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艺术杂志社主编

主编是技术职称,通过专家评审才能获得 执行主编履行主编的职能,但不一定具备主编职称,由单位聘任即可 所以还是主编大!

王仲，196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理事，北京金辉鸿书画院名誉院长。1979年组织《五月版画会》，1986年组织《马克思主义美学沙龙》。196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美术》杂志主编王仲[1]。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理事。1979年组织《五月版画会》，1986年组织《马克思主义美学沙龙》。历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版画》杂志编辑，中国文联出版社美编室副主任，《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编委，《中国青年艺术家》杂志主编，《文艺学习》杂志副主编。现任中国美协理事，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美术》杂志主编。主要哲学代表作有《不断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世界的根本规律是什么？》。主要美术理论代表作有《画家的天职是画好画》、《呼唤艺术的阳光和健康》、《重振人类艺术追求真善美统一的伟大审美理想》。

彭长城这个名字，可能知道的人不多，但《读者》这个名字，知道的人绝不会少。2003年10月和11月，《读者》的月发行量分别达到了802万份和806万份，这一数字稳居我国9000多种期刊发行量的首位，而来自世界期刊联盟（FIPP）的最新统计更将亚洲第一的桂冠戴在了《读者》头上。彭长城，作为主编，正是《读者》的第一读者。 “真、善、美”是《读者》始终坚持的理念；让每一篇文章都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是他们努力的目标原以为《读者》的主编应该是个会享受生活，懂得生活情调的人。走近彭长城，才发现他的生活是这样的简单而质朴。一间不到30平方米的办公室，布置非常简单：一张办公桌、一组文件柜、一套沙发、几乎占据了半面墙壁的大书柜。墙上，是西北地区随处可见的木雕饰品，造型质朴而率真。他用的水杯，用水果罐头瓶改装而成。看过《读者》的人都知道，这是本弥漫着浓浓人情味，在艺术的氛围里，给人一种轻松感觉的杂志。“真、善、美”是《读者》的理念，人性向善也是彭长城的生活理念。从1982年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读者文摘》杂志社（《读者》的前身）做编辑，彭长城一直没有离开过杂志。20多年的朝夕相处，让彭长城在生活中也像《读者》一样，“充满了人性的温暖”。“人性是人类的一种终极的基本道德点。它可以征服人心，穿越时空。”从1985年开始，彭长城和郑元绪两个人带领着《读者文摘》在“真、善、美”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全力寻找在文章中能体现人性光芒的东西，让每一篇文章都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是他们努力的目标。老读者都还记得《一碗清汤荞麦面》这个故事，一个最好诠释人性的故事：北海道的一家面馆里，夫妻二人连续14年每逢除夕都会为贫穷的母子三人留下一碗清汤荞麦面。正是这碗面，鼓励着母子俩顽强地生活下来，还清了债务，挺过了生活中最艰难的一段时光。这是彭长城的得意之作，他仍然记得，当年初次看见这篇文章时，在编辑部里热泪盈眶的场景。他说，这就是他对人性的全部理解：真，善，然后自然会美。 让传统与现代融合，在贴近读者的同时，贴近社会，贴近现实，用新视野、新观念展现现代社会1986年7月，彭长城担任《读者文摘》副主编。这对他而言，是第一次飞跃的开始。做编辑，只考虑稿子怎么样，文章好不好的问题。可做了副主编，彭长城意识到，自己必须跳出来看杂志，必须要考虑杂志怎样才能吸引住读者。他研究起了读者的阅读心理，想探寻一条让《读者》常青的道路。彭长城分析别人的得失成败，对照、学习。近6年中，他和同事们一直在不停地寻找《读者》和时代间的结合点。彭长城尝试着让《读者》从平民视角介绍一些伟人人格精神层面与众不同的东西，发表一些领导人作为普通人一面的文章，让人们穿过政治的光环，从更深层次的人性意义上去重新认识伟人的一生。这是冒险的一步，也是彭长城深思熟虑的一步。他认为，时代在进步，编辑思想也要不断地“升级”，与社会的变革同步前进。一方面，杂志要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就一定要贴近百姓，贴近普通人的生活。而另一方面《读者》只有贴近社会，贴近现实，用新视野、新观念看待现代社会，才能在价值观上与现代社会保持合拍。彭长城说服了同事，也改变着《读者》。如今的《读者》已是国内少有的将精英文化和平民文化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的杂志，既包含了对社会发展方向的认识，又容纳了对社会底层的关怀。《读者》在给社会带来一种新时尚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1981年到1985年，发行量维持在150万份左右，而进入90年代，杂志开始快速发展，发行量陆续突破200万、300万、400万。从1991年至2000年，《读者》连续10年排在中国杂志发行量的前5名，其中有3次名列榜首。 改名事件，给了《读者》也给了彭长城一个放眼世界、重新认识自己的机遇1993年7月，彭长城与《读者文摘》一起，遭受了事业上一次巨大的压力。《读者文摘》受到美国《读者文摘》的压力将被迫更名。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震动，彭长城和编辑部处在旋涡的中央。美国方面一再地催，国家商标局表示仲裁无法再拖延，希望杂志尽快更名。征名启事发出去了，读者的来信像雪花一样飞进编辑部。彭长城负责对征名的收集和整理，看过一封封饱含深情的来信，彭长城好几个夜晚难以入眠，心情始终难以平静下来。认识现实，直面压力，再创辉煌，这就是彭长城和他的同事们所要做的事业。1993年7月号，《读者文摘》杂志启用新刊名，《读者》正式诞生。谈及这次风波，彭长城觉得自己从中学到了很多。“这件事情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开放。”彭长城意识到改革开放正以不可逆转的态势推进，既给了出版界跻身国际社会，进行国际间交流合作的机遇，但也对保护知识产权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扩大开放的中国将迎来一种新的秩序。对《读者》来说，改名只是这种秩序的开始。这次事件，给了《读者》也给了彭长城一个放眼世界、重新认识自己的机遇。1994年，彭长城脱离编辑工作，开始负责《读者》的经营，包括广告、发行，还有印务及其它开拓性事务。在这个岗位上，彭长城显示了他与世界接轨的现代办刊意识。在1994年以前，《读者》杂志是不刊登广告的。彭长城接手后，提出要在杂志上刊登广告，顿时在内部引起轩然大波。反对的声音和赞同的声音同样强烈。反对的人认为广告会损坏《读者》的文化品位。也有人担心，《读者》的读者不会接受广告。彭长城在坚持。他认为，广告是现代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广告可以维持杂志的低售价策略；面对中国将更加开放的现实，《读者》应与国际上广告养刊的惯例接轨。为统一意见，彭长城开始游说。在讨论会上，彭长城据理力争；在讨论会下，彭长城耐心解释。一番努力终于得到上级批准。《读者》的第一个广告是杜邦的广告，广告语是：“杜邦，开创美好生活”，广告中的人物是中国科学家，风格跟《读者》杂志一脉相承。此后，《读者》的广告业务在彭长城的领导下慢慢地发展，形成品牌效应。广告收入连年翻番，1994年收入110万，1995年200万，到2001年，广告收入已接近2000万了。 好的杂志不仅要有好的主题、好的思想，还要有社会责任感，彭长城这样思考怎样的期刊才算是一本好杂志？这个问题彭长城问了自己20多年！2001年4月，彭长城受命担任《读者》主编。在办刊的经历中，彭长城不断积累沉淀，逐渐意识到，好的杂志不仅要有好的主题、好的思想，还要有社会责任感，懂得去关爱整个社会。彭长城想到了，也做到了。他的一个愿望就是为农民、农村教师、乡村干部、农村学生、务工农民等农村人办一份属于他们的杂志。他希望这本杂志是一本真正的办给农民看的杂志，“帮助农民和城里人一起跨入充满神奇希望的新世纪”。经过前期准备和近一年时间的运作，2000年1月份《读者·乡村版》正式宣告诞生。乡村版投放市场后，很快在农村市场拥有8万份的销量，就连上海、深圳等城市，每期均有近万本的销量。《读者》杂志还推出了维文版、盲文版两个版本。2002年，彭长城策划了“保护母亲河、共建读者林”大型公益活动。这是由《读者》杂志社与中国青基会联合举办的，目的就是植树造林，绿化黄河两岸的荒山。活动吸引读者参加，累计达100万人次，捐款400多万元，近2万亩新绿绵延在黄河两岸。读者钟情于《读者》，不少家庭订阅持续20多年，三代人同堂阅读；兰州人钟爱《读者》，常说甘肃有三个著名的“一”：一个窟，是莫高窟；一碗面，是牛肉面；一本“书”，就是《读者》杂志。截至今年第六期的最新统计表明，《读者》杂志已连续发行323期，总发行量突破8亿份。《读者》已成为继美国《读者文摘》、《国家地理》、《时代周刊》之后世界发行量排名第四的综合类期刊。20多年的朝夕相处，彭长城理清了《读者》的发展脉络。在他的设想里，未来的《读者》杂志应当走向集团化的集约经营，而且他计划，至少要有五份子杂志才能算形成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