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学术论文

一部屈辱史一部抗争史一部探索史历史的沉沦与进步

《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台湾：稻禾出版社，1991年；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　　 《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　　 《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　　 《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　　 《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3月。《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5月。 《孙中山与留日学生及同盟会的成立》，《中山大学学报》（文科版），1982年第4期。　　 《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与国内知识界》，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孙中山研究论丛》第一集，1983年。　　 《军国民教育会若干问题的探讨》，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孙中山研究论丛》第二集，1984年。　　 《孙中山生平活动史实补正（1895—1905）——〈孙中山年谱长编〉编辑札记》，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孙中山研究论丛》第四集，1986年。　　 《留日学生发端与甲午战争后的中日关系》，《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　　 《也谈同盟会的成立——与何泽福同志商榷》，《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　　 《信仰的理想主义与策略的实用主义—论孙中山的政治性格特征》，《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　　 《论中国教育会》，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孙中山研究论丛》第五集，1987年。　　 《辛亥时期的学生与国民会——兼论学生与革命党人的关系》，中山大学编辑部编：《孙中山研究论丛》第六集，1988年。　　 《1905—1912年的国内学生群体与中国近代化》，《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　　 《清末兴学热潮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　　 《试论孙中山的国际观与亚洲观》，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孙中央研究论丛》第七集，1990年。　　 《论清末城镇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商民罢市》，《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　　 《从文明抵制到程序革命——辛亥时期国内学生由爱国走向革命的历程》，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孙中山研究》第八集，1991年。　　 《清末民初传播业的民间化与社会变迁》，《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6期。　　 《保皇会暗杀活动试探》，《中山大学史学辑刊》第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　　 《民间からみた中国文化と历史研究の盲点·误区》，收入沟口雄三等编著：《汉字文化圈的历史与未来》，东京大修馆书店，1992年。　　 《戴季陶文集の编集状况について》，《近きに在りて》第22号，东京汲古书院，1992年11月。　　 《庚子保皇会的勤王谋略及其失败》，《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孙中山の国际观およびアジア观试论》，日本孙文研究会编：《孙文与アジア—1990年8月国际学术讨论会报告集》[孙中山纪念会研究丛书Ⅱ]，东京汲古书院1993年。　　 《孙中山と庚子勤王运动》，日本孙文研究会编：《孙文研究》第15辑，1993年。　　 《试论孙中山的亚洲观与国际观》，《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4年。　　 《1890—1930年代日本在华大众传播业》，山田辰雄编：《日中关系的150年—相互依存、竞存、敌对》，东京东方书店，1994年。　　 《20世纪初国内新知识界社团概论》，《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5期。　　 《有用与无用》，《学术研究》1994年第5期。　　 《永恒与真理——历史和史学脉络中的探求》，《中国书评》（香港），1995年1月，总第3期。　　 《孙中山与传统文化三题》，《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　　 《辛亥时期戴季陶的对日观》，《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3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　　 《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第二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湾)第19期 1995年。　　 《“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第二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　　 《近代中国女性史研究散论》，《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　　 《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的政治形象》，《辛亥革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　　 《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　　 《甲午战后台湾内渡官绅与庚子勤王运动》，《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　　 《新加坡华侨与庚子勤王运动》，《孙中山研究论丛》第13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　　 《论庚子中国议会》，《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　　 《新加坡华侨与康梁的保皇运动及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张希哲、陈三井主编：《华侨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1997年。　　 《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　　 《胡适与〈水经注〉案探源》，《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5期。　　 《从葛兰言到费正清——本世纪国际汉学的四裔偏向与本部回应》，《东亚史研究》（韩国）1998年第4期。　　 《陈寅恪与清华研究院》，《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earning and Western Learning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 Winter 1998 　　 《梁启超的国学研究与日本》，《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梁启超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98年。　　 《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评介〈中国，1898—1912：新政革命与日本〉》，《燕京学报》1998年第4期。　　 《日本在中国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梁启超个案国际研讨会述评》，《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　　 《胡适与国际汉学界》，《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　　 Paul Pelliot and Moder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 Spring 1999 　　 《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新华文摘》1999年第11期。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国际反响》，《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政治大学出版社，1999年。亦编入郝斌、欧阳哲生主编：《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的政治形象》，《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1999年。　　 《近代日本留华学生》，《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陈季同述论》，《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　　 《陈垣与国际汉学界——以与伯希和的交往为中心》，《励耘学术承习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陈寅恪与中国近代史研究》，《陈寅恪与20世纪中国学术》，淅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陈寅恪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第6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　　 《东方考古学协会述论》，《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　　 《厦门大学国学院风波——鲁迅与现代评论的冲突的余波》，《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5期。　　 《胡适与孙中山——以新文化运动与国民革命关系为中心》，《国父纪念馆馆刊》2000年第6期。　　 《先锋与本体的冲突—壬寅浔溪公学第二次风潮述论》，《中华文史论丛》2001年第3辑。　　 《近代学术转承——从国学到东方学》，《历史研究》2001第3期。　　 《陈炯明事件前后的孙中山与胡适》，《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教学需求与学风转变——近代大学史学教育的社会科学化》，《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庚子勤王前后的岑春煊与保皇会》，《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　　 《日本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保皇会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　　 《章太炎晚年北游讲学的文化象征》，《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梁启超的东学、西学与新学——评狭间直树〈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　　 《近代中外比较研究史管窥——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解析》，《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孙中山对新文化派的回应》，《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　　 《横看成岭侧成峰：学术视差与胡适的学术地位》，《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　　 《保皇会港澳总局与勤子运动》，《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　　 《忆胜粦师》，中山大学历史系编、孙中山研究所编：《陈胜教授纪念集》（内部发行），2004年。　　 《盗匪与庚子勤王运动——南海西樵巨盗区新》，《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4年第2辑。　　 《万变不离其宗》，《理论与方法：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及其他》笔谈，《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拒俄运动与中等社会的自觉》，《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史学会》，《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晚清民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此文是“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丛书的解说。　　 《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Chinese History Societie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 Spring 2005 　　 《晚清民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5年第1期。　　 《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年度报告·历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12月。　　 《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道统与派分》，《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兴亚会与戊戌庚子间的中日民间结盟》，《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　　 《天地人生大舞台——京剧名伶田际云与清季的维新革命》，《学术月刊》2006年5月号。　　 《傅斯年与抗战时期的中国史学会》，收入《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3月。　　 《排日移民法案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6期。　　 《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北平文教界的组织活动》，《中国文化》第24期，2007年春季号。　　 《盖棺论定“论”难定：张之洞之死的舆论反应》，《学术月刊》2007年8月。　　 《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　　 《以通史的眼光撰写和阅读近代史》，《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　　 《〈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解说》与《〈近代中国学术批评文选〉解说》，《史学月刊》2007年第10期。　　 《近代中国的新史学及其流变》，《史学月刊》2007年第11期。　　 《学人寄语》，《中国文化》第25、26期合刊，2007年秋季号。　　 《盲人摸象与成竹在胸：分科治学下学术的细碎化与整体性》，《文史哲》2008年第1期。　　 《1948年中山大学易长与国民党的派系之争》，《学术研究》2008年第1期。　　 《理解本意 寻绎演化——本期专栏导言》，《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晚近史的史料边际与史学的整体性——兼论相关史料的编辑出版》，《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　　 《“了解之同情”与陈寅恪的治学方法》，《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期。　　 《金毓黻与南北学风》，《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　　 《抗战时期国民党策划的学人办报》，李金铨主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近代中国国字号事物的命运——本期专栏解说》，《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一作者。　　 《求其是与求其古：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的启示》，《中国文化》2009年春季号（第29期）。　　 《问题与主义——本期栏目解说》，《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The boundary of source materials for recent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integrity of historiography: With reference to th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ese, Voume 4 Number 4 December 　　 《解释一词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本期栏目解说》，《学术研究》2009年第12期。　　 《近代の日本人中国留学生》，大里浩秋，孙安石　编著：《留学生派遣から见た近代日中関系史》上制，御茶の水书房2009年3月。　　 《近代中国研究の史料と史学》，饭岛涉、久保亨、村田雄二郎编：《シリーズ20世纪中国史4·现代中国と历史学》，东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10月。　　 《大学与近代中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南浔·湖社与国民党——南浔与近代中国之二》，（日本）《东方学报》第85册（2010年3月）。　　 《中国近现代史的贯通与滞碍》，《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分科的学史与分科的历史》，《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近代广东学术因缘》，《学术研究》2010年第7期。　　 《文与言的分与合——重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0期。　　 《近代“中国哲学”发源》，《学术研究》2010年第11期。　　 《近代学术的清学纠结》，《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民初“自由”报刊的自由观》，《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　　 《国民党在大学校园的派系争斗》，《史学月刊》2010年第12期。　　 《比较与比附——法制史研究的取径》，《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辛亥革命的再认识》，《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3期。　　 《华洋变形的不同世界》，《学术研究》2011年第3期。　　 《中西文化关系的隐与显》，《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辛亥革命研究的整体性》，《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民国学人宋代研究的取向及纠结》，《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　　 《康有为的不变与梁启超的善变——史料解读与史事探究》，《学术研究》2011年第11期。　　 《陈寅恪的西学》，《文史哲》2011年第1期。　　 《走进新时代：进入民国之共和元年——日记所见亲历者的心路历程》，《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科举、学校到学堂与中西学之争》，《学术研究》2012年第3期。　　 《清季变政与日本》，《江汉论坛》2012年第5期。

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69，及格率只有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论述《中国近代史纲要》中国近代史可以说是中国的屈辱史，一个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古国遭到如此的破坏，不得不令我们心痛和反思。从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从此开始了中华民族的噩梦。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为中国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转折点，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在此后的近一百年间，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标，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后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但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　　在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革命对象和任务性质。在近代史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有两个：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而前者为最主要矛盾。但两大主要矛盾在历史的进程中，呈现出错综复杂关系和起伏状态，两大主要矛盾规定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就是要推翻外国资本—帝国主义，该国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争取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或者说，近代中国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彻底反帝反封建和实现国家近代化，改变中国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前期综述（1840—1919年）　　此时期又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旧民主主义革命其性质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外国侵略和该国的封建统治，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为政治目的；以发展资本主义为最终目标的革命，其中辛亥革命是比较完整意义的一次旧民主主义革命）。　　此时期从1840年鸦片战争始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止，共约80年间的历史。据教材内容的种种历史现象的内在联系及相互关系，形成一个相对完整且严谨的知识体系，既能体现出这个时期发展的特点及客观规律，又能涵容这个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基本知识。可分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19世纪40年代—60年代初）　此时期的历史大事有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前者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动的非正义的侵华战争，即中华民族的反侵略的正义的民族自卫战争，而后者是农民阶级的革命运动，二者又有十分密切的联系。19世纪前期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为扩大海外殖民地，以强占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英国等迫切要求中国的市场开放，用战争暴力作为达到它们目的的主要手段，而此时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到了衰落期。到鸦片战争前，已经走到穷途末路，清政府统治腐败、经济落后、对内极力压制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扼杀新思想、新技术的发展，残酷地剥削人民，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尖锐，对外坚持天朝尊严和闭关政策，最终导致中华民族灾难的到来。虽说在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是民族战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军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由于清王朝的腐败、落后及战争中的妥协投降政策，战争的结局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外来侵略者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取得了大量的主权，中国的门户被列强用炮舰打开，中国开始论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是指丧失了部分而不是全部的主权；“半封建”是指既保存了封建主义，又发展了资本主义。其两者都有政治、经济和文化内涵）。而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列强对既取得的侵华权益不能满足，力图全面扩大侵华，并趁清政府处于内战的窘境，以“修约”不成制造借口而发动，英法是主凶，美国是帮凶，俄是既追随英法又单独作案的凶犯。中国又丧失了许多主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进一步加深。 由上可知，鸦片战争后的二十年间，中国社会主要呈现出半殖民地特征，到六十年代又呈现出半封建社会的特征。但鸦片战争并未解决中外矛盾，更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虽由于时代，尤其是阶级的局限而最终失败，但有着极重大的意义且承担反封建反侵略的双重任务与一些领导人发展资本主义的新时代特点（社会性质决定），这是以前农民战争所不曾有过的，是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总之此时期的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且在思想界开始出现向西方学习的思潮，而清朝统治者在对待西方侵略的态度上，由对抗到暂时“和好”，在镇压中国革命的基础上勾结起来，从而开始了中外反动势力相勾结的历史。 完全形成时期（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　　此时期的主要史实有民族危机加深、洋务运动、资本主义的产生、帝国主义掀起瓜分狂潮、戊戌变法及义和团运动等。此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阶级关系、政治舞台及思想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社会运动态势看，既有沉沦，也有发展；在中国社会两大主要矛盾中，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显然居于最主要的地位，在中外暂时“和好”的形势下，清建立了总理衙门，为解决内忧外患，掀起了洋务运动，但甲午中日战争战败，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破灭，以失败局面而告终。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19世纪中期的全世界胜利，英法美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俄德日也走上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道路，不久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进程。鉴于此，列强为扩大海外市场及占更多的原料产地，尤其是资本输出的场所，加紧对外侵略，掀起了瓜分世界狂潮，而它们之间既勾结又相互争夺。随着中外“和好”局面的结束，以武力和战争手段造成中国边境地区的普遍危机，以大举输出资本来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政治侵略和文化侵略也日益加深，先后发动侵略中国的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瓜分狂潮、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妄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马关条约》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形成的标志，《辛丑条约》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完全确立，清政府完全成了列强统治中国的驯服工具。由于侵华的不断加剧，使清统治集团不得不调整统治政策，也扩大了自身的分裂和形成新的派别，但都改变不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扩张，中国封建经济的瓦解加快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艰难地产生和发展起来，同时产生了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队伍壮大，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中国半封建经济的特征已经具备。而软弱的资产阶级形成两个政治派别，都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和挽救民族危亡。甲午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及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维新变法运动和义和团运动都把救亡图存作为主要斗争目标，资产阶级维新派通过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的变法（和平方式）来实现其救亡图存的斗争目标，而演出了一幕戊戌变法悲剧；以义和团运动通过“灭洋”（流血方式）来实现斗争目标，它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尤其是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美梦，使帝国主义改变侵华方针为“以华制华”，而后这两次救亡运动的失败都与清有极大的关系，从此以后，以推翻清政府为主要斗争目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在全国迅速兴起。深化时期（20世纪初—1919年五四运动前）　　此时期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尤其在政治上变动极大。中国社会两大主要矛盾汇于一流，集中地体现为广大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支持下的清统治集团及北洋军阀统治的矛盾。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为重新分割世界展开激烈的争夺，“一战”的爆发影响到欧洲列强侵华政策的调整，以及列强在华势力的变化，列强利用清政府及反动军阀为工具进行侵华，清统治集团完全俯首听命于列强。慈禧太后为苟延残喘，既要取悦于列强，又要消弭于社会不满，一手出卖国家主权、民族利益，一手耍弄“新政”、“预备立宪”，进行调整，但结果适得其反，直接间接地削弱了统治，促进了革命，而民族资本主义有所发展，资产阶级的政治积极性明显提高。随着民主思想的传播及论战、团体及政党的建立、一系列武装起义的实践、理论的指导，最终导致了辛亥革命。但其革命成果，因其阶级局限性，革命果实为袁世凯所窃取，袁世凯及其后继者对内独裁专制复辟、对外出卖国家主权，投靠帝国主义，而导致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维护民主共和成果，不断地进行斗争，其斗争的实质为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但最终都以失败局面而告终。这说明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需要新的阶级－无产阶级来领导，而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斗争的焦点为维护民主共和的斗争，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一方面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掀起了复古逆流，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倡导民主共和和知识分子倡导新文化运动，且随着“一战”期间帝国主义暂时放松对华侵略，辛亥革命、民主共和和实业救国两大思潮的推动下，中国工业迅速发展，这促使中国无产阶级队伍壮大，为以后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化，为中共的建立，提供了阶级基础。在1840年到1949年这109年间，中国经历了中国历史最心酸的时代。1840年以前，中国作为一个东方的文明古国，一个许多人向往的国度，一个灿烂文明的国度，多少辉煌让我们沉浸其中，让我们感到自豪。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非常不愿意翻开中国近代史，因为他让我们又气又难过，但是我们要正视历史，对历史进行思考，使这段历史在中国不再重演。值得庆幸的是，中国还有许多的爱国志士，在这109年间，正是这些中华儿女拯救了中国，保留了中华文明的希望，他们经过109年的奋斗，使中国得以经过这么多年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在这109年间，我们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掠夺，使一个曾今的天朝大国变的满目疮痍，我恨清朝政府，恨你们的软弱无能，带给中国多大的伤害，多少不平等条约机会葬送了中国。我们不可否认，落后就挨打，但是这个代价也太大的。在这109年间，不知有多少中华儿女流血牺牲，没一件事情都让人伤痛。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再到世界列强瓜分中国，再到日本侵华等，他们在中华大地上犯下了滔天大罪，真的不可饶恕，但是我们要做的是不让这历史重演。中国近现代史，这是中国成长最痛苦的一个时期，在这过程中，中国经历了许多，各个阶级也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进行了不同的尝试。农民阶级进行了太平天国运动，从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封建势力和帝国势力，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农民阶级没能救中国。资产阶级也进行了尝试，从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改良运动，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等等，最终因为各种因素都没能成功。最后是在1919年新文化运动中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民族复兴的第一步——国家独立，至今共产党领导着我们进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从中我们知道，无论对任何事情，我们都应该去面对他，去尝试各种方法，去学习各种经验，人生需要许多的尝试，尝试也是一种创新。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道路，自己生活学习的方式，但这一切都是在尝试中体会到得。当然我们在工作和学习中也需要持之以恒，通过不断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最后才能成功。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优秀的民族，虽然我们在近代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掠夺，但是我们还是通过不断的抗争，争取到了独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这109年，我们赶走了各国列强，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些成果都来之不易。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令人悲伤和愤恨的历史，无论它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伤害，我们应该不忘历史，正视历史，去对历史进行反思，不让历史重演，从中指导我们人生的发展。我们也需要领悟中国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无论在今后的学习或工作中，都将对我们有极大的帮助。

—— 辛亥革命的眼泪摘要：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从而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然而在取得巨大革命成果之后，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辛亥革命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中国反帝反封建任务并没有完成，所以它又有失败的一面。关于辛亥革命，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成功了，又有人说它失败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它呢？关键词：封建 民主 成功 窃取 失败 辨证正文：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以推翻帝国主义压迫,铲除封建制度使中国成为真正的民国共和国为革命目的的辛亥革命可谓气势磅礴、震撼古今，一直以来人们指点评判、众说纷纭，其中褒贬各占、成败俱有，下面就让我们理性回眸一下，辨证地看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辛亥革命是我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的统治，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辛亥革命是成功的。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但是我们仍然从某个角度要说辛亥革命是一次失败的革命。辛亥革命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它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任务，中国仍然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所统治；中国人民没有真正获得民主自由的权利，国家也没有真正获得独立。然而辛亥革命的失败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首先，辛亥革命的领导阶级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而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的特点，即由于要生存而不得不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统治，因而具有革命性的特点；但同时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充分，所以，民族资产阶级又不得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产生依赖和妥协，因而他又具有妥协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辛亥革命注定是一次失败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也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 其次，中国的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可谓是力量强大，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竟然想以一己之力来推翻它，而不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这只能说是一种莫名的悲哀。 第三，和当时的国际背景有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是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和扩张的年代，帝国主义当然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强大，所以千方百计阻碍中国的革命，这注定了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无法取得成功。总而言之，革命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这充分地暴露出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当然，也有许多问题是在当时客观环境下必然会出现的，如封建阶级和外国势力的联合破坏，迫使革命党人将国民政府拱手让给袁世凯；当时农民受封建残余思想很深，不可能迅速接受革命思想；革命党难有建立和掌握一支军队的经济、政治和群众基础等。革命也是在与时俱进的。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应是它对后来历次革命的影响，它的成功同时也是失败的种种原因一直为后来的革命者所借鉴。大胆地说，正是有了辛亥革命开历史之先河，才会有新中国的建立，民主革命的胜利。所以说，从它本身而言，是成功一半，失败一半。但从它对后来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影响来看，是值得我们赞扬的，而不是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失败的、不成功的。因此，我们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奠基石，我们切不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最终失败而否定辛亥革命本身取得的巨大成功，就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不能因为后来的“热月政变”而否定其本身的胜利一样。我们应该以历史辨证的唯物主义观点去看待辛亥革命，既肯定它伟大的历史功绩，又不回避后来遭到的挫败，并从中学习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辛亥革命将会成为中国滚滚历史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指明了一条金光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