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苏区进行大量实际调查发表多篇文章

王稼祥1906年8月15日出生于安徽省泾县厚岸村，1925年到上海大学附中部学习，加入共青团，10月离开上海前往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2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回国，在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主事，1931年任中共党报委员会秘书长，4月同任弼时，作为中共代表团派往中央苏区，任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1月在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先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外交人民委员，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1933年反围剿中受伤，脱离工作一段时间，王稼祥，安徽泾县人，青年时期前往苏联读书，并在苏联最高学府红色教授学院任四大教授之一，回国后，在长征中，任总政治部主任，长征中受伤，并在尊议会议上成功协助毛泽东，同周恩来，毛泽东一起任三人小组成员，长征后，前往苏联治伤，并在开国前期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在苏联时，同夫人朱仲丽一起成功帮助贺子珍回国，后因病起病落，在中共政治局里的地位不稳，有一次差点连候补委员了没有，幸亏有毛泽东的提议，才占有一席地位，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点受到保护，但其唯一的独子王命先却跳河自杀了，在他心中造成很大伤害。

中国共产党早期独立领导经济建设始于中央苏区。从1931年11月7日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到1934年10月中旬主力红军长征，在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陈云、邓子恢、林伯渠、吴亮平、钱之光等一批经济专家的鼎力协助下，中央苏区进行了近三年的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运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这些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治国安邦、局部执政伟大预演中成功探索的重要方面，对于当今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开展了经济建设。　　(一)调查研究的方法。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陈云等领导人为解决实际问题而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调查研究相对集中,更具代表性。1930年5月,毛泽东针对党内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指出:“你对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2]毛泽东还阐述了怎样调查,调查有哪些技术的问题。他不仅驳斥了“闭着眼睛瞎说话的”坏作风,他还亲自深入农村和群众做调查。　　1930年5月,工农红军第四军攻克江西寻乌城,在此驻扎了一个月,毛泽东在这里做了一次规模最大的调查,写下了《寻乌调查》。调查之细,甚至连理一次发多少钱,做一件衣服多少钱都进行仔细了解,认真做笔记。1930年10月作了兴国调查。11月,在第一次反“围刹”即将来临的紧张形势下,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又作了东塘、李家坊等调查。1933年11月至12月,毛泽东又深入兴国长冈乡,上杭才溪乡进行社会调查,写了著名的《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通过这些调查,毛泽东深入地了解了广大群众关于生活状况、商业状况、土地斗争、政权建设、文化学习等各方面的现状,为制定有效的经济政策奠定了基础。　　(二)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方法。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农村实际出发,制定了切实可行的经济建设方针和政策。当时的苏区政府依据各地条件不同侧重发展不同经济。如:上杭、龙岩、武平地处偏僻山区,重点发展农业经济及以竹木加工为主的民用工业,而长汀、瑞金处在苏区中心腹地,交通信息相对发达,偏重发展军用工业、商业贸易等。当时的苏区政府依据各地条件不同侧重发展不同经济。　　为保障复杂多变的战争需求,苏区政府采取灵活多样的生产经营方式。允许资本主义私营经济适量发展,明确提出:公营保供给,私营为民生,鼓励个体发展的总思路。最有特色的是创造性地建立劳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手工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商业合作社等自愿结合的经济实体,这些实体在克服艰难危机,打破敌人封锁,繁荣苏区经济诸方面发挥了别的政策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在私营经济发展问题上,张闻天也提出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来发展苏维埃和巩固苏维埃的主张。他认为苏维埃政权在当时并不反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使用许多办法来吸引与鼓励资本家,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这与“左”倾机会主义者制止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成鲜明的对照。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理论精髓,只有做到这点,才会制定出正确的政策。　　(三)依靠群众的方法。　　1933年8月,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和苏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大会召开,目的是广泛动员苏区群众努力生产,发展经济。在中央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粉碎第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毛泽东强调经济工作必须依靠群众,实行群众路线。依靠群众的力量解决革命战争经费和经济建设资金,中央苏区先后发行了3次公债。1932年6月,发行60万元短期战争公债;同年10月又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120万元;1933年8月发行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　　毛泽东还关心群众生活,密切干群关系。为着动员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毛泽东提出,一切革命的工作人员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不仅号召广大千部关心群众生活,而且身体力行。第三次“围剿”时,敌人在黄破一带把农民的房子烧了,给当时农业生产造成了很大困难,毛泽东就从外地调运来了种子和耕牛,帮助农民克服生产上的困难。　　(四)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的方法。　　中央苏区的领导人尽管缺乏经济管理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却是自觉和不自觉地做了。刘少奇提出的“建立完全的厂长负责制”的经济思想就是其中之一。针对国有工业军事化管理,厂长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工厂管理混乱,浪费严重,产品质量把关不严等现象,刘少奇深入分析后撰写了《论国家工厂的管理》一文,在文中提出了国有工厂实行“厂长负责制”、成本核算制和计件工资制。刘少奇的建议得到了中央人民委员会的支持,1934年4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制定和颁布了《苏维埃国有工厂管理条例》,该条例实施后,苏维埃国有工厂的管理走上规范和有序的轨道,促进了苏区工业的发展。　　还比如利用税率杠杆来鼓励和限制某些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发展。为了对个体商业给予保护和鼓励,1931年11月,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明确宣布:“苏维埃应保证商业自由,不应干涉经常的商品市场关系。”1931年11月颁布的《暂行税则》也规定:“(乙)肩挑小贩及农民直接出卖其剩余生产品者,一律免收商业税。(丙)商业资本两百元以下的一律免税。”等等。这些税率政策的实施,促进了个体商业的发展。　　(五)分清主次,突出工作重点的方法。　　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以来,受到了战争中没有经济建设的可能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加上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苏区的经济非常困难。毛泽东批评“这些意见是不对的。”[3]这些人“不了解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4]毛泽东还进一步指明了经济建设对革命战争的强有力的支持,他说到:“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5]毛泽东认为进行经济建设可以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从而获得战争的力量。毛泽东也强调:“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围绕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6]他辩证的分析了经济和战争的关系,解决了怎样正确处理两者关系的问题,为苏区的经济建设确立了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　　经济建设是涵盖范围广,主要做什么呢?毛泽东在全苏二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毛泽东又指出“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7]毛泽东一直关注工商业的发展,他指出:“工业的进行需要适当的计划。”[8]“……关于某些主要的事业,首先是国家经营和合作社经营的事业,相当精密的生产计划,却是完全必需的。”“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9]毛泽东极为关注合作社的发展,他认为“合作社事业,是在极迅速的发展中。”[10]而其中“发展的最盛的是消费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其次是生产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的活动刚才开始。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11]毛泽东对合作社发展的提倡大大促进了中央苏区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抓主要矛盾的科学方法,把农业、工业、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作为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来抓,这就抓住了经济建设的要害。　　二、历史启示　　(一)认真做好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做好科学决策的前提,这就要求领导者不仅要做调查研究,还要会做调查研究,更要深入做好调查研究。中央苏区时期领导者的调查研究就是典范。毛泽东等领导人身体力行带头搞调研,亲自了解最基本的情况,亲自撰写调查报告。当前,我国已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很多矛盾凸显,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要统筹协调各方利益、妥善应对各种风险,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更复杂。要解决这些问题,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搞好决策前的调查研究更为重要和迫切,要求也更高。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思想告诉我们,调查研究不能脱离国情,要了解最实际最真切的问题。就是要用求真务实的精神做调研工作。毛泽东强调的重视和善于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坚持求真务实的基础,是我们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继承和发扬。　　(二)不脱离群众,以人为本的领导原则。　　中央苏区时期经济建设顺利开展的关键之一就是依靠人民群众,发动群众搞生产建设,支援革命战争。今天,我们党领导经济建设,仍然不能脱离群众。首先,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因此,要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追求,这就要求在领导方法上要不脱离群众,深入群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在科学决策和科学领导中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不仅是管理的原则和方式,更应成为管理的最终目标。其次,今天和谐社会的经济建设仍然需要依靠群众。尽管今天机械化的生产使得生产力水平已经大大提高,但是和谐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只有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才能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三)领导方法上要强化创新意识,坚持与时俱进。　　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领导经济建设时,形成了一系列科学的、符合客观实际的领导方法。在正确的领导下,当时的许多做法具有很强的创新精神,比如建立完全的厂长负责制的提出,利用私人资本来发展苏区的经济,鼓励个体发展等等。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应该继承和弘扬。同时,又要看到我们党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干部队伍的知识结构和水平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改革和创新领导方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紧迫,缺乏这种精神就等于固步自封。

王稼祥(15-1)，安徽泾县人。1925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春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十八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宣传部代理部长。1934年后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建国后，历任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1951年起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56年在中共第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文革”中遭到迫害。 是中共第六届政治局委员，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十届中央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逝世。

中国共产党早期独立领导经济建设始于中央苏区。从1931年11月7日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到1934年10月中旬主力红军长征，在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陈云、邓子恢、林伯渠、吴亮平、钱之光等一批经济专家的鼎力协助下，中央苏区进行了近三年的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运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这些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治国安邦、局部执政伟大预演中成功探索的重要方面，对于当今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开展了经济建设。　　(一)调查研究的方法。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陈云等领导人为解决实际问题而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调查研究相对集中,更具代表性。1930年5月,毛泽东针对党内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指出:“你对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2]毛泽东还阐述了怎样调查,调查有哪些技术的问题。他不仅驳斥了“闭着眼睛瞎说话的”坏作风,他还亲自深入农村和群众做调查。　　1930年5月,工农红军第四军攻克江西寻乌城,在此驻扎了一个月,毛泽东在这里做了一次规模最大的调查,写下了《寻乌调查》。调查之细,甚至连理一次发多少钱,做一件衣服多少钱都进行仔细了解,认真做笔记。1930年10月作了兴国调查。11月,在第一次反“围刹”即将来临的紧张形势下,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又作了东塘、李家坊等调查。1933年11月至12月,毛泽东又深入兴国长冈乡,上杭才溪乡进行社会调查,写了著名的《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通过这些调查,毛泽东深入地了解了广大群众关于生活状况、商业状况、土地斗争、政权建设、文化学习等各方面的现状,为制定有效的经济政策奠定了基础。　　(二)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方法。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农村实际出发,制定了切实可行的经济建设方针和政策。当时的苏区政府依据各地条件不同侧重发展不同经济。如:上杭、龙岩、武平地处偏僻山区,重点发展农业经济及以竹木加工为主的民用工业,而长汀、瑞金处在苏区中心腹地,交通信息相对发达,偏重发展军用工业、商业贸易等。当时的苏区政府依据各地条件不同侧重发展不同经济。　　为保障复杂多变的战争需求,苏区政府采取灵活多样的生产经营方式。允许资本主义私营经济适量发展,明确提出:公营保供给,私营为民生,鼓励个体发展的总思路。最有特色的是创造性地建立劳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手工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商业合作社等自愿结合的经济实体,这些实体在克服艰难危机,打破敌人封锁,繁荣苏区经济诸方面发挥了别的政策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在私营经济发展问题上,张闻天也提出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来发展苏维埃和巩固苏维埃的主张。他认为苏维埃政权在当时并不反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使用许多办法来吸引与鼓励资本家,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这与“左”倾机会主义者制止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成鲜明的对照。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理论精髓,只有做到这点,才会制定出正确的政策。　　(三)依靠群众的方法。　　1933年8月,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和苏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大会召开,目的是广泛动员苏区群众努力生产,发展经济。在中央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粉碎第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毛泽东强调经济工作必须依靠群众,实行群众路线。依靠群众的力量解决革命战争经费和经济建设资金,中央苏区先后发行了3次公债。1932年6月,发行60万元短期战争公债;同年10月又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120万元;1933年8月发行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　　毛泽东还关心群众生活,密切干群关系。为着动员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毛泽东提出,一切革命的工作人员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不仅号召广大千部关心群众生活,而且身体力行。第三次“围剿”时,敌人在黄破一带把农民的房子烧了,给当时农业生产造成了很大困难,毛泽东就从外地调运来了种子和耕牛,帮助农民克服生产上的困难。　　(四)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的方法。　　中央苏区的领导人尽管缺乏经济管理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却是自觉和不自觉地做了。刘少奇提出的“建立完全的厂长负责制”的经济思想就是其中之一。针对国有工业军事化管理,厂长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工厂管理混乱,浪费严重,产品质量把关不严等现象,刘少奇深入分析后撰写了《论国家工厂的管理》一文,在文中提出了国有工厂实行“厂长负责制”、成本核算制和计件工资制。刘少奇的建议得到了中央人民委员会的支持,1934年4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制定和颁布了《苏维埃国有工厂管理条例》,该条例实施后,苏维埃国有工厂的管理走上规范和有序的轨道,促进了苏区工业的发展。　　还比如利用税率杠杆来鼓励和限制某些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发展。为了对个体商业给予保护和鼓励,1931年11月,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明确宣布:“苏维埃应保证商业自由,不应干涉经常的商品市场关系。”1931年11月颁布的《暂行税则》也规定:“(乙)肩挑小贩及农民直接出卖其剩余生产品者,一律免收商业税。(丙)商业资本两百元以下的一律免税。”等等。这些税率政策的实施,促进了个体商业的发展。　　(五)分清主次,突出工作重点的方法。　　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以来,受到了战争中没有经济建设的可能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加上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苏区的经济非常困难。毛泽东批评“这些意见是不对的。”[3]这些人“不了解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4]毛泽东还进一步指明了经济建设对革命战争的强有力的支持,他说到:“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5]毛泽东认为进行经济建设可以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从而获得战争的力量。毛泽东也强调:“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围绕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6]他辩证的分析了经济和战争的关系,解决了怎样正确处理两者关系的问题,为苏区的经济建设确立了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　　经济建设是涵盖范围广,主要做什么呢?毛泽东在全苏二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毛泽东又指出“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7]毛泽东一直关注工商业的发展,他指出:“工业的进行需要适当的计划。”[8]“……关于某些主要的事业,首先是国家经营和合作社经营的事业,相当精密的生产计划,却是完全必需的。”“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9]毛泽东极为关注合作社的发展,他认为“合作社事业,是在极迅速的发展中。”[10]而其中“发展的最盛的是消费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其次是生产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的活动刚才开始。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11]毛泽东对合作社发展的提倡大大促进了中央苏区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抓主要矛盾的科学方法,把农业、工业、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作为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来抓,这就抓住了经济建设的要害。　　二、历史启示　　(一)认真做好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做好科学决策的前提,这就要求领导者不仅要做调查研究,还要会做调查研究,更要深入做好调查研究。中央苏区时期领导者的调查研究就是典范。毛泽东等领导人身体力行带头搞调研,亲自了解最基本的情况,亲自撰写调查报告。当前,我国已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很多矛盾凸显,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要统筹协调各方利益、妥善应对各种风险,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更复杂。要解决这些问题,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搞好决策前的调查研究更为重要和迫切,要求也更高。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思想告诉我们,调查研究不能脱离国情,要了解最实际最真切的问题。就是要用求真务实的精神做调研工作。毛泽东强调的重视和善于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坚持求真务实的基础,是我们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继承和发扬。　　(二)不脱离群众,以人为本的领导原则。　　中央苏区时期经济建设顺利开展的关键之一就是依靠人民群众,发动群众搞生产建设,支援革命战争。今天,我们党领导经济建设,仍然不能脱离群众。首先,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因此,要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追求,这就要求在领导方法上要不脱离群众,深入群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在科学决策和科学领导中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不仅是管理的原则和方式,更应成为管理的最终目标。其次,今天和谐社会的经济建设仍然需要依靠群众。尽管今天机械化的生产使得生产力水平已经大大提高,但是和谐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只有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才能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三)领导方法上要强化创新意识,坚持与时俱进。　　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领导经济建设时,形成了一系列科学的、符合客观实际的领导方法。在正确的领导下,当时的许多做法具有很强的创新精神,比如建立完全的厂长负责制的提出,利用私人资本来发展苏区的经济,鼓励个体发展等等。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应该继承和弘扬。同时,又要看到我们党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干部队伍的知识结构和水平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改革和创新领导方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紧迫,缺乏这种精神就等于固步自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