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学报》

他的代表作为《证广韵五十一声类》（《燕京学报》1939年第25期）、《三四等及所谓“喻化”》（《燕京学报》1939年第26期）、《说文广韵中间声类转变的大势》（《燕京学报》1940年第28期）等。在《证广韵五十一声类》一文中，他参考方言及异国的译音，采用现代数理语言学的方法，根据统计学上的概率关系对所搜集的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对《广韵》声类做了详细的论述和证明。该文中所采用的新颖的研究方法，对于音韵学的科学发展在方法论上具有重大价值，产生了很大影响。《说文广韵中间声类转变的大势》一文中也采用语言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音韵，富有开创性。他还指出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超脱版本的错误，超脱《说文》本身的错误及汉魏经师注音的错误。他的《古音说略》（1947年《燕京学报》专号之20）是他对音韵研究的集大成的代表作。《诗韵谱》（1948年《燕京学报》专号之21）是中国第一部依个人见解为《诗经》注音订谱的专著。1946～1948年，他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古官话语音史论文九篇（商务印书馆于1988年以《陆志韦近代汉语音韵论集》为名将这9篇论文结集出版）。这些论文为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极具学术价值的、富有创见的研究，为汉语史的科学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在汉语词汇和语法研究方面，他的《北京话单音词词汇》（人民出版社，1951年；1964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修订本）一书，是对大量北京口语材料进行研究的成果，是汉语词汇、语法以及文字改革等研究的重要参考书。他的《汉语的构词法》（合作，科学出版社，1957年）一书，是为解决拼音文字的词连写问题，对北京口语材料进行分析而写成的一部对现有检字法及分词标准研究得最深入的一部专著。该书用结构分析法——扩展法作为确定汉语词的界限的形式标准。对于汉语构词法的研究及汉语构词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以及解决拼音文字的分词连写问题等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和价值。【语言学家、心理学家——陆志韦】邵荣芬陆志韦（1894—1970）著名语言学家、心理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陆志韦原名陆保琦，浙江省湖州府吴兴县南浔镇人。1908年苏州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学习，1910年进入东吴大学。1913年大学毕业，留任该校附属中学中文、英文和地理教师。1916年作为东吴大学优秀学生被保送到美国留学，进范德比尔特大学及阿伯第师范学院学习宗教心理学，翌年转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生理学部心理学系，学习生理心理学，1920年毕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22年任国立东南大学心理学教授、系主任。1927年应燕京大学之聘，任心理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33年获得一项奖学金，再次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生理心理学。翌年完成进修回国。历任燕京大学代理校长、校务委员会主席、校长。抗日战争期间，因支持学生的抗日活动，曾于1941年被捕入狱。抗日胜利后，领导了燕京大学的复校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主持燕京大学的工作。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转到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从事语言学的研究，任一级研究员，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他还先后担任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中国语文杂志社编委，语言研究所汉语史研究组组长等职。陆志韦先生的科研生涯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研究的是心理学,后期研究的是语言学。　在南京高等师范和东南大学任教期间，陆志韦孜孜不倦地潜心致力于实验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比内（BinetAl?fred）测验等研究，出版了《订正比内—西蒙测验说明书》《社会心理学新论》等著作，提出了很多新见解，受到中外心理学界的重视。他翻译的《教育心理学概论》（原作者E．L．桑代克），第一次向我国读者介绍了巴甫洛夫学说和西方心理学各个流派的理论和方法，从而被公认为我国现代心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 　现代心理学是现代科学中的一门新兴的学科。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它脱离哲学的母体才只有几十年的光景，人们对它的科学性还不免持怀疑态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陆志韦等人开始把西方的现代心理学引入了我国。 　在任燕大心理系主任期间，陆志韦通过精心筹划，把心理系建成了一个具有先进设备的科系。他开设的系统心理学课程，被认为是一个创举。由于他多年来悉心探索，不断有新成果，在心理学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与潘菽一起被誉为“南潘北陆”。 　1934年陆志韦由美国回国后，由于时局动荡，学校经费短缺无法继续进行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工作。本来心理学与语言学就有一定的联系，他早已由生理心理学而知语言学之大要，这时就只好转而研究语言学与心理学有关的问题了。近30年的时间，他采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撰写了一系列论著，在把中国传统语言学引向科学化和现代化道路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语言学领域里，音韵学是陆志韦用力最多、贡献最大的方面。他强调研究汉语音韵要注意两点：一是“不可忘了汉语是汉语，是汉台语系的一支”。能近取譬’，最为重要。最好是用汉语来解释汉语，用语言生理学来参证。单是东拉西扯地引用些外国语的例子，断不能教人明了汉语的历史。二是要“能了解语音的变化自有它生理的，物理的基础”。说话时，“喉头发音，整个口腔是一架活动的共鸣器。口腔一移动，会教所有的辅音跟元音受到普遍的影响。凡是论到上古音跟中古音的沿革，假若所设想的条件根本跟口腔的自然活动不相符合，那样的学理就没有讨论的价值。”他所研究的语音史的跨度很大。从西周到现代北京话三千多年的音变大势差不多都进行了研究。也像一般的研究程序一样，他先对中古音系，即《切韵》或《广韵》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以便为上古音和近代音的研究打下必不可少的基础。1939年至1940年间，他连续发表了《征〈广韵〉五十一声类》《三四等和所谓“喻化”》《唐五代韵书跋》、《The Voiced Initial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汉语的浊声母》）《试拟〈切韵〉声母之音值并论唐代长安语之声母》等有关中古音的一系列论文。 　音韵学之外，现代汉语词汇和语法是陆志韦语言学研究的另一个重点。 他认为汉语的基本资料是单音词。“要了解汉人的思想作用，说话的条理，或是从语言学的观点来了解现代汉语，就得把那些单音词彻头彻尾的，彻里彻外的，翻来覆去的，颠来倒去的搞它一次。”于是他花了多年时间写成了《北京话单音词词汇》一书。 　作为著名学者的陆志韦，孜孜不倦地以追求真理为己任，从不以个人得失存乎其间。他的学说即使被人称道，如一旦自己发现有不妥时，马上就发表文章进行自我批评。他的学术地位很高，堪称一代大师，但当学生或晚辈对他的某些学说不认同，而提出批评时，只要是对的，他不但欣然接受，而且还鼓励对他的学说加大批评力度。这在学生和晚辈中间一时传为佳话。

高海燕*，赵镭，尹京苑棉籽分离蛋白功能性质的研究食品科学，2008，11袁洁,尹京苑,高海燕*指纹图谱在白酒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食品科学，2008，11高海燕 ,赵镭,尹京苑, 倪晋仁 制备抗氧化棉籽肽用蛋白酶的筛选食品科学，2007，8高海燕，赵镭，吴继红，尹京苑，盛文军，胡小松利用缓冲容量检测苹果汁饮料中果汁含量方法的研究中国食品学报，2007，6高海燕，张华云，王善广，刘邻谓，胡小松 不同类型葡萄抗氧化系统对SO2慢性伤害的生理响应农业工程学报，2006，9（EI收录）高海燕，张华云，王善广等 葡萄吸收SO2的途径与SO2伤害关系的研究食品工业科技, 2006(6)高海燕，刘邻渭葡萄采后贮运中SO2伤害的研究进展食品与发酵工业，2005,31(5)高海燕，周晓慧，胡小松等利用缓冲容量检测梨汁饮料中果汁含量食品与发酵工业,2005，31(11)高海燕，廖小军，王善广，等 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果汁中11种有机酸条件的优化 分析化学，2004,32(12) (SCI收录)高海燕，胡小松 利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梨汁中有机酸的种类和含量的研究 食品发酵工业，2004,30(8)高海燕，王善广，廖小军，等 不同品种梨汁中糖和有机酸含量测定及相关性分析 华北农学报，2004,19(2)高海燕，赵镭，胡小松，等 樱桃色素的提取及稳定性研究 食品与发酵工业，2003,29(4)Haiyan Gao, Xiaosong Hu, Huanyun Zhang, Shanguang Wang, Linwei L Study on sensitivity of table grapes to SO Acta Horticulturae, 2003, 620 (ISTP收录)欧阳一非，高海燕，薛丹，尹京苑 基于决策树方法的油炸型方便面品质评价研究 食品科学（在版）欧阳一非，高海燕，赵镭，候国友，米军峰，尹京苑 聚类分析在油炸型方便面感官评价中的应用 中国食品学报（在版）杨应军，高海燕，欧阳一非，赵镭，尹京苑模糊综合评判法在方便面感官分析中的应用 食品科学（在版）韩斌 ,刘战民,高海燕,尹京苑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的检测技术中国生物工程杂志,2008,26(6)杨应军，高海燕，赵镭，欧阳一非，张健，尹京苑 模式识别方法在食品职能化感官分析中的应用 食品科学，2007，28（10）张健，赵镭，欧阳一菲，高海燕，杨应军，尹京苑现代仪器分析技术在白酒感观评价研究中的应用食品科学，2007，28（10）姚尧，高海燕，张红，尹京苑 中国食品安全标准化中各主体关系研究 食品工业科技，2007，28（7）赵镭，高海燕，吴继红，张美莉，肖丽霞，胡小松富硒灵芝不同提取物清除自由基的ESR研究中国食品学报，2007，4Jihong Wu, Haiyan Gao, Lei Zhao, et Chemical compositional characterization of some apple Food Chemistry，2007,103(1)（SCI收录）赵镭，高海燕，张美莉，胡小松 深黄被孢霉菌粉的主要营养成分及其调节血脂作用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06, 5赵镭，高海燕,张美莉, 吴继红, 胡小松 四种提取法对富硒灵芝粗提物主要成分的影响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06, 11(1):1~4发明专利：具有抗氧化作用的棉籽多肽干粉生产方法发明人：高海燕，倪晋仁，贾征，左航公开号：CN1895661A发明专利：一种鉴别苹果原汁的方法发明人：胡小松，高海燕，吴继红，廖小军，陈芳申请日期： 申请号：1发明专利：一种测定苹果汁饮料中苹果汁含量的方法发明人：胡小松，高海燕，陈芳，廖小军，汪政富，吴继红申请日期： 申请号：6编撰书籍：张美莉主编杂粮食品生产工艺与配方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ISBN 7-5019-5701-0，高海燕副主编胡小松主编农产品深加工技术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7，ISDN 978-7-80233-271-3，高海燕参编周才琼主编食品标准与法规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高海燕副主编主讲课程：食品安全与管理，食品风味化学，植物生物化学（研究生），植物分子生物学（研究生）

《历史研究》、《世界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文史》、《中国史研究》、《史学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专一点看《唐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国学研究》、《燕京学报》等等。

《汉书》中有一段从韩信嘴里说出来的话：“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说的是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后剪除异姓诸侯王，大杀功臣的事，给汉高祖刘邦勾画出一副疑神疑鬼寡恩刻薄的嘴脸。尽管刘邦有不得已的苦衷，但还是遭致后人无穷的非议。如果把他与朱元璋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刘邦不过是在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咄咄逼人形势下的一场武装反击，朱元璋则是在并无反叛迹象时精心策划一场又一场大屠杀，为了显示杀戮的正确，把被杀的人一概加上“胡党”、“蓝党”的帽子。　　所谓胡蓝党案，即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本质就是明朝开国皇 帝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大开杀戒，把开国元勋一网打尽。开国皇帝杀功臣，一向是敏感话题。　　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以元末进士出任地方官。朱元璋打到浙东后，礼聘他为谋士。足智多谋的刘基向他的主公提出削平群雄的谋略——先图陈友谅，后取张士诚，再北伐中原，帮助朱元璋成帝业，其功劳并不逊色于李善长。由于他不是淮西集团中人，开国后大封功臣时，只封为诚意伯，岁禄240石，与李善长封为韩国公，岁禄4000石，相去甚远。而且他只不过是御史中丞(御史台的副长官)，并无多大实权。　　朱元璋对刘基颇为信任，为了撤换李善长，另择丞相人选，而征求他的意贝，君臣之间有一场推心置腹的对话：　　刘基虽然受到李善长的排挤，仍然出于公心劝导主公不要撤换李善长：“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　　朱元璋说：“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　　刘基深知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况下，难以在朝廷施展手脚，坚决辞谢。　　朱元璋又问：杨宪如何？　　刘基并不因为与杨宪有私交而说昧心话：“(杨)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杨)宪则不然。”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　　刘基说：“此偏浅殆甚于(杨)宪。”　　朱元璋又问：胡惟庸如何?　　刘基说：“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在刘基看来，胡惟庸最为糟糕，好比一匹劣马，叫它驾车，必然会翻车坏事。　　朱元璋见以上人选都不合适，再次邀请刘基出任丞相：“吾之相，诚无逾先生。”　　刘基再次推辞：“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辜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　　但是后来朱元璋还是根据李善长的推荐，选择了胡惟庸——一个远不如李善长善于出谋划策，却精于拍马奉承玩弄权术的小人。胡惟庸是李善长的同乡(都是定远人)，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时归附红巾军。洪武三年，因李善长的提携拜中书省参知政事，不久代汪广洋为中书省左丞。以后又拜右丞相，继而为左丞相。由于他逢迎有术，深得朱元璋宠信，形成一人独相的局面。正如《明史》所说：“帝以(胡)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活脱脱一副小人得志不可一世的嘴脸。大将军徐达得悉他的奸猜行径，深恶痛绝，把他的劣迹上告皇帝。胡惟庸得知后，引诱徐达府上的门房，企图加害徐达，虽然未能得逞，此人心计毒辣的小人心态却暴露无遗。他自恃与李善长关系非同一般(自己的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为妻，结成姻亲)；有这样的元老重臣为后盾，胡惟庸更加胆大妄为。　　刘基鉴于在朝廷难以立足，于洪武四年告老回乡，怕遭致政治灾祸，索性隐居山中，不再与闻政汉，每天以饮酒下棋为乐，口不言功。他想逃避现实，但政治斗争的漩涡仍然把他卷了进去。胡惟庸获悉刘基曾在皇帝面前说他无能，怀恨在心。当时胡惟庸以左丞掌中书省事，指使亲信官员攻击刘基，无中生有地诽谤刘基用有“王气”的十地营造自己的坟墓，图谋不轨，刺激朱元璋的猜忌心理。结果是在意料之中的，刘基被剥夺了官禄。刘基惧怕带来更大的祸水，赶赴南京当面向皇帝请罪，并且留京不归，以明心迹。不久胡惟庸当上了左丞相，刘基大为悲戚：“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从此忧愤成病，没有多长时间就死去了。关于刘基的死因，后来胡惟庸案发，有人告发说，刘基是胡惟庸毒死的。　　对于刘基的死，孟森十分感慨地说：刘基的归隐，实为惧祸，激流勇退。(朱)元璋视其为张良，因而他俩之间知无不言，言听计从。刘基每遇急难，勇气奋发，计划立定，人莫能测，(朱)元璋每恭己以听，呼为老先生。然而激流勇退尚且不免于祸。　　朱元璋后来与刘基的儿子谈起此事，把责任一古脑儿推到“胡党”身上。他说：“刘伯温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吃他每蛊了。”那意思是说刘基是被“胡党”毒死的。他还说：“刘伯温在这里时，胡家结党，只是老子说不倒。”朱元璋公开对外也是这样说：“后来胡家结党，(刘基)吃他下了蛊。只见一日(刘基)来(对)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谅看不好。我朝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后来宣得他儿子来问，说道涨起来紧紧的，后来泻得瘪瘪的，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了。”一口咬定刘基是被胡惟庸毒死的。但是据吴晗考证：“刘基被毒，出于明太祖之阴谋，胡惟庸旧与刘基有恨，不自觉地被明太祖所利用。”如果吴晗的考证正确，那么刘基的死，就更具有悲剧色彩。朱元璋对亲信存有二心，连视为张良的刘基也不放过，却轻信胡惟庸，听任他胡作非为，又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凭他的权力威望，“胡家结党”他真的“说不倒”吗?后来终于对胡惟庸下手，其实也是对亲信存有二心的逻辑发展。　　胡惟庸的专断独行，使相权与皇权的冲突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李善长小心谨慎，徐达经常带兵在外，汪广洋只知饮酒吟诗，相权与皇权的矛盾不甚明显。胡惟庸为相七年，大权独揽，使朱元璋觉得大权旁落，除了剪除别无选择。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宣布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绰绰有余，要以它来罗织一个“胡党”，株连一大批功臣宿将，却未免牵强附会。　　为了把罪网罗织得更大，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胡惟庸死后，他的罪状逐步升级，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置那些“胡党”于死地。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虏南倭”，由此着手制造罪状最具杀伤力，于是乎胡惟庸死后罪状升级为“通倭通虏”，用它来株连开国元勋。平心而论，胡惟庸的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但受胡惟庸牵连被杀的大批功臣完全是无辜的。胡案实际上成为朱元璋整肃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认为心怀怨望的，行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党”的罪名，处死抄家。　　洪武二十三年，即胡惟庸被杀十年之后，罪状又升级为“谋反”。朱元璋唆使亲信精心策划，唆使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无中生有地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勾结，串通谋反。看得出来，朱元璋要借此除掉李善长，他冠冕堂皇地说：“(李)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这当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七十七岁的李善长及其一门七十余人被杀，纯属冤案一桩。一年以后，解缙上疏为其申冤，他起草的《论韩国公冤事状》，由郎中王国用冒死呈上，大意是：李善长为陛下打天下，是第一勋臣，假使帮胡惟庸成事，也不过如此，况且他已经年迈，根本没有精力再折腾，何苦如此!朱元璋看了以后，无话可说，可见他也默认是枉杀。　　与此同时，朱元璋又策划陆仲亨的家奴告发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雄三名侯爵，串通胡惟庸。“共谋不轨”。一场“肃清逆党”的政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株连被杀的功臣及其家属共计达三万余人。为了平服人心，朱元璋特地颁布《昭示奸党录》，株连蔓延达数年之久。连一向与胡惟庸关系疏远的“浙东四先生”也未能幸免，叶 以“胡党”被杀，宋濂的孙子宋慎也牵连被杀，宋濂本人则贬死于四川茅州。　　后世史家对胡惟庸党案颇持怀疑态度。王世贞就对胡惟庸“谋反”之说表示难以相信：　　谈迁说得更加明确：“惟庸非叛也”，乃“积疑成狱”，可谓一语道破。　　蓝王党案也是如此。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在常遇春麾下勇敢杀敌，所向披靡，堪称常胜将军，战功显赫。洪武二十年升为大将军，两年后进封谅国公。皇恩浩荡之下，蓝玉忘乎所以，骄横跋扈，使朱元璋感受到了将权与皇权的冲突。于是 除的网罗正在悄悄逼近。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献诬告蓝玉“谋反”，说他与景川侯曹震等公侯企图趁朱元璋出宫举行“藉田”仪式时，发动兵变。装模作样审讯的结果，连坐族诛达一万五千人，把打天下的将领几乎一网打尽。为了显得名正言顺，朱元璋特地下手诏，颁布《逆臣录》，其中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　　从保留下来的《逆臣录》可以一眼看出，当时罗织罪状的伎俩实在拙劣得很。陈四益《罗织的证据》一文对此嘲讽道：由于审讯者心思不够细密，留下了许多破绽。比如，一个名叫蒋富的招承，说是蓝玉出征回来，请他吃酒，在酒席间，蓝玉对他说：“老蒋，你是我的旧人，我有句话和你说知，是必休要走了消息。如今我要谋大事，已与众头目每都商量定了，你回去到家打听着，若下手时，你便来讨分晓，久后也抬举你一步。”这个“老蒋”是谁呢?　　只是蓝玉家一个打渔网户。另有一名叫张仁孙的供道，说是因为出征回家，前去拜见，蓝玉对他们说，要成大事，要张仁孙等各置军器，听候接应，如日后事成时都与大官人做。这个张仁孙是谁呢?当初只是乡里一个染匠。蓝玉如果真想谋逆，自然应当十分谨慎，这样杀头灭族的事情，哪里有见人就说的道理?何况还是些无足轻重的打鱼网户和染匠。仅此一点，这些口供的可靠性就大可怀疑。《逆臣录》是如此这般炮制出来的，目前已经散佚的《昭示奸党录》可信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开国第一功臣徐达因为一向反对胡惟庸，所以无法牵连进“胡党”，他死时蓝玉党案还没有爆发，当然与“蓝党”无关，但是他也没有幸免。洪武十八年他患上了极为凶险的背疽，按中医的说法，忌吃蒸鹅。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只蒸鹅给他吃。徐达心知肚明，皇上不希望他继续活下去，只好当着来人的面，流着眼泪吃下蒸鹅，没有几天就一命呜呼了。曾经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升，预感到主公疑忌功臣，众醉而独醒，洪武三年就申请告老还乡，还是顾虑 与儿子朱同难保平安无事，特地向皇帝请求赏赐“免死券”。　　第二年，朱升寿终正寝，享年七十二岁。他的儿子朱同却并未得到“免死券”的庇护，最后还是死在朱元璋的手下——赐自缢。令人唏嘘不已!　　开国功臣惨遭大屠杀后，朱元璋才说：“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其实已经杀得差不多了，不过是一句显示皇恩浩荡的废话而已。　　一个出身卑贱的游方僧，当了皇帝以后，权势欲如此强烈，丝毫容不得对皇权的潜在威威胁，大张旗鼓地罗织罪状，杀戮功臣，必欲“除恶务尽”方才罢休。纵观历史，这样的大屠杀恐怕算得上绝无仅有之事。个中缘由值得每个读史者细细玩味。　　《汉书》中有一段从韩信嘴里说出来的话：“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说的是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后剪除异姓诸侯王，大杀功臣的事，给汉高祖刘邦勾画出一副疑神疑鬼寡恩刻薄的嘴脸。尽管刘邦有不得已的苦衷，但还是遭致后人无穷的非议。如果把他与朱元璋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刘邦不过是在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咄咄逼人形势下的一场武装反击，朱元璋则是在并无反叛迹象时精心策划一场又一场大屠杀，为了显示杀戮的正确，把被杀的人一概加上“胡党”、“蓝党”的帽子。　　所谓胡蓝党案，即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本质就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大开杀戒，把开国元勋一网打尽。开国皇帝杀功臣，一向是敏感话题。　　首先触及这一话题的是吴晗，1934年他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胡惟庸党案考》，广泛收集史料，进行严密细致的考证，把已经变得扑朔迷离的胡惟庸党案的真相揭示出来。他说：胡惟庸党案的真相到底如何，即使明朝人也未必深知，这原因大概是由于胡党事起时，法令严峻，著述家多不敢记载此事。时过境迁以后，实在情形已被湮没，后来史家只能专凭《实录》，所以大体均属相同。他在论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胡惟庸党案的要害：“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个枭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以明太祖这样一个十足地自私惨刻的怪杰自然是不能相处在一起。一方面深虑身后子懦孙弱，生怕和自己并肩起事的一班功臣宿：将不受制驭，因示意廷臣，有主张地施行一系列的大屠杀，胡案先起，继以李案，晚年太子死复继以蓝案。胡惟庸的被诛，不过是这一大屠杀的开端。”然而几十年后他修订出版的《朱元璋传》，却见不到如此锋芒毕露的分析了，只是在书中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回避了这个尖锐而又敏感的话题。　　当然他也有他的难处，生怕引起新朝当权者的猜忌。但是历史是无法回避的，读明史首先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对于一个历史学家，不存在甚么该讲甚么该回避的历史现象，秉笔直书历来是史家的基本史德。　　直白的说，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是朝廷高层权力较量的必然结局。由于与朱元璋共同打天下的开国元勋的特殊贡献与特殊地位，势必形成相权与将权分割皇权的现象，这对于朱元璋这个权势欲极强，又有政治手腕的皇帝而言，是无法容忍的。此公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大权旁落，而那些文臣武将们以为开国有功，趾高气扬，飞扬跋扈，如果不加以制服，那么他的子孙继位之后，局面将会不可收拾。这样，矛盾激化了。朱元璋抓住两个有把柄的实权人物——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将军蓝玉——开刀，然后蔓延株连，把那些威胁、削弱皇权的开国元勋，以及那些并不威胁、削弱皇权的开国元勋，不分青红皂白地统统处死，形成明朝初年政治史上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一页。　　当然，开国元勋并非没有问题，不少人居功自傲，肆无忌惮，确实是不争的事实。洪武六年，朱元璋鉴于开国元勋多倚功犯法，凌暴乡里，地方官奈何不得，十分不满，特命工部制造铁榜，铸上申戒公侯的条令：凡是公侯家人倚势凌人，侵夺田产财物，私托门下影投差徭者，处以斩刑。这种做法似乎和战国时代的“铸刑鼎”有点类似。法律条文要用铁榜这种古老的形式来公布，一方面说明那些被封为公侯的开国元勋们依仗功劳权势而违法乱纪，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了：另一方面说明主张“治乱世用重典”的朱元璋不能容忍功臣们过于放肆。在这个禁令中已经隐约透露了日后要毫不留情地予除的信号。　　朱元璋成为开国皇帝后，昔日的谋士二李善长出任左丞相，猛将徐达出任右丞相，徐达带兵在外作战，实权操于李善长之手。　　李善长是在朱元璋攻略滁阳后，接纳下来的谋士，在帅府决断进退赏罚章程。朱元璋称吴王时，他出任右相国，充分展现他裁决如流的才干。洪武元年顺理成章地担任左丞相，封韩国公，在朝廷上位列第一，当他的儿子被皇帝招为驸马后，权势更加显赫，成为朝廷中掌握实权的淮西集团首领。朱元璋对于淮西集团权力过于膨胀，从而威胁到他的皇权，是有所提防的。他有意撤换李善长，为此向刘基请教合适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