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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本台湾出的《戴笠将军和他的同志》，11年又出了本《戴笠与抗战》；《特工王戴笠》也不错，这是大陆出的，不过看的时候要把那些意识形态的描述去掉。 戴雨农先生隐身幕后，亲自指挥了抗日战争中的对日情报战，打击日本间谍，组织锄奸，为盟军获取大量情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卫国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英名不应该被遗忘和刻意的贬低。戴雨农先生身故后，周恩来说，戴笠之死，共产革命的成功提前了十年。

商务印书馆举办“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全文检索数据库”专家评审会。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潘凯雄、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以及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图书馆、社科院近代史所及文学所等机构的14位专家学者到会。经过与会专家的认真讨论和评审，最终认定该数据库产品对于促进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历史文化传播具有积极作用，达到了项目要求，一致同意通过验收。这标志着百年老店商务印书馆在数字出版方面的探索又迈出了新步伐。《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的标志性刊物，历经清末、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重大历史时期，紧跟时代脉搏，忠实地记录了我国近现代发展的历史轨迹，是研究民国史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随着民国热的逐渐升温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包括《东方杂志》在内的民国文献资源的电子出版物日渐增多，但市面上一些以民国文献资源为主的电子出版物，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陷，包括内容缺失、系统功能单一、页面设计简陋、文字错误率高等问题，不能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查检研究需求，还有可能误导学者的研究工作。为此，商务印书馆决定在已有的《东方杂志》期刊图像数据库的基础上，研发《东方杂志》期刊全文检索数据库。

男，汉族，广西桂林市人。现任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沿海企业与科技》杂志社社长、总编辑，广西民族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 。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田汉研究会理事、广西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会长。2004年参与广西区党委区政府重大课题《广西文化产业发展对策研究》工作，任课题研究组副组长。1998年获广西首届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家”称号。合著的《桂林抗战文学史》获广西第二届文艺创作“铜鼓奖”、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曾给2002级文秘写作研究生班讲授《小说观念与创作》课程，给2004级民族作家文学硕士研究生讲授《满族文学》和《广西当代文学》课程，给2005级文学类硕士研究生讲授《广西本土文学》课程。主要研究方向：抗战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广西本土文化。

值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广西文史研究馆馆长兼《广西文史》杂志主编文军，广西文史研究馆馆员、《广西文史》副主编刘君达于2005年6月16日采访了他。韦老已83岁高龄，身体健康，精神笙栋，讲起当年往事滔滔不绝。下面，我们将韦纯束同志的访谈记录整理出来，以飨读者，并以此作为本刊对杭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一份纪念。文军: 刚才您说了，您是1938年底参加学生军的，并在学生军中入党的。您能回忆下当年在学生军的经历吗?韦老:我当时是16岁，是象县国民中学的学生，已经接受了中共地下党员的教育，早就立下了抗日救国的决心，所以一听说学生军招兵，在父亲的支持下，就义无反顾地步行北上桂林去报名，但走到荔浦县境时就走不动了。那时正在修桂柳铁路，运材料的货车很多，放空的时候司机为了捞外快，愿意搭我们，当时叫“买黄鱼”。 1938年11月到桂林，桂林很冷。我参加了第三届学生军，住在七星岩旁边的一个岩洞，在桂林集训了个多月，我分在第一团二大队六中队，集训后就到柳州、平乐、钟山作抗日宣传工作，第二年冬调到邑钦抗日前线。我被派到国军31军137师392团的重机枪连担任指导员。392团团长叫韦灿，是容县松山人，是个老团长了，已有40来岁。他本已升副师长，因故还没有离任。韦团长人很好，我们去后，他热情地请我们吃饭，加了菜，有猪肉、鸡肉，还喝了两口酒。那时我已经有枪，有支德国造的七九式步枪，所以392团的战斗我都参加了，但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枯埋战役中韦灿团长壮烈牺牲的一幕。文军: 1944年n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您的家乡象县，您当时正在家乡从事革命工作，沦陷后又从事了一系列抗日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您能回述下当时的斗争情景和您所从事的抗日斗争吗?韦老:1941年夏广西学生军解散后，转入广西合作训练班受训，之后先后在平乐、修仁(今属荔浦)工作。1944年10月日军入侵广西，中共修仁支部经上级组织批准，转移到象县进行抗日救亡工作，我奉命回家乡工作 地下党交给我的任务是去联系留在象县的国军两个营一个排，争取他们抗日。这些国军原计划经柳州退到大后方去的，因柳州失守，他们过不去，就滞留在象县了。驻中平乡的一个营属四川军杨森的部队，营长叫蒋云程，我们简称他为蒋营;驻扎在罗秀乡的营属于何应钦领导的军政部，营长叫崔永恭，我们称之为崔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