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的简帛，依其内容性质概可分为书籍与文书两大类 战国简帛的文字，字体因国别而异，能见到的主要是楚国文字，在六国古文字中自有特色。秦至汉初的简帛多为隶书，但篆意较深，是秦篆走向汉隶的过渡型态。过去讲古文字学一般止于先秦，李学勤则认为应放宽至汉初，理由是当时的文字仍含有较多的古文字因素。 出土的文献皆是传抄本，还没有能证明是原稿本的。有些简帛有避讳字，能提供判定抄写年代。例如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不讳“邦”字，乙本则讳“邦”字，知乙本抄于汉高祖或以后，甲本则是在汉兼天下之前，此类证据提供作探讨当时文字演变的标准。又如有些书的成书与抄写的年代极近，例如马王堆帛书之《五星占》曾叙及汉文帝初事，距出帛书的墓下葬时间不久，此是因为占书目的在于实用，内容有时间性，与其他的书籍不同。出土的简帛多为佚书秘籍，且年代久远，自是无庸置疑的善本，但就已知的研究里，有传本可比较者，其间有差异者，不一定简帛比传本好。 简帛书籍多见通假字。例如周易经文中的卦名便许多通假，且今本都是本字，帛书的都是借字，并无深文奥义可寻。又多同义字，这种情况在传世文献中亦可见。 简帛上的标点亦值得研究。如：春秋末期的侯马盟书（不属于简帛范围，玉片）、战国早期的随县擂鼔墩竹简等，已出现用小横线作为文句的标点。战国中晚期之间的长沙子弹库帛书残片，用了钩形符号，即钩识。长沙子弹库帛书的那件完整帛书以黑色长方符号置于文末，表示一章的终结。
缠藤小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