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话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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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属四县闽南话与客家话的双方言区（第一作者），《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4年12期全文复印双方言现象的一般认识，《韶关大学学报》1995年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6年1期全文复印试论汉语方言岛，《学术研究》1996年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6年8期全文复印乐昌市塔头坝方言音系，《方言》1996年3期韶关市郊石陂村语言生活的调查（第三作者），《方言》1998年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8年6期联系客方言考证闽南方言本字举隅，《语文研究》1999年1期曲江县白土墟言语交际中语码的选择与转换（第二作者），《语文研究》1999年4期粤北土话中古全浊声母字今读的类型（第一作者），《语文研究〉2000年2期粤北地区汉语方言概况（第二作者），《方言》2000年2期曲江县白沙镇大村土话的小称变音（第一作者），《方言》2000年3期连州市丰阳土话的音韵特点，《语文研究》2001年3期从巴色会出版物看一百多年前新界客家话的否定词和否定句（第二作者），《语言研究》2001年4期论闽南方言岛，《闽语研究及其与周边方言的关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粤北土话中知三读如端组的性质，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语学研究》第21卷，2002年3月闽语平和方言中属于以母白读层的几个本字，《语文研究》2002年3期一百多年来新界客家方言音系的演变（第二作者），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十二期，2003年一百多年前新界客家方言的反复问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文研究》2003年2期粤北土话的小称变音，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语学研究》第23卷，2004年3月中古全浊声母闽方言今读研究的述评，《语文研究》2004年3期粤北土话及其他汉语方言表“孵化”义的词源，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文研究》2005年2期一百多年前新界客家方言的方位词“里”， 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语学研究》第25卷，2006年5月论赣语中知组三等读如端组的层次，《方言》2007年1期一百多年前新界客家方言的体标记“开”和“里”，《暨南学报》2007年3期从知三读如端组看粤北土话、湘南土话、桂北平话与早期赣语的历史关系，《中山人文学术论丛》第八辑，台湾文津出版社，2007年6月19世纪美部会、圣公会传教士与闽北方言研究（第二作者），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文研究》2007年2期粤北土话、湘南土话和桂北平话中古全浊唇音、舌音今读的特殊表现，《东方语言学》第二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一百多年前新界客家方言带“得”的可能式（第一作者），《中国语言学集刊》第二卷第二期，中华书局，2008年6月广东方言的地理格局与自然地理及历史地理的关系（第二作者），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总第四十八期，2008年8月广东省客家方言的界定、划分及相关问题，《东方语言学》第四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岭南地区水上居民（疍家）的方言，《文化遗产》2009年3期一百多年前新界客家方言的语音系统（第一作者），《中国语文研究》2009年2期19世纪以来潮汕方言的罗马字拼音方案（第一作者），《南方语言学》第1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清末民初西洋人编写的客家方言文献，《语言研究》2010年1期贺州铺门方言的浊塞音声母（第一作者），《暨南学报》2010年1期方言语音历史层次研究的一部力作——读《赣语声母的历史层次研究》（第2作者）《方言》2010年2期一百多年来新界客家方言名词性词语的演变，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Monograph N 24，2010年湘南桂北三种土话平话中古全浊声母今读送气与否的性质，《方言》2010年4期

电话

一、两种语言的起源与演变二、两种语言在用法、发音方面相通处，与区别三、两种语言当今分布情况与实用性、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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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客家方言是大移民形成的最具典型性方言，它既有某些共同的特点，在各地也有明显的差异。本文尝试从语言的发展历程和传播途径分析了客家方言存在差异的原因和日渐消退的因素，得出“民族共同语的影响正在一天天扩大，方言的作用正在一天天缩小”的结论，并提示人们在方言消失之前要加以收集、整理和保存。关键词：客家方言 特点 差异 淡化 民族共同语方言是一种语言的社会变体，是语言分化的结果。语言分化形成方言的原因很多，但总起来看，社会的政治、经济变化是语言分化从而形成方言的根本原因。我国现代汉语分为七大方言区（3），各大方言区大都以该方言流行的地区为依据确定其名称，如北方方言流行在我国北方，湘方言流行在湖南（简称湘）等等，惟有客家方言不是按地理区域命名。以广东境内的梅县话为代表，客家方言是大规模移民形成的最具典型性的方言。“客家”是相对于“土著”而言的，“客家”是外来的。根据历史资料考证，客家人原本是中原一带的汉人，由于战乱，自东晋开始，大量中原人举家南迁，近者到达江西，远者到达福建、广东（2）。在大迁徙的过程中，客家方言流传广泛于粤、闽、赣三省交界地带。此外，湖南、四川等省区还有一些客家方言岛，台湾地区也有一些汉人说客家方言，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华人聚集区也在小范围内通用着客家方言。尽管客家话的地域分布十分广泛，但语音上仍然有许多共同特点。这些特点大致可以归结为：（一）、全浊去声一律念送气音（同赣语）；（二）、部分次浊上声字（如马、懒）和全浊上声字（如伴、淡）念阴平；（三）、大部分地区分尖团，有合口收音M/P（同粤、闽语）；（四）、中古喉音声母合口字变为唇音F及V，于粤语四邑音和部分赣语相同；（五）、大部分地区方音缺乏卷舌声母和撮口韵母；（六）、声调一般有六个；（七）、语言上具有一定特色，如什么是“么介”，表示动物性别后缀是牯等（3）。但是，客家却是一个很特殊的民系。首先，客家方言的形成作为几次大移民的结果，这一原因必定造成客家方言内部有明显的差异。其次，据可靠的资料显示，“客家”不是一个早就出现的名词，而且更不是被广泛接受的族群标志，极可能是由于明末清初的移民浪潮而被命名的（刘、周1996）。于是，我们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定义“客家人”时，有一部分将“客家话”的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客家人”，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去过别的地方“做客”。也就是说，客家话是一个极广的范畴，而这里面必定有着许多的不同（4）。此外，客家方言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演变的过程，分散各地的方言必定力量比集中的一种语言力量单薄。因此，我们从日常的语言习惯中不难发现，客家话的范围正在一步一步地缩小，在广东的许多城乡地区，客家话正向更为大众通用的语言——粤语和普通话靠近。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政治因素。比如，由于京广铁路的开通，特别是由于抗战期间广东省政府一度内迁韶关，近半个世纪以来，韶关市区以及曲江、乐昌、仁化等县（市）的城区也逐渐通行粤方言，而一种语言的流行必然会冲击原本单一的语言。再如，为了实现民族共同语的通行，我们国家正在大力推广普通话，官方语言的影响力是十分有力的，这就为地方方言的淡化提供了条件。（二）、经济因素。经济的增长拉近了城乡之间的距离，由于交流需要，必定需要共同语言，而对于广东境内而眼，毕竟粤语占主要优势，客家话被淡化也是必然的 。（三）、人口的流动。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农民大军打入城市，他们在回家的同时不仅带回了先进的生活设施，也捎回了城市人流行的语言。更重要的影响是小孩子，不少人在外出时把孩子带在身边，这些脱离了土地长大的孩子基本忘记了怎么说客家话。（四）、电视、广播等传播媒体的影响。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电视、广播带来了港台流行的语言，年轻人对流行的敏感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都非常强，而他们对港台语言的认可必将会削弱客家方言的势力。此外，有些家长为了让孩子说好普通话刻意让孩子脱离地方方言，有些人为了脱离几代的农民形象而刻意摈弃客家方言，还有的人是由于环境的变更而以往了原来的语言（5）。总之，方言是语言发展过程的历史现象。人类语言产生的初期，只有不同的氏族语言，方言是后来才出现的。语言的发展、变化是通过长时期的新质要素的逐渐增加和旧质要素的逐渐消灭来实现的。民族共同语是我们的追求，随着社会的高度统一，方言也将逐渐消失。目前，我国的汉语状况是：民族共同语的影响正在一天天扩大，方言的作用正在一天天缩小。是不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摈弃这些方言了呢？不是的，就客家话而言，它是客家文化的载体，是我国博大文化中的瑰宝之一，我们所要做的，是在这一语言消失之前，进行收集和整理，使之完整的保存下来，见证历史。附注：（1）七大方言区分别是：北方方言区、吴方言区、湘方言区、粤方言区、闽方言区、客家方言区，赣方言区。 （2）客家人迁徙的历史，学界大致接受罗香林先生的说法，分五次：第一次是东晋与隋唐之间；第二次是唐末到宋之间；第三次是宋末到明初；第四次是清康熙到乾隆年间；第五次是清乾嘉以后。 （3）关于客家话的特点，虽然各家说法稍微有所不同，但总结的论点大致是一样的。 （4）这里说的是客家话在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夹杂了地方口音而显得不一致。 （5）许多人移居他乡之后如乡随俗，而他们的后代必将渐渐淡忘祖宗及长辈说的方言。参考书目：《汉语方言学》 瞿时雨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汉语方言论集》黄家教等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7 《汉语方言研究文集》 李如龙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2 《客家方言研究》（第二届客家方言研讨会论文集） 李如龙 周日健 2003 《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 李如龙 商务印书馆 2003 《汉语方言词汇差异比较研究》 董韶克 民族出版社 2002 《杨雄〈方言〉与方言地理学研究》 李怒豪 巴蜀书社 2001 《粤北土话音韵研究》 庄初升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