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崛起的原因： 殖民掠夺奠定物质基础 资本主义经济是开放型经济，它是以世界作为活动舞台的，如果不掠夺海外，不掠夺全世界，资本主义就无从发展。新航路开辟后，西方国家即迅速走向世界，竭力向海外挺进，霸占了世界主要贸易航道，夺取了重要战略据点，把许多地区和国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加以任意宰割和掠夺，从而大大加速了西方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养肥了各国的资产阶级，壮大了他们的力量。 文艺复兴提供精神食粮 新兴资产阶级在着手开创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之前，必须有充分的精神准备。然而，在中世纪天主教神学的影响下，人们把一切希望寄托于来世，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所以在现世受苦受难是理所当然的。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很难期望人们有所作为，放手干一番事业。文艺复兴把人们从中世纪漫漫长夜的昏睡中唤醒，使人们意识到人生的价值，从而产生了为现世幸福而奋斗的人生观和奋发向上、乐观进取的精神动力。所以，文艺复兴为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及掠夺榨取行为，提供了精神上的准备。 宗教改革成为“清道夫” 在中世纪的西方国家，天主教会与封建统治者狼狈为奸，天主教会是封建统治者的强有力的支柱。天主教会还严禁放贷取利及发财活动，用宗教的伦理道德约束人们的经济行为，所以，天主教会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发展道路上的巨大障碍。宗教改革大大削弱了天主教会，逐步解除了天主教会对资产阶级的种种束缚，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而且，在宗教改革中产生的新教，特别是加尔文教所宣扬的宗教理论──“神定论”，从精神上、心理上推动和鼓舞了资产阶级肆无忌惮地对外扩张和积累资本。 良好的政治环境保驾护航 西方在国内有良好的政治环境。在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初期，代表中央政府的王权需要新兴资产阶级的支持，以战胜封建贵族；而资产阶级也需要王权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于是双方结成反封建的联盟，政府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扶植和保护的政策，典型的是推行“重商主义”政策。法国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对进口的外国工业品课以重税，同时又努力发展本国工业，鼓励工业品出口。英国的专制政府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圈地运动使大批农民流离失所，为了保证工业的劳动力，政府实行一系列“血腥立法”强迫流浪者当雇工。不过专制政府的这种作用只限于早期，到了晚期即资产阶级革命前夕，专制制度就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了。 近代中国衰落的原因： 封建专制统治的强化 几个东方大帝国都是皇权至上。中国明清两代皇帝“自操威柄”，内阁、军机处都不过是皇帝的办事机构而已。奥斯曼帝国的素丹是“主在人间的影子”，国家和军队的最高主宰。莫卧儿帝国的阿克巴建立了完备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即使在日本，德川家康也继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之后，改组和强化了日本的封建秩序，建立起幕藩体制的封建统治秩序。这些强大的统治权力有助于巩固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结构。以皇帝为首的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残酷剥削农民，致使封建自然经济得以维系而难以解体，资本主义纵有微弱的萌芽也难以成长。 传统“重农抑商”政策 东方国家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摧残和打击工商业。清朝雍正皇帝说：“朕观四方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农商，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幕府统治下的日本，也有“四民”之分，武士居首，以下依次是农、工、商，认为“民之业有本末，工商贾为末业”。奥斯曼帝国也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在四个等级中，宗教封建主和军事封建主是其中的头两个。西欧的王权实行重商主义政策，东方的皇权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前者导致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成长，后者导致自然经济的固守和封建制度的长期延续。 “闭关锁国”政策 东方国家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严重影响了海外贸易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中国明清两朝几度厉行海禁，既严格限制海外贸易，又不保护海外华侨。日本德川幕府也在1633～1639年间连续五次颁布锁国令。奥斯曼帝国热衷于新的军事征服，多次进入中欧，但就在它两次围攻维也纳（1529、1683年）不下的时候，海上贸易已被西欧国家夺走了。繁荣的海上贸易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东方国家忽视了这个条件，只能落后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 缺乏新思想的冲击 东方国家维护传统的教化，禁锢非正统的思想。中国明清两朝都崇奉程朱理学，明末阳明“心学”一度流行，但其实质与前者一样，都是以维护封建秩序为宗旨。明清实行八股取士，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扼杀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封建王朝还屡兴文字狱，摧残文化。日本江户时代，朱子学也受到尊崇，成为幕藩体制的官学。16～17世纪的东方文化虽然有很多成就，但没有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稍后的启蒙运动那样声势浩大的新思潮。先进人物如李贽、黄宗羲虽然敢于批判封建礼教和君主专制，但毕竟只是少数人的呼声。资本主义的幼芽既得不到国家政权的扶植，也得不到舆论的声援。传统的伦理道德、纲常礼教仍起着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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