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教授的学术特点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结合本职工作,进行基础性的信息研究。写了不少有关国内佛教研究综述的文章,以及一些学术会议的报导和书评,同时还为学术界的学者编辑了一批学术资料,这些资料有的是古代的,有的是近代的。例如近年来所编的《民国佛教期刊集成》,收录民国佛教刊物256种,相当于一部大藏经的总量,为整理近现代佛教提供了完整的资料,受到了学术界和佛教界的好评。二是结合专业做一些研究工作。曾近代南亚、东南亚佛教国家的佛教现状与流行思潮,撰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对近现代的中国佛教也有一些研究与看法,除了编集一些资料外,还着力研究了一些重要的佛学家,如对王恩洋的研究,在国内还是首次,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对民国佛教的报刊与文化研究,在国内也属于前沿。在佛教史的研究中也有突出贡献的表现,特别是对一些地方佛教史的研究,都是填补学术空白的成果,例如对四川和重庆佛教史的研究,对河南伏牛山地区佛教的研究。此外,黄夏年对佛教与其它宗教进行过比较研究,发表了《景教与佛教的关系》、《景教之魂魄考》等文,立足点从佛教的角度来看景教的特点,旨在说明景教是怎样依附佛教来作为自己入华的方式,并从佛教的理论上与景教的教义作了一些比较研究,指出景教的教义在中国资料中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受到搞基督教的学者注意。三是结合佛教发展的历史,提出新的理论与思想。黄夏年先生强调要从传统中寻找发展的因子,利用传统宗教的知识去解读现代宗教。他对古今佛教的独到看法,将看似平常的问题发掘到新的理论高度。他对当代中国佛教的现状与发展,有着深刻思考。他结合社会现实提出的“大国佛教”思想、佛教“戒德”思想、“山头佛教”概念等,均具有学术开创价值。四是注重地方佛教文化的实践考察。他认为,中国佛教的根在地方。故经常深入全国大小地方寺院,获得第一手资料。他通过实物进行的寺院历史考证、人物生平考证,极大地弥补了学术界研究的不足,对宣扬佛教界也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