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党史月刊投稿平台官网入口

周恩来总理是全国人民敬爱的伟大人物，他的事迹被人们广为传诵。周恩来从小就有大志。1910年，才12岁的周恩来到东北沈阳，进东关模范学堂读书。有一天，校长问同学们：“你们说说，读书为的是什么呀？”同学们一一回答，有的说为了父母，有的说为了长大找事做，有的说为了赚钱发财。周恩来却大声说：“为了中华的崛起！”崛起就是强盛、振兴的意思，周恩来的回答，博得一片赞扬，给大家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也是一位品德高尚、志向远大的人。也是在12岁那年，邓颖超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师学校读书。有一次，学校举行作文比赛，内容是纪念为国立功的蔡锷将军。邓颖超的作文是其中四篇最好的之一。她写道：“蔡将军嘱咐我们要爱国，要讲道德，不要重私轻公。我希望同胞们上下一条心，振奋精神，谋求国家的进步！”小小年纪，她还大胆预言：“如果能这样，怎么就不能让我们国家超过列强，立于它们之上呢？”周恩来为中华的崛起而读书，邓颖超为谋求国家进步而学习。他们一生为人民做出的无私奉献，证实了他们是说到做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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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党史月刊》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一代伟人周恩来出生于书香世家，根据当时的习惯和传统，他要取好多名字。后来从事革命事业后，又由于斗争的需要，还用了一些化名，这些名字都有一定的来历或有趣的含义。据笔者多年搜集，周恩来的起名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老家淮安的幼年、童年时期。周恩来的名、字等都是由家人或家塾馆先生给他起的，主要有乳名“大鸾”，学名“恩来”，字“翔宇”。第二阶段是他读书求学和早期革命时期。这段时期，他用过“羊羽子”“羊羽”“飞飞”“伍豪”等。其他的名字基本是在第三阶段，即他领导地下斗争时的化名，因此也比较多，现在能知道的有“胡公”“少山”“非非”“周翔”“维思”“大美”“赵来”“冠生”“冠”“伍”“胡必成”等。就周恩来出生后第一阶段的取名来说，由于周家是一个“封建根子很深的家庭”，家人给男孩取名时都特别讲究，一般都是由有学问的长辈或门族内德高望重的长者起名，也有请家塾馆先生给取名的。家人先给周恩来取乳名（也叫小名）“大鸾”。“鸾”是中华民族传说中的一种神鸟，“鸾凤和谐”比喻夫妻和好。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之间还常常各以“鸾”和“凤”自称。周恩来为什么取乳名为“大鸾”呢？淮安周恩来故居收藏有一份周恩涛的儿子、周恩来的侄儿周尔圻在1982年6月8日签名负责的笔录。周尔圻虽比周恩来小一辈，但他的父亲周恩涛是周家同一曾祖下“恩”字辈排行的老大，而周恩来排行第七，因此，周尔圻的年龄并不比周恩来小多少，而且周尔圻的母亲是来自清河（今淮安市清江浦区一带）的万家，只比周恩来母亲小一辈。周尔圻在这份笔录上说：恩来名字的由来，我听母亲和八老太（指周恩来嫡亲八婶娘杨氏）讲是这样的：在周恩来母亲万氏临盆时，梦见有一鸾凤之类的神鸟入怀，然后就生下了恩来，所以取小名大鸾，表示有鸾凤来临之意。而“恩”字是按家谱排下来的，故取名恩来。周恩来的名字是其父亲周贻能起的。他琢磨的是：恩者，爱也。《诗经》上有云：“恩斯勤斯”；明代散文家归有光也曾说：“父母恩勤，养我身兮。”来者，未来也。《论语》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周恩来的名字就是周贻能根据这些起的。另外周恩来还取字“翔宇”。那是因为周家是个名门望族，在这样一个大家族里，要严格区别辈分。而就年龄而言，有的晚辈甚至比长辈年龄还大，但是晚辈却绝不能喊长辈的名字，包括小名，否则就是“犯上”。所以男孩得早早在取名之后再取个字或号，好让晚辈喊长辈的字或号，那是不“犯上”的。周恩来的字应该是在5岁入家塾馆读书时由家塾馆老师起的，老师期望他这只“神鸟”能翱翔宇宙，所以给他取字“翔宇”。有许多资料甚至周家的个别亲属都认为周恩来“翔宇”的字是他1913年离开沈阳时，由他在沈阳（当时叫盛京）东关模范学校的高老师（高亦吾，谱名高守铭，字盘之）在他们师生分别时给周恩来取的。笔者认为这一说法不太可靠，因为周恩来的两个亲弟弟和一个嫡堂弟当时都在淮安，和周恩来相隔千里，那时通讯又不发达，但都跟着按“宇”来取字：周恩来二弟周恩溥取字“博宇”，三弟周恩寿取字“同宇”，嫡堂弟周恩硕取字“潘宇”。显然，这是周恩来兄弟先后进家塾馆读书时，由家塾馆老师依次取的字。如果是高老师1913年给周恩来取的字，那周恩来的远在淮安的3个弟弟是不太可能都依着周恩来排序起字的。周恩来第二个阶段取名、号是在他读书求学和早期革命时期。1912年暑假，周恩来在奉天省（今辽宁省）官立东关模范两等小学校毕业，与他的同班同学兼好友郭思宁行将分别，应郭思宁的要求，周恩来为他题写了“同心努力，万里前程指日登”的临别赠言。周恩来在这幅题词上的落款就是“羊羽子书”。“羊羽”是周恩来把他的字“翔宇”中的“翔”字分拆而成，而“子”则是古代男子的美称。据沈阳市原第六中学（东关模范学校是其前身）校长宋延钰对笔者说，周恩来在东关模范学校读书时，在同学之间交往时也曾用过“羊羽”的署名。而周恩来的笔名“飞飞”则是他到天津南开学校读书第二年时取的，由“翱翔宇宙”衍生而来。当时，他和同学张瑞峰、常策欧等一起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由他创办并主持出版了会刊《敬业》。在1914年4月刊出的第4期《敬业》的《长飞漫墨》专栏内，周恩来发表了《评咏岳少保祠七律》和《评咏淮阴侯钓鱼台诗》等数篇文章，一度使他“飞飞”的笔名受到学校师生的关注。1948年冬，与共产党争夺人才的蒋介石希望南开的老校长、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张伯苓随他去台湾。张伯苓犹豫不决间，收到了由中共地下党员金山传递给他的信息：“老同学飞飞不要老校长动”。张伯苓知道，“飞飞”就是周恩来，于是，他借口自己在重庆家中还有一些重要典籍等要一起带去台湾，便从南京飞去了重庆。1949年初，天津、北平相继解放。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是张伯苓的好朋友，他就去天津南开大学找张伯苓的长子张希陆教授，商讨在重庆的张伯苓的安全问题。张希陆认为，这事只有报告周副主席，才能万无一失。不久，傅作义从北平给张希陆打来电话，请他到北平一谈。张希陆到北平后，傅作义告诉他，周副主席说了，不要让张校长去台湾。当时中孚银行总经理孙先生正好在北平，他要去香港，就请他到港后找南京行的经理王恩东。因为王恩东也是张伯苓的学生，请他想法将周恩来不让张校长去台湾的信息转告在重庆的张伯苓。果然，几天后，张伯苓在重庆就收到了一封寄自香港的无名信，信上只有一句话:“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张伯苓对周恩来两次以“飞飞”的名义请他不要去台湾的做法非常感动，于是就留了下来。1919年，周恩来从日本回国后不久，正值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期。周恩来为了把当时天津进步的青年力量团结起来，就和谌志笃、马骏、刘清扬、李毅韬等一起组织天津进步青年团体觉悟社。觉悟社的最早一批成员只有20人。为了表示男女平等，20名成员男女各半。而且为了方便觉悟社内之间的交流、联系和开展革命斗争的安全、保密，决定设50个号码，通过抽签的方式，以各自抽到的号码作为自己的代号，剩下的30个号码留给后来的参加者。结果周恩来抽到5号，邓颖超抽到1号。这就是周恩来“伍豪”一名的由来，而邓颖超后来用过“逸豪”一名，也是同样的道理。周恩来第三个阶段的取名是在革命斗争时期。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领导地下革命斗争时，不仅要经常变换住地，不断改变自己的形象和装饰，也要不时地取一些不为社会所知的名字，以同当时强大的敌人“捉迷藏”。那时他取的化名，有的是经过考虑，有的则是信手拈来。1997年，为纪念即将到来的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笔者赴北京拜会了全国工商联离休老干部、1928年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曾任周恩来秘书的黄玠然。谈了相关工作后，我曾问黄老，周总理在上海领导地下斗争时取了哪些化名。当时90多岁的黄老思路清晰、反应灵敏。他告诉我：总理在那一时期取的假名字很多，我也不能完全说上。但是有两个我是知道的：一个是我和他在谈工作时，不知怎么的扯到了他的老家。他说，他的老家淮安没有山，是一个少山的地区。说到这里，刚好他手里的那份文件要签发，他就随手签上了一个“周少山”的名字，其实收件人仅从笔迹上就可以百分之百地认出是周恩来签发的文件。也就是说，不管周恩来签什么名字，甚至不写名字，收件人也会知道这份文件是周恩来签出的。黄老还说：还有一次，我看到总理签上了“维思”两字作为他的署名，我就顺口问了一句：“老板（搞地下斗争时，相互之间不称呼职务），你为什么又签上‘维思’的名字呢？”周恩来看了我一眼轻声说：“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嘛！”随后又沉下脸说：“以后这些不要问！”是的，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稍有不慎，自己掉脑袋是小事，给党和革命造成灾难和损失就是更让人痛心的事。周恩来在那一时期还曾使用过“胡公”“大美”“非非”“周翔”“赵来”“冠生”“冠”和“伍”等笔名或化名。黄老说：“胡公”“大美”是因为周恩来的胡子长得很快，刚刮干净，只要一个星期，胡子就长得很长很美了，“胡公”和“大美”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1936年12月，张学良见到周恩来时也夸赞说：“真是个美髯公！”而“周翔”则是由“翔宇”衍生出来的，“伍”则是和“伍豪”一脉相连的，至于“冠生”“冠”，则是周恩来认为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最壮丽最美好的事业，是他人生为之奋斗的、第一位的伟大事业。还在长征出发前，邓颖超就患上了肺结核病，所以长征路上，邓颖超一直是编在休养连随队前进。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之路，到陕北后，邓颖超的身体更加虚弱。经组织批准，邓颖超扮作美国新闻记者斯诺的佣人，住进了北平西山的平民医院治疗。住院期间，邓颖超认识了同室病友、进步女青年胡杏芬。邓颖超告诉她，自己叫李扬逸，有一个非常疼爱她的丈夫李知凡。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邓颖超和胡杏芬匆忙分别。后来，邓颖超随周恩来等到重庆同国民党谈判。这时，胡杏芬也与家人从北平逃难到重庆。由于她已得知曾经的同室病友“李知凡太太”就是中国共产党方面大名鼎鼎的邓颖超，于是写了散文《李知凡太太》，后来于1941年5月在上海出版的《妇女知识丛书》第8辑《关于中国妇女的二三问题》上发表。由于生活条件艰苦和环境恶劣，胡杏芬病情加重，1939年下半年在重庆去世。鉴于胡杏芬不仅是位有志有才的女青年，而且积极追求进步，重病时还向周恩来、邓颖超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所以周恩来夫妇专门为她刻制了一方石碑，碑上刻了由周恩来题写的“胡杏芬女士之墓 李知凡 李扬逸共立”的文字。这两个名字只有胡杏芬知道指的是谁。后来由于时局变化太快，这块碑并未能立到胡杏芬墓前，但却为世人留下了周恩来的“李知凡”一名。1947年3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攻打延安时，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人组成中央前委，在陕北领导和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当时他们面对的是胡宗南统率的20多万大军，而在陕北留下的由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仅两万多人。为了让西北野战军收放自如，中央前委并不和西北野战军编在一起，而是在汪东兴带领的4个警卫连的护卫下单独行动。为了迷惑敌人，他们一会儿叫“九纵队”，一会儿叫“三支队”，而且主要领导人都取了化名，其中毛泽东叫“李得胜”，周恩来叫“胡必成”。1992年3月，笔者在北京拜会周恩来转战陕北时期的警卫员王还寿时，王老告诉笔者，当时取化名时，总理说，我认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必定成功，所以我就叫“胡必成”吧！当时他的一个装书和衣物的木箱子上还有周恩来用毛笔斜着写下的“胡必成”三个字。这个大箱子后来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过。1961年3月，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章士钊由香港回到北京，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上说：“胡子（当年一些人对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称呼，周恩来早在重庆时就知道并熟悉。国民党在大陆败退时，蒋介石强行将于右任带去台湾）最近给香港的吴季玉先生来信说：‘今年是我老伴的80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章士钊先生在信的最后说：“胡子的这种心情，请总理予以理解。”周恩来收到章士钊的信后，特意让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传话给于右任的女婿、时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的屈武看信，还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总理要你把儿子屈北大、儿媳梅君一道带去西安，并将于右任在上海的一个外甥周伯敏也一起邀集到西安。陕西省委统战部出面给于老夫人做一个热热闹闹的寿宴。寿宴过后，于老夫人高仲林女士十分高兴。屈武回京后，罗青长又联系屈武，希望他能将为于老夫人做寿的事写信到台湾告诉于右任老先生。然而，屈武写信时犯了难：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周恩来总理一手安排的，应该在信中告诉于老先生才对。但是如果信上写了“周恩来”或“周总理”，要是被特务们检查发现，对于老先生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如果信上不提周恩来，又怎么对得起周总理的这番深情厚意呢？屈武在左右为难时请教了邵力子。邵力子告诉屈武，你只要把“周总理”三个字换成“濂溪先生”四个字就行了。接着，邵力子解释说，抗战时我和于老先生住在一起，两人经常谈一些历史名人。我俩都知道周总理是北宋名儒理学奠基人周敦颐的后代。周敦颐晚年自号濂溪先生。当时我俩一谈到周恩来，为避人耳目，也总是称呼他为“濂溪先生”。所以，只要于老先生一见到你信上的这四个字，就能知道指的是周恩来。果然，在台湾的于右任收到女婿屈武的信后高兴极了，特别感谢周恩来总理对他和他夫人的关怀，当即回信请香港的吴季玉向周总理表达他的诚挚谢意。因此，“濂溪先生”算是不为人们熟知的周恩来的又一个名号。推荐阅读2017年，你不可不知的6个党史国史纪念日毛泽东的文化自信和美学精神源自哪红军里为何流传“毛委员有主意”领略毛泽东诗词里的四大情怀毛泽东的批评艺术：有如良医看病周恩来与共产党人老战友何香凝的深情厚谊1955年许世友特批哪位小学校长保留军籍哪对姐妹被周恩来誉为“长征姊妹花”贺炳炎甘当“补缺官”一生“五下五上”黎东汉：与红色电波同行的开国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