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的价值的活动稿件

主要有佛教文献占90%以上，这些文献中包含了民间变体，佛像创作，精神回忆录，是我们认识佛教文学史上许多重大问题的重要资料。

敦煌书法所用材料有竹木简牍、绢麻、纸张、碑碣、印章、砖瓦、器皿、牓壁，等等。因此，敦煌书法从作品的载体书写材料来分，主要有六种：敦煌汉简书法、敦煌纸本写卷书法、敦煌壁画题写书法、敦煌绢本书法、敦煌碑刻书法、敦煌器物题写书法。汉简书体是千年前镇守边关的将士家里的书信所用字体，或者是战事紧急的时候，写下战报发往最高指挥官这里。隶书写起来很慢，为了写得快，汉简书体开始逐渐流行。因为空气潮湿，可能保存不下来汉简书体的实物，但敦煌非常干燥，有利于这些东西的保存。现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悬泉置遗址，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唯一汉代驿置机关遗址，保存较为完整，出土文物丰富，特别是悬泉简牍数量达3万多枚，相当一部分还有明确的纪年，对研究汉代邮驿制度及西北边郡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生活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是丝绸之路长距离交通保障的重要见证。书法史描述价值：中国书法史资料虽然很丰富，但是墨迹原件的流传很困难，现在唐代以前的墨迹几乎都是出土文献。由于敦煌书法文献跨越西晋到北宋大约700年时间，数量达到五六万件，因此是用于描述中国书法史的最佳资料。

敦煌遗书的年代上起东汉，下至元代（即2～14世纪）。其间，三国、两晋、梁、陈、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周、北宋、沙州回鹃、西夏、元朝、明朝等10多个朝代的文献都有所保存，成为研究各个朝代历史和文化的珍贵资料。其主要部分，更是传统文献宝库中所佚缺者，价值尤为珍贵。 其中有纪年者近千件，现知最早的为西凉建初元年（405），最晚的为宋咸平五年（1002）。大部分汉文写本写于中唐至宋初。汉文遗书除95%以上为佛典和其他宗教文献外，其余为经、史、子、集、官私档案、医药天文、诗词俗讲等。写本题款有纪年者近千件。其中年代最早者为公元405年（西凉建初元年）所写《十诵比丘戒本》，最晚者为公元1002年（宋咸平五年）《敦煌玉曹宗寿编造帙子入报恩寺记》，汉文写本的百分之七八十写于中唐至宋初。宗教文献以佛教的经、律、论即“三藏”以及佛经目录为主，其中大多有传世本，也有一些未曾传世的佛教文献。汉文典籍经、史、子、集中，除一部分是极为罕见的古写本，可用于校勘外，更有不少佚失千年以上的古书，如《隶古定尚书》、郑玄《论语注》、皇侃《论语义疏》、刘向《说苑》第二十卷及属于小学类的韵书、字书等。大量的官私档案文书，是研究中古历史、社会生活、风习民俗、寺院经济等的第一手资料，如唐代的《律疏》、《公式令》、《神龙散颁刑部格》、《水部式》等，使人们对唐代法令及其在古代现实生活中的运用，获得了全新的认识。符、牒、状、帖、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多是古代官府的原始档案。大批户籍、计帐、手实文书的发现，反映出北魏至唐中叶实行近300年之久的“均田制”以及相关的户籍、赋役制度的实际情况。各种各样的租佃、借贷契约，放良文等，使人们对中古时代的社会和阶级关系认识得更加深切。寺院文书反映着寺庙的生产和生活。各种社约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中古社会的民间社团、教团组织及其活动。张、曹二氏归义军政权时代的各种遗书，可了解敦煌地方史，敦煌石窟的凿建与发展，敦煌同邻近各民族的关系，以及敦煌和河西诸郡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各种地志、官私谱书也是稀世之珍。文学作品中，既有中原文人传世佳作的抄本和佚作，如韦庄《秦妇吟》， 300余首王梵志诗等，更有不曾传世的地方性俗文学作品，如诗词、赋、变文、讲经文、押座文、俚曲、因缘、儿郎伟等。科技史方面的天文历算、医药术数价值极高。如《全天星图》，是现知全世界最古老、星数最多的星图。医药文献中则有久佚的医书和医方。敦煌遗书中还有用多种古代少数民族和西域文字如吐蕃文、于阗文、龟兹文、突厥文、回鹘文、梵文、粟特文写成的典籍和文件，对于研究古代西域民族史、各种语言文字和中西交通史有着重要作用。总之，敦煌遗书以其内容广博、弥足珍贵而闻名于世，推进了中世纪中国和中亚的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字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学、艺术、书志学、历史地理学和科技史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国际上许多国家都有相应的研究机构和组织在从事敦煌遗书的研究工作，以至形成20世纪国际上的一门显学——“敦煌学”(严格意义上的“敦煌学” 还包括敦煌石窟艺术考古和研究 )。 世俗文献约占20%，数量虽少，但其学术价值比宗教典籍更大。其种类除了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外，还有大量地方文献。以内容来分，有数学、地理、历史、政治、贸易、哲学、军事、民族、民俗。音乐、舞蹈、文学、语言、音韵、名籍、账册、函状、表启、类书、书法、医学、兽医、工艺、体育、水利、翻译、曲艺、占卜书等等，广泛反映中古社会的各个方面，是研究中古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特别是数百件科技史文献更是敦煌遗书中的珍品，其中与医药学有关的近百件，有医疗方1000多个；天文历法方面的40多件；数学方面的约20件；水利、农业、化学等方面都有。大量的“官私文书”也是世俗文献中具有珍贵价值的史料。“官文书”有符、牒、状、帖、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籍账等；有与户部、刑部、兵部相关的文书片断；《河西节度使判集》有助于对安史之乱后河西政治经济状况的研究；《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及归义军节度使相关的文书，使晚唐、五代沙州的历史面貌重新明朗；军制、市制、屯田、长行马等有关文书，使各种制度得以稽考；籍账方面，包括计账、户籍、差科簿等有利于《西魏大统十三年计账》的研究，使西魏均田制的许多问题得以探明；唐天宝年间《敦煌郡敦煌县差科簿》为唐前期杂色、摇役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珍贵材料。“私文书”有契卷、社司转帖、账历、书犊、分家产文书、遗书等，其中租佃契、地契、借贷契、买卖契、雇佣契等对于研究唐五代及宋初劳动者身份地位以及祖佃关系、高利贷经营方面的问题，都是第一手资料。寺院文书是官私文书的一个分支，约有500件以上。如僧官告身、度碟、戒碟、僧尼籍、转经历、追福疏、诸色入破历、器物名籍以及各种契约等，都是研究敦煌教团政治经济结构的好材料。敦煌遗书中还有上万卷吐蕃、回鹃、粟特（康居）、干阗、龟兹、突厥、叙利亚、梵文等多种文字写本。是研究这些民族历史的珍贵资料，具有很高的民族学价值和国际意义。

敦煌原本为月氏人的游牧之地，但自汉代设立河西四郡以后，就开始逐渐并入中原的版图，不过，在这之后，敦煌与周边民族的交往仍然很密切。到了唐安史之乱以后，吐蕃曾经占领过敦煌，并留下了许多藏文文献。至张氏与曹氏归义军时，还留下了大量回鹘与于阗国的珍贵文献。敦煌所保留文献的丰富程度与价值之高超出我们的想象。敦煌莫高窟所保留的壁画与泥塑一、吐蕃在今天西藏本土保存下来的吐蕃时期的历史文献非常的少，但在敦煌却保留了大量吐蕃时期的传世文献。在敦煌所出土的藏文文书中，不仅保留了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资料，还保留了和吐蕃王室有关的历史文献，如《吐蕃王朝编年史》。另外，在敦煌石窟中还发现了涉及吐蕃历代赞普事迹的《吐蕃王朝大事记》，这部书对我们研究早期吐蕃历史，特别是赤松德赞统治敦煌之前的吐蕃历史有很大帮助。在敦煌文书中还有反映在吐蕃统治时期，各民族之间交往的历史文献，如《吐谷浑大事纪年》，就记述了吐谷浑向吐蕃称臣时的故事。吐蕃使臣像二、两个回鹘政权与归义军政权公元840年，身处蒙古高原的回鹘被黠戛斯攻灭，此役让回鹘国彻底亡国，并进行了大举西迁，一部分回鹘入居河西走廊成为甘州回鹘，一部分回鹘到达吐鲁番成为西州回鹘。过去我们对这两个回鹘的了解多集中于《新五代史》、《旧五代史》与《宋史》等正史文献的记述，但内容也多与朝贡有关。历史文献记载的回鹘人像此时，甘州回鹘在归义军的地盘上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而西州回鹘又侵吞了归义军政权在伊州（今哈密）的地盘。历史上敦煌正好处于这两个回鹘政权所交汇的地方，在敦煌，归义军政权与两个回鹘政权既有争夺又有来往，而敦煌文书中就有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对两个回鹘政权与归义军政权之间的关系，中国传世文献记载的特别稀少，只有通过敦煌文书才能知道其中大概的内容。三、于阗王国于阗王国原为塔里木盆地西南部的一个王国，自汉代就有关于于阗国的记载，至唐代于阗国依然强大，作为西域早期的佛教国家，其宗教信仰一直较为浓重。唐中期，于阗被吐蕃所占领，而于阗是何时从吐蕃的统治下独立出来的，目前文献没有具体的记载，但估计应在公元9世纪前后，即与张议潮归义军起义的时间大体相当。敦煌的佛教雕塑于阗国虽然很早就脱离了唐的统治，但于阗国的国王一直保持着对唐的纳贡，因为丝绸之路的畅通，于阗国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至公元914年，于阗国开始与曹议金所建立的曹氏归义军保持密切的来往，特别是曹氏归义军与于阗国建立了婚姻关系，即于阗王娶了曹议金的女儿。至10世纪，回鹘建立了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剌汗王朝。不久刚刚崛起的喀剌汗王朝就对于阗佛教国发动了以宗教为名义的战争，此时于阗国为了获得经济与军事的援助，进一步加强了与中原王朝的联系。敦煌文书中就保存了大量这一时期于阗与敦煌之间交流的史料。在今天敦煌的壁画中还保留了众多带有于阗人特点的壁画，而这些宝贵的材料也成为了研究于阗史的重要史料。今天于阗国的佛教遗址四、粟特人粟特地处中亚西部，自中世纪开始就成为了东西间文明传播的中介者。隋唐时期，他们大批次地进入中国，而敦煌就成为粟特人东西往来的主要中转站。所以敦煌保留了大量以粟特文撰写的文献。唐代时，粟特人主要生活在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康国、石国、米国等地，汉文史籍称之为昭武九姓，7世纪开始就与唐发生密切的关系。8世纪初期，中亚和大唐之间的战争导致西域局势紧张，加之安史之乱与吐蕃入侵，致使生活在今天新疆的粟特人不得不选择四散而逃。文献记载，到了吐蕃统治时期仍有粟特人在敦煌活动，并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在今天敦煌的藏经洞内，发现了大量由粟特人留下来的佛教典籍。但实际上粟特人原先信仰祆教，后来因为长期在敦煌生活而改信了佛教，这也说明部分粟特人在敦煌一带曾经长期存在，而敦煌的佛教文化也深深地影响了粟特人。粟特人留在敦煌的珍贵文献也成为今天人们研究唐代粟特人生活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