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写史记议论文的作用

司马迁自述写〈史记〉的目的是-----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希望对你有所帮助，谢谢采纳。

第五章 《史记》与《汉书》 第一节 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 1、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写作 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在他手里完成这样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与当时时代和个人的经历等主客观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首先，得益于家庭影响。他父亲司马谈向当时天文、易学、道论的专家学习过，曾写过《论六家要旨》的论文。司马迁深受这个学术空气浓厚家庭的熏陶，幼年时除参加部分劳动外，即开始学习当时的通行文字——隶书；武帝即位后，司马谈被任为太史令，举家迁居长安，他又学习“古文”（即秦以前的文字），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些知识准备对于写作《史记》十分重要。 其次，司马迁进行了大量的录访搜集阅读考订史料的工作，对社会政治事件有亲身的体会和实感。二十岁时有过一段漫游大江南北的壮举，在漫游中已开始注意寻访历史遗迹，搜集人物的传闻。例如到淮阴，搜集有关韩信的传说；到沛县、丰县一带，搜集了刘邦及曹参、萧何等人的史料；到河南开封考察了夷门监侯赢供职的地方，弄清所谓夷门即大梁（今开封）的东门等等。 漫游后仕为郎中，侍从武帝巡狩、封禅，使他接触了更多的祖国山川，目睹封建王朝的礼仪典礼，还曾参加武帝亲自带头的堵黄河决口的壮举，获得写河渠书的第一手资料。他又曾奉使西南夷，接触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生活，对于写作《西南夷列传》无疑起了很好的作用。 当司马谈病逝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有条件接触“金匮石室之书”，即皇家所藏的书史及档案。 第三，时代思潮的影响。武帝的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儒家重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孔子个人就在鲁史的基础上编修了《春秋》，寓议论于史事之中。这对司马迁颇有影响，司马迁将写作《史记》与孔子作《春秋》相比。 同时，这与司马迁的要求也不无关系。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随武帝封泰山，因病滞留洛阳，司马迁出使西南夷归来要向武帝述职。赶到洛阳时，见到垂危父亲，父亲谆谆嘱托要他完成自己著述史书而未能完成的事业，司马迁在父亲面前作了保证。司马迁从此把著述历史作为个人的最高理想，蒙挫受折坚持不懈。 大概在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主持了改历工作以后就开始写作《史记》，这年他四十二岁。至天汉二年（前99年），他为兵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触怒汉武帝，竟被处以宫刑。此后他隐忍苟活，发愤著述，为了完成《史记》的创作而顽强奋斗，大约到太始四年（前93年）基本成书。再后的情况无史料可考，据推测可能卒于武帝末年。 2、《史记》体体例 史记》是一部通史，上起黄帝下至武帝，记述了三千年的历史发展情况。它开创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体裁，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八书、十表、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记帝王之事，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的政迹，一般采用编年的写法；“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人物的传记，其中还记述了国外和国内少数发展的发展历史。 3、《史记》的人民性 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饱蘸了感情，表现出鲜明的倾向。对于最高统治者的残忍、欺诈、虚伪等丑恶的本质，总是通过一定方式加以揭露。如刘邦是汉代的开国君主，司马迁在肯定他推翻暴秦结束楚汉战争的战乱，统一国家的业绩外，也在有关人物的传记中将刘邦身上不光彩的阴暗东西暴露无遗。如在《项羽本纪》中通过两人在斗争中的各自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邦与项羽的作战，没有不失败的，他显得是那样的怯懦、猥琐和无能。在《留侯世家》等传记中写了他的贪财好色，在《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里写了他的猜忌杀害功臣的残忍本性。即使本朝的皇帝他也没有讳忌，如揭露武帝信用酷吏残害人民、愚蠢地迷信神仙言士等。 对官僚集团、贵族阶级的尔虞我诈，以势相倾的种种实情，描写得入木三分。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写窦婴与田蚡的种种矛盾明争暗斗，揭露了这一阶级的世态炎凉和他们的阴暗心理。由于司马迁的《史记》敢于面对现实，无情地暴露统治阶级的本质，赢得了“实录”的称誉。 司马迁将人民聚众反抗放在酷吏残酷压迫的背景上来表现，承认其合理性、正义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阶级局限。对于我国第一次农民起义——陈涉起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热情的赞颂，对于陈涉的失败，司马迁也作了较全面的总结。对于项羽为推翻暴秦作出的巨大贡献，司马迁加以讴歌，对他的暴虐和杀戮无辜则给予了批判。 司马迁肯定英雄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的同时，也隐约认识到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对于推动历史的促进作用。《史记》中为工商业者、医生、侠客、儒生、辩士都立了传，承认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司马迁对触犯封建阶级法律的

首先要从司马迁的祖先开始说起。司马迁的祖先为重黎氏。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颛顼（ｚｈｕāｎｘū专须）统治天下时，任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掌管地理。唐虞之际，又让重、黎的后代继续掌管天文、地理，直到夏商时期，所以，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周朝时候，程林休甫就是他们的后裔。当周宣王时，重黎氏因失去官守而成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掌管周史。”大家看到了吧，看看人家司马迁的祖上多牛啊，特别是那个“世代掌管周史”，这可以世代的铁饭碗，世代的公务员啊。不光这些呢，你想想，人家是写史的，周王天子位高权贵不敢得罪之外，其他的人如果想在历史上留点名头，那还不得使劲的送礼啊，这油水，你中石油都赶不上吧。周朝衰落之后，司马家的祖上辗转反侧终于发展到司马迁的老头子这辈了。司马迁他老爹名叫司马谈，做了汉朝的太史令。他这个老爹可不简单啊，从司马迁的自序中可以看出，他还是挺崇拜他老爹的。“太史公（这个是指司马迁老爹司马谈）从师唐都学习天文，从师杨何学习《易经》，从师黄子学习道家理论。太史公在建元至元封年间做官，他忧虑学者不能通晓各学派的要义而所学悖谬，于是论述阴阳、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的要旨”。看到没有，简直牛人一个啊，知识丰富，简直就是通吃啊。据说司马迁年仅十岁便已习诵古文，二十岁开始到处游山玩水，简直就是一个纨绔子弟，其实也没办法，谁让人家老子那么牛呢，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官N代”，有的是钱去折腾。但是司马迁自己却不是这样写的，他写自己是去研讨学问，考察遗风，学习礼数去了。终于明白现在有些官员为什么经常出差了，而且一出差不是“研讨学问”就是去“考察遗风”或者就是去“学习礼数”去了。原来他们是和司马老先生学的，说明我们的官员还是非常热爱学习的嘛，史记都很精通啊。司马迁学习归来之后，去见他老爹。当时他老爹是太史令。刘彻这个老小子去搞一个封禅典礼，按道理说，司马谈作为国家史学干部，应该参加才对，可刘彻这老小子（应该是这个老小子干的）却把司马谈滞留在了周南（目前不知这是现今哪地），这不明白着要晾司马谈吗。司马谈感觉很不爽，于是就一病呜呼了。临死前，一把鼻子一把泪的握着司马迁的手说：“我们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夏之世便显扬功名，职掌天文之事。后世衰落，今天会断绝在我手里吗？你继做太史，就会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现在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在泰山举行封禅典礼，而我不能随行，这是命啊，是命啊！我死之后，你必定要做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想要撰写的著述啊。再说孝道始于奉养双亲，进而侍奉君主，最终在于立身扬名。扬名后世来显耀父母，这是最大的孝道。”。司马谈这一席话简直太牛了，直接告诉他儿子你以后一定要做太史令，一定要接我的班，这一点，我们现在的官员真是不及啊，他们也就最多让自己的孩子去找个好单位罢了，还没干说一定要接他们的班的，牛，司马谈绝对的牛人啊。他这一席话也挺绝的，你想想当时是什么社会啊——封建社会，一个注重君臣父子的社会，“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啊。这下可好了，司马谈就说了，你必须要做太史令，还必须要写一部能让你扬名立万的好书哦，要不你就是不孝，不孝这个罪可就大了，再加上司马迁是非常崇拜他父亲的，如果要是不孝了，死后都无脸在九泉之下见他父亲了。于是他就答应了这件事。司马迁还是很有学问的，也不是一般的主，要是一般的主他老爹也不能最后那样去交代他啊。你想想现在一些酒囊官二代，你让他去写一部书试试，别说一部书了，写一篇小学作文，他们都写不好。所以，司马迁敢接他老爹这个活，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斤两。太史公说：“先人说过：‘自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死后到现在五百年，有能继承清明之世，正定《易传》，接续《春秋》，意本《诗》、《书》、《礼》、《乐》的人吗？’其用意就在于此，在于此吧！我又怎敢推辞呢。”看看上面司马迁对自己的评价，无敌之人啊，凤姐要是看到了，一定会很满意的。大家都知道，司马迁受过腐刑，作为男人被施以腐刑无异于杀了他。刘彻这老小子，太会折磨人了，为了点小破事，竟然使出如此毒手。司马迁自己也说想到了死，但是一想想他老爹死之前交代他的事，他还是打算把书写完再说吧，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的被鲁迅老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帮我购物，最省钱的购物方式。）可能最后有人会问，司马迁有没有后代，据记载有一女，但是也不是很详，实在想知道，就去搜搜吧。帮我搜搜。。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1 完成父亲的嘱托 2 让自己不比鸿毛轻 3让后人可以看到这3000余年是怎样 （一）开创了“纪传体”体例。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历史人物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怎样才能把大千世界的各种人和事都包容在一部书里呢？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 （二）《史记》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它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时期，记载了我国近三千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在《史记》中，司马迁第一个为经济史作传：《平准书》、《货殖列传》；司马迁又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他还第一个为卑微者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由于纪传体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这种撰史方法，为历代史家所采用，影响十分深远。 （三）秉笔直书，是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很好的发挥。所谓秉笔直书，就是史学家必须忠于历史史实，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历史。《史记》明确表示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的作法。项羽是司马迁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爱记述了项羽的伟业。但对于项羽的骄傲自大和企图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点，司马迁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从感情上司马迁是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恶。相反，对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才使《史记》以信史闻名于世。《史记》还贯穿一条重要线索，即重视人的历史作用。司马迁是反天命的。强调人是历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注意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立传，尤其是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放到与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来写。所以在《史记》中，既有战国七雄的世家、萧丞相（萧何）。留侯（张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时也有《陈涉世家》。司马迁也很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把经济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还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思想。由于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伟大创造精神，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和严谨的治史方法，使《史记》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也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美名。 （四）《史记》也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我国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史记》在我国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它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 补:司马贞，字子正，唐河内（今沁阳）人。开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撰述和起草诏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间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与南朝时期的宋国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 ）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集解》兼采当时裴骃所能见到的前人有关《史记》诸书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丝不苟。《索隐》进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原文提出辨正，发语警辟。《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中地名的考证尤为精辟。读《史记》原文，同时注意看一看这三家注，对原书会有更进一步?/ca>参考资料：

《太史公自序》:“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由此可见，司马迁的思想体系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但同时又吸收了道家思想来丰富、补充和发展了儒学道德伦理思想。在深入探讨历史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忠于事实，从而使人的道德价值同历史事实、历史进程、历史规律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为道德价值观提供了坚实基础。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探讨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是怎样“究天人之际”的呢?他在《自序》中说要“正《易传》”，而这正是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易传》以变化为天人宇宙的永恒法则，“生生为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息矣，”(《系辞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对此，司马迁也认为“《易》著阴阳五行，故长于变”(《太史公自序》)。《易》自东汉郑玄始，将《易》归之为三，“易简，变易不易”，而司马迁在此特别强调“变易”，可谓正切中要害，并为其治《史记》的哲学依据。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是基于自然与人事之间有统一关系的认识论基础,而且根本上是受到了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文化尤其是孔子的人文思想文化的积极影响。这种观点与汉武帝所提倡的儒学正宗的所谓 '天人感应'学说相对立。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要通过历史的发展演变,寻找历代王朝兴衰成败之理。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唯心史观不同,司马迁肯定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他对历史上出现的革命和政治改革,总是采取赞美的态度。他对法家如吴起、商鞅、秦始皇等,尽管从感情上并不喜欢他们,但对其变法取得的成功,则加以肯定。司马迁认为历史的盛衰不是偶然的,史家则应“原始察终,见始观衰”。而历史往往是在“盛”中已包含了“衰”的因素,“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向来的历史以政治为中心,以帝王的起居注为主要内容,司马迁却注意到了社会和经济,自觉地有意识地总结、研究经济问题。在记录整个人类的活动中,司马迁重视人民群众和下层社会的力量,在历史中抬高了平民的地位,如在世家中加入了陈涉,列传中的游侠、刺客、滑稽等大都是平民。他还重视维护华夏的统一,主张各民族的平等友好,反对掠夺侵暴。司马迁强调人的主体作用，《史记》创作，无论是从宏观的整体布局，还是从具体的一人一事，还是从其创作的思想倾向，无不表达其对人的肯定与歌颂。所谓“成一家之言”,就是要通过著作表达自己的历史见解和社会理想。《太史公自序》中说他的理想是使《史记》成为《春秋》第二,他自己成为第二个孔子。在这方面,司马迁以孔子作《春秋》深自期许,继承了古代良史“不虚美,不隐恶”的求实精神,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即使对汉高祖刘邦,也如实地记载了他好逸恶劳、贪酒好色等无赖习气;而《封禅书》则记载了汉武帝迷信神仙的一些荒唐活动;《酷史列传》中则如实写汉代残酷的吏治;《平准书》里则对汉武帝黩武给人民带来的苦痛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在《匈奴列传》《大宛列传》、《佞幸列传》里,则揭露武帝所宠幸的权贵们的骄奢跋扈和贪纵无耻。司马迁始终坚持独立思考,把他的歌颂更多地给了具有优良品德和反抗精神的下层人民和许多不为当时官方舆论所容的人物,以及遭受迫害打击的忠臣良将;肯定了官逼民反的合理性。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司马迁进步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司马迁写《史记》,窃比《春秋》也是寄寓理想于其中的,而他的理想也是靠历史事实的敍述来体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