国人迷信科学，以科学为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运用最新的实验心理学和生命哲学理论，指出人的心理、情感和意志的特殊性。张君劢曾随同梁启超去过欧洲考察，张君劢，接受了当时欧洲超人哲学对西方文明的批判观点，这种论调，作为反击科学派人生观的思想武器。此时，玄学与科学的论战，引起社会上的广泛关注，梁启超于5 月5 日发表了 《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 “战时国际公法”———暂时局外中立人梁启超宣言》，5 月 23 日发表之《人生观与科学———张丁论战的批评》，基本上是倾向于玄学观点，又以各打五十大板形式。胡适 5 月 11 日在 《努力周刊》上发表 《孙行者与张君劢》。我国地质事业创始者之一，章演存 ( 章鸿钊) 在 《努力周刊》上发表了 《张君劢主张人生观对科学的五点疑点》，有力地支持科学派的论点。5 月 30 日丁文江再次在 《努力周刊》 上发表 《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全面驳斥张君劢对科学人生观点质疑，并对反驳其科学万能论的观点，再次指出玄学从形而上学关照人生观，认同传统儒学，倡导生命哲学加上新宋学的复兴，这时论战已进入炽热阶段。张君劢在中国大学演讲，题为 《科学的评价》，对丁文江所述科学支配人生观的论点再予以反驳，并说: “科学解决问题也是有限的……”6 月 5 日，丁文江在 《努力周刊》上发表 《玄学与科学讨论的余兴》，文中强调科学追求客观真理，严肃认真地批判了玄学的本体论，以及与人生观无关的观点，提出玄学是从柏格森的玄学脱胎而出，援引罗素的哲学理念，加以澄清。支持科学派的除胡适、章演存 ( 章鸿钊) 外，还有:( 1) 任叔永 《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努力周刊》，1923 年 5 月;( 2) 朱经农 《读张君劢论人生观与科学的两篇文章后所发生的疑问》，《努力周刊》，1923 年 5 月;( 3) 心理学家唐钺则连续发表多篇论文，其中有 《玄学与科学论争所给的暗示》、《一个痴人的说梦———情感真是超科学的吗?》、《科学的范畴》、《读了 ＜ 评所谓 “科学与玄学之争” ＞》、《哲学者之眼中钉》等;( 4) 陈独秀 《科学与人生观·序》，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 年;( 5) 谢国馨 《评吴稚晖的人生观》，1924 年 1 月 18 日 《学灯》;( 6) 王星拱 ( 1887 ～1949) 《科学与人生观》、 《什么是科学方法》主张科学能解决人生观问题。支持玄学学派者，有:( 1) 吴稚晖 《箴评八股化之科学》，《晨报副刊》;( 2) 张东荪 《劳而无功———评丁在君先生口中的科学》;( 3) 菊农 《人格与教育》，《晨报副刊》;( 4) 陆志伟 《“死狗”的心理学》;( 5) 林宰平 《读丁在君先生的 “玄学与人生观”》，抨击丁的科学主义;( 6) 甘A仙《人生观与知识论》。论战涉及学界各个层面，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也都参与了论战，对科学与玄学作了更为精辟的论述，其中有:( 1) 瞿秋白 1923 年 6 月 15 日以 “屈维它”署名，在 《新青年》上发表 《东方文化与世界文化》，同年 11 月 24 日在 《新青年》上发表 《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驳张君劢》，1924 年 8 月 1 日在 《新青年》上发表 《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驳胡适》。( 2) 邓中夏 1923 年 11 月 13 日在 《新青年》上发表 《中国现在的思想界》，1924 年1 月 26 日在 《新青年》 上发表 《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 3) 萧楚女 ( 署名萧初玉) 于 1924 年 7 月 29 日在 《新建设》上发表 《国民党与最近国内思想界》。( 4) 陈独秀 1923 年 12 月 9 日发表 《答A之》文中指出胡适是多元论者，对他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作了评述，1923 年11 月23 日并为 《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 “序”，主张用唯物主义史观作为人生观的理论之基础。其他学界重要文章有:( 5) 胡适 1923 年 11 月 29 日为 《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 “序”，随之，胡适发表《答陈独秀先生》。( 6) 哲学界蔡元培 1923 年 12 月在 《最近五十年》中发表 《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信仰。( 7) 冯友兰发表 《一种人生观》。( 8) 梁启超 1924 年 12 月以后发表 《非 “唯”》。科学派最主要的观点是以科学作为人生观点理论基础，认为科学中内含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方式，可以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信仰方式，科学作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规范、法则，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科学学派获得多数学者基本认同。玄学派代表人物张君劢在为 《人生关于之论战》一书 “序”中仍坚持唯心主义观点，在十年后，发表 《人生观论战之回顾》一文，其中解释说: “我当时脑子里所有的 ‘科学’二字，实在是指自然科学，不是指全部科学，因为自然界才能同人生观对立起来说。”他修正地说: “科学的本身，就是知识，知识的对象有两种: ①自然界; ②人生。科学这件事，是关于自然界及人类社会的知识”。 “……科学是可以研究人生问题或社会问题的，但……有个人问题，……有意志问题……不是查出公例”，最后，他依然认为:“科学应该是自然科学，亦即是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论战的后期，中国倡导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也相继发表论文，对两派的论点，分别作了评论:( 1) 1923 年 11 月 13 日，陈独秀在 《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 “序”中，主张用唯物史观作为人生观之理论基础，其观点是: “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就是 ‘唯物史观’，在这个问题上，丁文江、胡适都不彻底”。认为科学派丁文江、胡适是多元论，对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作了评述，胡适 11 月 29 日发表 《答陈独秀先生》，12 月 9 日陈独秀发表 《答适之》。( 2) 瞿秋白 1923 年 11 月 24 日在 《新青年》上发表 《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驳张君劢》，精辟地揭露了玄学派的唯心主义思潮。( 3) 1924 年 8 月 1 日，陈独秀在 《新青年》上发表 《答张君劢与梁任公》。( 4) 1924 年 8 月 1 日，瞿秋白在 《新青年》上发表 《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驳胡适之》。论战一年后，梁启超发表 《非 “唯”》，文中批驳唯物主义，他认为: “人生是最复杂的、最矛盾的，……真理不能用 ‘唯’字表现的，……凡讲 ‘唯什么的’都不是真理”，坚持心物二元论，批评陈独秀提出的机械主义人生观……会导致命定论……陈独秀多次在上述文章中，强调 “用唯物史观作为人生观论之基础”。“玄学与科学”的论战，最终以玄学的失败而告终，反映这次学术论战基本内容，有两派各出版一本文集，以科学派主编的 《科学与人生观》，由胡适、陈独秀作 “序”; 以玄学派主编的 《人生观之论战》，由张君劢作 “序”。近年来，一些学者对玄学与科学论战提出新的评论，认为: 这次论战基本上只是在上层人士中倡导科学思想、宣扬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试图建立科学的人生观，但并没有扎根于人民大众之中，受到颇大局限性，没有形成推动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力量，特别是科学派虽然取得论战的胜利，而科学派重要人物的科学观，也深受他们自身的实验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经验论影响，诸如像胡适在哲学上的传统思想的影响，以科学实证唯核心的现代理性思维方式，给 “大胆用心求证”蒙上一层马赫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关于胡适、丁文江的马赫主义思想，20 世纪 90 年代中，在全国地学哲学委员会以及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学术年会期间，曾两度请教过著名理论家于光远、龚育之等教授，他们共同认为即使有马赫主义色彩，也不能一概抹掉当时科学派宣扬科学思想，提倡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光彩，在当时中国科学处于萌芽阶段，宣扬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是主流，是有其积极影响和作用的，应予以肯定。他还引述了当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艾思奇在 50 年代批判胡适运动初期，评论过胡适这篇对科学的人生观的文章，认为该文是确能表明胡适有过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光彩。龚育之在 《对新世纪科技发展的人文思考》一文中指出: “科学派的代表人物丁文江和胡适，试图列出一系列基本观点来描绘他所主张的科学人生观。……不管胡适和丁文江的科学观，有着多少可以和应该批评的地方，我认为这是中国思想界的一次进步，而没有理由把它评价为该谴责的 ‘科学主义’统治的滥觞”。在文章的脚注中还着重地作了说明: “他们的科学观，特别是丁文江的科学观，本来带有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性质，到哲学层次上却同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搞到一起了。批判胡适运动的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工作者们大都对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取全盘否定态度，所以那时丁文江、胡适在这场论战中的维护科学的光彩，也被抹掉了。……现在人们当然不再采取这种简单的态度来对待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对待胡适和丁文江了”。有人问我，张君劢何许人也?( 1) 张君劢 ( 1887 ～1969) 早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与政治，后留德改学哲学，曾为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23 年因发表 《人生观》等文，掀起了一场玄学与科学的论战。他曾是国民党参政员，起草过 《中华民国宪法》等。梁启超、张君劢同去欧洲考察，接受了当时欧洲的超人哲学和生命哲学对西方文明的批评论点，并作为反对科学派人生观的思想武器。张君劢在 《人生观之论战·序》中，坚持多元论历史观，反驳陈独秀的唯物史观一元论，坚持 “社会变迁”是 “人类之自由意志为主原理精神立法的理论基础提出人生观的轮廓，非科学公例所能一律相绳。”( 2) 梁启超 ( 1873 ～1929) 举人出身，清末参与维新变法，1895 年随同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1896 年发表 《变法通议》，是有名的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参与了论战，在一年后 ( 1924) ，发表 《非 “唯”》，批驳唯物主义，他认为: “人生是最复杂的，最矛盾的，真理是不能用 ‘唯’字表现的，凡讲 ‘唯甚么’都不是真理”。坚持心物二元论，指出陈独秀提出机械的人生观……会导致命定论; 值得提及的是梁启超在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中还以欧战造成的破坏来说明 “科学万能论”的破产。但不能忽略，他对中国的社会变革和科学启蒙都有一定影响。有的学者提出: 胡适以科学的原理、精神和方法为理论基础，提出了科学人生观的大体轮廓，马克思主义派的陈独秀主张用 “唯物史观”作为人生观的理论基础。玄学派对科学派 “科学万能论”的批评，最主要的论点就是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科学与人生观分属不同的世界，科学只能在物质世界起作用不能在精神世界起作用。玄学派批评马克思主义者的唯物史观一元论，唯物史观解释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陈独秀的答辩是坚持物质一元论，反对心物二元论，这是针对梁启超的 “非唯”论点而言。认为哲学上对于宇宙观和人生观，向来分为物质一元论和精神一元论，不存在什么二元论说。陈独秀、胡适等人正是以科学、理性知识，批评宗教迷信和偶像崇拜，有利于人的主体性确立。陈独秀提出以科学代替宗教成为人生新信仰的主张。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梁漱溟提出中国文化的特点是礼乐代宗教 ( 道德) 。胡适提出宗教 “人化”的见解，即 “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冯友兰提出用哲学代替宗教。科玄论战是 “科学代宗教”的重要阶段。梁漱溟说: “科学是知识，宗教是行为，知识不能变更我们的行为，行为是出于情态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史观解释世界乃万物本源，强调世界本源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唯物史观，正是一元论者。据 《光明日报》发表的 《“科玄论战”对中国文化哲学的影响》一文指出: 陈独秀、瞿秋白在这场论战中对科学主义思潮的支持、对唯物史观的科学化的理解、对形而上学的拒斥，构成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无法剔除的解释背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是科学精神、民主精神、爱国精神三位一体的体现，首先是破除封建迷信和蒙昧主义，启迪中国新文化思潮，用理性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身，摈弃旧的 “忠君报国”的伦理道德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

研究工作涉及偏微分方程、函数空间、数论、数理统计、调和分析及数值分析等。在偏微分方程和函数空间方面最有成就，在混合型方程、椭圆组和间断解方面的工作在国内外影响很大。在函数空间及其嵌入定理方面进行了长期的研究，找出和纠正了国外有关著作中的错误，解决了强非线性变分问题、强非线性抛物型方程初边值问题。建立了Ba空间理论。近年来与合作者解决了等熵气流整体解研究的著名数学难题。曾先后获得科学大会奖，中国科学院一等奖、二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华罗庚数学奖和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多项奖励。由于在偏微分方程和函数空间等研究方面的成果而获华罗庚数学奖。195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即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1978年在数学研究所晋升为研究员。1985-1994年任原中科院武汉数学物理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研究员，为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1989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先进工作者，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特别是和合作者解决了等熵气流整体解研究的著名数学难题，完成了“补偿列紧原理与等熵气体动力学方程组”项目，在国际数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很多著名数学家包括PDLax和JGlimm等的高度评价，此成果获1989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和1988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此外还获1980年中国科学院重大成果二等奖和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两项，科学大会院重大成果奖一项。近年来丁夏畦提出了一个应用勒贝格－斯提捷尔斯积分加上引进的势函数给出了广义解的新定义，给双曲型守恒律研究中新出现的δ波现象一个合理的数学基础。指导研究生解决了运输方程组的存在唯一性问题和获得了二维黎曼问题的新结果。最近又对华罗庚教授引进的广义函数论作出了新的发展和应用。丁夏畦多次出国访问、讲学和参加国际会议。担任在美国召开的以美国科学院院士JGlimm任主席的“第五次双曲问题国际会议”的学术委员会成员。又和刘太平教授一起担任在香港召开的“第六次双曲总是佃际会议”的学术委员会主席。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应用数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武汉数学物理研究所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首批博士导师。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常务理事，该会理论委员会主任；湖北省数学会副理事长，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常委；为“七五”中国科学院重大项目“数学物理方程”负责人。他是新中国自己培养成长的第一代数学工作者，是偏微分方程方面卓有成就的数学家之一；丁夏畦在国内外著名数学杂志上共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出版专著和主编的论文集4种、科普读物3种。现在担任《应用数学学报》、《数学物理学报》和《经济数学》三个杂志的主编，1989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先进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