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杂志疫苗

自疫苗诞生之日起，这种“疫苗恐慌”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回溯历史上发生过的“疫苗恐慌事件”，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种，害怕接种疫苗会破坏信仰，是在挑战“上帝的惩罚”在古代，天花曾长期肆虐欧亚大陆，并于16世纪被西方殖民者带进美洲。缺乏免疫力的印第安人因之大量死亡，墨西哥原住民人口约1500—3000万，1568年降至300万，1620年只还剩下160万。白人当然也无法幸免，1721年爆发在波士顿的天花，夺走了约3/4居民的生命——这时天花疫苗接种技术传入了新大陆。①卡顿·马瑟牧师和伯伊斯顿医生是在波士顿使用“人痘接种法”的先驱，他们分别给自己的儿子接种了疫苗。这种行为遭到波士顿人的强烈指责，因为在基督教信仰中，包括天花在内的疾病都是上帝惩罚罪人的手段，如果人类有意识地预防天花，不免就有了干涉上帝旨意的嫌疑。有的牧师断言，“接种是对上帝安排的挑战，是走向罪恶和道德沦丧的诱惑，是让人们去屈从于发明而取代神意的企图。”②伯伊斯顿不顾民间非议和当局命令，给244人接种了疫苗。稍后天花再度爆发，约6000名波士顿人感染天花，844人死亡，但绝大部分接种过疫苗的人都幸免于难。到1792年，波士顿人口增加了一倍，但在同期的一场天花中仅69人死去。疫苗的显著作用终于突破了来自宗教的阻力。尤其是牛痘发明后，疫苗接种被普遍接受，让天花几乎在地球上绝迹。不过，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对疫苗推广的阻力一直都在。琴纳发现牛痘90年后的1885年，天花在蒙特利尔爆发时，当地的天主教徒还拒绝种痘，宣称静待上帝的“惩罚与判决”。现在美国规定，在接种所有必要的疫苗前，儿童禁止入学，但如果自身信仰不允许接种疫苗的话，在提交声明后，可以规避这项制约。③有研究显示，出于宗教原因拒绝给儿童接种疫苗，相当程度上增加了脊髓灰质炎、风疹和百日咳等疾病的爆发几率。④在1991年，费城爆发过一次麻疹疫情，1500多名儿童被传染，9人死亡。这次疫情始于两个原教旨主义教会开办的私立学校，那里的350名个学生从没有注射过疫苗。19世纪初，人们误以为种过牛痘疫苗后，会长出牛角、牛毛第二种，关于疫苗的医学谣言迭出，导致很多人不敢接种疫苗在西方近现代，让民众对疫苗产生恐慌情绪的主要原因，是众多医学谣言的广泛流传。每次有关于疫苗的重大谣言出现，都会加强“反疫苗接种主义”的力量，使接种疫苗率大倒退，造成严重后果。试举两例：例一。1974年，英国有人指“白百破三联疫苗”（即DTP疫苗，同时预防百日咳、白喉和破伤风的疫苗）会导致儿童患上脑病——后来证明，接种DTP疫苗损害神经的几率仅仅是1/31万之一。由于谣言的传播，英国对DTP疫苗的接种率从81%降到31%。这导致百日咳发病率由约1/10万上升至1/1000—1/500，很多儿童患病，乃至死亡。⑤例二。1998年，英国医生威克菲尔德等13人在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文章，称儿童接种“麻腮风三联疫苗”（即“MMR疫苗”，同时预防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的疫苗）会导致自闭症。在此后将近10年，数以百万计的儿童错过了接种。事实上，威克菲尔德等的研究并没有办法确立MMR疫苗和自闭症之间的关系，后来英美等多家机构的研究，也表明MMR疫苗和自闭症无关。2004年，一名英国记者发现，威克菲尔德收受超过5万英镑贿赂，篡改了研究中儿童的病例，以满足“那些想要起诉疫苗公司，制造疫苗恐慌的律师们”。2011年，《柳叶刀》杂志也宣布“完全撤销”那篇造假论文。真相虽然大白，但产生的恶果已难挽回。在英国，1995年MMR疫苗的接种率为92%，2003下降至80%。⑥2012年，英格兰、威尔士共确诊麻疹2016例，是1994年以来的最高值。类似的事件层出不穷。如在法国曾出现“乙肝疫苗与多发性硬化存在联系”的谣言，酿成长期的乙肝疫苗恐慌；“艾滋病毒和小儿麻痹症疫苗有关”的谣言，曾导致尼日利亚患小儿麻痹症最多的省，却禁用小儿麻痹症疫苗。美国曾出现过怀疑疫苗中所含“硫柳汞”对人体有害的风波，但此汞乃“乙基汞”，不会在体内聚集，世界卫生组织也表示，硫柳汞是安全的。不过，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美国政府还是决定逐渐淘汰硫柳汞。孰料此举又被“反疫苗接种主义”者视为做贼心虚，掀起了一场“净化我们的疫苗运动”。略言之，尽管各种妖魔化疫苗的说法被相继证伪——如说接种疫苗容易患哮喘、糖尿病、多发性硬化症、艾滋病、婴儿猝死症、川崎病、热性惊厥等观点，在医学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但民众的疫苗恐慌情绪，仍时有爆发。⑦由于强制接种麻疹疫苗，至2000年，美国宣布消灭麻疹；但是“反疫苗接种主义”盛行，导致2014年麻疹在加州迪士尼乐园死灰复燃，很快扩展到十几个州第三种，最离谱的东方阴谋论，称接种疫苗是共济会人口灭绝计划西方的“反疫苗接种主义”在东方，被改造成了一种骇然听闻的阴谋论，加大了民众对疫苗的恐慌情绪。“学者何新”是这种论调的主要宣传者之一。2010年，《何新先生敬告天下：他已经将有关疫苗问题资料呈报中央》一文在网上流传开来，文章宣称：“世界卫生组织名义上是联合国的实际上一直是得到美国共济会基金资助的”“瑞士罗氏药业是罗斯切尔德家族控股的。而罗斯切尔德家族是欧美共济会的核心家族”，因此世卫组织在中国推广疫苗，绝对是一个“阴谋”。后来，何新又在《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一书中进一步宣称，世卫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推广疫苗，目的在于“用注射疫苗的方法来实行生育控制”，达到减少人口的目的。作为“共济会成员”的比尔·盖茨、巴菲特等都是这一项目的主要资助者。何新声称，上世纪90年代早期，世界卫生组织在尼加拉瓜、墨西哥、菲律宾进行破伤风疫苗接种行动，“疫苗中含有使女性无法维持妊娠的成分”。他说，这种疫苗“只给15—45岁间的育龄妇女注射”，“所有接种破伤风疫苗的妇女都不知道该疫苗含有堕胎药剂”。⑧这种歪论，究竟影响了多少国人未能及时接种疫苗，难有统计数据；但这种歪论多年来中文网络上泛滥成灾，则是不争的事实。这种阴谋论并不仅出现于中国。2003年世卫组织在非洲一些还存在脊髓灰质炎的国家推广疫苗，尼日利亚北部的伊斯兰宗教领袖们认为，这是美国为消灭穆斯林人口而采取的行动，声称这些疫苗会让女性患艾滋病和不孕症，号召人们抵制接种疫苗。其实，这些阴谋论完全出自臆想，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之所以世卫组织特别关心中国麻疹问题，那是因为在何新发表宏论的2010年前后，中国的麻疹发病数居世界首位，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都监测到，有中国麻疹病例输入。至于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活动，当时已在136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效果显著，麻疹即将成为人类在天花之后，消灭的又一恶性流行疾病。⑨麻疹疫苗早在1966年就开始使用，安全上极有保障。中国使用的麻疹疫苗也并非如网文所说，来自美国和瑞士罗氏药业，而是由上海、武汉、兰州和北京企业生产。⑩截至2010年为止，中国推广麻疹疫苗后，麻疹发病率和死亡率下降了95%以上。综而言之，“疫苗恐慌”在今天，仍是一个严重的世界性难题。但问题并不在疫苗本身。只有媒体的报道完整和政府的信息透明，才能真正减少国人对于疫苗的恐慌。

“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是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多个国际合作机制和机构共同发起的一项计划，旨在促进疫苗公平可及性。据悉，当地时间7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宣布，将中国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的新冠疫苗列入“紧急使用清单”。这款疫苗成为列入世卫组织紧急使用清单的第六款疫苗。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说，世卫组织将中国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的一款疫苗列入紧急使用清单，这款疫苗满足世卫组织有关新冠疫苗安全性、有效性及其质量的标准。谭德塞说，这将使世卫组织主导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可以采购国药集团新冠疫苗，增强相关国家药品监管机构批准这款疫苗的信心，加快国药集团疫苗进口和接种速度。有助填补“新冠疫苗实施计划”供应缺口：日前，英国《自然》杂志网站刊登的一篇报道说，世界卫生组织正对中国的两款疫苗开展紧急使用授权评估，一旦获批，这两款疫苗有助填补目前“新冠疫苗实施计划”的供应缺口，让低收入国家实现大规模疫苗分发。发表在《自然》杂志网站新闻版块的文章说，“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打算在2021年向全球分发20亿剂疫苗，但目前只完成了约5000万剂；鉴于当前全球疫苗供应严重受限，对中国疫苗的需求非常迫切。文章援引孟加拉国国际腹泻疾病研究中心免疫学家菲尔道茜·卡德丽的话说，对中国疫苗的需求是巨大的。卡德丽指出，世卫组织的审批流程涉及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和生产质量方面的评估。获批疫苗可以成为联合国专门机构的采购对象。文章特别指出，对于许多国家和地区来说，中国疫苗是唯一可及的疫苗。在巴西、土耳其、智利等正接种中国疫苗的国家，当地研究人员也已看到这些疫苗在控制疫情方面的效果。以上内容参考 每日经济－深夜重磅！世卫组织将中国国药新冠疫苗列入“紧急使用清单”：18岁以上可接种两剂次

自然中认为，新冠病毒来自于野生动物就是因为人类侵犯了野生动物的领地，才导致野生动物身上的新冠病毒传染到人类的学校这种教育，我们必须要尊重自然给野生动物更多的生存空间。

不过目前还没有开始下疫苗订单，我相信如果我们中国研究出来，一定会让全国的百姓们享受到这个疫苗政策，不会拿着这个去赚钱的。

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疫苗，所以根本就不用从别的国家预订，反而是会销售给别的国家。

疫苗事件爆发的这几天，大家的朋友圈流传起了这样一条内容：此时正值全国人民义愤填膺的时刻，看到这样煽动情绪的话很容易轻信并转发。然而事实真有这么夸张吗？本着求真求实的态度，小编查找了一下这个说法的来源，也就是2001年这则人民网的新闻：注意，在这篇报道中提到日本对中国无偿提供援助的，只是针对脊髓灰质炎的疫苗，而并非这次出问题的百日破和狂犬病疫苗。所以我们不能说没了日本的援助，咱们国家的疫苗就会出问题。还有种说法是80后90后出生的我们之所以比较健康，都是因为打了日本人的疫苗，这个就更没有根据了。这位中国人的疫苗打败了“恶魔”病毒即使是脊髓灰质炎疫苗，也不完全是靠日本的助力。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刚刚建立，国内部分省区就爆发了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在我国大城市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景象：家长背着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孩子，奔走在各大医院之间，想给孩子把病治好，尽管屡屡失败，却不愿意放弃。脊髓灰质炎是一种严重危害健康的传染病，也是WHO(世界卫生组织)计划继天花后第二个要消灭的传染病。小儿麻痹症患者的行走1964年，“中国病毒学之父”顾方舟就已经研究出了脊髓灰活疫苗，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糖丸，之后这种糖丸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投入使用。正是他和其他科研人员研究出的“脊髓灰活疫苗糖丸”，让无数中国孩子避免了致残。“中国病毒学之父”的顾方舟顾方舟（1926——），浙江宁波人，病毒学家、教授。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1955年于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获医学副博士学位。中国科协常委、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免疫学会名誉理事长。 顾方舟研究脊髓灰质炎的预防及控制42年，是我国组织培养口服活疫苗开拓者之一。1958年他在我国首次分离出“脊灰”病毒，为免疫方案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60年代初，他研制成功液体和糖丸两种活疫苗，使数十万儿童免于致残。同时提出采用活疫苗技术消灭“脊灰”的建议及适合于我国地域条件的免疫方案和免疫策略。1959年，我国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精英在花红洞里面开始了艰难的探索，当时大家住的是山洞，吃的是杂粮，但大家斗志昂扬，自己开荒种菜，自己打井修路，历经千辛万苦。1959年，顾方舟（前排右一）在昆明与职工创建生物医学研究所，正在建设工地平整地基。1961年10月，周恩来总理视察了医学生物研究所。顾方舟回忆：“我汇报说如果全国七岁以下小儿都能接种疫苗，就有希望在我国消灭脊髓灰质炎。总理高兴地说‘那太好了’！接着开玩笑说‘到那时你们岂不是要失业了’？我说不会，那时我们就去研究消灭别的疾病。总理看着我说：‘要有这个志气’！”脊灰减毒活疫苗，通过科研人员们的艰苦奋斗，在国家领导人的鼓励和支持下，不到两年就研制成功了三批。周恩来总理在顾方舟同志陪同下视察生物所刚刚研制出的疫苗样本，必须测定其安全性。几个科学家决定以身试药，顾方舟和同事们首先把疫苗服用了下去，经过观察期以后一切正常。但是仅仅有成人的例子是不够的，必须在儿童的身上再次对安全性进行确定。在陌生孩子身上做这样的试验，科研人员们是绝对不忍心的。无奈之下，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放在了自己的孩子身上，他们决定拿自己的孩子来测试疫苗的安全性。顾方舟也把疫苗给自己的儿子喂服了。每次同事们上班，都互相问着孩子们怎么样了，每一个孩子，都是属于大家的。测试期慢慢过去，孩子都安全无事，证明疫苗是安全的，很多研究人员都喜极而泣，这里面，也包括顾方舟。终于于在1960年3月，研究所生产出第一批脊髓灰质炎减活疫苗，经北京、上海、天津等11个城市的儿童服用，证明其免疫效果良好，安全性可靠。“糖丸”——口服脊灰糖丸至今都让顾方舟感到得意的，还并不仅仅是脊灰疫苗的研制成功，而是别出心裁地把它做成了小糖丸。疫苗刚刚研制成功的时候是液体制剂，要用试管滴在馒头上给孩子们吃，孩子们常常很排斥，在运输和滴取的过程中也常常出现一些浪费。 一天，顾方舟突然在同事孩子吃糖上受到启发，决定把疫苗做成甜甜的糖，这一想法后来被证明是一个重大突破。看到孩子们非常开心地把疫苗含在嘴里，有的吃了一个还嚷着要下一个，科研人员们都笑逐颜开：“我们那会儿饿着肚子在深山里夜以继日地工作，就是为了这帮孩子们啊！”这些发明，让糖丸疫苗迅速扑向祖国的每一个角落。1965年，全国农村逐步推广疫苗, 从此脊髓灰质炎发病率明显下降。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计划免疫, 病例数继续呈波浪形下降。2000年，经中国国家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消灭“脊灰”证实委员会证实，中国本土“脊灰”野病毒的传播已被阻断，成为无脊灰国家。古有神农尝百草今有她以身试疫苗顾方舟让自己孩子试疫苗的安全，而这位伟大的女性，她为了疫苗的安全，就像神农氏一样，不惜以身试验。在中国被扣上“肝炎大国”的脏帽子时，她誓言有生之年一定要让中国摘掉“肝炎大国”这顶脏帽子。也正是她，历经千难万阻改变了这一切。她就是中国的“乙肝疫苗之母”：陶其敏。陶其敏，中国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首都十大健康卫士，中国病毒性肝炎防治事业的先驱，中国病毒性肝炎免疫学检验的奠基人，北京大学肝病研究所（原北京医学院肝病研究所）的创始人，中国第一支血源性乙肝疫苗的研制者，北京大学肝病研究所首任所长、名誉所长。众所周知，我国是乙肝大国，而在1975年以前，我国连一支乙肝疫苗都没有，面对乙肝病魔的肆虐，所有人都束手无策，这时研究乙肝疫苗的重任就落到了陶其敏身上。早在1963年，乙肝病毒表面抗原就被美国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布兰博格在澳大利亚发现并命名为“澳抗”，“澳抗”阳性可以作为乙肝病毒感染的指标，而只有深入了解和研究乙肝病人和乙肝病毒，才有可能研发出针对乙肝的疫苗。要确定乙肝病毒携带者（“澳抗”阳性），就需要乙肝病毒检测试剂盒，而这种试剂盒是我国没有的，所以研发试剂盒是陶其敏面对的首要问题。要制作试剂盒，就要有纯化的乙肝表面抗原，要纯化乙肝表面抗原，就要有无菌条件和先进仪器，而这些又是国内欠缺的。陶其敏因地制宜，利用手头所有的资源，制作仪器和耗材。没有高性能的葡聚糖凝胶分子筛，就用不同型号的国产产品多次层析，同样获得了纯化的表面抗原。用这种抗原对动物进行免疫试验，动物血液红细胞中就会产生特异性抗体，而要获得这些抗体，需要超声波破碎装置，国内没有相关设备，陶其敏使用手工土方法制出合格的红细胞膜，进而制成了带有表面抗原的敏感血球。就这样，我国自行研制的中国第一套乙肝检测试剂盒终于诞生了。在1973年10月日本东京召开的西太平洋肝炎实验室工作会议上，这套试剂盒获得与会8个国家研究学者的一致赞扬。肝病研究所研发的HBeAg Ab EIA试剂盒有了检测乙肝病毒的利器，研制乙肝疫苗就成了工作的重点。陶其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学习研究国内外文献，没有无菌室，就自己设计制作，没有隔离系统，就用盐水瓶、输液架配成密闭式装置。她带领团队人员使用乙型肝炎抗原带毒者的血清，经过离心后获得了纯净的表面抗原，经过灭活后于1975年7月1 日制成了我国第一支乙肝疫苗。新制成的疫苗，需要在大猩猩身上验证有效性和安全性，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大猩猩，陶其敏毅然决然把未经验证的疫苗注射到自己身上。三个月过去了，陶其敏没有发病，身上成功的检测出乙肝抗体，疫苗实验获得成功！1975年8月29日，陶其敏（左一）在自己身上实验肝炎疫苗1975年7月1日，代号为7571的乙肝疫苗，这在我国疫苗研发和生产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此中国人可以脱离乙肝病魔的威胁，而以陶其敏为代表的疫苗研发人员为了人民大众的健康可以付出自己的生命和健康，他们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纪念！当时北京人民医院乙肝疫苗研究团队（右三陶其敏）面对同样的疫苗，她在自己身上做实验，把别人的健康看得比自己的安全还重！而今天有些厂家竟然不顾千百万人的健康！面对同样的疫苗，她研制疫苗没有挣一分钱。而今天某些疫苗生产厂家利润达到了59%，挣得是盆满钵满！只可惜，中国的这位乙肝疫苗之母2017年11月15日辞世，享年86岁。真正的“疫苗之神”你也许不了解，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曾有一位科学巨擘，让中国拥有了当时最先进的疫苗，给予中华民族抵抗病毒的勇气与信心。1992年11月22日，为了纪念汤飞凡为人类健康作出的卓越贡献，中国邮电部发行了汤飞凡的纪念邮票。汤飞凡，“衣原体之父”，医学微生物学家。湖南醴陵人，又名瑞昭。他生产了中国自己的狂犬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和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并将沙眼发病率从将近95%降至不到10%。抗战结束后，生产出中国自己的卡介苗和丙种球蛋白。解放后，成功遏制1950年华北鼠疫大流行，研制出中国的黄热病疫苗。他领导选定的牛痘“天体毒种”和由他建立的乙醚杀灭杂菌的方法，能在简单条件下制造大量优质牛痘疫苗，为我国提前消灭天花奠定了基础。1961年，采用其研究的方法，中国成功消灭天花病毒，比世界早了16年。纪录片：《汤飞凡的一生》1897年7月23日，汤飞凡出生于湖南长沙。从小目睹父老乡亲被病痛折磨的他心中有着悬壶济世的理想。他早年就读于湘雅医学专科学校，学有所成后，当他的同学们邀请他开医馆行医时，他说：“当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人？若能发明一种预防方法却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湘雅医学院第一届学生毕业合影1925年，汤飞凡赴美国留学，就读于哈佛大学医学院细菌学系，师从著名细菌学家秦瑟（Hans Zinsser）。四年后，哈佛毕业的汤飞凡在恩师颜福庆的邀请下回国。他在上海建立实验室，主要研究沙眼病。沙眼在当时是十分严重的流行病：中国沙眼发病率55%左右，农村地区更是高达80%以上。日本科学家野口英世于1928年发表论文称发现了沙眼的病原体——颗粒杆菌。但汤飞凡在7个月的实验中，未能成功重复出野口的结果。经过后续研究，他在1935年发表论文推翻了野口的假说。八年抗战中断了汤飞凡对沙眼病的研究，但汤飞凡并没有因此停下自己的脚步。在战争期间，他重建了中央防疫处。中央防疫处生产的青霉素挽救了无数战士的生命，他们生产的牛痘疫苗让中国早于世界16年消灭了天花，他们在遭到西方国家技术封锁的情况下研制出黄热病疫苗。中央防疫处技术人员合影抗战期间的条件非常艰苦。世界著名胚胎化学家李约瑟博士（即《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目睹了中央防疫处的工作情况，并将所见所闻发表于英国的《自然》杂志。他写道：“在好几个月里，仅有的一个锅炉还漏水，很不安全，每晚用完后都要修补。就是靠这台锅炉进行所有的消毒，供应蒸馏水等，幸亏未曾发生事故。”新中国成立后，汤飞凡担任卫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当时，一些地方的烈性传染病仍然很猖獗，他带领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同事，争分夺秒地研制急需的疫苗、血清。为了使生物制品能在国家监督下安全生产，他提议并主持制订了我国第一部《生物制品规程》。1954年，一切步入正轨后，汤非凡继续分离沙眼病原体的工作。即便经历了上千次失败，他也没有放弃。考虑到沙眼病原体与LGV（性病性淋巴肉芽肿）十分相似，而LGV还可以在鸡卵黄囊中生长，汤飞凡与助手决定使用鸡卵黄囊作为实验材料对病原体进行分离。在利用新方法进行的第八次分离实验中，世界上第一株沙眼病原体被分离出来了。这株病原体就是著名的TE8，T表示沙眼 （Trachoma），E表示鸡卵（Egg），8是第8次试验。显微镜下的沙眼衣原体为了证明分离出来病原体能够引起人类的沙眼，他私下命令助手将沙眼病原体滴入了自己的眼睛。很快，他出现了明显的沙眼临床症状。并且在随后的40天里，他坚持不做任何治疗，收集了一批十分可靠的临床数据。他的发现让人们找到了沙眼的治疗药物。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中国沙眼发病率降至6%以下。如今疫苗事件正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揪心的家长们狂翻疫苗本，生怕孩子打了无效的疫苗。就在大家恐慌不安时，可怕的事情出现了，居然很多人开始抵制疫苗！甚至把疫苗的功劳归功于他国！1978年实施免疫规划以来，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够依靠自身能力解决全部计划免疫疫苗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基本覆盖了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所有重点疫苗种类。不仅国产和进口的同种疫苗，在质量标准、安全性和使用上没有明显差别；而且国产疫苗已得到世界认可，并走出国门——如果因为这些事件导致疫苗的恐慌，而拒绝一切接种的话，那受伤的必然是所有人。数十年来，在疫苗研制的路上，医学先辈为了我们的健康付出了艰辛，我们更不能因噎废食！望采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