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军事思想论文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指中国古代各阶级、民族、政治集团及其军事家、兵学家关于战争和军队等一系列军事问题的系统理性认识是中国古代各历史时期人们军事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它随着社会的前进,军队建设和战争实践的发展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而逐渐深化,反过来又指导各时期的军事实践,对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产生深刻影响它是中国乃至世界军事思想宝库中的珍贵遗产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历史上频繁激烈、规模巨大、空间广阔、形式多样的战争实践是其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所经历的独具特色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形态,几千年高度集权的政权体制,以农业为主,兼有游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经济结构,以汉民族为主、多民族共存的民族构成,尚德、勇于反抗侵略和压迫、爱和平、重谋略、荣誉心和凝聚力极强的民族心理素质,长时期领先的科学技术,以长于理性概括和辩证思维为突出特征的诸子思想的相互斗争和融合,平原沙漠、江河湖海、崇山峻岭皆备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气候条件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决定和影响着它的发展趋势和特色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主要载体是兵书它出现早、数量大、种类多、内容丰富、哲理性强散见于其他典籍中大量的论兵篇章,史书中关于军事人物、战争、军事制度等方面的记载,也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军事思想内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体上经历了萌生、形成、充实提高、系统完善四个历史时期⒈萌生时期大约公元前21世纪至前8世纪,即夏、商、西周时期中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产生了部落间的战争,人们对军事问题也开始有了一些初步思考夏王朝正式建立奴隶制国家,战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军队成为国家机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西周时已有师、旅、卒、两、伍等编制,青铜兵器广泛应用于军事著名的战争有甘之战、鸣条之战、牧野之战、周公东征等,作战样式有步战、车战,多为"堂堂之阵"的正面交锋作为观念形态的军事思想也开始萌生,在甲骨文、金文和《尚书》等古代史料及大约在西周时期出现的《军志》、《军政》等兵书中都有反映这一时期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是：①在对战争的看法上,强调天命、 伸张正义和保民《尚书》的《甘誓》、《汤誓》、《泰誓》等都提出以天命作为出兵征战之由,以"恭行天之罚"、"吊民伐罪"、"保民"相号召军事决策和行动要以天象和占卜的吉凶定取舍②治军上强调齐众以律,"师出以律,失律凶也"(《易·师》)；"尚桓桓"(《尚书·牧誓》),以成威武之师；严赏罚,"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尚书·甘誓》)③战争指导上,以重礼信仁义为主导思想,主张"以礼为固,以仁为胜","不穷不能","成列而鼓"(《司马法》)；战争实践中也已注意到以谋取胜鸣条之战、牧野之战,都采取了阴蓄其力、争取与国、剪敌羽翼、运用间谍、侦察敌情、掌握时机、攻其腹心等方略《军志》、《军政》中有"允当则归","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地利为宝"等谋略思想的记载④在作战指挥上,已注意到前锋和主力、车兵与徒兵的配合及阵法的应用由于这一时期战争样式简单,规模比较小,持续时间短,人们对军事的认识还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⒉形成时期大约从公元前8世纪至前3世纪,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中争霸、兼并、统一战争激烈,用兵数量增多；铁兵器应用日益广泛,军事技术和筑城等均有进步；军制上,步兵、骑兵、水师逐渐分离为独立兵种,步、骑、车配合作战,形式多样；打破了"兵民合一"兵制,出现了募兵制和郡县征兵制；战争指挥复杂,要求高,将帅专职化；学术上百家争鸣等,促进了中国古代兵学的发展以《孙子》为代表的一大批兵书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古代兵学理论体系的初步确立对战争的认识逐步深化春秋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师直为壮,屈为老"；"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传·宣公十二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计》)战国时兵学家进一步将战争区分为"义"和"不义",指出："禁暴救乱曰义"(《吴子·图国》),"义者,兵之首也"(《孙膑兵法·下编·将义》),并由此确定了自己对战争的基本态度:"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司马法·仁本》)；"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尉缭子·武议》)对战争的起源问题,提出"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吕氏春秋·孟秋纪》)的观点对战争的起因问题,认为由于人民众、财货寡、事力劳、供养薄,故民争而不免于乱,已注意到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探讨战争的起因在对战争与政治、经济、地理的关系和制胜因素的认识上,指出国家安危"在德不在险"(《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战法必本于政胜"(《商君书·战法》)；"以武为植,以文为种"(《尉缭子·兵令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兵要在乎"善附民"(《荀子·议兵》)战国时期的军事家们进一步提出军事改革的要求,主张废除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尤重耕战,强调富国强兵,"显耕战之士"(《韩非子·和氏》)；视富国为强兵之本、之先、之急,即"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管子·侈靡》)以法家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主张为统一而进行战争,对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形成系统的建军理论突出反映在将、法、教方面《孙子》提出将帅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的条件,对军队组织编制、将官职责、军备物资、费用等也都有严格要求,管理要"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把"士卒孰练"作为胜负的重要条件等,奠定了中国古代建军理论的基础其后战国军事理论家更进一步丰富了它的理论内容《吴子》要求将帅总文武,兼刚柔,具备理、备、果、戒、约的素质；《尉缭子》强烈批评世将制度,提出将帅要有威、惠、机、战、攻、守、无过等全面修养；《六韬》不仅考察将帅个人的条件,而且强调统帅机关整体素质的互补和提高；《韩非子》主张从基层中选拔有实战经验的人为将领；等等在军事法制方面,出现了许多关于作战、内务、纪律等法规性的文献,体现了以法治军、以治为胜的思想特点同时强调以仁为本,恩威并用,赏罚严明,认为"善将者,爱与威而已"(《尉缭子·攻权》)；要爱护士卒,甘苦与共；赏不逾时,罚不迁列；要"刑上极,赏下通"(《六韬·将威》),和军同欲在军队的教育训练方面,提出"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吴子·治兵》)；要"因便而教,唯利而行"(《管子·兵法》)；简募良材,料民选卒,依勇力、技艺分别编组,按级训练；装备要精良等从本质上说,这是以法家的法治思想为主、吸取儒家仁学理论的某些成分而形成的适应当时军队特点的建军理论提出一系列战争指导和作战原则春秋时期的战争指导者,已能成功地制定和运用军事与政治谋略,提出了诸如"尊王攘夷","威不轨而昭文德","观衅而动","兼弱攻昧","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等有价值的战争指导思想重信义的观念逐步被"战阵之间,不厌诈伪"所代替《孙子》对以往的战争实践和军事理论进行总结,认为善战者必须了解和把握道、天、地、将、法"五事",重视谋略,强调"庙算"和先计后战指出了用兵的"诡道"、"诈立"特征；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和进攻速胜的指导原则；强调主动、惑敌和因情用兵；提出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示形、任势、我专敌分、兵情主速、奇正相生、避实击虚、攻其无备、因敌制胜等基本原则战国时期,伐谋、伐交思想有了新的发展,注重联盟战略,纵横捭阖,分化敌对力量；强调必攻不守,先机制敌,灵活应变；产生并发展了骑战、城战及不同地理、气象条件下作战的原则《吴子》、《六韬》和《孙膑兵法》关于骑兵的地位、作用、特点的论述,已带有总结经验和理论概括的性质,其中"十胜"、"九败"和"用骑十利"已比较系统在"攻城围邑" 和"救守"之法上,也有习用器械、集兵攻城、错绝其道、阻援攻虚、守不失险、守必出之、中外相应等论述《墨子》中《备城门》等几篇晚出的墨家之作专论守城之法,对守城设施、布局和器械制作、使用等均有详细记述,核心思想是"城池修,守器具,樵粟足,上下相亲"奠定古代军事哲学思想的基础 《孙子》反对战争的不可知论,认为战争可先知、先算、先 胜,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观点；注重人事,反对"取于鬼神"、"像于事"、"验于度"；注重以"智"使"力"和趋利避害；注重从总体上联系上多方面地观察战争,体悟到军事领域中许多矛盾对立及转化的现象,提出了虚实、奇正、形名等一系列反映军事理论认识对象的性质、范围和内容的范畴战国时的兵家更注重对"战道"(战争规律)的探讨,视之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同时对军事领域内的诸矛盾关系、军事与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关系的认识也更为广泛深入⒊充实提高时期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0世纪中期,即从秦统一中国后历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至五代,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在分裂和统一的历史过程中进一步发展完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也不断发展军事技术有新的进步,铁兵器种类增多,杀伤性能有所提高；军事交通、筑城、造船也有较大发展唐代发明了火药并开始应用于战争骑兵、水军在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各朝军制多有所变革,武装力量体制基本成型,大致由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三大部分组成,集权于皇帝北朝后期创立的府兵制经隋至唐初而趋完善,成为兵农结合的军事制度；征兵制、募兵制等兵役制度交相施行 战争规模增大,时间延长,区域范围广,大规模的骑兵集团作战、横渡江河作战、水上交战以及水陆配合作战较多汉代注重兵书的搜集整理,并将兵家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类这一时期军事思想在继承先秦传统的基础上,侧重于实际运用,内容更加丰富,水平进一步提高高度重视战略谋划在几次统一中国的战争中,一些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思想和决策能力楚汉战争中,汉对经营基地、收揽民心、分化对方、争取盟国以及正面坚持、敌后袭扰、两翼牵制等战略运用甚为成功东汉统一战争中,采取西和东攻,先关东,后陇蜀,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战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在多极斗争中,联盟战思想的运用生动、突出诸葛亮的"联吴抗曹",孙权的"联魏击蜀",曹魏的离间吴蜀、坐山观斗等,在不同情况下分别运用,各有成效诸葛亮的《隆中对》提出了分清形势,建立根基,内修政事,外和诸戎,联盟抗敌的战略思想隋唐五代时,隋先采取北和南攻,后又采取击北防南的战略,对突厥"离强合弱",击逆抚顺；对陈军事手段与政治手段并用,虚实结合,疲敌误敌,伺机一举击灭这些都表现出战略运用的灵活性李渊集团为统一全国采取的因势借力、以屈求伸、乘虚入关、居险养威、先急后缓、各个击灭群雄的战略,取得成功周世宗柴荣的"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战略规划,亦不失为有识之举这些战略思想和决策体现了从实际出发、驾驭全局、远谋多算、灵活用兵的共同特征《黄石公三略》、《淮南子·兵略训》、《战略》等专门阐述战略思想的军事著作的出现,使制定和实施战略的艺术更加深刻和系统,而"贵谋贱战","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成败在乎智","以计代战一当万"等,均成为脍炙人口的重视战略运用的名言国防指导思想呈现新的特点根据当时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及周边形势,秦朝修筑万里长城,体现了因地形,"用险制塞"、"限胡马之足"、以墙制骑、安边设防的思想汉朝组建大规模骑兵集团后,转而采取"以骑制骑"之策,抗击强大的匈奴骑兵,由单纯防御转入攻势防御汉朝还在秦徙民实边的基础上,推行军屯实边措施,形成了兵农结合的一种强边新形式秦汉时,重视军事交通建设,形成以都城为中心、干线纵横、通向边远地区的交通网,提高了军队的机动性汉初"文武并用"的治国强兵方略,"以蛮夷攻蛮夷"的对匈奴之策,隋至唐初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军事战略区,采取重首轻足、中外相维的兵力部署原则等,对后世均有较大影响作战指导思想有新的发展 重视利用骑兵机动性强的特点,采用多路出击、以快制敌、长途奔袭、穷追猛打的战法,注重多兵种运用；大规模江河作战,水陆配合,多路分进合击；城邑战地位突出,要塞攻守成为战争成败的关键李世民的"持久以弊之"和围城打援、一举两克的战法影响深远野战中更注意对地形的详尽考察,聚米为山(即沙盘雏形),因地用兵《卫公兵法》提出了速决和持久不可偏废的观点《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联系战争实践,对虚实、奇正、攻守等范畴的阐述更为系统、辩证,强调"致人而不致于人"(即夺取战争主动权)是兵法精髓,指出"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太白阴经》强调战争胜负取决于人谋和国家富强;提出"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阐明了"形"(物质)与"神"(精神)的辩证关系,发展了《孙子》关于"形"的理论⒋系统完善时期 10世纪至19世纪中叶,历经辽、宋、西夏、金诸政权并立时期和元、明、清(前期)几个朝代,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进一步系统完善这期间,中央政权与北方民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权较长时期处于并立状态,既争斗,又融合,中国政治、经济和科技、军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较大的发展,统兵用兵之权高度集中随着火器的发明及其大量装备部队和运用于实战,火器部队成为独立兵种作战规模日益扩大,战争样式更加多样随着武学的兴盛,《武经七书》成为将帅及武科举子的必读书,强调精神感化的理学、心学学说渗透到治军领域以《武经总要》、《武备志》为代表的一些大型军事类书相继问世,明确区分军事门类,系统整理军事资料有关军事训练、军事人物、兵制、守城、阵法、车营、火器、军事历史地理、海防边防等专题性兵书大量涌现,反映了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研究的广泛深入,也增添了更多的有价值的军事思想内容以兵权高度集中为统兵建军宗旨宋朝统治者鉴于唐末五代藩镇拥兵割据,大权旁落的历史教训,力主兵权高度集中,以军事行政权归枢密院,军事指挥权归"三司"、"三帅",互相制约,集权于皇帝明、清两朝统治者也将集权原则奉为圭臬兵权的高度集中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但宋初由皇帝亲制阵图,并派出排阵使监督将帅战守的做法违背了因情应变的基本原则,也容易束缚将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造成兵将互不相习的弊端,削弱部队的战斗力练兵、练将思想日益深化、系统随着武举、武学的逐步发展和完善,对将领的培养教育制度化、系统化,重视选练和军事教育宋代岳飞严于治军,信赏明罚,其军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为信条明代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坚持阵法要与伍法相结合,并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比较适用的练将、练兵的原则和方法,认为"练兵之要,在先练将"；练将既要入武庠(军事学校),也要到实境中锻炼；对士兵的训练,则贯彻选、练兼顾的原则,主张兵贵选乡野老实之人,摒弃市井油滑之徒,注重练胆、练艺战略思想更加丰富、系统《武备志·战略考》按"非略弗录"和"略非奇弗录"的原则辑选春秋至元各代的用兵方略《读史方舆纪要》系统论述了山川形势对战争的影响在战略进攻上,北方各民族将帅普遍注意发挥骑兵机动能力强、善于野战的特长,主张进攻速决如辽朝女军事家萧绰的长驱直入、紧逼腹心的谋略；蒙古成吉思汗及忽必烈的远程迂回、突然奔袭、中间突破以及假道南宋的灭金方策；后金统帅努尔哈赤面对强军,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等方略,都从不同角度为中国古代战略增添了新的内容朱元璋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也采纳了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方针,后又采取了先断羽翼,再攻腹心的方略,逐步消灭群雄,建立明朝在战略防御上,南宋提出了依靠江河,藩篱三层,扼守要点的点、线、面结合的设防思想明代逐步形成以长城为骨干,因险守塞,择点分片(建立九镇),宽正面大纵深,有重点和层次,精兵机动和城守相结合的边防思想针对倭寇自海上入侵的新情况,《筹海图编》一书提出要海陆结合,分区、多层、要点设防,强调实行哨于远洋,击于近海,巩固海岸,严守要城的海防思想所有这些,都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火器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作战指导思想的发展明代前期建立了以火器为主的特种部队——神机营,嗣后火器大量装备部队,有了火器和骑兵、步兵编组成军的车营在作战中,重视发挥火器的作用,阵形和战法都有变化,并提出了火器在先、各兵种配合的思想《车营叩答合编》专论火器部队的作战特点和方法,适应用车在用火,用火在用叠阵的原则,使车、骑、步之间交相更迭、配合,保证了火力的发扬火器的发展也引起城邑攻防理论的变化,城池防御工事层数增加,注意骑墙、敌台火力相交,并构筑附城敌台,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形成早、发展快,内容博大精深其体系确立于先秦时期,历朝历代均有丰富和发展,其中包括古代农民起义的丰富实践和理论升华,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在战争观上提倡重道慎战、义兵必胜、以战止战；在国防建设上主张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在战略和作战指导上强调先计后战、知彼知己、因情定策、"全胜"、文武并用、伐谋伐交、兵不厌诈、出奇制胜、避实击虚、各个击破、造形任势、动敌、致人、我专敌分、并卒击敌、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以逸待劳、善择战机、兵贵神速、灵活应变；在治军思想上要求以治为胜、制必先定、兵权贵一、教戒素行、气艺并重、赏罚严明、恩威并施、励士练锐、精兵良器、将帅贤能、 智勇双全、上下同欲、三军齐心；在后勤保障上提倡聚财积力、足食强兵、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在兵役思想上坚持寓兵于民、因势改制等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在世界军事思想史上有广泛影响和突出地位,不仅在历史上对指导人们的军事斗争有巨大的作用,在今天仍为中外各界人士所称道,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中国的兵学宝典《孙子兵法》成为当代战略理论研究的热点,这在当今东西方思想文化还很难融合的世界里,堪称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但是,由于文化传统和战略思维的不同,中外学者在研究《孙子兵法》的基点上,却有着明显的差别中国学者研究《孙子兵法》 的基点主要立足于学术问题研究,目的是为了弘扬孙子兵学思想,着重于从宏观上把握《孙子兵法》的兵学思想,突出构建孙子的兵学思想和理论体系国外学者研究孙子兵法的基点是始终把《孙子兵法》作为战争和战略问题来研究,主要把握孙子兵法的一些观点和原则,目的在于建立自己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分析比较中外孙子兵法研究的基点,是我们认识当代《孙子兵法》研究热的起点,也是认识现代军事理论发展的起点 《孙子兵法》诞生2000多年来深刻影响着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积极防御理论以及我国现行的战略方针、作战条令,都无不留有孙子思想的烙印但是,当代中国《孙子兵法》研究是作为学科领域研究而发展起来在中国军内外,孙子兵法研究归属于古代兵略研究范畴,治学的基点主要立足于学术问题研究,目的是宏扬中国兵学文化 中国当代研究孙子兵法热是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思想得到解放,出版了郭化若《孙子译注》、陶汉章《孙子兵法概论》、吴九龙等《孙子校释》、吴如嵩《孙子兵法浅说》、杨炳安《孙子会笺》等大量著作由于1978年以前,《孙子兵法》的版本很少,关于孙子研究的基础性工作需要大量的人员来做,因此,时代要求中国学者的研究基点首先定位在学术上这一阶段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整理孙子的兵学思想、孙子版本的考证、孙子的校勘、孙子的哲学思想、孙子的故里考证等等,学术性很强 第二届国际孙子兵法研讨会以后,中国学者研究领域开阔起来,关注现实问题的文章逐渐增多如吴如嵩、陈维民的《孙子思想与多极竞争》,陶汉章的《孙子思想对当代战略的影响》,刘永新、张秦洞的《〈孙子兵法〉与现代局部战争》,刘鲁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应用孙子战略思想的成败》等,直接对当前最前沿的战略理论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第四届国际孙子兵法研讨会的主题是“孙子兵法与世纪之交的国际安全”,中国学者提交的论文大多数联系现实问题,但仅止于赋予孙子兵法在现代条件下的新的内涵,并没有对现阶段各国政府特别是对我国政府的战略决策直接进行分析评估,更谈不上参与与影响战略方针的讨论和制定了 西方孙子兵法研究热源于西方现代战略理论,从克劳塞维茨“绝对战争”模式的直接路线战略理论向利德尔·哈特的“有限战争”模式的间接路线战略理论的转变,以英国的利德尔·哈特、美国的柯林斯等为代表的西方战略理论家对孙子兵法的推崇直接推动了西方对孙子兵法研究热的兴起英国的利德尔·哈特在为格里菲斯的孙子兵法英译本的序言中写到“人们早感到需要有一种《孙子兵法》的新译本,更完整、更准确地解释孙子的思想在可能导致人类自相残杀和种族灭绝的核武器研制成功以后,这种需要更为迫切”冷战期间,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相互推行核威慑战略,使得孙子兵法关于“不战而屈人之兵”、“上兵伐谋”的战略思想成为其核威慑战略的总方针,《孙子兵法》思想开始登上当代西方大国战略决策的“庙堂” 在当代世界军事领域里西方战略理论仍处于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对于西方来说,研究孙子兵法的意义并不在于改变了什么,而在于帮助他们走出一条摆脱困境的路子20世纪的战争几乎都是西方大国挑起的,战争的经验和教训使其不得不审视自己的战略理论特别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失败后,布热津斯基、尼克松、威斯特摩兰等人直接从孙子的思想中探寻美国失败的原因在越南战争中,美国是严格按照西方军事理论来打的,而且几乎打赢了每一场战斗,然而却输掉了整个战争众所周知,美国等西方国家,由于经济技术发达和战略思想的不同,对于作战问题,总是强调注重依靠作战的物质力量因素兰德公司政治学研究部主任乔·波拉克说过：“当美国军事计划人员认为可能有必要用兵时,他们更多地是注重敌方的能力,而很少考虑敌方的战略和意图”美军从独立战争到越南战争,基本奉行的就是这种“以力量取胜”的战略战术思想 越南战争之后,美军经历了一个重新估价和重建军事思想的过程企图把孙子的智慧与克劳塞维茨的见解熔为一炉,从单纯的重力向重谋转化当然,美军重技术的军事文化传统并没放弃,只是又吸纳了东方军事文化重权谋的一面 70年代末,美军组成了一个研究小组,专门考察了第四次中东战争,集中研究了克劳塞维茨、若米尼、格兰特、富勒、利德尔哈特、隆美尔、成吉思汗、孙子和其他名家的著作,目的是创造一种在决战中以少胜多的新理论,结果出现了“空地一体战”理论这一理论的特点是：在火力和机动之间,在直接与间接手段之间,以及在控制管理和掌握主动之间,取得较好的均衡这里所说的机动,不单是机动力,更主要的是避敌强点,击敌弱点的非对称作战的相关行动 在西方大国的带动下,当今世界军事领域里正进行着一场适应信息时代、以高技术战争为核心的军事革命和军备竞赛为了抢占未来战略制高点,西方大国在军事理论方面改变了单纯依靠技术优势的指导思想,开始学习东方的“以谋取胜”的战略理论中国的兵学宝典《孙子兵法》正满足了他们的时代要求 中国兵学自古倡导宏观整体思维,《孙子兵法》就是其杰出代表所以中国学者在研究孙子兵学思想时,就十分注重从宏观上把握孙子的思想吴如嵩的《试论孙子的战略指导思想》、谢国良的《论孙子的“善战”思想》、于汝波的《孙子势论探析》等论文都是从宏观上把握孙子的兵学思想特别是1989年6月出版的吴如嵩著《孙子兵法新论》,该书运用历史的、系统的方法,突破以往单纯平面图解的思维模式,运用宏观整体思维方法,对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归纳总结,研究提出孙子兵法“十六论”这些理论思维为构建孙子兵学体系打下了基础 刘庆的《＜孙子＞兵学体系初探》一文中提出“循着古代兵家的思路去摸索其构筑的思想体系结构,便会发现,《孙子》大体上可分为战争准备理论和战争实施理论两部分”、“从更深层次的思维形式研究《孙子》,《孙子》一书包括战争问题、作战指导和军队建设三个基本范畴”此外,许保林的《建立“孙子学”刍议》,杨丙安、陈彭的《孙子兵学的东流和西渐》,刘庆的《＜孙子＞兵学范畴的历史考察》,黄朴民的《孙子兵学与春秋哲学政治思潮》,于汝波的《宋代孙子学述论》,吴如嵩的《孙子兵学讲义》,季德源的《明代孙子学述要》,皮明勇的《清代孙子学初探》,杨炳安的《孙老兵学异同论》等,直接从孙子兵法的体系以及中国古代兵学、哲学等比较研究上,进行引经据典、细致入微的阐述,已基本确立了孙子兵学思想和理论体系赵海军的博士论文《孙子学通论》,就是通过讨论孙子学的历史渊源、兵学体系、发展历程、与传统兵学和传统文化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构建起一个孙子学体系的基本框架 目前,对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之研究,成为中外学者研究孙子思想的热点中国学者就有吴如嵩的《析“不战而屈人之兵”》,高锐的《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论新探》,文荣任的《从国家利益出发试谈“不战而屈人之兵”》,施芝华的《论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战略思想》,黄朴民的《对“不战而屈人之兵”评价要实事求是》,黄加林的《孙子的“全胜”战略及其国际关系理论》,任力的《春秋争霸与“不战而屈人之兵”》等,可以说对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进行了充分深刻的研究论文的角度和内容各异,但基本上都是反映孙子的思想,目的显然是在为了丰富孙子的兵学体系,给其“不战而屈人之兵”以现代诠释

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2008年12月在军队一次重要会议上提出，要围绕强化官兵精神支柱，大力培育“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他指出，军人核心价值观对军人思想道德和行为方式起着主导作用。我军作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从创建之初就确立了体现我军性质和宗旨的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这是我军战斗力的重要源泉，是我们必须十分珍视的政治优势。扩展资料：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论述，从时代发展和军队建设全局高度，科学概括和阐明了当代革命军人必须坚持的最基本、最核心的价值观念，赋予了新形势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在新世纪新阶段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错综复杂、空前激烈，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我军使命任务异常艰巨繁重的新形势下，全面深刻地认识这一战略任务提出的时代背景，对于我们完整准确地认识和理解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意义和深邃内涵。

当然咯，我给你

仅供参考 希望对你有帮助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告诉我们，倘若我们的国家还不强盛，国防不发展，那么国家就要被侵犯，民族就要遭掠夺，人民就要受凌辱。当我们翻开历史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启迪：近代中国之所以遭受了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国家腐败落后，特别是国防实力软弱。新中国建立以来，霸权主义和反华势力仍想对我国进行侵略和颠覆，但都未能得逞，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不断增强国防实力的结果。尽管当今世界仍处于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但世界并不安宁：霸权主义连绵不断发动的高技术战争严重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恐怖主义的倒行逆施不断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和安全；我国周边复杂多变的环境还不时地影响和威胁着我国的安全与发展；中国统一大业面临严重的斗争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放松警惕、松弛战备、削弱国防建设。我们不仅在战争环境要重视和加强军队建设，在相对和平时期，同样要重视和加强军队建设。有了一支与我们国家地位相称的强大的军队，无论出现什么突发事件，都能从容应对，立于不败之地。军队的强大，关系着国家和人民的尊严、荣誉、安全和利益。我们必须在发展国家经济建设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进一步“固我长城”。 当今世界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我国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战略形势，仍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在我国整体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党的十六大强调，建立牢固的国防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是维护国家统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由此可知，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性。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和前提，国际社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经济实力和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如果我国的经济发展得太慢，那么，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同周边国家的差距就会继续拉大，我们就会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军队装备要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经济实力强大了，雄厚了，我们的国防建设才能得到经费的有效保证；经济不发达，国力太弱，国防现代化就不可能，所以只有加快经济发展，才能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和增强综合国力。国防建设是经济建设的安全保障，国防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国防是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基本保证。实践证明，建设巩固的国防和强大的武装力量，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为什么能得到巩固?我们的祖国为什么能得到保卫?我国的国际威望为什么能够得到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建设为什么能得到推进?这当中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我们的国防力量特别是中国人民武装力量所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是增强我国国际威望的坚强后盾，也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建设赖以发展的重要保障。历史实践给我们提供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国防越是强大，遏制战争爆发的力量就越大，保卫和平的力量就越大，打赢战争的力量就越大，实现祖国统一的力量就越大，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力量就越大。建国以来，我国之所以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与我们一贯重视国防建设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必须牢牢树立国防不可不有、国防建设不可放松、国防力量不可削弱的观念，坚持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努力加强国防建设，力求使国防建设在国家财力增加的基础上不断有所发展。 政治三个方面：一是认为时代不同了，人民战争理论是一个传统的理论，已经不适合现在的战争需求；二是认为现代战争空间已经发展到外层空间、海洋和空中，人民战争已经失去了能够发挥自己威力的空间；三是认为现代战争多是局部战争，人民直接参战的机会很少，人民战争已经过时。人民战争的思想是相信和依靠人民，动员、组织和武装人民，完全彻底为人民根本利益而进行战争的战略指导。人民战争的基本观点我认为有三个：一是进行战争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人民；二是在战争力量的运用上，坚决相信和依靠人民，充分动员、组织和武装人民，实行全面、彻底的人民战争；三是战争胜利的成果完全属于人民。所以，我认为，中国军队是党绝对领导下的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在未来进行的任何战争都将符合人民战争的上述三条基本规律和特征，所以，人民战争理论永远不会消亡。对于你讲的第一点，认为时代不同了，人民战争过时了，我认为是不对的。没有夺取政权之前，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打赢了战争，人民战争具有那个时代的特征。建国以后，党领导军队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越战争、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等一系列战争，同样具有那个时代的特征。现在进入信息时代，我军在党的领导下依然按照人民战争的理论，与时俱进，建设信息化军队，准备和打赢未来的信息化战争。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再到信息时代，前后跨越了近百年，时代在变，但人民战争的理论仍然没有变，未来进入信息时代后仍然不会变。时代的变化可以赋予人民战争更多新的内涵，但不能把人民战争的精髓和本质的东西抽调。空间变化了，人民战争理论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传统的作战空间是陆地，未来新的作战空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海洋、外空和信息空间。传统陆地空间作战，我们依托人民群众开展地道战、地雷战，是那个时代那种历史条件下和武器装备水平基础上的人民战争，渡江战役万船齐发也反映了那种历史条件下的人民战争，未来信息化条件下依然将继续发挥人民战争的优势，在海洋、外空和信息空间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未来海上作战，由于我们执行积极防御的海军战略，所以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海上力量，进行海上侦察监视，协同作战，海上后勤支援，商船动员和民船改造，民用港口码头和洞库的征用等等。外空和信息作战看起来好像老百姓参加不上，其实还是要依托人民群众。比如信息战、网络战的基础是信息技术和信息设备，这些东西的优势在军队还是在民间？当然是在民间，民用信息技术领先于军用信息技术，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因特网的路由器和宽带技术、手机通信和短信技术、卫星通信和导航技术等等，都是民用技术领先于军用。还有就是网络黑客技术、网络病毒技术等等，就更要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信息作战。我的结论是即便是未来作战空间变化了，依靠人民、动员人民，寓军于民，军民一体打赢战争的指导思想不能变。三虽然信息化战争人民群众参与少了，但人民群众参与信息化战争的机会比过去更多了。信息化战争分直接参战和间接参战两个部分，直接参战的是正规军，间接参战的是民兵、预备役和普通人民群众。今后军队发展的方向是继续大量减少正规军，增大战争动员的潜力，在国家需要的时候通过快速动员体系把战争潜力迅速转变为战争实力，支持和打赢战争。战争动员包括人力动员、国民经济动员、交通运输动员和人民防空动员。这些方面都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比如人力动员，凡是具有专业知识、身体健康的民众都有可能被动员起来为战争服务，比如交通运输动员，凡是能够用来为军事作战服务的交通工具，无论是民航客机、民用船舶还是私人汽车、摩托车都可能在战时被征用，还有人民防空，凡是盖高楼大厦必须具有地下防空设施。所有这一切，都在方方面体现着人民战争的思想，所以人民战争理论不是过时了，而是应该增加新的内涵，使之更加丰富和完整。 人民战争思想是伟大的军事家毛主席编著的。人民战争思想是搞政治工作的，人民战争理论是搞实战工作的。毛主席编著的人民战争思想 人民战争，从一般意义上讲，是指人民群众为反抗阶级压迫或民族压迫而组织和武装起来进行的战争。军事威慑说到底是造势的艺术，是通过人与武器结合所形成的强大的气势给敌人造成心理的震撼而达到战争目的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人是最主要的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战争为军事威慑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前提。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其次，毛泽东阐述了人民战争是中国革命力量产生的基础。人民军队来源于人民，与广大人民群众是鱼水关系。人民群众的广泛参战，大大增强了革命的力量。 首先，统一战线作为人民战争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方式方法，直接影响着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的形成，也为军事威慑的实施创造了前提条件。毛泽东说:"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需要有主力军，也需要有同盟军，没有同盟军的军队是打不胜敌人的。"这是因为统一战线使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有了广泛的运用空间，使军事威慑有了充分的时机和条件 其次，统一战线直接形成了对敌威慑的力量。统一战线所显示出来的威力，影响着敌人的战争决策和战斗行动。在一般战争条件下，一方要实施军事行动，往往要考虑削减或消除对方联盟所产生的影响。这是因为统一战线所形成的力量超出了合作各方力量的简单相加，往往会造成敌人在作战行动中的瞻前顾后、踌躇不前，甚至产生失败的情绪。现代战争的基本特点是在高科技重型武器 打赢未来高科技战争，我军首先要立足于军事现代化建设，而军事现代化首先应是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在现代社会，新式武器的开发与研制速度都在呈几何倍数增长，引进并熟练运用高技术武器，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推陈出新成为各国提高军备的首选途径。高科技战争不仅要求我军拥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而且要求有现代化的军事编制、领导体制和先进的军事理论首先，努力跟上军事变革和发展潮流。要与时具进，以我为主，努力创新。我军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面向世界，跟上世界军事变革和潮流，积极借鉴各国军队特别是发达国家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有益经验，有选择的引进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管理方法。学习借鉴时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采取分析批判的科学方法，从我国实际出发而取其精华。与此同时，要把创新作为学习借鉴的目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们的根本立足点，并以此大力加强人才培养，努力构建我军创新体系。其次，努力培养和造就大批高质量人才。人才是政事之本，也是建军治军之本。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培养人才。其一要训练育才，在和平时期，培养优秀的军事人才的基本途径在于训练；其二要教学育才，要进一步完善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完善教学管理体系和教学保障，为培养军事人才创造条件；其三科研育才，要注重高层次、深层次的研究，同时也要进行启蒙式、普及性的研究；其四实践育才，军事人才的培养和成长，要经过军事实践的过程和军事科学以及军事专业的学习训练。因此，要培养通用型人才，注重人才的长远发展。第三依靠科技加强质量建设。要集中力量发挥优势，有重点的研制和生产精确制导武器和远程打击武器，以及指挥控制情报侦察系统、通信和电子战等高技术武器装备。要用科学的方法优化军队结构，理顺体制编制，在结构调整中要增加技术含量较高的部队，减少一般的部队，创造吸引和鼓励高素质人才快速成长的机制和环境；加强和改进院校教育，拓宽军地高校共建渠道，提高人才培养层次和综合办学效益，努力造就一批适应未来作战要求的复合型和过硬的技术骨干队伍。总之，我们要走中国特色的精兵强军之路。高技术武器的研制和外购成本高且价格昂贵，我们在与各国一样进行军事变革的同时，不搞任何形式的军备竞赛，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让其协调发展。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国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很难独立自主地和平的进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就很难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与此相反，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的支撑，也无法进行军事变革。因此，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国情，走中国特色的精兵强军之路，不断加强国防建设中军事变革的基础工程建设，为未来军事斗争做好准备，为新时期防卫作战和保卫祖国领土完整和统一做好准备，进而增强国防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