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教师教学论文3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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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进高级职称答辩内容是评委会问论文中的观点、方式方法等。所以论文，不管是自己写的还是找人代写的，需要提前了解并熟悉里面内容，当然，自己写的更具有优势；全市公办普通中小学、职业中学、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教研室、电教馆(站)、青少年活动中心和教师进修学校等在编在岗，并符合晋升教师职称（职务）条件的教师可以申报相应专业技术职称。凡在我市教育行政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中小学、幼儿园任教或在公办中小学、幼儿园任教的临聘人员，且符合晋升教师职称（职务）条件的教师，可以参照公办学校教师评审程序，申报相应专业技术职称。扩展资料：职称评审的材料清单1、《专业技术职务评审表》（中、初级一式两份）、附件表（一式一份）；正表中主要工作业绩一栏要填写详细、具体。2、上一年度的《专业技术人员考核登记表》。3、专业论文和业务工作总结。专业论文要求：1、必须亲自撰写，不得抄袭。2、要结合本人工作和岗位实际。3、字数不少于 3000 字。业务工作总结要求：1、要把自己工作的经历写清楚。2、要把负责或参与的主要项目写清楚。3、要把发表的论文或取得了哪些主要成果、奖励写清楚。

试论做一名合格的幼儿教师应具备的素质（和怎样才是合格的幼师一样的吧）幼儿教师是幼儿园教育的实施者，教师的素质直接影响着幼儿教育的质量，提高教师的素质是当前幼儿教育的当务之急。幼儿教师应具备哪些教育素质？一、要有正确的教育目的观作为教师应该明确究竟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好的幼儿教育，才是高质量的幼儿教育。一直以来，幼儿教育都是以小学的预备阶段存在的，一些家长为了使自己的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信奉“提前开始、越早越好”的教育思想，要求幼儿园大量给幼儿教识字、拼音、书写、计算等等，甚至要求将小学书本内容提前灌输给幼儿。为了迎合家长的心理，一些幼儿园过多地关注了幼儿知识、技能的学习，而忽视了幼儿情感、态度、能力、习惯、兴趣的培养。这种幼儿教育剥夺了幼儿的童真童趣和游戏玩耍的权利，使幼儿失去了天真、烂漫的童年生活。其实，孩子早期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培养神童，而在于培养头脑灵活、身体健康、性格开朗、品质优秀、人格健全的孩子。高质量的幼儿教育应该是要让每一个人的潜质都得到充分的发展，幼儿能自主地做事、自信的生活，体验到在幼儿园学习是一件幸福的事。应让幼儿感到学习的过程是在追赶美丽的蝴蝶，而不是追赶随时可能会蜇人的黄蜂。在我们这个西部欠发达地区，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虽有所改变，但仍然存在，需要教师、家长继续转变教育观念，树立正确的教育目的观，还孩子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二、选择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传统的教学方式是以教师讲解为主，教师缺乏教具演示，缺乏图案色彩，缺乏生动的游戏，干巴巴的说教索然无味。课堂上，老师总会要求幼儿“小手放在小腿上”“小手背后，乖乖坐好不准动”等等，幼儿只能被动地接受教师的灌输。新《纲要》中指出：“幼儿园应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寓教育于生活和游戏之中”。要改变传统的注入式教育，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注重在游戏、生活中教育幼儿，集体、小组、个别等多种教学组织形式并用，争取家庭、社区的支持与配合，使幼儿在生动、活泼的活动中得到主动地发展。应允许幼儿自主选择活动内容和活动方式，允许自由选择伙伴，允许有自己的见解，调动幼儿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幼儿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作为幼儿教师，应清楚地认识到：儿童不是一个需要填满的容器，而是一个需要点燃的火把。三、形成合作探究式的师幼关系在传统的观念中，老师总是权威的化身，老师总是对的，传统的师幼关系就是：我说你听、我教你学、我讲你做。在师幼互动中，由于教师把自己更多地定位为管理者和控制者的角色上，因此，在不少时间，幼儿首先是不被允许发起互动信号的，如在进行集体教育活动中，幼儿首先要做到的是安静，而不是和教师发生交流和互动。又如，不少教师更为关注的是“班上是不是出事”、“有没有消极行为”，至于幼儿到底在干什么，或幼儿心理、情感上有什么特殊需要，教师并不在意；在师幼互动中，幼儿更多将自己定位为互动中的服从者，听从和遵守的成份更多，比如，要“好好和大人说话”、“想做什么必须向教师申请”等。教师没有把幼儿作为一个平等的个体，教师与幼儿之间缺乏情感的交流与互动。新《纲要》中指出：“教师应成为幼儿学习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教师与幼儿应形成“合作探究式的师幼互动”关系。因此，教师与幼儿的关系是平等的，教师应尊重幼儿、信任幼儿。教师是孩子的合作伙伴，是玩伴，是与幼儿一起学习、一起成长的人。在幼儿园一日生活中，要求教师“蹲下来说话，抱起来交流，牵着手教育”，就是倡导师幼间民主、平等的对话关系。由于传统师道尊严思想根深蒂固，再加上本地区幼儿教师观念滞后，要真正形成合作探究式的师幼互动关系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四、赋予教师爱的魔力德国学者斯普朗格曾经将“爱”比喻为教育的“根”。在儿童教育中，“教育爱”不断滋养着儿童教育这棵“大树”，为其茁壮成长提供必需的各种“营养”，例如：教育爱可以满足儿童爱的需要，赋予教师神奇的“魔力”，是教育智慧永不枯竭的源泉等等。正是教育爱赋予了教师以神奇的魔力，使其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化消极为积极”以及“化不可能为可能”。没有教育不好的孩子，有时，对孩子的爱才是最好的教育方法。孩子都十分在乎老师的态度，不管是调皮好动的孩子，还是性格内向的孩子，有时，老师的一个微笑，一个拥抱，甚至一个赞许的眼神，摸摸他的小脑袋，拉拉他的小手，和他说上几句悄悄话，都会让孩子兴奋不已，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教育效果。古语道：亲其师则信其道。作为幼儿教师，千万不要吝啬自己的爱，因为你在给予孩子爱的同时，孩子也会用同样的爱来回报你。教师要把幼儿当作自己亲密的朋友，容忍幼儿的缺点，尊重幼儿的话语权，控制自己的情绪，做到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始终微笑地面对每一个孩子，热爱每一个孩子。有人说过这样段话：师爱，没有树高，没有花香，却有海的胸襟，山的脊梁，一个鼓励的眼神，一句赞赏的话语，一个温暖的微笑，也许就可以改变一个孩子。同时，教师要对每个孩子都报有期待，教师要相信每个孩子都有聪明的火花，都是可造之材。每个孩子都有它的优势领域和弱势领域，幼儿园里不存在谁聪明谁不聪明的问题，也不存在这个孩子有多聪明的问题，而只存在这个孩子在哪方面聪明的问题。幼儿园里没有“笨孩子”“坏孩子”的说法，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也是出色的。作为教师，就要善于发现孩子的优点和闪光点，对他们进行激发、鼓励增强其自信心，使其在弱势领域也有进步。“罗森塔尔效应”就证明了期待对人的重要作用，即“你如果把一般的学生看作天才，对待他如同天才，他果真成了天才”。五、具备学习和反思的能力每一位教师都应有一颗求知心。现代社会日新月异，各种新知识、新技能层出入穷，获取一劳永逸知识的时代已成为过去，在学习化社会里，幼儿园教师的生存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完善和学习过程。新时代背景下，要求教师要成为研究者、学者，而不单单是教书匠。如果我们还以陈旧落后的知识和方法去教人、管人的话，势必误人子弟。再加上，幼儿兴趣爱好广泛，好奇好问，这就要求教师必须迅速回应儿童的需求，及时满足他们的好奇心，维持儿童对周围事物与环境的探知兴趣，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周围事物。如果教师对孩子的问题一问三不知，也有损老师在孩子心目中的形象。教师要给幼儿一碗水，自己仅有一桶水是不够的，要成为涓涓的小河。因此，教师要有知识更新的紧迫感，利用点滴时间去学习。教师要学会反思。反思性教学是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途径，通过孩子在活动中的反应和表现，老师就能够分析出主题的选择是否符合幼儿的兴趣与需求，所确定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和所投放的材料是否适宜，教育的组织形式和教师的指导，是否有助于幼儿主动积极参与到活动中并获取知识经验，所有这些都需要老师进行反思。教师反思的过程，就是教师自我学习、自我提升的过程。波斯纳曾经指出，如果一个教师仅仅满足于获得经验，不对经验进行深入的思考，那么，即便有“20年的教学经验，也许只是一年工作的20次重复”。他提出一个教师成长的简要公式：经验+反思=成长。由于教师们整天埋头于组织教学、写计划、写总结、备教案等等，很少抬起头来去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与方法，因而缺乏自我学习与反思的观念与能力，不利于教师的专业成长。总之，幼儿教师要以新《纲要》为总旨，以促进幼儿终身发展为目标，加强自身的学习和反思，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能力，使自己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幼儿教师

对了叔学前教育专业毕业论文3000字到5000字左右过去还有更多的字

幼师音乐毕业论文 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 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 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 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被屏蔽广告] 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 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 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 是音乐学， Ethnomusicology 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 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 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 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 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BNet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 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 ）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 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 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 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 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 “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 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 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 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 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