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外佛教文献受生宝卷

其中“般若”读作bōrě，音“波惹”《大般若经》有多处经文与《心经》相近或相同，如卷四相应品第三之一，又卷四百零三观照品第三之二亦有同样经文。 见释东初著，《东初全集·般若心经思想史》白石真道著，《白石真道佛教学论文集》，日本神奈川县相模原市，京美出版社，1998。此论文集收录梵文本共14本。 其内容为：“诵此经破十恶、五逆、九十五种邪道。若欲供养十方诸佛、报十方诸佛恩，当诵观世音般若百遍、千遍，无间昼夜，长诵此经，无愿不果。”见于方广锠编著，般若心经译注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方广锠依据敦煌遗书“伯三九一九号”、“北李五三号”、“北始55号”、“北海七七号”、“斯五四四七号”、“伯三九零八号”、“伯三三三二号”等录文、校勘、标点而撰成此本。据方广锠编著，《般若心经译注集成》11~12页记载，敦煌遗书心经部份共有五号，其中以S2464号最完整，收于《新修大正藏》第八册。敦煌遗书S2464号、房山石经藏不空、慈贤的汉字音译本，应是同本异译。 北京图书馆藏房山石经拓片录文－塔下九二五九北京图书馆藏房山石经拓片录文－塔下八七一七此经收于《日本大藏经》之《梵汉般若心经异本集》方广锠编著，《藏外佛教文献》收录 松原泰道著《般若心经入门》，此书自1972年初版至1993年，21年间即发行了24版，可见此书在日本相当流通。此书在台湾有中译本，松原泰道著，正醒法师译，《般若心经入门》，1980，台中、慈明杂志社。Donald SLopez，J,Elaborations on Emptiness，Uses of The Heart Sutr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此书将八篇释论译成英文集结成书。谈锡永编著的《心经内义与究竟义》书中，则有吉祥狮子、无垢友、阿底峡所撰释论的中译本。 禅宗六祖惠能对于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意思有相关的解说，见《六祖坛经》。

日本古代文化取得的进步与发展，多依赖于对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摄取与消化。其中影响最深的是中国式的佛教文化，佛教文化的传播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形成与艺术审美的发展。与日本驻华大使陈永华合影作为佛教文化的伟大倡导者、支持者的圣德太子（574—622）在其摄政期间，发出兴隆佛教的诏书，修建法隆寺以研究佛学，营造四天王寺诣开展各种慈善事业。并在604年，钦定《十七条宪法》，其第二条就明文规定“笃敬三宝”。圣德太子还身体力行亲自书写《法华义疏》草稿，成为日本最早的名人墨迹。同友人邹涛一块佛教寺院，它不仅仅是作为守护佛界、镇护国家的作用，同时也肩负着政治外交的中枢和接受外来先进文化的使命。在奈良建立的法隆寺，以东院伽蓝和法隆寺一起形成了以飞鸟文化为中心的斑鸠宫，供奉着与圣德太子等身的本尊救世观音像最负盛名，人们由此寄托对太子笃信的佛教精神的深切缅怀和崇高的敬意。另外，法隆寺大宝藏殿所藏的宝物最值得夸耀，即“法隆寺献纳宝物”，现为东京国立博物馆法隆寺宝物馆分管。法隆寺有许多与书法相关的资料。著名的墨迹有《法隆寺献物帐》，金文铭文有《法隆寺金堂释迦像光背铭》《法隆寺金堂四天王像广目天光背铭》《法隆寺金堂四天王像多闻天光背铭》《法隆寺金堂药师像光背铭》《法隆寺藏僧德聪等造像记铜板铭》《法隆寺戊子释迦小像光背铭》等，这些铭文与中国北魏书风相类似，堪称日本金石铭文的宝库。韩天雍 大篆斗方 68cm×68cm 纸本水墨 2017年韩天雍 大篆斗方 68cm×68cm 纸本水墨 2008年天平十五年（743），圣武天皇“尽国铜以铸象，削大山以构金堂”。决意在奈良兴建东大寺，筑金堂（大佛殿）以安置卢舍那大佛。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寄托大佛与宇宙中心融为一体，构筑理想的佛教国家精神。东大寺的大伽蓝和卢舍那大佛，成为平城京最大的寺院，与当时的法华堂（三月堂）、转害门、正仓院宝库一并构成世界最大的木造建筑群。天平时代的雕刻宝库，堂内洋溢着浓厚的宗教氛围，彻底地释放出古典的静谧之美和诠释出天平时代写实性雕刻的真髓。日本天平胜宝八年（756）五月二十日，圣武天皇御崩，在其“七七祭”的六月二十一日，光明皇后将其遗爱品献纳给东大寺卢舍那佛，以求冥福，国泰民安。这些献纳品做成目录五卷，书有《东大寺献物帐》的题签。《国家献物帐》即是其一。在《国家献物帐》里边，有光明皇后书写的《乐毅论》《杜家立成杂书要略》各一卷，王羲之书法二十卷。文书中押有489颗“天皇御玺”。据说现存的《丧乱帖》（日本宫内厅藏）及《孔侍中帖》（日本前田育德会藏）可能就是嵯峨天皇时期佚出东大寺正仓院二十卷中的断简（双钩填墨本）。题笺上署有《大小王真迹帐》一卷文物，根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载，即是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时带去的。