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学研究的方法论上入手多角度地探讨“后现代理论”对华人史学界的影响，古教授提出了“理想史学”的概念以应对“最好的历史学”，他认为“理想史学”应该注意质性研究与量化统计并重，同时探索个人动机与进行心理分析，将理性与潜意识的作用共同考量；来自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的潘光哲研究员的“中国近代史知识的生产方式：历史脉络的若干探索”，详细回顾了作为知识生产者角色的历史学家寻找史料、认识史料、鉴别史料的过程，提出“史学研究必须立基在扎实的材料基础上，而不是专以形构理论、概念等空言为能事。”南京大学李里锋教授的“从社会科学拯救历史——关于历史学学科特质的再思考”，认为经过一个多世纪学科交融，历史学已无法返回质朴无华的古典形态，历史学作为最古老的一门学问，面临着“如何既借鉴其他学科的优长之处，又保持自身的学科特质和独立品格”的严峻挑战；杭州师范大学何俊教授的“知识与价值在历史学中的双重变奏”，提出好的历史学应当是它所描述的历史事实能够具有从个案的意义上升到普遍的意义，“引发共鸣，影响人的价值观念，同时它描述历史事实的方法能由不自觉的状态，渐变成自觉，并导向整个研究范式的转移。”新加坡大学的杨斌教授在论坛上通过对《陈克文日记》的分析来阐述日记在近代史研究中的史料价值，非常精彩。可惜最终未能成文。每位学者的报告，均引起热烈的反响与讨论，讨论的内容围绕论文，但比论文更广泛与开放，成为论坛的有机部分。因而，我们选取了些精彩的讨论与回应，收录在论文的后面。限于会场条件（如船的容客量），论坛的规模较小，我们还是邀请了少量的学者列席会议（详细名单见后附）。列席者积极参与会场讨论，高谈阔论为会议增色不少。会后，邀请其中的部分学者将感想撰写成文，以使更多的学者（尤其是青年一代史学工作者）有机会表达他们对历史学基本问题的看法。这些文章也一并收录本论文集。会议组织、讨论与编辑初稿均在欢乐愉快中进行，出版时却遇到小波折，给编辑平添颇多的工作量。有些会议文章略做调适，有的则更换了，实属无奈。最好的历史学不是学者个人或者群体努力就能做出的，还需要时代与环境的配合。如前所述，“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是个高深莫测的问题，很难有统一的标准答案。
刘小贱爱花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