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写《人·兽·鬼》的时候,钱钟书似乎还是着迷于讽刺嘲笑,着迷于妙语连珠,着迷于意蕴题旨,人物形象却都还模模糊糊。而《围城》则不然,不但有李梅亭、曹元郎、高松年、周经理、范小姐等寥寥勾勒几笔却给人深刻印象的漫画式人物系列,更值得珍视的是方鸿渐和孙柔嘉这两个独特的人物。 方鸿渐被有些批评家称为“围城人”。 方鸿渐是个被动的、无能的、意志不坚定的、经不住诱惑的人,更是一个失败的人,他的失败是因为他面对现代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和严重的精神危机而缺乏与之对抗所应有的理性、信仰、热情和力量,也因为他还不算是个卑鄙的人,还有点自知之明,有时候还想保持一点做人的尊严。这不上不下的位置是尴尬的。 3,学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赏析后对文学审美(或文学)有什么认识4,谈论“国民性”,首先要提起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阿Q正传》,因为这篇小说是作者试图“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鲁迅语)。鲁迅的作品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引发了读者对国民性的反思。本文试图通过对鲁迅作品情节的结构化分析,探寻国人的心理及行为模式。一、有文化者和 5,祥子的性格特点——两面性。 (1)憨厚能干、坚韧好强、以劳动为本分、不愿过苟且偷生的生活,这都是劳动人民的美德。 (2)个体劳动者的思想印记。 虎妞——是一个复杂的形象,引起读者的感情也是复杂的。 6,《寒夜》是巴金解放前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最初动笔于1944年秋冬之际的重庆,1946年底在上海完成。小说主人公汪文宣和曾树生是一对大学教育系毕业的夫妇。年轻时曾经编织过许多美丽的理想,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办一所“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为国家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但抗战爆发后,他们逃难到重庆,汪文宣在一家半官半商的图书文具公司当校对,曾树生在大川银行当“花瓶”。汪文宣的母亲为了减轻儿子的生活负担,赶来操持家务,但汪母与曾树生婆媳关系不和,汪文宣夹在中间两头受气,且又患上肺病,家庭经济非常拮据。最后曾树生跟随银行年轻的经理乘飞机去了兰州,汪文宣在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病死,汪母带着孙子小宣回了昆明老家。两个月后,曾树生从兰州回到重庆,但已物是人非,伤感不已。作家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汪文宣、曾树生、汪母这三个人物形象,深刻地写出了抗战时期勤恳、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的命运。 汪文宣是一个被不合理的社会所压垮的知识分子。当年他也是一位意气风发的青年,读大学时雄心勃勃地希望通过办教育来改造社会,树有教育救国理想。之后他与同学曾树生恋爱、同居,可以想见他当年追求个性解放、蔑视传统礼俗的热情与勇敢。但是,现实生活彻底改变了他,使他成为一个唯唯诺诺,畏首畏尾的庸人。他的性格和心理已经具有了某种病态。他对周围世界充满惊惧,反应高度敏感,总是没有根据地胡思乱想和猜测。例如,他看见上级注视的目光,便疑心上司对他不满,听到上司说话,他也要琢磨半天,甚至连上级轻声咳嗽,他也要疑心是否有怪罪自己的意思。同样,他对自己与妻子的感情也是充满了担心,时常为猜测所苦恼,但却没有勇气与妻子交流。当他发现妻子在跟一个年轻男子一起走进咖啡厅时,他想问个究竟,却又“不敢迎着他们走去”,想等他们出来再说,又怕妻子难堪,也使自己难堪,最后犹豫再三,“只有垂头扫兴地走回自己的办公地方去了”。 巴金在《寒夜》中写出了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以及他们的懦弱。巴金在《关于〈寒夜〉》一文中说:“关于《寒夜》,我过去已经谈得不少。这次在谈《激流》的回忆里我写过这样的话:‘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我大哥的毛病,我写觉新……也在鞭挞自己。’那么在小职员汪文宣的身上,也有我自己的东西。”“我自己身上本来就有毛病。我几次校阅《激流》和《寒夜》,我越来越感到不舒服,好像我自己埋着头立在台上受批判一样。” 这种毛病是什么呢?他认为就是“作辑哲学”。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寒夜》继续着“五四”时代借描写爱情以思考知识分子“个性解放”的写作传统,深入探究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以对人性的深刻把握反观了“五四”新文化传统,显示了20世纪40年代知识者题材小说继承又超越“五四”的一面。 《寒夜》代表了巴金在小说写作上的最高艺术成就,尤其是在心理描写上达到很高的境界。如果说,巴金在早期作品里常常直接向读者一泻无余地倾吐其奔放热情的话,那么,在后期作品中,他则是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来表现人物丰富而复杂的情感。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称赞托尔斯泰能够掌握“心灵的辩证法”,其实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巴金的《寒夜》。巴金在小说中紧扣人物的独特个性,较多地采用了心理分析的方法来揭示人物的内心矛盾,充分发掘和描写了人物内心情感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尤其是常常抓住人物内心世界中两种对立的因素,从动态中加以剖析,写出它们的起伏消长。例如,对曾树生在赴兰州前夕内心“去”与“不去”两种心理因素,作者就写得真实、细腻、深刻,通过对人物内心两种心理因素反复碰撞的描写,把人物内心的痛苦表现得非常感人。 (都是复制的,so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