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可以看看这些内容中国近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 19世纪中期,英、法等西方列强接连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断遭到破坏,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激化。70年代以后,列强对华侵略加剧,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 中国人民为反抗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探索。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进行了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封建主义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中国在饱受列强欺凌、被迫开放的环境中不断进行着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国的近代化艰难起步,社会结构开始逐步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 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国民党统治,进行工农武装革命,开始了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第一次取得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希望对你有帮助 还有下面的这些观点: 一、关于“中国近代”的概念严格说来,“近代”这个词,并不是社会发展史上指称某一确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概念。使用上很不统一。一般而言,就欧美目前来说,是把它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期作为“近代”的开始。所以世界历史是把最早的资 产阶级革命爆发(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近代”历史开端的标志。但中国情况不同。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像欧美国家那样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时期。我们把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发端,并不是由于这个时候中国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熟到了要求取代的封建生关系的程度,因而导致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就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那样。而主要是由于外来的侵略。引起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把中国推到一个与过去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就是半封建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这个社会虽然后来也产生了资产阶级,也曾有过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阶段,但是难以说它是一个完全的资 本主义社会。只是从中国历史发展阶段来说,它约略地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范畴。这样说来,就是把半殖民半封建的一个社会历史阶段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当然,国外有的历史研究者不这样看,他们把中国近代的起点上推到十七世纪中叶清朝建立的时候,一方面强调与西欧历史分期的对应性,另一方面又是意在把中国近代史的主题说成好像是中国国内的民族矛盾。这是不科学的,我们还是着眼中国社会的特点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阶段作为中国近代。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从1840年开始,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才告结束。那么是不是应该把整个这一时期都算作“中国近代”史呢?从科学意义上讲,应该是这样。这一观点,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有人提出(例如荣孟源在1956年写的“关于近代史分期问题”一文,就明确表示赞同中国近代史的断限从1840年起到1949年9月止的意见)后来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到现在看来,应该说得到了基本公认。但是从教学习惯上,一般还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把这段历史划开,前半段作为“中国近代史”。后半段归入“中国现代史”。也就是说,只把旧民主主义阶级归入“中国近代史”,而把新民主义革命阶段归入中国现代史。虽说这两个阶段确有不同的特点(主要是革命领导力量不同),但社会性质并没有变,都应划在中国近代历史时期。这是我们要了解的第一个问题。二、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特点和中国古代历史相比较,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它的历史变化非常迅速和剧烈中国古代历史时间漫长,内容丰富,但从历史发展的宏观方面,也就是生产方式、政治体制和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看,应该说是处于长期相对停滞的状态,变化非常缓慢,外国一些学者对此大感惊异不解。例如:大文豪雨果感叹“中国真是保存胎儿的酒精瓶”。而大名鼎鼎的黑格尔曾这么说:“中国历史本身没有什么发展,因此我们不必再与闻该历史的各个细节方面。”当时德国还有学者说:“在我们面前的中国它没有过去,而是一个我们古代就认识它,今天依然一模一样存在的国家。”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朗克(1795-1886)的说法更典型:“中国人民永远静止的人民”(见《中外文化交流史》页118-119)当然,这种看法存在着很大的历史偏见,但确也反映出,与外国古代历史相比,中国古代历史变化较小。中国近代历史就不一样了。算到新中国成立也不过110来年的时间,而历经新旧民主革命两个历史阶段,可以说是飞跃式的变化。除了社会性质,革命阶段的变化之外,在其他多方面也表现出来,譬如,单说我们要讲的近代80年中,就发生了不下十余起震荡全国甚至有国际影响的战争、事变以及人民反抗的重大斗争。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变化之剧烈,我们学习当中应注意体察。第二,它的社会变化非常复杂这种复杂性主要源于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单一的社会形态。它的表现可以分这么几点来大致看一下:(1)表现在生方式上。中国近代始终处于旧的生产方式衰败而末死亡,新的生产方式产生而末壮大的状态。封建经济,在鸦片战争后呈衰败趋势,但封建经济的基石,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自然经济,始终没有完全瓦解,相当一部分穷乡僻壤,甚至直到解放初,这种痕迹仍比较明显,而应该作为社会上新的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生产,却主要又不是来源于明末清初以来曾经孕育于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这种萌芽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几乎都被摧残殆尽),而是由依附于洋务派所办的民用企业的商股和较小规模的商办企业,在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主义束缚的夹缝中产生和发展的,很有限,在社会生产中始终未能占主导地位。而外国资本则比民族资本要强得多。这样,中国近代的社会经济就有地方经济、小农经济、不同成份的资本主义等经济多种形态。总之在近代中国始终是多种经济并存,并不是一种生产方式出现就代替了旧的生产方式那么单纯。(2)表现在阶级结构上。正是基于上述一点,各种经济成份交错并存,相应,也就造成多种阶级力量并存,阶级关系错综复杂的状况。我们知道。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最基本的阶级。而中国近代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存,所以主要就存在有四大阶级: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另外,还有个别少数民族地区有奴隶主和奴隶、农奴主和农奴的存在,不占主要地位)。而这四个阶级各自内部情况又比较复杂且处于剧烈的分化变动之中。例如官僚、买办、商人等形成的资产阶级,许多人前身就是地主,甚至一身兼地主、资本家二任。农民和工人阶级又有着天然的联系,就是破产农民中的一部分人流入城市,充当了无产阶级的后备军,成为工业无产者。就单说资产阶级吧,阶层十分复杂,可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大部分,而民族资产阶级之中,又明显地表现出上层和中下层的阶层的分野。总之,中国近代的阶级状况是很复杂的。(3)表现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交织。中国封建社会,社会主要矛盾比较单纯,就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到了中国近代,不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依然作为社会主要矛盾存在,而且又加上了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这对主要矛盾,中国人民肩负了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而中国封建统治者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关系又是微妙的,即有矛盾冲突的一面,又有勾结联合的一面,具体情况又因时因事而异,所以,近代中国的反侵略反封建斗争的格局就十分复杂。(4)还表现在中国是列强共同控制、侵略的半殖民地这样一种特别状况。近代中国既不象独立的国家那样,也不象被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完全殖民地那样,它是被列国诸国共同宰割的半殖民地。列强各国的社会特点、地理环境、国力强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等条件不同,因而侵略中国的手法、特点也不完全一样,但它们又都力图控制和影响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自挟持一派或几派政治势力。在侵略当中既相勾结又相争夺,都想尽多地攫取侵略权益,但又不能独吞中国这块肥肉,不能不保持一定均势将中国置于半殖民地状态。这也增加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复杂性。(三)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和基本线索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是胡绳同志于1954年在该年度《历史研究》第1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首先系统地提出的,该文题目就叫《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在此以前,中国近代史著作一般没有作明确的历史分期,多是“纪事本末体”,就是:以重大事件为主干,分若干章分别交待各事件的来龙去脉,评述其成败利钝和历史意义等(像范老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基本就是这样)。这种体裁、体例的优点是能使读者对某一特定史事的全过程有较完整的了解,但由于一般是以政治事件的始未为主题,从而易于忽略与此事件相联系的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内容,且不易显示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线索和规律。自胡绳同志发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引起了一次卓有成效的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结果 ,胡绳同志在其文中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说”为学术界所公认,几成定论。所谓“三个高潮说”,是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据此,从中国近代历史划出三次革命高潮时期:第一次是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时期;第二次是甲午战后的几年,也就是戊戌变法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时期;第三次是由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到辛亥革命时期;三次革命高潮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据此分别以每一次高潮为一个中心,将整个中国近代史划分为从时间上能够衔接起来的三个段落:一是1840-1864年;二是1864-1901年;三是1901-1919年,多年间不管是教科书还是中国近代通史著作,一般都是这个模式。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从80年代初开始,中国近代史学界就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展开了第二次大讨论。这次讨论是以李时岳同志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文章为起点的。这篇文章是主张按照如其标题所示来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的,旨在把资产阶级运动的发生、发展认定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有人将这种观点概括为“三个阶梯说”。不过,文章中也把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基本线索中的最初一阶。李时岳同志对将他的观点概括为“三个阶梯说”也表示不同意(主要是不同意数码“三”,至于“阶梯”之喻,他表示很欣赏),故我们不妨称之为“四个阶梯说”。“三个阶梯”也罢,“四个阶梯”也罢,反正是突出资产阶级运动这条线索,这一点很明显,这和“三次高潮说”大不相同,是对“三次高潮说”的挑战。具体历史事件上,两者的分歧和差异主要在于:在“三次高潮说”中,没有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而突出了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地位(是第二次革命高潮的主要标志);在“四个阶梯说”中,有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而排去了义和团运动
迅猛推进的全球化态势,特别是近年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发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及其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仍然是透视当代世界科学而有效的理论武器。《资本论》是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著述,是诠释马克思思想最重要的文本依据。在当代新的境遇下要把马克思主义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和层次,仍然绕不开这座“思想高峰”。当然,今天的研究是要在过去奠定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是检视既往的《资本论》研究史,就会发现,我们的基础其实并不雄厚,至少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其一,很多论著将《资本论》视为一部业已全部完成了的而不是思想、体系处于开放状态的著作,离开其庞大的笔记和手稿群,甚至离开马克思本人的“第一手稿”,只是根据由后人整理“成型”、辗转翻译三卷“通行本”展开研究,缺乏真实、完整而权威的文献基础。 其二,很多论者把马克思完整的思想硬性地区隔为“经济学”、“哲学”和“社会主义”三个版块,《资本论》则更多地被看作是一部单纯的经济学著作,而忽略或淡化了其宽广的理论视界、深邃的历史意识和深刻的哲学蕴涵。 其三,有的论者没有看到马克思时代与其身后20世纪整个世界发展的时空视差、社会变迁及其二者复杂的内在关联,只是根据现实的需要便对《资本论》的思想和观点进行随意的概括和极端性的评论,实际上并没有客观地再现和揭示《资本论》的思想史地位和当代价值。 我们认为,现在是需要全面超越原有研究方式和水准的时候了。 站在世界学术研究的前沿领域,以权威、完整和准确的文献资料、版本作为重新研究《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基础,以此廓清《资本论》发表百余年来争论的众多问题。 研究基础的权威、完整和准确,对研究水平的提高具有不可限量的意义。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ARX/ENGELS GESAMTAUSGABE,以下简称MEGA2)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手稿卷”15卷24册即将于2012年出齐,再加上其第三部分“书信卷”第8-35卷大量涉及到《资本论》的通信和第四部分“笔记卷”第2-9卷所刊布的作为《资本论》准备材料的四个笔记等,马克思准备、写作、修改和整理这一著述的曲折过程将被完整地再现出来,同时也表明《资本论》文本实际上由如下几个部分组成: 一是“笔记部分”。即MEGA2第四部分第2-9卷所涉及到的“巴黎笔记”(1843年10月-1845年1月)、“布鲁塞尔笔记”(1845-1847年)、“曼彻斯特笔记”(1845年)和“伦敦笔记”(1850-1853年)。这些是马克思在《资本论》正式写作前的准备材料,记录了他从思想先驱那里汲取思想资源、展开自己的思考和重构的思路及过程,几乎触及到后来《资本论》手稿中的绝大多数材料和议题。特别是由于后来的手稿实际上也非常凌乱,各部分之间的衔接常常出现中断,这些笔记就成为索解马克思复杂的思想结构和叙述逻辑的重要参照。 二是“初稿部分”。在过去稍微深入一些的研究中,人们总认为《资本论》有三个手稿,即著名的“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和“1863-1865年手稿”,而MEGA2根据新的文献补充和修正了这种说法。它不仅通过第二部分第1卷的2个分册、第3卷的6个分册刊出前两个手稿,而且通过第2卷将1858-1861年马克思留下的材料(包括7个笔记本的前言、两个提纲、《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准备阶段”、第1分册、《资本论》第1章的“计划提纲”、“引文图解”等)和恩格斯的评论一一予以刊出,又通过第4卷3个分册将所谓“1863-1865年手稿”修正为“1863-1867年手稿”,公布了从1863年至《资本论》第1卷正式出版前马克思的全部手稿。这样,所谓《资本论》的“手稿部分”实际上指的就是1857-1867年间马克思所写下的《资本论》的初稿,而“三个手稿”的说法只具有相对的或特定的意义。 三是“整理、修改稿部分”。即MEGA2第二部分第5—10卷刊出的全部属于《资本论》第1卷的各种版本,包括其德文第1版、第2版、法文版、德文第3版、英文版和德文第4版;第11—13卷刊出的《资本论》第2卷的马克思手稿、恩格斯修改过程稿和恩格斯出版稿;第14、15卷刊出的《资本论》第3卷的马克思手稿和恩格斯整理过程稿、恩格斯出版稿。 为什么要花如此大的精力甄别同一卷次的这些不同版本呢?因为它们之间不仅在字词、段落上有非常多的改动,而且在结构上、内容上也有比较大的差别,用马克思评论第1卷法文版的话说,都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比如,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研究者所依据的《资本论》第1卷的版本都是由恩格斯整理的德文第4版,但MEGA2提供的材料表明,1867年出版的德文第1版只有6章,而1872-1875年间分册出版的法文版则扩展为8篇33章,1882年的德文第2版又修正为7篇25章,1887年的英文版则为8篇33章(与法文版也不完全一致),而1890年的德文第4版确定为7篇25章。再比如,把MEGA2第二部分第11卷(分2个分册)中刊出的《资本论》第2卷的马克思手稿与第12卷刊出的恩格斯对这些手稿所做的整理过程稿以及第13卷刊出的正式出版稿比较一下,就会发现,恩格斯删减和增补的句子、公式和术语以及序列变更等超过5000多处,而且这还不包括标点符号、笔误等技术性的处理以及恩格斯对马克思原稿内容的概括部分,有些方面未必“只是形式上的改动”,实际上涉及到对《资本论》思想的“恩格斯式”的理解,而且恩格斯在整理这些手稿的时候,没有查阅过一本马克思当年写作时参考过的书籍。 这里还想指出的是,中文新版《资本论》(2004年版)改变了从俄文转译的做法,根据德文对原来的译文做了校订,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遗憾的是,第1卷校订依据的只是MEGA2第二部分第10卷(仍然是德文第4版),而对其他各种版本之间的不同也并没有在注释中详加说明,更使人不能理解的是,第2、3卷校订依据的竟然不再是MEGA2,而是倒退到作为“通行本”的柏林狄茨版(1963年)!这样经过MEGA2编辑那么多年悉心甄别、考察和辨析而取得的研究进展就没有能够在中文新版得到充分体现。 四是“书信部分”。MEGA2第三部分“书信卷”从第8卷开始到35卷大量涉及就《资本论》写作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相互通信、马克思和恩格斯联名致他人的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致他人的信,以及附录中包括他人分别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他人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以及他人相互之间的通信。这些书信表露了马克思长达40余年艰辛创作的艰难经历和真实心迹,也展示了同道参与这一巨大的思想建构工程的原委和过程。 以上关乎《资本论》的这些材料的刊布,将颠覆人们印象中它几乎是一部已经完成了的著作的传统看法,表明《资本论》“实际上仍然处于一种日益发展的进程中,处于一种没有完成的、开放的,并且是具有疑惑和困境的发展过程中”的实际情形。如果不将这些文献纳入《资本论》研究当中,怎么能不受到极大的局限、又怎么能准确而全面地把握马克思的原始思想呢? 以上的爬梳、考证和甄别绝不是为了罗列和铺陈文献,更主要是试图据此使《资本论》发表百余年来发生的那些众多的争议可以获得进一步的廓清,诸如:1、马克思是怎样由“副本”批判转向“原本”批判的?这对他一生的思想探索意味着什么?2、“巴黎笔记”与“巴黎手稿”、“巴黎手稿”与《穆勒评注》究竟是什么关系?3、如何看待“异化劳动”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地位?4、“伦敦笔记”对于马克思经济学建构的意义何在?5、是什么促成了《资本论》结构由两卷本——六册计划——三卷本——四卷本的不断变化?最后马克思放弃了“六册计划”的构想了吗?6、“1857-1858年手稿”与《资本论》的关系?它是不是“《资本论》的初稿”?7、“1861-1863年手稿”的意义何在?马克思是凭借什么超越古典经济学的?8、《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第2版、法文版、德文第3版、英文版和德文第4版各个版本的在内容上有何差别?如何估价这些差别?9、《资本论》第2、3卷的马克思手稿、恩格斯修改过程稿和恩格斯出版稿之间的差别说明了什么?对5000多处不同做怎样的界定?如何估价恩格斯在《资本论》理论建构中的地位?10、马克思为什么没有完成《资本论》的整理工作?他的晚年笔记与《资本论》究竟是什么关系?等等。 突破把《资本论》仅仅看作是单纯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和哲学上只是对唯物史观的运用与检验的传统而狭窄的研究思路,而要在扎实的文本、文献解读的基础之上将其宽广的思想视野、深邃的历史意识和深刻的哲学蕴涵全面地展示、提炼出来。 《资本论》浸透了马克思长达40余年的思考和探索,他以文字描绘出一幅他心目中的社会图景、历史图景、理论图景和思想图景(尽管他从没有认为自己已经思考和叙述得很完整、很透彻)。因此,用现代学科的界域去衡量和界定他的工作的所指和所属,必然陷入误判。即如第1卷是从探讨“商品”开始的,但它只是一个习见的经济现象和事实吗?不!当时市场上随处可见、大量堆积的这种东西蕴涵着多少复杂的社会内容,体现了资本多么强大的创生力量,又映现出多少人不同的生活境况和历史命运。此外,诸如价值、劳动、生产、管理、流通、所有权、积累、市场等等,哪一个是单纯的经济范畴、经济现象和经济运动呢?在我看来,支撑它们的实际上是马克思思想中那些最深层、最精髓而长期以来又重视不够的方面: 一是观照和把握复杂社会的方式、方法的提炼。《资本论》所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马克思可以说处心积虑,煞费苦心,用心良苦!他尝试并最终概括、提炼出可以上升到“历史哲学”高度的诸多社会认识方式、方法,诸如“普照光方法”、“从后思索方法”、“人体解剖方法”、“抽象——具体方法”等等。马克思注意到,“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更进一步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他还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特别是由于“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为此,他认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可以说,这些方式、方法是马克思哲学认识论中最重要的内容。 二是社会有机体系统理论的建构。马克思曾被普利高津等称为“现代系统论的鼻祖”和“社会结构学说的奠基者”,《资本论》是对这一判断最好的注解。在对社会历史现象进行诠释和透视的时候,马克思确实是把其看作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而我们知道,人类社会是由许许多多按自己的主观意愿行事的人所组成的,它的发展规律和趋势就深藏在其无数的意见、计划、情绪、意志、愿望之中,摆在人们目前的迫切任务是游过这些意见、计划等构成的汪洋大海而达到彼岸。面对复杂的社会历史,马克思提出劳动实践以及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存在、社会意识以及社会革命等概念,真实地从理论上再现了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了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原因、途径、趋向,使得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显现出井然的秩序。这无疑是历史观上真正重要的变革。 三是历史形态与历史诠释之间关系的甄别。《资本论》对人类社会形态演变的划分不是一种尺度、一个标准,而是多层次、多角度的,诸如“人的依赖性”的社会→“物的依赖性”的社会→“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自然经济→产品经济→商品经济、原始公有制→私有制→共产主义公有制、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野蛮社会→文明社会、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或等级的所有制,等等。检视《资本论》的创作历程,我们还会发现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就是马克思善于把社会历史形态的思考、论证和阐发与关乎这一问题的学说史的梳理和评析紧密的结合起来。像作为“1861-1863年手稿”重要组成部分、后来被编为《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写作就是为了配合原创性理论的建构而进行的理论史梳理。在这部手稿里马克思真正把历史形态与历史诠释、理论与理论史极其密切地结合起来了。他当然坚持历史存在的客观性和规律性,但历史以怎样的方式显示自己的存在?对历史如何叙述才能显现出其当代意义?源于时代境遇和社会实践的理论又如何表达才能显示其真正的意旨?等等,所有这些都关乎“历史阐释学”的重要议题。马克思以其丰富的文本写作实践触及到诸如历史表现、历史想象、历史隐喻、历史理解、历史叙述、历史方法、历史写作等问题,并且在其具体阐释中蕴涵着大量有价值的创见,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究、挖掘和提炼。 四是“资本的本性”与资本的逻辑的揭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是把资本当作一个富有生命的有机整体来分析和把握的,他以深邃的哲学眼光洞察“资本的本性”,透彻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拜物教”的实质。资本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拥有一种特殊的“主观意志”,即作为内在动力推动着资本主义的运动和发展。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条件下,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资本论》的全部经济范畴——商品、货币、资本、地租等从整体上再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五是资本批判与人的解放之路的探究。马克思剖析资本及资本的逻辑,论证共产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其根本宗旨仍在于人,在于“人的全面发展”。表面看来,《资本论》探讨的是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探讨的是物质、利益、财富、阶级和所有制等问题,但贯穿这些方面的价值归旨是“现实的个人”的处境及其未来,是“实践的人和人的实践”,是“人与人的关系”。即如“时间”,我们一直把它看作是世界的存在方式,是一种可以度量的、匀速流逝的、物理状态的间隔,然而在《资本论》看来,哲学意义上的“时间”与自然时间是有区别的,它离不开人、人的活动和人的感受,衡量这一层面的时间的不是物理的尺度,而是社会的尺度、资本的尺度、人的尺度,时间成为人类发展的空间。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 结合对20世纪资本批判史的梳理、结合目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态势来重新理解和评价《资本论》中的资本理论及其对资本逻辑的批判,确立其思想史地位和当代意义。 《资本论》把对资本的批判推向了那个时代的顶峰,但在其身后资本世界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人们也就一直没有停止对其的分析和批判。作为马克思战友的恩格斯,作为他们的学生的倍倍尔、李卜克内斯及伯恩斯坦、考茨基,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一代的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都作了程度不同的思考和反思。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更把对于资本的批判发展为一种完善的社会批判理论形态,诸如霍克海默对工具理性的批判,阿多诺对于资本主义文化基础同一性哲学的批判,马尔库塞和弗洛姆从“性压抑”(弗洛伊德主义的)对现代社会的揭露,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的批判,霍耐特“为认同而斗争”的理论,等等。而属于“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谱系的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梅劳·庞蒂对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主义式的理解,萨特用存在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形态中阿尔都塞对于《资本论》的新的理解,巴里巴尔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辩护,普兰查斯对于阶级斗争理论的再研究,鲍德里亚对于消费社会的研究和批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形态中柯亨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分析,威廉·肖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阐述,罗默对社会阶级和剥削的分析,埃尔斯特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理解;属于“后现代主义”形态的德里达关于“马克思的幽灵”不散的提醒,詹明信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德勒兹对于资本主义“精神分裂”的批判,拉克劳和默菲对于意识形态的研究,等等,这些资本批判既承接了《资本论》的批判锋芒,又注意到资本本身在20世纪的调整、转型和变异。只有置于这样一个理论和思想史的序列中,才能看出后来的资本批判与马克思之间的复杂关系,即它们超越了还是没有超越《资本论》、怎么超越的、超越到什么程度。 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席卷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态势,更直接关乎《资本论》当代价值的重估。对于全球化,目前不同的人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评价,但就实际状况而言,资本的全球化仍然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在当代的资本全球化进程中,《资本论》所研究过的诸如雇佣劳动、“物奴役人”的现象、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等等情况依然存在,由此产生的那些经济根源、社会实质与功能也不能说与马克思的时代相比已经完全消失。但当代的全球化更多地表现为各个国家的经济主体在生产之外的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的经济活动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急速展开。这种活动借以实现的形式就是跨国公司和国家资本。它们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垄断的先进技术,实现了越来越大的范围的企业的国际分工。还需要注意到的是,在最近30年中国的发展中,资本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国外资本一直备受青睐,中国成为“世界工场”,更进一步成为贸易大国。而当我们有了新的发展、具备了一定实力之后,我们也开始向外投资,涉足诸如非洲的石油、澳大利亚的矿业乃至美国的银行,特别是我们在非洲的投资已达数十亿美元,影响越来越大,商业利益也越来越多。我们的这种投资当然有获取足够的原材料和更多的资金以满足国内经济迅速增长的需要的考量,但不也给落后国家带来世界视野、全球眼光、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向发达国家表达了中国希望世界和谐与发展的理念吗?应该说,这是一种真正的双赢和回报。 以这样的情形来看当代资本,就不能说它仍然“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鲜血”,实际上,经过变化、修正和转换,较之过去它某种程度上更代表着一种规则、尺度、秩序、进步甚至文明,资本继续改变着世界的面貌,但它所造成的不完全是对立、冲突,更不是充斥着“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般的惨烈,形成的是差异、等级、多元、示范、导引和推动。这样说来,处于当代全球化态势下的“资本”已经不完全是《资本论》中批判的那个“资本”了。这就提醒我们,必须注意《资本论》当代解释力的界域,正视时代变迁所导致的差池,写出它的新篇章。
当然可以的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