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陶瓷发展史论文选题

中国的科技发展史上，除了“四大发明”，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陶瓷了。中国的英文名称，就由此而来。但大多数并不了解陶瓷。在他们眼里，陶瓷一体，事实上，陶和瓷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器物。陶产生在先，用粘土制坯；瓷产生在后，用瓷土制坯，而且两者烧制的窑温度也不相同。　　古代陶瓷的发展　　早在新时期时期，我们的祖先就拉开了陶瓷发展史的序幕。一开始，陶瓷只是一般的生活用品，作为容器或餐具。后来陶瓷制造逐渐脱离了实用主义，出现了只作为装饰功用的产品。殷商初期，随着烧制温度的不断提高，瓷器初具雏形。　　历史上最先出现的瓷器是青瓷。与比陶相比，瓷器质地细腻致密，坚固耐用，而且表面涂上了一层釉，防漏性能有了很大的提高，这算是进步。但在早期，经常出现露胎流釉的现象。这是由于在制坯时，瓷胎涂满釉质。在烧制过程中釉质受热熔化，变为液体，流到地面上，冷却后又变回固态，把瓷器与地面粘连起来。当时这种现象十分普遍。遇到这样的情况，师傅们只能用小榔头敲击瓷器底部，以把它同地面分开。这是个投鼠忌器的过程，力道的把握非常困难，劲小了，根本敲不下来；劲大了，又会使瓷器上产生裂纹，影响品质，甚至会把瓷器打碎，那前面的所做一切就前功尽弃了。后来有人发明了“半釉”法，成功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方法就是在制胎时只把釉质涂在器物的上半部分，并且稍微涂得厚一点。烧造时釉质受热后向下流，流到器物最底下刚好流完，而不会滴到地面上，这样冷却后就不会和地面发生粘连，很容易的就可以拿起来了。　　东汉时，浙江的越窑的青瓷逐渐成熟起来。随着技术的进步，直至魏晋南北朝，青瓷已经独霸中国的瓷器市场。　　此时，白瓷在北方悄然兴起，并在青瓷的强大统治下顽强地生根发芽。经过岁月的洗礼，唐朝时已经和青瓷分庭抗礼。两者各领风骚，有“南青北白”之说。唐朝的彩陶艺术也有了很大发展，最大的成就是人们后来所熟知的“唐三彩”。唐三彩主要由黄、绿、白三色的釉彩涂于胎身，因此得名。其造型丰富多样，有各种人物、动物、花鸟等，其中最出名的，要属唐三彩的马。　　随着唐王朝的土崩瓦解，中国瓷器市场格局重新洗牌。到了宋朝，瓷器产品打上了地方风格的烙印，形成一个个“瓷器割据”。总体上可概括为“五大名窑”，就是人们常说的官、哥、汝、定、钧。　　经过近千年的发展，中国陶瓷到明清时期更加灿烂辉煌。瓷器不再单调乏味，而是五光十色，丰富多彩：有蓝釉、祭红釉、郎窑红釉、豆红釉、黄釉、孔雀绿釉、黑釉等，其中黑釉是用来描边的。　　明代宣德的瓷器在落款上极为讲究——真品上的落款中，“德”字右半部分“心”字之上的一横是省略的，但是宣德炉除外。因为宣德炉是皇家使用的，所以不能残缺。德化窑的产品质地极脆，制作小型瓷器尚可，大型器物则容易变形，但非常适合佛像，传世的德化窑佛像价值很高。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但陶瓷制造却迎来了又一个黄金时代，景德镇依然稳居陶瓷生产的重要中心。清朝瓷器质量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最高。清朝的统治者非常关心陶瓷业的发展，曾多次颁布特别御令，直接指导官窑的生产活动，对每一件瓷器的器形、样式、尺寸、纹路等都有明确的批示。这个时期，普遍实行“官搭民烧”制度。所谓“官搭民烧”，就是朝廷把一些御用瓷器的制造工作外包给民窑。由专门的机构设计好瓷器的样子，同时计算好所需银两的数目，一并交给民窑。民窑拿着银两去购买原料，按要求进行烧制。如果烧出来的瓷器不合规定，或者制作过程中出现事故，导致原料无法使用，损失必须由民窑自己掏钱承担。无论返工多少次，朝廷绝不再播一两银子，根本不会去管民窑是赚还是赔。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讲，就是自负盈亏。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许多学者都把官搭民烧归为“封建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榨”，因为朝廷可以凭借皇权，肆意压低价格。但我认为这样简单的评价有失偏颇。实际上，当时参加“官搭民烧”的民窑中，真正赔钱的极少。原因有三：一是参加御用瓷器的烧制，有助于提高民窑的生产技术和效率，在提高瓷器质量的同时，降低了生产成本；第二，因为是在和皇家做生意，窑厂的腰杆就硬了，这相当于做了广告，是一种巨大的无形资产；第三，参加官搭民烧的窑厂同时也生产民用的瓷器，当然价格会比普通窑厂的产品要高，但是买的人却不减反增。总之，因为烧御用瓷器所赔的钱可以通过种种途径赚回来，还会有丰厚的盈余。由此可见，“官搭民烧”促成了朝廷和民窑的双赢，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制度，否则它不会延续百年。

《中国陶瓷史》，冯先铭等编，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文物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中国陶瓷》，冯先铭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初版，2001年重版《故宫博物院藏中国古代窑址标本》（河南卷、河北卷），冯先铭、李辉炳/主编，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编，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故宫博物院藏清盛世瓷选粹》，冯先铭、耿宝昌、叶佩兰/主编，紫禁城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古陶瓷鉴真》，冯先铭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12月初版，2009年1月重版《中国古陶瓷图典》，冯先铭主编，文物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冯先铭中国古陶瓷论文集》，冯先铭著，紫禁城出版社、香港两木出版社1987年7月出版 《瓷器浅说》，载于《文物》1959年第2期《河北磁县贾壁村隋青瓷窑址初探》，载于《考古》1959年第10期《两次调查长沙铜官窑所得的几点收获》，载于《文物》1960年第3期《河南省临汝县宋代汝窑遗址调查》，载于《文物》1964年第8期《新中国陶瓷考古的重要收获》，载于《文物》1965年第9期《我国陶瓷发展中的几个问题——从中国出土文物展览 陶瓷展品谈起》，载于《文物》1973年第7期《中国古代外销瓷的问题》，载于《海交史研究》1980年第2期《三十年来我国陶瓷考古的收获》，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1期《元以前我国瓷器行销亚洲的考察》，载于《文物》1981年第6期《泰国、朝鲜出土的中国陶瓷》，载于《中国文化》第2期，1990年

中国陶瓷　　中国的科技发展史上，除了“四大发明”，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陶瓷了。中国的英文名称（chlna），就由此而来。但大多数并不了解陶瓷。在他们眼里，陶瓷一体，事实上，陶和瓷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器物。陶产生在先，用粘土制坯；瓷产生在后，用瓷土制坯，而且两者烧制的窑温度也不相同。 　　古代陶瓷的发展（以下主要是讲古代陶瓷的发展一事）　　　　　　　　　　　　　　　　　早在新时期期时，我们的祖先就拉开了陶瓷发展史的序幕。一开始，陶瓷只是一般的生活用品，作为容器或餐具。后来陶瓷制造逐渐脱离了实用主义，出现了只作为装饰功用的产品。殷商初期，随着烧制温度的不断提高，瓷器初具雏形。 　　历史上最先出现的瓷器是青瓷。与比陶相比，瓷器质地细腻致密，坚固耐用，而且表面涂上了一层釉，防漏性能有了很大的提高，这算是进步。但在早期，经常出现露胎流釉的现象。这是由于在制坯时，瓷胎涂满釉质。在烧制过程中釉质受热熔化，变为液体，流到地面上，冷却后又变回固态，把瓷器与地面粘连起来。当时这种现象十分普遍。遇到这样的情况，师傅们只能用小榔头敲击瓷器底部，以把它同地面分开。这是个投鼠忌器的过程，力道的把握非常困难，劲小了，根本敲不下来；劲大了，又会使瓷器上产生裂纹，影响品质，甚至会把瓷器打碎，那前面的所做一切就前功尽弃了。后来有人发明了“半釉”法，成功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方法就是在制胎时只把釉质涂在器物的上半部分，并且稍微涂得厚一点。烧造时釉质受热后向下流，流到器物最底下刚好流完，而不会滴到地面上，这样冷却后就不会和地面发生粘连，很容易的就可以拿起来了。 　　东汉时，浙江的越窑的青瓷逐渐成熟起来。随着技术的进步，直至魏晋南北朝，青瓷已经独霸中国的瓷器市场。但是它已经得意不了多久了因为，此时，白瓷在北方悄然兴起，并在青瓷的强大统治下顽强地生根发芽。经过岁月的洗礼，唐朝时已经和青瓷分庭抗礼。两者各领风骚，有“南青北白”之说。唐朝的彩陶艺术也有了很大发展，最大的成就是人们后来所熟知的“唐三彩”。唐三彩主要由黄、绿、白三色的釉彩涂于胎身，因此得名。其造型丰富多样，有各种人物、动物、花鸟等，其中最出名的，要属唐三彩的马。　　随着唐王朝的土崩瓦解，中国瓷器市场格局重新洗牌。到了宋朝，瓷器产品打上了地方风格的烙印，形成一个个“瓷器割据”。总体上可概括为“五大名窑”，就是人们常说的官、哥、汝、定、钧。　　经过近千年的发展，中国陶瓷到明清时期更加灿烂辉煌。瓷器不再单调乏味，而是五光十色，丰富多彩：有蓝釉、祭红釉、郎窑红釉、豆红釉、黄釉、孔雀绿釉、黑釉等，其中黑釉是用来描边的。明代宣德的瓷器在落款上极为讲究——真品上的落款中，“德”字右半部分“心”字之上的一横是省略的，但是宣德炉除外。因为宣德炉是皇家使用的，所以不能残缺。德化窑的产品质地极脆，制作小型瓷器尚可，大型器物则容易变形，但非常适合佛像，传世的德化窑佛像价值很高。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但陶瓷制造却迎来了又一个黄金时代，景德镇依然稳居陶瓷生产的重要中心。清朝瓷器质量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最高。清朝的统治者非常关心陶瓷业的发展，曾多次颁布特别御令，直接指导官窑的生产活动，对每一件瓷器的器形、样式、尺寸、纹路等都有明确的批示。这个时期，普遍实行“官搭民烧”制度。所谓“官搭民烧”，就是朝廷把一些御用瓷器的制造工作外包给民窑。由专门的机构设计好瓷器的样子，同时计算好所需银两的数目，一并交给民窑。民窑拿着银两去购买原料，按要求进行烧制。如果烧出来的瓷器不合规定，或者制作过程中出现事故，导致原料无法使用，损失必须由民窑自己掏钱承担。无论返工多少次，朝廷绝不再播一两银子，根本不会去管民窑是赚还是赔。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讲，就是自负盈亏。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许多学者都把官搭民烧归为“封建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榨”，因为朝廷可以凭借皇权，肆意压低价格。但我认为这样简单的评价有失偏颇。实际上，当时参加“官搭民烧”的民窑中，真正赔钱的极少。原因有三：一是参加御用瓷器的烧制，有助于提高民窑的生产技术和效率，在提高瓷器质量的同时，降低了生产成本；第二，因为是在和皇家做生意，窑厂的腰杆就硬了，这相当于做了广告，是一种巨大的无形资产；第三，参加官搭民烧的窑厂同时也生产民用的瓷器，当然价格会比普通窑厂的产品要高，但是买的人却不减反增。总之，因为烧御用瓷器所赔的钱可以通过种种途径赚回来，还会有丰厚的盈余。由此可见，“官搭民烧”促成了朝廷和民窑的双赢，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制度，否则它不会延续百年。

瓷器就是好，就是好，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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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陶瓷之种类论近代陶瓷工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