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的论文题目怎么写

Klug， Ulrich： Die Todesstrafe – ein unmenschlicher A In： Klug， Ulrich ， Rechtsphilosophie， Menschenrechte， S Aufs??tze und Vortr??ge aus den Jahren 1981 bis A， S255-　　全理其：《法学研究》1999年第18卷第5期，第81页。　　一种不受目的构想所约束的正义诫命要求的纯粹的道义责任。　　尽管在制度上不可能，但是假如让作出死刑判决的刑事法官来执行罪犯的死刑，不知道会对刑事法官对死刑的选择有何种影响？刑事法官会不会成为血腥恐怖的法官？　　Jescheck/Weigend， Lehrbuch des S Allgemeiner Teil， A 1996， S　　第一次变化是从死刑－肉体刑/无期向有期徒刑的转移[结束于19世纪末]，与寻找人的尊严有关；第二次变化是从自由刑向控制－罚金刑的转移[结束于20世纪中叶]， 与制裁的经济性有关。　　 关于反对死刑的理性理由，也可参考 Bockelmann， Paul： Die rationalen Gründe gegen die T In ： Maurach， R （H）。 Die Frage der T A， Bockelmann 的著名论断是：反对死刑的最重要的理性理由是死刑的存在没有理性的理由。S 对死刑基本问题的回答也可参考 R Maurach， E Schmidt， W Preiser， H-H Jescheck， A Portmann， E Kretschmer， A Huth， E Müller-Meiningen ， A Süsterhenn， P Bockelmann， W Künneth， K L??with （Zw??lf Antworten） 十二个回答者的一本书： Die Frage der T A， 　　Radbruch， Gesetzliches Unrecht und übergesetzliches Recht， in： SJZ， 1946， S　　 Albrecht， H-J ：The Death Penalty in China from a European P In： EU-China Human Rights D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EU-China Legal Expert Seminar held in Beijing on 19 and 20 October 公民个人对这种威胁程度的知悉权只能通过公布真实的死刑判处和执行统计数据信息予以保障；任何民主国家都不得把该信息列为司法秘密。如果死刑判处和执行的统计数据不予公布或公布不实，有权公布的机关就会违反《刑事诉讼法》上死刑判处和执行应当公布（不仅仅是个案公布，关键是统计公布）的刑事诉讼法义务。　　Baumann/Weber/Mitsch， SAllgemeiner Teil，A，2003，§ 3 Rn 　　 如果的刑法规范违反的刑法规范，在刑法学理上看来，前者应当是无效的，就得通过立法予以解决；但是在立法解决以前，针对已经确定的案件事实，法官如果在寻找要适用的规范时，不能证明所选规范的有效性（该规范是“罪行极其严重”的规范）而恣意适用之，就会出现适用法律错误或失当的问题，从而动摇判决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另外， “罪行极其严重‘’ 存在严重的不明确性， 它是指所有的犯罪类型中最严重程度的类型呢？ 还是指每一犯罪类型中具体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呢？ 或者是最严重的类型中的最严重的具体犯罪行为？（schwerste Verbrechen oder Tatschwere？）　　通过对资深刑事辩护律师的访谈分析， Albrecht， Hans-J??rg教授认为当前死刑案件辩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　　第一，律师将辩护过多集中于犯罪客观方面，主观因素重视程度不足，而实践中客观方面有时难以辩护；　　第二，法官判决缺乏一些规范性指导，说理不够，自由裁量权有时过大；　　第三，最好的辩护须建立在被告人与律师彼此的信任，这在中国有待加强；　　第四，律师辩护活动不应过多集中在审判阶段，其他阶段均应有律师参与；　　第五，律师获得的关于被告人的信息和资料十分有限；　　第六，律师辩护有时很难影响法院定罪量刑；　　第七，律师应运用各种辩护策略，如怀孕、不到18周岁等法定减轻情节等；　　第八，律师应采取积极和消极的辩护技巧和方法。　　这八个问题是Albrecht教授在指导 “加强死刑案件刑事辩护” 的实证研究项目的最近一次研讨会上提出的。　　 Weigend，Thomas： Unverzichtbares im Strafverfahrensrecht， ZStW 113 [2001]， S只要认为侦查程序澄清事实之后，有必要进行法庭审理，原则上应该坚持：仅仅是法庭审理所得对于判决才是重要的；而且只有所有的诉讼参与人同意，才能允许侦查程序的结果在法院的判决（Entscheidungsfindung）中直接予以采纳。直接把侦查程序的结果作为判决的基础是很危险的。　　 《刑事诉讼法》早就规定了死刑复核权在最高人民法院，到目前为止，只能是尽快结束这种复核现实的违法状态。　　 要制定具体明确而统一公开的核准与不核准的标准，使得辩护律师有机会和根据进行充分有效的辩护。当然，学术界主张废除死刑的专家学者只能为该指导标准提供不核准的苛刻标准，如果提供核准的标准或者充当核准程序的法官，势必会违背自己的学术主张和学术信念，从而危及自己的学术信誉。　　 历史上有过赦免的先例，宪法上也有国家元首的赦免权规定，但是在实体和程序法上并没有具体的规定。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司法体系也是非常的庞大，在如此庞大的一个体系之下，在判决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出现错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又需要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杜绝错误的发生，以及在错误发生之后，通过申诉的方式来还当事人一个清白，重新判决或者是提交上一级人民法院判决等等。如果是法院的判决出现的问题的话，那么是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提出申诉的，如果申诉内容属实，是可以进行重新审理的，总之是不可以让当事人拿着错误的判决去接受惩罚，那么如果想要去法院提起申诉的话，申诉书的格式应当是如何书写呢?小编给大家介绍一下。申诉书如何写：对于申诉书的格式来讲是较为简单的，因为只要写清当事人的个人信息以及对于申诉事项的理由就可以了，我们拿一个刑法的申诉书作为例子。第一，开篇写明这个文件的性质和目的。一开始就一定要写上一句话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以及这个文件究竟是干什么用的，比如说如果想对一个刑事判决或者是裁定进行申诉的话，可以写申请人某某某，对于某某人民法院某年某月某日来作出的刑事判决提出申诉。这样一句话就把自己的目的和本次文件的性质写的非常清楚了，上一级人民法院在看到这个文件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一封申诉书，所以才会往下看，如果是申诉人请了律师的话，那么在写申诉人的时候，同时要加上委托代理人，某某律师这样一个称呼。第二，写清请求事项的要点。虽然这是一个诉讼书，但是也是相当于对于上级人民法院的一个诉讼请求，请求别人受理，所以要写明自己的请求事项是什么，例如希望请求发回重审，或者是由上级人民法院，甚至是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审理，一定要写清楚自己的目的，而且要把关键词写出来。到底是发挥重审还是再审，亦或是由上级人民法院还是最高人民法院来审理等等，这些都会导致重新审理案件的主体或者程序发生改变。所以在这里写明自己的要求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写明基本的案件事实，当时人民法院的审判结果和申诉的理由。这一部分是整个申诉书的重中之重，因为只有写清楚当时是怎么判的一些案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再加上自己申诉是有理由的，那么上级人民法院才可以受理，在自己写清楚申诉理由的时候，要适当的提交一些证据，如果没有任何证据，仅仅是主观上觉得不服的话，那么上级人民法院是没有理由受理的。如果写清楚了以上三个问题的话，就可以写上此致，然后上级人民法院的名字，再加上申诉人或代理人的姓名和年月日，那个这样一篇申诉书就写完了。将申诉书提交给上级人民法院之后，就可以回家来等待上级人民法院的受理结果了如果受理的话，会将这个申诉书副本寄给被告一份，然后双方就可以准备开庭审理了。延伸阅读：公民不满国家赔偿如何申诉重审？刑事案件中申诉驳回还可以申诉吗刑事案件申诉有次数限制吗？

你从道德和法律入手，其实这并不负法律责任。哎~现在中国的法律并不健全，像这类的事有很多，但都不负法律责任。很多明明都是很过分的事，法律上却拿他毫无办法。我可以给你个好的建议，你从提高道德教育入手来写，再添加一些实例，实例很好找的，你在网上查，能查出很多。中心是要人们明白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也要建议加强道德教育。其实法律永远都有漏洞，没有十全的法律，刑法只能做到惩罚，可到底能不能使人悔改？你写的感情生动些。煽情些。题目我给你一个建议，就叫 刑法可否改变命运我只能给你提示，其他就要看你自己了，加油吧。你要明白一篇好的毕业论文不仅要写的好，也要让你的导师觉得写的好，多想想你们导师的想法再动手写。相信你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

刑法学毕业论文题目： 论犯罪的基本特征和本质特征 我国犯罪成立理论的体系性特点及其缺陷 论犯罪成立要件与犯罪构成要件的异同 犯罪本质特征新说 “犯罪客体不要说”之检讨——从比较法的视角考察 关于犯罪客体的若干问题思考 论法益侵害说与规范违反说之争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的新解读 论刑法中的人身危险性 试论不法侵害的认定 现代刑法中报复主义残迹的清算 我国法治视野下刑罚目的的理性选择 报应主义与目的主义之对峙及调和 论刑法中危害结果的概念 论刑法中的行为对象 试析刑法中行为对象与犯罪对象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和客观归责论 论犯罪构成的情节要求 关于刑法情节显著轻微规定的思考 我国刑法中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 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研究 论定罪情节与情节犯 刑事政策视野中的情节犯研究 量刑情节适用的若干问题研究 论刑法适用中的隐性不平等：以刘海洋案为视角的考察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司法 罪行法定原则下的刑法解释及其发展趋势 罪刑法定原则在实践中的得与失 罪刑法定原则与社会危害性的冲突 善待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与自由裁量权 犯罪“故意”的学理分析 从主观要件中对“明知”的认定问题的探讨 明知必然发生能否放任? 违法性认识在我国犯罪成立中的地位 违法性认识在故意犯罪中的地位 复合罪过形式理论之合理性质疑 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时不应考虑主观要素 论刑法适用解释 司法解释之刑法谦抑性的背离 狭义刑法解释若干问题探析 刑事政策在刑法有权解释中的功能 中国刑法司法解释体制演进过程之检视与反思 论司法解释的法律监督 我国刑法立法解释性质问题初探 刑法有权解释主体辨析 间接故意犯罪的中止 犯罪中止若干问题思考 论犯罪预备行为的处罚范围 论我国刑法中犯罪未遂立法的缺失、成因及其完善 结果加重犯基本理论研究 结果加重犯刑事责任根据及其合理性问题探讨 论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人分类的完善 共犯的停止形态研究 共同正犯的若干问题研究 实行过限问题研究 共谋共同正犯问题研究 片面共犯若干问题思考 过失共同犯罪若干问题思考 共同过失与共同犯罪 过失犯的构成要件构造及其适用 激情犯基本理论研究 过失危险犯基本问题研究 中国刑法上的新类型危险犯 论危险犯的危险状态 危险犯犯罪形态研究 刑法中的危险及其判断：从未遂犯和不能犯的区别出发 数额犯中“数额”概念的展开 犯罪数额研究 不纯正数额犯略论 单位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关于“单位累犯”问题的思考 单位犯罪自首制度初探 论单位犯罪停止形态 论单位犯罪主体消亡后刑事责任之承担 试论单位犯罪的主体结构——“新复合主体论”之提倡 论单位实施自然人犯罪的刑事责任 单位共同犯罪的几个疑难问题探究 关于被害人承诺的若干问题思考 事后承诺与阻却犯罪成立 被害人的宽恕与死刑适用 被害人承诺成立要件比较研究 建立“受害人谅解”相关制度的设想 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及其在我国的制度构想 试论刑法中的被害者过错制度 被害人有过错的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裁量研究 试析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立法之不足 对弱势群体中犯罪现象的观察与思考 “亲亲相隐”刑事立法化之提倡 “不认为是犯罪”司法适用中的几个问题 对不能犯处罚的理论基础及现实意义 论未遂犯的处罚范围 《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若干问题思考 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若干规定 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及其制裁的新理念 青少年违法犯罪原因浅析 完善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刑事司法制度 将未成年人责任规则扩大适用于青年人 身份犯研究 共同犯罪与构成身份新论 论胁从犯不是法定的独立共犯人 吸收犯之生存空间论 论想象竟合犯——兼与法条竟合犯相区别 再论牵连犯 我国刑法溯及力若干问题研究 完善我国刑法空间效力立法的思考 我国刑法属人管辖权存在的缺陷和立法完善：兼论海外华侨的刑法保护 浅析刑法条文中涉及的暴力犯罪 刑法上的不作为研究 不作为犯罪的行为性 "重大"道德义务应当成为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来源 “见死不救”行为定性的法律分析 刑法因果关系研究——兼评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 论不作为犯罪中的先行行为 先行行为可以为犯罪行为 法益状态说——作为犯与不作为犯的区别标准新探 论作为犯罪客体的法益及其理论问题 针对中国络犯罪之认定探讨——兼评刑罚相应立法的完善 中国络中虚拟财产的法律性质及其刑法保护 计算机犯罪之犯罪客体再研讨 论我国中国络犯罪的界定：兼论我国中国络犯罪的立法现状 论计算机中国络犯罪 试论中国络共同犯罪 关于中国络空间中刑事管辖权的思考 论“黑哨”的立法定性 我国刑法中无限防卫权的再思考 我国刑法未设立无限防卫：对新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定性 论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 论“假想防卫” 业务过失犯罪研究 依命令之职务行为正当化研究 论家庭暴力中的正当防卫 刑法竞合论 死罪、死刑与期待可能性 论死刑的具体适用——兼对新旧刑法中的死刑适用作一比较 论死刑罪名与死刑限制 试论死刑适用应设年龄上限的合理性 死刑不引渡原则探讨——以中国的有关立法与实务为主要视角 关于社区矫正若干问题的思考 行刑社会化及其理论基础探讨 试论非监禁刑及其执行体制的改革 保安处分的理论与实践 保安处分在防治未成年人犯罪中的运用 大陆、台湾刑法中保安处分制度比较 大陆与台湾刑事责任年龄之比较 教唆犯罪的理论与实践 论未遂的教唆的可罚性 陷害教唆若干问题研究 间接正犯研究 论转化犯 我国刑法中的转化犯及其价值趋向 转化犯与结果加重犯——兼论刑讯逼供的立法完善 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的刑事责任 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困境与诠释 期待可能性事由在刑法规范中的具体适用 认识可能性与期待可能性 特别自首若干问题思考 对“以自首论”的理解和适用 余罪自首成立要件解析 单位累犯、数罪累犯及未成年人累犯问题 论量刑中减轻处罚和免除处罚的适用 论剥夺政治权利刑内容的改革 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间重新犯罪如何处罚 减刑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我国假释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论我国的缓刑制度及其立法完善 论累犯制度的立法完善 论我国短期自由刑的改进 浅议我国刑法中的财产刑 刑法中没收财物之分类研究 论赦免的刑事政策意义 论死刑缓期执行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若干问题探讨 论数罪并罚的根据：兼论我国数罪并罚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论酌定从轻情节 刑法中关于保护国有资产的立法不足与完善 惯犯问题研究 初犯的刑法学界定 论刑法中的严格责任 紧中国避险限度条件的

一、死刑是刑罚吗？　　死刑消灭生命，那是因为它的前命题肯定是，只有消灭了肉体，才能消解罪犯的部分罪恶[3] 死刑认为，罪犯犯罪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存在[4] 这实质上是在说，行为人继续存在，就会继续犯罪，是命中注定要犯罪的，是不可救药的，从犯罪预防的角度来说是没有预防可能性的，所以只能推定其为天生犯罪人。天生犯罪人因为它是遗传学上人种中的坏种，是生存竞争中的应被淘汰者[5] ，是应该被剔除掉的。故而其生命权是不受保障的。另外，比较身体刑、自由刑、罚金刑、名誉刑，死刑犯绝对没有任何的再犯可能，因而，死刑对于犯罪人是最有效的“特殊预防”手段。这应当是死刑存在的逻辑。　　但是，天生犯罪人是命运犯，该人意志不自由，没有罪责，没有可责性。不能用刑罚来对待，因为对其适用刑罚就像对疾病进行非难一样，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　　刑罚是和应该是什么？为什么要处以刑罚？刑罚的任务是什么？根据刑罚理论上最一般的理解，刑罚是根据不法和罪责的严重程度来确定的一种可感知的痛苦和祸害，它表明了国家对行为的公开反对，是对严重违法行为的强制抵偿，以此证明法规范一如既往的有效性。另外，刑罚也应该对于行为人本人产生积极的效果，这样就有助于行为人的再社会化，或者说至少不会妨碍其再社会化[6] 刑罚在本质上是国家通过对犯罪人必要而适当的制裁，使其痛苦地感受到过去行为给其在法律地位上带来的现实不利和污点状态。一方面表明国家对行为人的非难和警告，另一方面通过这种强制向其弃恶从善的理智发出号召。刑罚的任务体现在所赋予刑罚的意义和目的上。刑罚的意义在于罪责抵偿、实现和解[7] ；刑罚的目的则是惩前毖后、预防犯罪[8] 片面的强调意义或者目的两者其一，就会要么导致不人道的刑事政策，要么导致不公正的刑事政策[9] 寻求罪责抵偿的刑罚意义和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之间的均衡关系，应该是人道理性而科学的刑事政策的指导思想。在刑罚目的的二律背反关系上，重心应该向特殊预防方向上进行转移。这样，刑罚的目的定位就是：以罪责原则为刑罚的根据和界限[11] ，通过特殊预防（惩前毖后）来实现一般预防[12] ，而不是通过片面而纯粹的报应实现恐怖；通过特殊预防（教化行为人）而实现犯罪人的再社会化[13] ，而不是把犯罪人永远的开除出社会共同体。　　所以，结论只能是：　　不管是隆布罗索提出的天生犯罪人，还是东方神相言中的牢狱命相之人，皆是决定论上的天生罪犯；　　天生罪犯是命运犯，没有意志自由，没有罪责，没有可责性，没有刑罚可罚性；　　死刑以天生犯罪的假设为前提，但是天生犯罪人又不能以刑罚来对待，而且死 刑不符合刑罚的本质，完成刑罚的任务，死刑明显不是刑罚。　　犯罪生物学尚未肯定天生犯罪人的存在。也就是说，死刑的预设的事实前提并未证成，那么死刑针对的就有可能是非决定论上的犯罪人。　　非决定论上的犯罪人，有意志自由，就有作出不犯罪的可能，这样刑罚的预防目的就是可能实现的，死刑违背刑罚目的的，因而，非决定论的犯罪人预设断然不是死刑的前提。　　如果死刑以命运犯为前提，则死刑不是刑罚，更何况命运犯的存在并未取得可靠的实证；如果以非决定论的犯罪人为前提，从刑罚的合法性、本质、意义和目的来看，死刑绝对不是和不应是犯罪行为人的命运。死刑不可能是刑罚。　　退一步，死刑如果是刑罚，那么罪责全部由个人承担，在犯罪学上就可以推定，犯罪的原因仅仅在于个人的禀赋和天性，而与个体赖依生存的社会和环境等其他变量没有任何关系。这样死刑犯就是天生犯罪人。但是这样的论断，从来没有得到实证研究结果的支持。　　死刑不是刑罚[14] ，死刑是什么？这个问题只能留待主张死刑必要性的人们去回答。　　二、死刑可以终结吗？　　主张死刑者的关键理据在于：对于严重犯罪的威慑，死刑是不可放弃的。经营黑色经济、威胁国家权力、瘫痪社会运转的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和结构性腐败犯罪，给人类带来灾难后果的恐怖犯罪与环境犯罪和整体犯罪率持续上升的严峻的安全形势，给这种主张的说服力提供了现实根据；危险刑法和敌人刑法的提出，似乎回应了平民主义严厉刑罚和甚至恢复死刑的要求；媒体和“舆论导向专家（Spin-Doktor）”塑造的假象世界加剧了人们的“道德恐慌（Moralische Panik ）”[15] 不可放弃死刑似乎成了理直气壮的时代精神。　　我们反对死刑不可放弃论的主要理据在于：　　（1）如果存在刑罚的威慑效应，它只能被假定为针对故意和预谋犯罪。但是，在现行的实务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被死刑威胁的犯罪，却缺少这样的前提。比如由于义愤而冲动杀人的犯罪，死刑的威慑效应一开始就被排除了。　　（2） 死刑的威慑效应是值得怀疑的。这主要在犯罪统计分析中可以得到明确的反映。从不同国家公布的统计资料来看，至少可以看出，一方面，死刑废除后，投资犯罪率没有上升；另一方面，引入死刑后，也没有下降。在实证犯罪学上，塞林（Sellin）在二十世纪50年代在美国对死刑威慑效应做了第一次意义重大的实证检验，通过对一些特定的犯罪类型（杀人犯罪）在（有和没有死刑的）不同州和（废除前后的）不同时期的比较，得出的结论认为：死刑对于这类犯罪不存在威慑效应。之后的一些其他犯罪类型的经验研究也有与此相反的结论，但由于存在方法上的致命缺陷而丧失了可靠性和有效性。其次，在司法实务中已有充分的个案证明，死刑的存在，还有使犯罪高频升级而成就数罪的疯狂化可能 [16] 比如，在行为人在实施抢劫时，为了规避抢劫罪的相对死刑进而消灭可能成为证人的被害人，又实现了绝对死刑的杀人罪，抢劫升级而杀人。死刑事实上也在推动犯罪的严重化和频繁化（与其威慑效应的逻辑恰恰相反）；再次，死刑的执行虽然在公众意识中以最强烈地方式证实了规范的一贯有效性，但是它在制造恐怖的同时，在社会心理上也会助长暴力和残忍；尤其在犯罪致富已成风气、犯罪已经成为生活方式和职业的地方和群体中（比如走私犯罪，毒品犯罪发生率很高的地方；有组织犯罪和职业或习惯犯罪群体中），由于死刑过度频繁的适用，人们对死刑的感知会麻木到习以为常，对死刑执行的感受和对人的正常死亡的感受没有两样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