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论文4000字

中国的法制文明的内涵和历史传统　　引言　　在历经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法制从最初的为统治阶级、官僚贵族所利用来镇压农奴、民众的工具，逐渐的演变到文明和独裁并存，进而逐渐进化到我国现代法制文明，甚至可以说，中国法制文明的进程就是中国几千年灿烂瑰丽文化的缩影。世人在评价中国法制文明的进程中所展现的批判态度到接纳、吸收进而发扬光大，对中国法制史的教学亦有甚多借鉴意义。　　（一）如何正确看待中国传统法制文明　　中国文化绵历五千年，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在丰富的古典文化中，经学、史学、文学等学术领域都曾经有过极为灿烂的成就，成为全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其中古典学术文化方面发展的并不十分均衡，其表现在，虽然有着漫长的成文法传统，但是法学这门独立的学科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成长。直至清末，随着当时社会结构的发展和变化，加上外来文化的影响和法律学校的设立，法学才作为一门学科而确立其独立的地位。然而，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坎坷曲折历史仍然难以使中国法学走上坦途，经常在模仿域外法学与注释现行法律之间徘徊。直到十年“文化大革命”文革期间更是索性彻底停滞，导致先天不足，后天又失调，中国法学真可谓命运多舛、路途艰辛。　　与此同时，西方法制文化仍在不断发展，全人类法制文明发展了数千年的历史，是一部双重旋律变奏的历史。一方面，不同民族的法制文明不断地形成和强化自己独有的风格特色，并且刻意地保持这种特殊性和民族性；另一方面，各民族的法制文明不可避免地受到别的民族法制文明的影响，因为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别的民族法制文明的某些特征，并且使自己原来的法制文明特殊性与民族性发生变化。两者的矛盾斗争构成了人类法制文明的进化史。在我们国家，尤为明显的是清末时期的法制改革，延续至现代法制改革。中国法律传统，是世界法制文明史上的一个独特的传统，这一传统，几千年都未曾终端，也未见明显的外族法制文明因素的渗入。在东亚大陆上，这一传统一直保持了几千年的高度封闭，保持了其民族性方面的高度“纯粹”。这种情形在世界其他较大民族的法律史上是罕见的。　　过去，我们对中国传统法制基本上是全盘否定的，我们的法制史教科书对于中国传统法制总体上是持批判态度，似乎过去几千年的法制文明一无是处，其评价基本上是：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维护皇权；维护封建的父权夫权、维护家长专制；维护封建的尊卑贵贱等级制度，维护官僚贵族的封建特权；保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压制商品经济；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等等。这些评价在理论方面来说并非错误，而且历史也如此，但是也并非完全如此，也并非中国法制史上任何朝代的制度都如此，我们在分析这些制度的时候，也要看到制度背后的人事，环境，文化等，任何一项制度都决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项制度之间，必然是相互配合而形成一整套链条，否则各种制度相互分裂，不会存在也无法推行。某一项制度之创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以及其内在的用意，纵然事过境迁，我们在讨论其制度的时候，需要注意反映其制度的材料，这也是我们研究中国法制史的方法之一，否则时代已变，制度已不存在，单凭异代人主观的意见和悬空的推论，绝对无法完全理解该项制度在当时实际的需要和确切的用意；与此同时，在任何朝代任何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其利弊，是以对当时社会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而定，因此要评价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须了解在此制度实施时期有关各方意见的反映，这些意见，是有关在其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这也是我们在研究古代法制时候需要注意到的问题，不能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去评价历史上以往的各项制度，否则无法得到客观的评价。另外，我们在研究中国法制史的时候，讨论各朝代制度，不仅应该重视其时代性，还应重视其地域性，即国别性。也就是说，某项制度在一国家或地区获得成立且推行有效，但并不代表在另一国家或地区也得到同样效果，因为制度是一种随时随地而适应的，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正如其不能行之百世而无弊。　　从70年代末开始，经改革开放国策的确立，法律教育的恢复以及法律制度的渐次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使我国的法学研究水平有了长足的提高。法学以及法制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深层次的理论探索。法学有其超越的一面，他必须在价值层面以及理论分析上给实在法以引导，与此同时也需要有一种批判的性格。就中国特定的学术背景而言，需要在外来法律文化与固有传统之间需要一个合理的平衡点而追求其适度的超越，这也是我们在研究中国传统法制史的同时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分析其内在理论，不仅为中国的现代化法制建设提供蓝图，而且对世界范围内的重大法律课题作出创造性回应。　　（二）中国法制文明与中国近代法制文明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曾经创造了五千年的的伟大中华文明，其中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法治”，而西方传统文化中的法治则是指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西方古典法制理论。中国古代法制文明中“法治”的生成，可以追寻到奴隶社会后期出现的法家学说，从而产生了法家“法治”与儒家“礼治”治国方法的论争。在管仲与子产的治国方式尝试中，管仲认为一个国家“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大治”①。“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以法量功，不自度也”②。管子依据这种“法治”观，通过立法以顺民心对齐国的经济、行政、人事于社会等进行了一系列实际改革。郑国的子产也通过“都弊有章，上下有限”使“庐井有伍”、“作丘赋“、任贤选能和”铸刑书“等对社会予以了改革，此后法家李悝对魏国实行改革并创《法经》。上述改革尝试中，不仅体现了我国传统法文化中最早的“法治”思想，并且开启了我国传统法文化的最早成文法时代。中国传统“法治”理论的伟大历史功勋，不仅仅是法家耳目一新的治国理论，而且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统一的封建秦王朝，由于当时历史情境的变化、生产力发展以及法家治国理论中的严刑峻法难以被原先以礼治国的历史传统难容，以及被当时社会全面予以认同，因此随着短暂的亲王朝覆灭，法家的治国理论也随后被儒家的“礼治”学说所代替。汉王朝兴起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带动了儒家文化的兴起，从而在立法指导思想上确立了“德主刑辅”的原则的同时吸收了自秦以来的成文法形式，并开创了“礼法并用”的先河。自此，“法治”思想逐渐衰微的同时，“礼治”的兴盛一直延续至近代，无疑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封建的生产方式、独特的政治体制和闭关锁国的实际国情密切相关。　　由此可见，先秦的法家以及随后兴起的儒家思想都是塑造中华法系的主要思想力量。因此，有学者把唐朝以前的中华法律文明分为“礼治时期”、“法治时期”和“礼法调和时期”③，儒家提倡“礼治”、“德治”或所谓“人治”，法家则崇尚“以法治国”④。很明显，相比之下，法家比儒家更加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它们对中国近代史以前两千年的中国法制影响更大。在漫长的中国思想史中，人们对先秦法家思想的认识和评价各有说法，评价不一。从汉代到近代以前，由于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先秦法家长期受到贬斥和批判。近现代以来，⑥为法家伸冤平反的声音此起彼落，由于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急需找出变法自强的道路。儒家思想在“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中受到怀疑和否定，而西方国家成功的宪政和法治，则提醒我们去寻找“古已有之”的类似物――法家的“以法治国”思想。严复说：“居今日而言救亡学，惟申韩庶几可用。”⑤章太炎说：“商鞅之中于馋诽也两千年，而今世为尤甚。其说以为自汉以降，抑夺民权，使人君纵恣者，皆商鞅法家之说为正倡。呜呼！是惑于说也甚矣。”⑥由此看出，章太炎为商鞅等法家人物正名，肯定了它们的历史功绩，并认为要想治理好国家，必须批判人治，象先秦法家那样“专以法律为治”⑦　　当然，我们应当客观的去看待法家的立法思想特点。法家在强调重法的同时，其法律观是有严重的局限性：首先，在法家的构想中，立法、司法和行政等所有国家权力都是集中于君主一身的，而不考虑法律如何去限制、制约君主权力，反映和保护人们的利益和意愿；由此看出法家的法最终只是君主的统治工具而已；其次，法家所重视的法几乎全是刑事法律，对于民法以及其他法的概念缺乏必要的认识；最后，法家在强调重刑的同时，并没有考虑如何设立公正和合理的程序性安排，以保证司法公正，保证不会滥杀无辜，只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去看严刑峻法为统治者带来的种种好处，而从来没有试着站在人民的地位去了解严刑峻法可能带来的苦难。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法系萌芽的关键时期，当时法家对于法的这种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入和多方面司考，由此产生了其独特的法治观，是有普遍意义的、经得起时代考验甚至是值得后人所骄傲的。对于中国近代法制文明直至今天，我们都无法忘记先人在中国法制文明的道路建设上曾经付出的努力和心血，并从中得到精神上的鼓励和启发。与此同时，我们也能从中吸取教训，客观的去看待其缺陷和局限性，以防再次出现类似的悲剧。　　结语　　中国法制文明的内涵和历史传统的发展，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世界观来认识，都需要经过实践的考核。无论任何一种先进方法，都必须根据情景、时代、氛围等因素，来不断的改进、创新，使得该方法日臻完善。中国法制文明未来将会更加为人类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的创新、完善。　　注释：　　①② 《管子任法第四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第257页。　　②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　　④ 《韩非子有度》。　　⑤ 转引自杨日然：《法理学论文集》，第299－300页。　　⑥ 杨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8页。　　⑦ 李海生：《法相尊严――近现代的先秦法家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2页。

1、张中秋：“试论秦朝法官责任制”，载《法学杂志》1985年第4期（被转录）。 2、张中秋：“耐刑完刑考辨”，载《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被转载）。 3、张中秋：“中国封建社会奸罪述论”，载《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被转载、引用）。 4、张中秋等：“同姓不婚到同宗共姓不婚的历史考察”，载《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被转载）。 5、张中秋：“论唐代司法审判的法律依据”，载《史林》1987年第4期（被摘转）。 6、张中秋等：“英宗新政与大元通制”，载《江海学刊》1988年第4期（被引用）。 7、张中秋：“论中国律的历史发展及其特点”，载《史学月刊》1989年第1期。 8、张中秋等：“法观念的变革”，载《青年学者》1989年第4期（被转录）。 9、张中秋等：“大唐律令与唐代经济繁荣关系之研究”，载《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被转载）。 10、张中秋：“西方古代法的形式及其特性”，载《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11、张中秋：“论大唐律令与唐代经济衰退的关系”，载《江海学刊》1991年第1期（被引用）。 12、张中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人治精神若干问题辨析”，载《南京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被转载）。 13、张中秋：“论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载《比较法研究》1991年第1期（被引用）。 14、张中秋等：“中华法系封闭性释证”，载《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被转载）。 15、张中秋：“中国集团本位法的形成与发展述论”，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1年第4期（被引用）。 16、陈景良张中秋：“中国传统法文化在现代法制中的意义”，载《江苏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被转载）。 17、张中秋：“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律文化变迁”，载《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被转载）。 18、张中秋：“现代化进程中的宪政问题”，载《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被转载）。 19、张中秋等：“宋代吸引海外贸易的法律措施叙论”，载《法学研究》1993年第4期。 20、张中秋等：“中国著作权立法史述论”，载《法学评论》1994年第4期（被摘转）。 21、张中秋：“秦代工商法律研究”，载《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被摘转）。22、张中秋：“汉代土地法律制度研究”，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4年春季号（被摘转）。23、张中秋：“唐代专卖法律研究”，载《南京大学法学评论》1995年春季号（被摘转、引用）。24、张中秋：“传统中国政治生活类型的转变”，载《法学》1995年第6期（被引用）。25、张中秋：“汉代工商法律叙述”，载《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26、张中秋：“唐代对外贸易的法律调整措施叙述”，载《江海学刊》1996年第1期。27、张中秋：“中国经济立法传统及其现代意义”，载《法学》1996年第11期。28、张中秋：“寻求历史的资源”，载《儒家义利观与市场经济》，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被引用）29、张中秋：“唐代工商法律叙论”，载《法律史论丛》（第三辑），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被转评、引用）。30、张中秋：“回顾与思考：中华法系研究散论”，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9年春季号（被转载）。31、张中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制的联系”，载《浙江大学法律评论》2000年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32、张中秋等：“对我国立法权限划分和立法权运行状况的观察与思考”，载《政法论坛》2000年第6期。33、张中秋等：“价值的追求：古典自然法哲学述评”，载《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被引用）34、张中秋：“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作的思考：以法律科学为议论中心”，载《湘潭大学法律评论》，第四辑，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5、张中秋：“透视唐代经济民事法律”，载《法学》2002年第1期（被转载）。36、张中秋：“法治及其与德治关系论”，载《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被转载）。37、张中秋：“进路与出路：中西法律文化比较论纲”，载《江海学刊》2002年第3期（被转载）。38、张中秋：“论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载《比较法学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9、张中秋：“无讼与正义：中西法律价值之分析”，载《青蓝集：张晋藩先生指导的法学博士法文萃编》，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40、张中秋：“唐代民事主客体及其民事法源概述”，载《中南法律评论》创刊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41、张中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制的联系”，载《21世纪的亚洲与法律发展》，公丕祥主编，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42、张中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制的联系”，载《清华法治论衡》，高鸿钧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43、张中秋：“对中西法律文化的认识”，载《光明日报》2002年8月20日理论版。 44、张中秋：“继受与变通：中日法律文化交流考察”，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2期（被转载）。45、ZhangZhongqiu，TheinterfacebetweenChinesetraditionallegalcultureandmodernChineselegalsystem,TaiCulture,VoIVI,N1&2,Berlin46、张中秋：“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载《光明日报》2003年8月26日B4版“理论周刊”。47、张中秋：“中国封建社会奸罪述论”，载《中国法制史考证》乙编第一卷，杨一凡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48、张中秋等：“井田制的衰亡：新制度经济学派视角下的春秋战国土地产权制度变迁”，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5期。49、张中秋等：“诚信与法的一般关系原理探讨”，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50、张中秋等：“诚信与公法关系探讨”，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51、ZhangZhongqiu，StudiesontheCharacteristicsofvillageConventionsandTheirCulturalBackgrounds，ComparativeStudiesofVillageConventions：China，Korea，VietnamandJapan，NagoyaUniversityCenterforAsianlegalExchangeSymposium，2003，Nagoya52、张中秋：“法律文化与政治文明和社会发展”，载《法学》2004年第3期。 53、张中秋：“乡约的诸属性及其文化原理认识”，载《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法理学、法史学》2005年第1期转载）54、张中秋：“人与文化和法：从人的文化原理看中西法律文化交流的可行与难题及其克服”（简本/中文繁体版），载《美中法律评论》2004年号2004年12月号，总第1卷第1期。55、ZhangZhongqiu，HumanBeing&CultureandLaw：ToperceivefromtheperspectiveoftheculturalprincipleofHumanBeingthefeasibilityanddifficultyaswellasitsovercomeofthelegalculturalexchangebetweenChinaandtheWUS-ChinaLawReview,F2005,ISSN1548-6605,USA56、张中秋：“伦理化与宗教性：中西法律文化的一个比较认识”，载《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法学》（续编），浙江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57、张中秋等：“2004年法律史学新进展”，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3期。58、张中秋：“家礼与国法的关系与原理及其意义”，载《法学》2005年第5期。（竺效主编：《观点：法学2005》，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146页视为创新成果） 59、张中秋：“西方个人本位法变迁述论”，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60、张中秋：“唐代民事主客体与民事法源的构造”，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4期。61、张中秋等：“二00四年大陆法律史学新进展”，载台湾中国法制史学会主编《法制史研究》2005年6月版（总第7期）。62、张中秋：“家礼与国法的关系与原理及其意义”，载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编《传统东亚的家礼与国法国际研讨会文集》，台北：2005。又收入高明士编：《东亚传统家礼、教育与国法（二）：家内秩序与国法》，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6年版。63、张中秋：“人与文化和法：从人的文化原理看中西法律文化交流的可行与难题及其克服”（全本/中文简体版），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4期。（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秘书处组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06》，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法学》部分第110页评论本文为创新观点。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丛书主编、张文显等分卷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法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将其列入“理论创新”成果，在该书的第81页对其进行了积极评价）64、张中秋：“论西方私法文化的传统与发达”，载《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65、张中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制的联系”，载韩国韩中法学会主办《中国法研究》2005年第5辑。 66、张中秋：“论中国传统法律的公法文化属性”，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秘书处组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06》，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法学》部分第111页评论本文为创新观点）67、张中秋：“中日法律文化交流的动因比较分析”，载《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68、张中秋：“中国古代法的形成及其特性考论”，载《清华法学》总第9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69、ZhangZhongqiu，L’homme,ledroitetlaculture:lapossibolité,lesdifficultésetlessolutionsauxéchangesentreculturesjuridiqueschinoiseetoccidentale，REVUEEUROPÉENNEDUDROITETDEL’ÉCONOMIE，N˚5-N˚6janvier-juin2005，ASSOCIATIONDESJURISTESETDESÉCONOMISTESCHINOISENFRANCE(AJECF)70、ZhangZhongqiu，AViewonLawinEastAsia：East-AsianLegalTraditionandItsChange&Future，IdentityandChangeofLawintheEastAsia，CollegeofLawKyungpookNationalUniversityInternationalSymposium，2006，Kyungpook，Korea（韩国国立庆北大学法学院：《法学论考》，第24辑）71、张中秋：“论西方法治的理论与实践”，载《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72、张中秋等：“2005年法律史学新进展”，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2期。73、张中秋：“中日法律文化交流的选择比较”，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4期。74、张中秋：“传统中国律学论辩：兼论传统中国法学的难生”，2006年版。75、张中秋等：“2005年法律史学科新进展”，载张中秋编：《法律史学科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76、张中秋：“人与文化和法：从人的文化原理看中西法律文化交流的可行与难题及其克服”（修订版），载《清华法治论衡》（第7期），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77、张中秋：“中国经济法律传统及其与社会盛衰之关联”，载《法学》2006年第10期。78、ZhangZhongqiu，StudiesontheCharacteristicsofVillageConventionsandTheirCulturalBUS-ChinaLawReview,D2007,ISSN1548-6605,USA79、张中秋：“论传统中国的律学：兼论传统中国法学的难生”，载《河南政法管理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人大《法理学法史学》2007年第4期转载）80、张中秋：“从中华法系到东亚法：东亚的法律传统与变革及其走向”，载《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高校文科学报文摘》2007年第2期转载） 81、张中秋等：“2006年法律史学新进展”，载《政法论坛》2007年第2期。82、张中秋等：“输出与输入：对中日法律文化交流的探索”，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83、张中秋：“传统中国法的道德原理及其价值”，载《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8年第3期“论点摘要”）84、张中秋：“日本输入唐代法律文化的效果与影响”，载《法学》2008年第3期。（《法理学、法史学》2008年第7期转载）85、张中秋：“对中日法律文化交流的透视──以它们成败得失的原因为对象的比较”，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3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8年第4期转载）86、张中秋等：“2007年法律史学新进展”，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87、张中秋：“晚清中国输入日本法律文化的效果与影响”，载韩国《亚洲研究》（法学专刊）2008年第1期。88、张中秋：“概括的传统中国的法理观”，载《中国法学》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专辑”。 89、张中秋：“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法律史学（1978―2008）”，载《河南政法管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90、张中秋等：“2008年法律史学新进展”，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91、张中秋等：“法律文化交流的一般原理及其作用”，载《政法论坛》2009年第2期。92、张中秋：“传统中国法的道德原理及其价值”（修改版），载《全球化背景下东亚的法治与和谐》，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93、张中秋：“沟通古代律意与现代法意”，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9年秋季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94、张中秋等：“输出与输入：对中日法律文化交流的探索”（讲座版），载《法律思想的律动：当代法学名家讲演录》(第2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95、张中秋：“概括的传统中国的法理观”，载《法学家》2010年第2期。（人大《法理学法史学》2010年第9期转载）96、张中秋：“中华法系与罗马法的原理及其哲学比较”，载《政法论坛》2010年第3期。97、张中秋：“中国社会转型与法的统一性”，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4期。98、张中秋：“中华法系与罗马法的原理及其哲学比较”，收入高鸿钧等编：《比较法学读本》，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99、张中秋：“中华法系与罗马法的原理及其哲学比较”，收入[意]S斯奇巴尼朱勇编：《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文选）—从古代罗马法、中华法系到现代法：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00、张中秋：“中国经济法律传统及其与社会盛衰之关联”，收入朱勇编：《社会转型与法律秩序的重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101、张中秋：“中华法系道德文化精神及对未来大中国法的意义”，载《法学》2011年第5期。102、张中秋：“传统中国法的道德原理及其价值──以《唐律疏议》为分析中心”，载高明士、黄源盛编：《秩序‧规范‧治理──唐律与传统法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北：台湾政治大学出版中心2011年版。103、张中秋：“传统中国的法秩序及其原理与意义”，载《中国法学》2012年第3期。104、张中秋：“为什么说《唐律疏议》是一部优秀法典”，载《政法论坛》2013年第3期。105、张中秋：“如何使法史学有思想和影响”，载《法学》2013年第5期。106、张中秋：“坚持有理想的现实主义做中国的历史主义法学”，载《中华法系》2013年12月出版（总第4期）。107、张中秋：“晚清中国对继受外国法的选择”，载《亚洲研究》2014年第1期。 108、张中秋：“传统中国法的精神及其哲学”，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2期。109、张中秋：“传统中国国家观新探──兼及对当代中国政治法律的意义”，载《法学》2014年第5期。110、ZhangZhongqiu，China’sSelectionofForeignLawsforSuccessioninLateQingDynasty，Rechtsgeschichte/LegalHistory，Max-Planck-InstitutfüreuropäischeRechtsgeschichte，JournaloftheMax-PlanckInstituteforEuropeanLegalHistory，R2014，F112、张中秋：“回顾与思考：中华法系研究散论”，收入马小红编：《法律文化研究》（第七期），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张中秋著：《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35万字，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四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三版；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二版；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该书是国内第一部亦是最有影响的有关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的著作，出版后学术界给予了高度评价。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作为丛书主编、张文显等作为分卷主编的《中国高校哲学社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法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将其列为标志性成果（见该书第63页），同时作为“理论创新”成果，又对其进行了介绍和积极评价（见该书第80―81页）。其它发表评论的有：（1）“新华社电讯稿”（北国1991年10月15日消息）；（2）《人民日报》（书讯，1991年11月29日）；（3）《书讯报》（书讯，1991年12月2日）；（4）《南京日报》（书评，1991年9月18日）；（5）《新闻出版社》（书讯，1991年12月6日）；（6）《新书周报》（书评，1992年1月27日）；（7）《深圳法制报》（书评，1992年4月15日）；（8）《学术信息》（书评，1991年12月25日）；（9）《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书评，1992年第2期）；（10）《南京社会科学》（书评，1992年第2期）；（11）《江海学刊》（书评，1992年第1期）；（12）《中国法学研究年鉴》（1991年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13）《中国法学》（书评，1992年第3期）；（14）《新华文摘》（1992年第8期全文转载了《中国法学》刊登本书的评论）；（15）《大学图书馆学报》（书评，1993年第2期）；（16）《南京大学学报》（书评，1993年第1期）；（17）《中国图书大辞典》（书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主持编撰）；（18）《比较法研究》（书评，1993年第1期）；（19）《比较法研究》（书评，2000年第2期）；（20）《新中国社会科学50年》（法学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21）《法制与社会发展》（书评，2007年第3期）。该书还被输出到日本等海外书市，并为多种学术论著作所引用，亦被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指定为参考书。 2、张中秋著：《法律与经济：传统中国经济的法律分析》（第一卷），31万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该书出版后受到了法学界的关注和好评，发表评论的有（1）《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2）《法学》（1995年第12期）；（3）《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5年春季号）；（4）《法学家》（1996年第1期）；（5）《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6）《法律科学》（1996年第5期）；（7）《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总第4期，1996年）；（8）《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11期）。 3、张中秋（与杨春福陈金钊）编著：《法理学：法的历史、理论与运行》，30万字（本人撰写该书绪论和第一部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张中秋（与陈景良）主编：《求索集：张晋藩先生与中国法制史学四十年》，65万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该书出版后获得了极高的荣誉，中央电视台（1996年10月2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96年10月28日）、《法制日报》（1996年10月29日）以及北京电视台（1996年11月5日）均对该书的首发活动（1996年10月26日）和内容作了报道。 5、张中秋（与陈鹏生等）编著：《中国法制通史》（10卷本）第4卷《隋唐法制史》，60万字，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6、张中秋（与钱大群曲可伸）主编：《民商法学大辞书·民商法史学》，20万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7、张中秋（与李鸣）主编：《未已集：张晋藩先生教研五十周年纪念》，30万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8、张中秋著：《唐代经济民事法律述论》，25万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政法论坛》2003年第2期就该书发表了长篇评论。 9、张中秋编：《中国法律形象的一面：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法》，30万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10、张中秋（与金眉）编著：《中国民法通史（隋唐）》（张晋藩主编），8万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1、张中秋著：《比较视野中的法律文化》，26万字，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2、张中秋编：《中国与以色列法律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42万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3、张中秋编：《法律史学科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43万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4、张中秋等著：《盛与衰：汉唐经济法制与经济社会调控研究》，19万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5、张中秋编：《中华法系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45万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6、张中秋编：《理性与智慧──中国传统法律再探讨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45万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7、张中秋著：《中日法律文化交流比较研究──以唐与清末中日文化的输出与输入为视点》，21万字，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该书出版后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和好评，发表评论的有《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18、张中秋著：《原理及其意义──探索中国法律文化之道》，19万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9、张中秋编：《中国法律形象的一面──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国出版社2012年 版。 1、张中秋著：《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1995年12月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委员会主办的“首届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2年入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法学卷》（续编），浙江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2、张中秋著：《法律与经济──传统中国经济的法律分析》（第一卷），1997年12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主办的“第二届全国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最高奖“优秀专著奖”；1998年该书还获得“南京大学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3、《中国法制通史》（10卷本），2000年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2003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办的“第三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本人主持并合著第四卷《隋唐法制史》。 4、张中秋著：《中日法律文化交流比较研究──以唐与清末中日文化的输出与输入为视点》，2013年3月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办的“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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